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今天是毛主席逝世48周年纪念日。保马推送杨明伟老师的著作《读懂毛泽东的关键词》一书中文章，以示缅怀。
阅读毛泽东，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行事风格、领袖特质，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本文前一部分关注的是青年毛泽东阅读《共产党宣言》的具体时间，读到的是什么版本。后一部分则讲述了毛主席在六十年代批示了“枫桥经验”的经过。历来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工作方法，他抓住了“枫桥经验”这一典型并迅速推广全国，这是建国后将政权治理与群众路线结合起来的重要尝试。
《读懂毛泽东的关键词》杨明伟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22年2月
内容选摘
毛泽东最早读《共产党宣言》的时间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期间，毛泽东曾几次回忆他第一次阅读《共产党宣言》的时间等情况，都说是在1920年第二次到北京期间，即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这个记忆如此强烈，应该是不会有误的。至于他第一次读到的是什么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可能记忆会有误差。除了前面提到的1941年9月毛泽东说过“记得我在一九二○共产党宣言》（刊载于当时的《国民》杂志）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德文本节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等版本。毛泽东后来多次回忆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在北京期间看到过《共产党宣言》，这件事他印象极深。由于后来影响力最大的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所以毛泽东对读到的版本的记忆可能有误差，但对自己第一次在哪里读到的这个记忆，应该是准确的，因而他的印象才如此深刻并多次提及。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年谱》记载，早在1920年1月4日，毛泽东在北京北长街99号平民通讯社接待过前来看望的老师黎锦熙。黎锦熙后来回忆这次见面时，特别提到了现场的两堆材料：一是毛泽东用来“自编自刻自印的”“平民通讯社的油印机和通讯稿件”，二是“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我在这里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全文”。
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合影
毛泽东在后排左四
1920年1月18日
毛泽东（左四）同进步团体辅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平民通讯社旧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北长街20号福佑寺内。
从毛泽东的回忆和谈话看出，自他1920年开始接触《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起，《共产党宣言》就在他的思想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影响了他的一生。据统计，毛泽东一生读的次数最多的书，就是《共产党宣言》，早在1939年底他就说过：《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1］后来他还说过，自己每年都把《共产党宣言》读几遍。从1920年至1976年这57年间，毛泽东到底读过多少遍《共产党宣言》，已经无法统计。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对这本全世界无产者的入门书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一生反复研读。仅从这个线索梳理，就可见《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就对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毛泽东为什么会关注“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是从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日常工作中诞生的创新经验，特别是基层群众创造的鲜活经验，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基层的生动体现。毛泽东特别看重的，也正是这一点。这个经验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呢？毛泽东为什么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典型，并如此关注，要求不仅在全国人大代表范围内知晓，还要向全社会推广？搞清这些问题，首先要了解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思考和关注哪些重大问题。
1949年毛泽东在天坛和售货员交谈。
1958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右二为彭真。
1959年9月24日毛泽东视察成安棉花丰产方
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特别重视下基层调查研究，重视基层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鲜经验。这一时期，他不断走出办公室，有时离开北京好几个月，到各地搞调查研究。“跑了这么多省”后，他反复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过程中，对基层出现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一定要“打下去”，但是必须走群众路线，“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对于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提出了一些主要的方法：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方法，是自我教育的方法。
1963年，毛泽东在火车上看河北水利规划图。
就在批示总结推广“枫桥经验”之前，他刚刚从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调研、视察回来。1963年11月12日，在回北京的途中，专列停靠天津时，他还请河北省委的负责同志来谈话，了解河北当地的情况。谈话中，他根据自己的一些体会强调，领导干部不能光坐在办公室看文件，要下去搞调查研究，有些工作要学会搞试点，要接受各地创造的好经验。在谈到如何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提出，必须走群众路线，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要善于抓住“典型材料”。在谈到如何对待那些犯了错甚至严重错误的人时，他还特别提出：人有错是可以改的，对那些犯错误的人，只要诚恳承认错误，坚持改正，群众会原谅的；除了罪大恶极、血债严重，群众不答应以外，贪污这一条能改就照常使用，严重的调离使用也是必要的，还可以劳动改造。
1964年1月14日毛泽东审阅批示“枫桥经验”的文件。
就在批示“枫桥经验”前后，毛泽东不断要求各地党政负责同志，要善于把农村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典型经验总结出来，上报中央。这些说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坚持走群众路线，提倡搞调查研究，善于发现和总结基层工作的创新经验，同时，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通过说理的方法教育人、引导人、转化人等，这是毛泽东发现和推广“枫桥经验”的逻辑前提和思想基础。
1963年，毛泽东、朱德和豫剧朝阳沟演员在一起。
有关资料表明，毛泽东最早对“枫桥经验”感兴趣，始于1963年11月21日晚上汪东兴的汇报。汪东兴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受部长谢富治委托，他先向毛泽东口头汇报了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用作发言的稿子的主要内容，这篇发言稿题为《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有六千字左右。毛泽东接过发言稿，一看题目，立即产生兴趣，说：题目很新鲜，既然拿来了，我还是看看。没想到，这一看，其中讲到“诸暨县的经验”（即“枫桥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
1964年毛泽东在北京、济南部队军事训练汇报表演现场
“诸暨县的经验”，是在谢富治发言稿的结尾部分讲的。这篇发言稿在最后讲到“改造一切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的问题时，强调了贯彻中央有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并介绍了“浙江诸暨县枫桥区的七个公社”共同“创造”的“好经验”，原文是：“浙江诸暨县枫桥区的七个公社，共有地、富、反、坏分子九百多人，其中一百六十多人有比较严重的破坏活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的时候，干部和群众要求逮捕四十五人，经过发动群众，对地、富、反、坏分子进行了评审和说理斗争，制服了敌人。现在，运动已经基本结束，群众认为都可以留在生产队里，由群众监督改造他们，不要求‘上交’了。诸暨县的经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制服敌人。只要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可以实现运动中‘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就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反动阶级残余势力的专政，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改造成新人。”
1969年毛泽东来到天津视察，休息时与汪东兴、张玉凤合影。
就是这个点题的例子，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第二天一早，他一口气读完后，在发言稿上做了重要批示：“富治、彭真同志：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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