2014年9月，民政部公布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与英雄群体名录，其中就包括曾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政治部主任、副总司令等职务的魏拯民。魏拯民从1932年4月奔赴东北，到1941年3月病逝，长达9年的时间，一直战斗在长白山麓。魏拯民文武双全，军政兼优，是东北抗联的杰出领导人。曾在魏拯民领导下工作的金日成曾深情地说：“魏拯民同志对朝鲜革命是有功的，大家应该很好地纪念他。”“魏拯民，作为一个人，是位出色的优秀人物，作为革命家，也是出类拔萃的优秀革命家。他的一生，是永远为人民所纪念的、崇高而壮丽的一生。”金日成之所以如此怀念魏拯民并给予他如此之高的评价，是因为在那个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里，两个人结下的充满传奇色彩、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情。
妥善处理反“民生团”斗争，金日成称赞“魏拯民同志对朝鲜革命是有功的”
魏拯民，原名关有维，字泊张，1909年出生于山西省屯留县王村一农民家庭。1926年，魏拯民加入共青团，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1月，他受党组织指派，进入军阀石友三部队进行兵运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选派精干党员干部奔赴东北，发动并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1932年初，魏拯民来到哈尔滨，先后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道外区委书记，1934年夏天任市委书记。1934年初冬，中共满洲省委紧急任命魏拯民为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命他火速赶往东满延吉县委，去处理已经对东北抗日斗争，特别是对东满地区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的反“民生团”事件。
所谓“民生团”，本来只是于1932年春由两个“朝奸”金成杰与郑士斌在延吉县创立的一个亲日团体，因其亲日，名声很臭，混不下去，很快就自行宣布解散了。不过其中有些死心降日的“朝奸”分子，则被日军招为奸细，打进抗日游击队内。1933年初，汪清抗日游击队内发现了两个日本奸细，经审问，得知他们原是“民生团”的人。东满特委便将日本奸细的个人活动，都错误地归结是“民生团”有组织对抗日游击队的渗透，于是在东满地区党与抗日游击队中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民生团”斗争。许多党团员、抗日战士和群众遭到迫害，甚至人头落地。东满特委领导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也因为执行“左”倾关门主义，不与民众抗日武装合作，时常与之处于对立状态。日军乘机挑拨离间，叫喊“不打山林队，专打人民军”，使抗日武装处于被动局面。反“民生团”斗争扩大化动摇了军心，严重影响了战士们的斗志，军事斗争处于不利局面。童长荣、李延禄、王德泰、金日成等带领军民浴血奋战历时两年创建的东满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但反“民生团”的扩大化并未因此停止，而是愈演愈烈。在东满地区坚持抗日斗争的金日成在回忆录中说：“反‘民生团’的骚动给我们带来的损失与创伤实在太大、太严重了，以至从南湖头会议终结这事后，我们对‘民生团’这个字眼儿，真是连提也不愿意再提出了。”
那么，金日成是怎么进入东满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呢？
九一八事变以来，朝鲜共产党党员大批加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人并肩战斗。金日成就是朝共党员的杰出代表，在中国东北大地上生活了25个春秋，与中国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金日成1912年4月15日生于朝鲜平安南道大同郡古平面南里一个农户家庭，1917年全家迁往吉林临江县。1926 年初，金日成进入吉林毓文中学读书，并在此加入了朝鲜共产青年同盟。金日成在毓文中学组织了秘密读书会，用马列主义思想去武装进步的青年，并建立了青年的革命组织，这段时间为他日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9年10月，金日成因进行反日宣传被捕，1930年5月出狱后于同年6月30日在卡伦会议上制定了武装斗争的方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金日成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金日成早年在中国的生活经历，让他对中国的抗战充满信心，同时他也十分熟悉中国的环境。因而金日成决定在中国组建朝鲜人民自己的抗日武装。1932年4月25日，20岁的金日成在安图县明月沟创建了安图县抗日游击队，并担任游击队队长兼政委。5月，金日成指挥游击队员同日军进行了第一次战斗，首战告捷。
反“民生团”事件发生后，不断有东满地区的革命者、抗日战士转移到吉东地区参加抗日斗争。抗联第八军政治部主任金根等朝鲜干部，得到来自家乡反“民生团”扩大化的消息后，纷纷向吉东党组织与时任第五军军长的周保中报告，周保中立即向中共满洲省委反映这一严重情况。1934年1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特派员吴平来到宁安东南山抗日游击区调查，与周保中一起为此写信给中共满洲省委，要求立即选派能够坚决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思想水平高、工作能力强、果断干练的负责干部到东满地区，尽快解决反“民生团”。中共满洲省委十分重视，紧急选派魏拯民为省委特派员、东满特委书记，赶到东满。
1935年2月27日，魏拯民在延吉县蛤蟆塘境内大荒崴（今属汪清县）主持召开了东满党团特委联席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中共东满特委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通过《关于执行中央政治路线与敌人斗争情况及今后斗争任务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反民生团斗争的决议》，并决定成立特委直接领导的肃反委员会。会议改组党团特委，选举以魏拯民为书记的7位党特委委员和以周树东为书记的5位团特委委员。会议决定撤销各县委建制，设安图、罗子沟特区工作委员会和各县特别支部，直属特委领导。
接着，魏拯民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领导会议全面地检查了东满党在执行政策方面的错误，制定了反“民生团”斗争的八条原则和三项政纲：强调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格区分错误性质，并且严格规定处决人的批准权限。对极“左”分子，魏拯民也并没有作简单的组织处理，而是把日本的阴谋与调查研究获取的大量事实摆在他们面前，启发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被开除党籍受到惩处也口服心服，没有人变节投敌。
1935年3月21日至27日，中共东满特委在汪清县腰营沟召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政委联席会议。魏拯民、独立师政委王德泰、师政治部主任李学忠以及第一团政委林水山、时任第三团政委的金日成、第四团政委王润成等11人出席了会议。金日成提出撤销游击区挺进到广阔地区开展游击战的方针，通过深入交流，魏拯民与金日成两个革命战友的心贴得更近了。会议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决定1935年除坚持原有根据地外，再创建绥芬大甸子、安图车厂子两个抗日游击根据地，以安图为中心，向敦化、桦甸方向活动；以绥芬大甸子为中心，向东宁、宁安、穆棱等地活动。同时另派两支部队分别赴中朝、中苏边境活动，开辟新的游击区。会议决定，组成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一所随营学校，对独立师进行调整，王德泰由独立师政委改任师长，独立师下设4个团。会后，第二军独立师向汪清罗子沟、安图车厂子挺进，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
金日成是在东满第一次见到魏拯民。他后来回忆说：
“我第一次会见魏拯民，是他以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前来间岛出席大荒崴会议的时候。从那个时候起，我和魏拯民一直并肩走在抗日的道路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魏拯民是中国的革命家，是支持朝鲜的革命家，为朝鲜革命煞费苦心的人。大荒崴会议是一次气氛十分紧张尖锐的会议。要是以特派员身份出席会议的魏拯民处事不公，我们朝鲜革命者会被推到十分不利的地位。是他认真听取了我的主张，该肯定的作了肯定，该参酌的作了参酌。腰营沟会议后，为了得知共产国际总部对我们申诉的问题作出的结论，他亲自跑了一趟莫斯科。
他转达共产国际的看法说我提出的朝鲜革命者应举起朝鲜革命的旗帜进行斗争的主张，与国际主义并不矛盾；我指责反‘民生团’斗争犯了极‘左’错误的讲话，是正确的。他接着转达共产国际的结论说，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应当有自己民族的军队，应当在国内和鸭绿江沿岸进行斗争。当他说完这些话就跟我拥抱的时候，我心想，决不要忘记他为朝鲜革命作出的贡献。”
经过认真细致的工作，魏拯民正确地处理了反“民生团”斗争问题，与金日成一起，当众烧毁了“民生团”全部材料，保护了数以千计的朝鲜党团员和抗日战士，使他们卸掉了思想包袱，重新回到革命队伍。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抗联部队各级指挥员，有的成为朝鲜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他们对魏拯民充满了感激之情。魏拯民妥善处理“民生团”事件，保护了大批朝鲜族党员和朝鲜革命者，迅速消除了革命队伍内部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使抗日斗争形势开始有了好转，东满地区的抗日武装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金日成与魏拯民从此结下终生不渝的友谊。后来朝鲜画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一幅家喻户晓的油画《敬爱的金日成同志焚烧“民生团”材料》。到了晚年，金日成在回忆录中更是深情地感念这位共同经历抗日斗争艰苦岁月的异国兄长和战友。他在50年代同访问朝鲜的中国同志一次谈话中曾高度评价说：“魏拯民同志对朝鲜革命是有功的。”
金日成在板石场会议上感谢魏拯民为创建朝鲜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军立了大功
1935年5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扩编为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全军约1000余人，下辖四个团，金日成任第二团政委。金日成与魏拯民从此结下终生友谊。金日成回忆说：“他的外貌，很像个大学教授，不是军人型，是个文人型、思索型的人。若不是闹革命，他很可能是为科学研究、著书立说奉献一生的人。他的特点是，为人淳朴真诚，待人随和谦逊，做事认真圆熟。”
在此后的抗日斗争中，作为东满特委书记、南满省委书记和第二军政委的魏拯民，十分看重金日成这位正直坚定、善于思考、有指挥才干的战友。当朝鲜游击队编为第二军独立师时，魏拯民首先推荐金日成为师长。两人的友谊在并肩战斗中与日俱增，有许多佳话在中朝战友中流传。魏拯民与王德泰、金日成一起纠正了军事斗争上的“左”倾路线，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使第二军队伍不断壮大，中朝军队相互配合，多次主动出击，巧妙打击日伪军，不断获得战斗胜利，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得到了新的发展。
魏拯民根据满洲省委关于“要进一步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指示，发表了《告各反日部队书》，号召他们和人民革命军共同抗日，组成了由十几支队伍的领导者参加的联合指挥部，各抗日部队互相配合行动，协同作战。同时，抗联还注意开展争取伪军的工作。在我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1935年1月至8月，伪军哗变有8起之多。经过我军的争取教育，有的伪军和抗联订立了秘密协定，帮助买子弹，递送情报。由于魏拯民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东满革命斗争形势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局面，军事上连续取得胜利。据当时敌人的统计资料，1935年我军先后出击665次，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魏拯民作为东北党与抗日武装的唯一代表参加了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出三项对中国东北党组织、抗日斗争、朝鲜革命具有重大意义的决议。其一，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和需要，建立东满、南满、吉东、北满四个省委，魏拯民被任命为东满省委书记；其二，将东北的抗日武装组建为抗日联军；其三，关于一国建一党建一军的决议，即准许朝鲜革命者今后可以独立建党建军。
1936年初，魏拯民奉命离苏回国，赶赴远东地区中苏边境。东满党组织派交通员掩护他从珲春回国。他们顶着风雪严寒，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日军数道封锁线，选择人迹罕至的老爷岭深山区，忍饥挨饿，在密林丛莽和雪海里跋涉十多个日日夜夜。
1936年1月下旬，金日成在山林中找到了因饥饿病倒的魏拯民。金日成向他报告了东满与吉东两特委及第二军、第五军领导商定传达大会决议的有关事项。魏拯民在金日成等人的搀扶下，爬过汪清与宁安的分界大岭，于2月初来到地处宁安县南部老爷岭深山腹地的一处叫板石场的山沟。板石场地处深山，是周保中领导的第五军某部的密营，密营与一虎窝山洞为邻。由于群山环绕，森林茂密，沟谷纵横，地势险恶，野兽出没，方圆百里没有村落，没有进出之路，日伪军也不敢进山。
1936年2月5日，中共东满特委与吉东道南特委、二军、五军代表，在板石场召开了在东北抗日斗争史与朝鲜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魏拯民、周保中、金日成、陈翰章、刘汉兴、张中华等地方党组织、抗日部队领导干部。魏拯民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特别是对今后东北抗日斗争的指示与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决定，以及关于一国建一党建一军的指示。板石场会议决定：东北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改编，联合抗日义勇军和救国军余部、山林队、民众抗日武装，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同时决定：东北各抗日武装中的朝鲜人部队可以单独组建为朝鲜人民抗日武装，对外称朝鲜人民革命军，对内仍可保留东北抗日联军某军某师的编制。将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的抗日武装分别编为抗联第一至第十一军，联合作战，打击日伪军。
听到这一决定，在场的中朝战友热烈握手、拥抱。魏拯民、周保中真诚地向金日成等朝鲜战友表示祝贺。金日成十分感谢魏拯民，说他为创建朝鲜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军立了大功，感谢周保中等中国战友对朝鲜革命的支持。
金日成在回忆录中，把南湖头会议（即板石场会议）称为朝鲜进行民族主义斗争和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新开端，是朝鲜革命军建军之始，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这个中国东北东部深山腹地荒无人迹的小山沟板石场，成为朝鲜革命新的起点，载入朝鲜人民革命史与朝鲜历史。金日成深情写道：“自南湖头会议以后，我和魏拯民的友情愈加深厚。我们意气相投，一起度过了半个来月，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在迷魂阵会议上他对我们提出的改编队伍的意见表示了支持，后来在成立祖国光复会时，他也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大概是从这时候起，他开始努力学朝鲜话，说是要跟朝鲜同志一起搞联合斗争，就应当掌握交流感情的语言。他特别爱护和关怀朝鲜队员。这都是对朝鲜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支持和声援。”
魏拯民和金日成在艰苦革命斗争中的战斗友谊
在共同的战斗岁月中，金日成与魏拯民、杨靖宇等抗联将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6年3月，东满党和部队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在安图县迷魂阵密营召开。王德泰、李学忠、金日成等特委和军师团级干部出席了会议。会上，魏拯民传达了中共代表团关于撤销满洲省委、按游击区组建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四个省委以及关于“民生团”等问题的指示。会议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扩编为3个师。魏拯民任抗联第二军政委兼党委书记，王德泰任军长，金日成任第三师师长。不久，金日成率领二军第三师向南进发，挺进到通化地区氵蒙江、长白一带，正式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金日成任总司令，仍保留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三师编制及其师长职务。
1938年6月6日，魏拯民率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一部攻袭蚊子沟围子，将20余名伪警察全部缴械。图为蚊子沟战斗遗址。
1936年6月，魏拯民率部历尽千辛万苦，冲破敌人层层封锁阻击，到达南满金川县境内的河里根据地，和杨靖宇率领的第一军胜利会师。魏拯民怀着深厚的战斗情谊，赠给杨靖宇一本《共产党宣言》，杨靖宇回赠了一支小手枪。两位抗日英雄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由于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东满和南满的游击区己连成一片。为了加强领导，统一指挥，根据上级命令，一、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东满、南满的党组织合并组成中共南满省委，魏拯民任省委书记兼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后兼任政委）。一、二两军会合后，总人数达6000余人，活动于长白山麓的广大地区。杨靖宇、魏拯民率部频频打击敌人，先后取得了安图县小营子岭战斗、抚松县小汤河战斗、桦甸县红石砾子战斗、安图县东清沟战斗等多次战斗的胜利，东南满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得到空前发展。1936年11月，在粉碎敌人冬季大讨伐的战斗中，第二军军长王德泰壮烈牺牲，领导指挥第二军的重担落到了魏拯民的肩上。
1939年中秋节前的一天，魏拯民得到情报，日军少将松岛讨伐队近期要开始对抗联“大讨伐”，松岛和他们的先头部队将于次日从敦化开往大蒲柴河。魏拯民等人分析了情况，决定在寒葱岭伏击松岛部队。他指挥部队速战速决，击毙日军少将松岛，“讨伐队”170多人全部被歼，11辆汽车被烧毁。共缴获小炮1门、轻重机枪各两挺、长短枪150多支、子弹70余箱。这次战斗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成为抗联史上的光辉一页。
魏拯民不仅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军事指挥员，更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工作干部。魏拯民严于律己，平易近人，总以普通士兵的身份置于群众之中。他担任党和部队的重要领导职务，从来不搞特殊，总是和战士们打成一片。部队行军打仗，他亲自值班，在密营和宿营地，他常以看书和写材料为名，替战士们值夜。一次，一位战士在战斗中腿部负伤，魏拯民不顾自己体弱多病，背着这位伤员走了15公里，送到野战医院治疗，感动得这位伤员热泪盈眶。战士们都深情地说：“他真是我们的好政委！”
抗联一、二军两大主力合编后，声威大震，使东南满的抗日游击战争得到空前的发展。1936年10月末，魏拯民率队到达长白山县，与金日成领导的抗联二军三师主力会师。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朝鲜革命者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魏拯民和金日成经常配合作战，相互支援，两人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抗联第二军主要活动的东满地区，军队中有不少朝鲜族同志，魏拯民很注意搞好军内外民族之间的关系。他拜朝鲜族同志为师，每天坚持学习朝语，并且十分爱护和尊重朝鲜族的同志，处处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大家增强民族团结。
金日成（前左四）与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指挥部指战员合影。
金日成知道魏拯民患有严重的胃病，特意让后勤部为他专修了密营作为疗养地，并多次派人送去药品和食品。魏拯民对金日成也是关心备至，得知金日成脚冻伤时，也多次探望。为了让金日成吃上冷面，魏拯民亲自把罐头盒子扎出眼，压出了粗细不等的冷面。1937年2月10日，魏拯民和金日成在长白密营度过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春节。
环境艰苦，战斗频繁，使魏拯民的身体越来越坏。同志们为他准备了担架，他怎么也不肯坐。战斗中缴获了一匹马，大家把马留给了魏拯民。可他常把马让给伤员骑，自己拄着棍子走在队伍里。一次在爬一座山时，他力不从心，昏了过去。大家急切地围上去呼唤着，几分钟后，他醒了过来，笑着对大家说：“怎么，我又睡了一觉。”1939年秋，由于敌人的封锁和围困，部队断粮长达两个多月。一天，抗联一支小分队缴获了十多斤咸菜和两盒罐头、三斤多苹果。同志们一致提议把罐头和苹果留给魏拯民，把咸菜分给伤病员。魏拯民说：“我们的杨司令（杨靖宇）身体也不好，他们在西边活动，和我们同样饥饿地工作。还是将三斤多苹果给杨司令送去。”接着，他又提议：“罐头只有两盒。我们也正好有两名伤员，他们为祖国流了很多血，应该分给他们一人一盒。”这时，魏拯民见大家都面面相觑，有点为难，便问道：“伤病员应不应该照顾？”大家刚把“应该”二字说出口，他就高兴地说：“好了，决定了。”最后在他提议下，把剩下的十多斤咸菜煮成汤，给大家改善了生活。
长眠长白密营中，金日成终生怀念
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地区神出鬼没，英勇杀敌，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严重地威胁着日伪在东北的统治，牵制了大批日军部队。1939年末，日军制定了“特别治安肃整计划”，疯狂地“围剿”东北抗联。部队被迫进入深山密林，战斗极端残酷，生活异常艰苦，部队大量减员。为保存实力，杨靖宇、魏拯民决定将抗联部队分成小部队分散开展游击活动。1939年底，魏拯民胃病和心脏病更加严重，不能随军作战，不得不住进密营。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壮烈牺牲。魏拯民怀着失去战友的满腔悲愤，拖着病体，坚强地走出密营，承担起了领导第一路军的全部重担，继续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1940年7月，魏拯民率部先后袭击了哈尔巴岭车站和黄泥河子伪警察队。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杨靖宇牺牲后，魏拯民代替他指挥，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抗日的烈火不但没有扑灭，而且越烧越旺。1940年秋末，魏拯民的病情愈加严重，不能随队活动，由警卫排护送到长白山区桦甸县夹皮沟东部牡丹岭二道河子密营中休养。在这里，魏拯民不顾疾病的折磨，昼夜不停地起草文件，书写报告和总结经验。身边的同志都为他的健康担心，有时不得不把纸张笔墨藏起来，强迫他休息。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心脏病随时都有发作的可能，决心争取时间，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魏拯民病逝前所住的地窨子。
敌人对夹皮沟一带进行了严密的封锁，驻守了大批日伪军。在经济上，敌人对当地居民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使人们拿不出东西接济抗联，并对给抗联部队送东西的群众残酷镇压，有的全家遭到血洗，以此来割断抗联和群众的联系。这段时间，魏拯民和护理他的几位同志的口粮，全靠住在夹皮沟的陈德寿从山下背，主要是苞米和小米。元旦前后，敌人搜查太紧，陈德寿一个半月不能进山，密营里断粮，只好以松子、蘑菇、树皮之类的东西充饥。警卫排长黄正爱在打野兽时被黑熊咬死，魏拯民万分悲痛。看看瘦弱无力的同志们，他要求不许任何人出去打猎。他们只能在密营附近剥树皮吃。
1941年3月8日，魏拯民病逝，年仅32岁。病逝前，魏拯民艰难地把一包党的文件交给守护在身旁的同志，吃力地嘱咐道：“千万把这包文件交给党中央！”然后，他又把杨靖宇送给他的小手枪拿出来说：“这支手枪，请转交给金日成，请他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他用最后的气力鼓励大家：“你们都很年轻，革命就靠你们哪！不要难过，革命是艰苦的，要打倒敌人，就要流血牺牲。可是，我们的血不会白流，我们的革命红旗，会插遍全中国！……”同志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把这位抗日民族英雄的遗体掩埋在牡丹岭下的密营前。
魏拯民牺牲后，凶残的日军在叛徒的指引下，找到了魏拯民的尸体，将其头颅割下，并焚烧了他的尸体，将头颅带回县城，头颅被悬挂在县城一棵高大的树干上。当时，日军长岛工作班头目长岛玉次郎为了请功，声称是自己的部队打死魏拯民的。1941年3月11日的《南满日报》消息称：“三月八日午后四时许，在吉林省桦甸县夹皮沟北方之山中……讨伐队勇敢袭击一小时半……魏匪首以下八名均被击毙。”
1961年10月18日，时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副州长吕英俊（曾跟随魏拯民担任了5年通讯员）带领工作组，经过艰难搜索，终于在深山密林中找到了魏拯民烈士的殉国地，找到了魏拯民的遗骨和衣服碎片。如今，魏拯民纪念馆在吉林市北山烈士陵园内。
“魏拯民烈士殉国地”石碑。
金日成一直关心魏拯民的安危，当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派陶净非带领小分队潜回国内吉东地区寻找坚持战斗的抗联战士时，他还一再嘱咐陶净非打探魏拯民的消息。金日成终生念念不忘魏拯民，他后来曾说：“魏拯民是中国的革命家，是支持朝鲜的革命家，为朝鲜革命煞费苦心的人。”“是在朝鲜革命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时候，真诚地支持了我们的好战友，所以我常常怀念他。”50年代，金日成对中国访朝团官员说：“魏拯民同志对朝鲜革命是有功的，大家应该很好地纪念他。”1984年10月26日，金日成通过朝鲜驻华使馆派人前往山西省长治钢铁厂子弟学校看望了魏拯民之子关民珠，转达了他对魏拯民同志的敬慕、缅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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