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1日，原上海市委写作班核心成员王知常先生在上海去世，4月26日，王知常的亲朋好友为他举行了一次追思会。作为相知半个多世纪的老友，朱永嘉在会上诵读了他亲笔撰写的祭文。祭文中，朱永嘉以三句话凝练地概括了王知常的一生品格："不计名利，好强胜人""博览群籍，学识渊远""忠心耿耿，不谋个人私念"。他特别指出，王知常在写作组十余年间，"除了拼命工作以外，没有伸手要过官，更没有要过财物。清查时，我们没有经济问题，也没有生活问题，两袖清风傲公卿"。
维公元二〇一四年，岁次甲午，农历三月十一日，午时，朱永嘉谨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亡友知常之灵。
呜呼知常，吾有数言，君其闻否!朋友凋落，永诀之情，从古所悲，不图此言，乃为君发。忆往昔，与君相处，数十年矣【1】。专题写作，尔今先去【2】。《红旗》组稿，朱王肖仨，一鼎三足，折足倾覆，公餗形渥【3】。思君平昔，不计名利，好强胜人。博览群籍，学识渊远。作文深入浅出，衣着不修边幅。言语率性，谈笑风生，却又不留情面。替人改文，心甘情愿，为他人苦作嫁衣。上命差遣，奋不顾身，积劳成疾，从未怨天尤人。想当年，大难临头，不思畏缩，慷慨挺身艰难。十二年，牢狱苦难【4】，相忍同为难友;相助相扶，苦心孤诣，教导后进青年。一生一世，忠心耿耿，不谋个人私念。忍辱负重，君皆饮恨吞声而痴心不改。此中甘苦，何足与他人道哉!况自古以来，君子遭际，莫不皆然。意君所去，乃形质耳，魂气与精神所托，其灵恒常，千古之文章，自有后来。今日哭君，吾身孤寂，唇齿相依，含泪送君。白发白须，墓期非远，但问泉下有无相见。魂兮归来，听予哀词，君必知我所思所言，矢心不渝。
呜呼哀哉!尚飨。
注释：
【1】与君相处，数十年矣 王知常，又名王乃天，语出《老子》第十六章。他1949年即参军了，那时他已高三，是一个学生兵。参军后在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工作，长期随军在扬州。他是在部队入的党，以后是南京军区政治委员肖望东的文化教员，中尉军衔。1957年要求转业，升学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在学生时代他便与同学合作出书了，毕业以后，留校为近代史教研组教师，任金冲及的助教。1963年参加罗思鼎小组，那时学雷锋，向党表示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故谐音取罗思鼎为笔名。以后一起调至华东局内刊写作反修文章，后被留在内刊编辑部的历史组。那时金冲及是组长，组员有朱永嘉、王知常、吴瑞武、朱维铮。后金冲及随石西民去北京，王知常与我一直在市委写作班共事，那时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由上海市委领导和安排的。批判《海瑞罢官》时，我们奉命为姚文元提供明代的历史资料，因此而成为毛主席亲定的姚文元的写作班子。直到1976年10月，我们一起受审查，一起服刑，刑满以后一起写作，前后相处五十余年。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组织上安排的，参加党，参加革命，就要服从组织安排，都有一腔献身共产主义理想的精神，故大家为了党的事业心甘情愿、忍辱负重、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而无怨无悔。
【2】专题写作，尔今先去 指1967年3月，原写作班的人又集中起来成立专题写作组，共有八个人，有吴瑞武、朱永嘉、王知常、王绍玺、陈冀德、肖木、吴文虎、朱惠民，后来又增加了一个纪树立，而纪树立因五七干校丁法章他们有意见，所以提前离开，去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我们为之不平，到五七干校劳动时专程去探望他。记得1967年的8、9月间，姚文元那篇《评陶铸的两本书》文章发表前，姚的秘书胡鼎君带了清样来，要我们提意见，我们不知所以的炮轰了一顿，说文章如散落地上的珍珠，没有中心线来贯穿。后来胡鼎君说我们真傻，文章在毛那儿已经通过，而且受到表扬，是毛要姚来征求一下他的写作班的意见。其实我们应考订一下他的引文和事实。在原来八个人中，王知常第一个作古了，故云尔今先去。专题写作组解散是在1968年的8月间，大家分别到各个大学当工宣队员了，我去了华东师大，肖木去了复旦。
【3】红旗组稿，朱王肖仨，一鼎三足，折足倾覆，公餗形渥 红旗组稿，是1968年9月间，姚文元奉毛主席命，去《红旗》夺了陈伯达的权，主编《红旗》杂志，使停了很久的《红旗》杂志恢复出版。这就需要有人为《红旗》组织稿件，经毛主席同意在上海成立《红旗》组稿小组，由朱永嘉、王知常、肖木三人组成，故云“朱王肖仨”。在毛主席心目中，我们就是当初帮姚文元写作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写作班子，主席在与斯诺谈话中提到，他在江青《为人民立新功》讲话中亲笔加上姚文元的写作班子。那时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上海为北京《红旗》杂志组稿，我们从学校回康平路参加张春桥、姚文元召集的会议，肖木还戴着工宣队员造反派的袖章，姚文元看到说：“我们这儿没有派别，你戴什么袖章。”肖木这才把袖章取下。事后他说那是上钢五厂的工宣队看到他手太白净，一付书生相，这样人家会怀疑你从哪儿来的，因此给他戴了袖章。《易》鼎卦有象传，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鼎有三足，折一足，鼎身就会倒下，鼎中之餗倾覆于地。餗，即汤菜稀粥，其形汪汪然。渥，汁液濡地之貌，这是凶兆。1971年上海市委写作组成立，便是由《红旗》组稿小组在组织文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写作组到1976年10月以后，经过清查才宣告结束，故其结局为“凶”字，我们三个人都入狱服刑了。值得告慰的是，我们在写作组十余年，除了拼命工作以外，没有伸手要过官，更没有要过财物，清查时，我们没有经济问题，也没有生活问题，两袖清风傲公卿。又及：文学组姚汉荣同志在 2014年4月27日去世，丧报一个接着一个，无限感伤。我屈指算一下，写作组已经去世的同志很多了，除了徐景贤之外，历史组有陈旭麓、王守稼、许道勋、吴乾兑，经济组有顾澄海、曹溶，文学组有高义龙，活着的也难以相聚了，大家都已老态龙钟，行动不便，出行要有人扶携，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同志将不久于人世矣。走的人，临走时都带有不少遗憾，我自己与他们告别时，总感到有无数话来不及诉说。写作组的同志，尽管历尽艰难，但大家对毛主席、对我们那个集体还是热爱的，对那时的集体生活，对故人仍有无限的依恋。社会在前进，但自己在情感上仍离不开那个时间段的真诚相待。鸟之将死，其鸣亦哀。人之将死，其言亦善。
【4】十二年，牢狱苦难 我们三个人都在1982年被判刑入狱，我是十四年，王知常是十二年，肖木是九年。六年隔离审查期，我们没有相遇的机会。大家一起进入提篮桥监狱服刑以后，我与王知常在八大队，肖木先在七大队，后来转到八大队。我与王知常在八大队，从小监开出来任教师，肖木在《劳改报》当编辑。所以我们还有一起相聚的机会。肖木还在习美工作，搞美术创作，他的书法、绘画、泥塑的技巧，都在那儿发挥了作用。办大专班是有一次王知常在我那儿提出来的，我同意了，一起向监狱领导同志提议得到批准，这样才在犯人中间招了四十多个学员，其中还有女监的学员。我们还成立了教研组，从犯人中物色了理科的大学生参加。故最后四年我们是在监狱中搞教学。王知常后来还学英文，在监狱中搞翻译。就这样，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患难与共。我是1988年末保外就医，提前二年出狱。王知常是刑满出狱的，他与肖木刑满以后，还被强留在劳动钢管厂，那儿叫老三毛，都是刑满以后留厂劳动的。他们继续在工厂劳动，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在那儿还是从事教学工作，一直到退休，所以他们工龄是从刑满以后算起。我保外以后，到刑满前是没有工资的，刑满后说是挂在复旦大学，开始有生活费了。以后我们三个人又一起相聚，我先与萧木合作为台湾三民书局做《吕氏春秋》与《唐六典》的新注新译，以后与王知常合作搞《春秋繁露》的新注新译。与王知常合作到一半，他中途出车祸，几乎使他的眼睛瞎了，这是他最痛苦的地方，失明以后他失去工作能力了。如果他刑满以后能回校安置可能要好得多，至少同学还是可以互相照应，还有图书资料比较方便。王知常跟我相处了一辈子，政治上的起起伏伏都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我们写稿子，某种意义也是为生活所逼，劳保的退休金都是最低的，不够生活开支。虽然现实有很多不合理不公平的地方，虽然我们历经个人命运的各种磨难，但我们三个人对国家、对民族、对党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一辈子都是忠心耿耿、矢志不渝。一切苦难，都未能泯灭我们的那颗红心，而且我们的一切作为，始终审时度势，要说清楚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既不屈不挠，又以大局为重。同时我们这样的态度，从长远看，于国于民都是非常有益的。这也是一个共产党人为人应有的态度。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唯一值得告慰自己的地方。至于有一些人另眼看人，那就由他去吧，我深信历史会证明他们错了。
原载红歌会网，原题目:《朱永嘉:祭亡友王知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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