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方志敏从事农民运动比彭湃晚几个月，比我毛泽东早几个月。这三个人被公认为‘农民大王’。”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初稿）
彭湃、方志敏、教员是中共早期三大农民运动领袖。
彭湃，1896年10月22日出生，广东省海丰县海城镇人，出身于一个工商地主家庭，是个富二代。
1922年6月，彭湃从日本留学回到自己的家乡，在广东省海丰县城东镇赤山村向当地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
为了取得农民信任，他当着农民的面，烧毁自家的田契。
够狠！够诚意！
同年10月，澎湃组建了赤山约农会，会员500多人。
到了年底，澎湃等人在海丰县68个乡都建立了农会组织，会员总计2万余户，自然人口近10万。
1923年1月1日，海丰总农会正式成立，彭湃当选海丰总农会会长，并在大会上介绍了海丰总农会筹办的经过，各农会代表报告了当地农运发展的情况。
会议结束后不久，彭湃先后到陆丰、惠阳两县从事农民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
到1923年5月，海丰、陆丰、惠阳三县，共有1500多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达到20多万人。
农民运动势如燎原。
1924年4月，彭湃来到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出任第一届农讲所主任。
方志敏，出生于1899年8月21日。
江西省弋阳县人漆工镇湖塘村人，出身于贫困农民家庭。
祖父是乡绅，后来家道衰落，但文化底子还在。
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11月，方志敏与赵醒侬等人在南昌郊区筹建了扬子洲农民协会，这是江西省最早的农民协会。方志敏经常来这里，与当地农运骨干商讨工作，发动贫苦农民加入农会。
这一年，教员在上海，出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
彭湃来到广州，正式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5年7月4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方志敏当选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
同月，受组织派遣，方志敏和堂弟方志纯，回到自己家乡开展革命工作。由于组织能力出众，他们很快就在当地建立了共青团弋阳县支部、漆工镇农民协会等组织，并领导农民在当地开展打击土豪、减租减息的斗争。
这一年冬季，方志敏指导弋阳九区农民协会占领漆工镇警察所，缴获了三支步枪，其中一支还是坏枪（称半条），开始“两条半枪闹革命”的光辉历程。
农民运动，搞得有声有色，成为江西省的模范农会。
再来梳理一下，教员早期的农民运动史。
1926年3月19日，教员辞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在担任广州农讲所所长期间，教员负责主持所务工作外，还亲自给学生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
教员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等问题，作了全面而科学的分析。
教员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幽默，让广大学员受益匪浅。
比如讲到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时，教员就把中国社会比喻成一座高塔，并在黑板上画了一座高塔图，绘声绘色地对学员讲：
“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比喻，简易明了的图画，把抽象复杂、枯燥乏味的社会政治学概念，讲得妙趣横生，让学员听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
教员接着又说：
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27名学生，在广州农讲所学习了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参加革命斗争实践。
学员毕业后，被派遣到全国各地，领导农民运动，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6年5月，教员与彭湃、方志敏在广州晤谈数次，深入交流了农民运动的经验心得，三人观点一致，越聊越同频，就差没有拜把子。
中共早期三位农民运动领袖，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给广州这座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又留下一段令人敬仰的红色历史。
红光满天照珠江，革命农运有主张。
1926年9月，教员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论述了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犀利地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1926年12月，教员在汉口特别会议上怒怼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坚持农民是革命同盟军的政治观点。
1927年1月，教员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下乡考察农民运动，先后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共32天。
考察期间，教员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了解当地的农民运动情况。
教员既肯定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成绩，也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错误。
这次调查研究，让教员收获颇丰，对农民运动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对中国革命前途有了更清晰的判断，为后来的秋收起义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也为后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提供了依据与支撑。
调查结束后，教员挥笔撰写了一篇雄文。
这篇文章题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系统分析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情况和农村阶级的具体矛盾，矫正了舆论对农民运动的抹黑之词，总结了农会为农民办了14件有意义的大事。
教员认为，农村贫农是革命先锋，他们的革命意愿最强烈，并提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等革命性建议。
该报告首次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刊登了部分章节，后被多家报刊转载。不久之后出版了单行本，被翻译为俄文和英文，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
这是教员第一篇在国外传播的革命文章。
大革命失败前夕，方志敏与教员、彭湃等13人当选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
中共早期农民运动，彭湃、方志敏和教员是当之无愧的三大领袖，他们看到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伟大潜力，并努力把农民组织起来，率先创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为曲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来一束光。
农民运动，他们是英雄所见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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