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变法问题的一场大论战——读商鞅的《更法》 -

　　《更法》是《商君书》的第一篇，也是集中反映商鞅变法思想的代表作。文章通常以论战的形式展开，极为生动地记录了商鞅在变法前夕同奴隶主贵族之间所展开的一场激烈的大论战，并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这位法家的杰出代表的不折不挠坚持革新的战斗形象。

　　商鞅从事变法活动的战国时期，正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转向封建制急剧变革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新旧社会交替的时刻，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jie级之间围绕着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所展开的一场斗争，越来越激烈。

　　一些法家的优秀人物，勇敢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坚持斗争，阐发革新思想，商鞅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始终高举反孔批儒的旗帜，成功地进行了长达十八年的变法活动，为秦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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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在这场大论战中，商鞅坚持新兴地主jie级主张变革的历史进步观，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著名论断，对当时阻挠变法的甘龙、杜挚之流的复辟倒退思潮进行了严厉的反驳。

　　秦国旧贵族的政治代表甘龙、杜挚，是极端顽固的守旧复古派。他们坚持奴隶主贵族和儒家的反动立场，反对革新，对商鞅的“更法”主张，竭力进行阻挠。

　　商鞅和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围绕着“要不要变法”而展开的一场大论战，实质上是坚持革新前进还是复古倒退，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的两条思想路线斗争、两种社会历史观的斗争。

　　以孔子为代表的反动儒家，都是鼓吹“法先王”，主张倒退的复古狂。他们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仇视变革，妄想把历史车轮拉回到西周奴隶社会去。

　　甘龙、杜挚继承儒家的这种复古倒退历史观，提出了“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法先王”口号，妄图从根本上否定商鞅的变法活动。

　　为了给变法扫清思想障碍，商鞅针锋相对地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革新理论，明确指出治理国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为国谋利益不应该效法古代。

　　商鞅认为，“世事”总是不断变化的，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它本身的特点。情况变化了，发生的问题也必然不同因此，解决的方法、措施也应不同。概括起来就是“世事变而行道异。

　　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如果“法与时诡”，即法制和时代相脱节，那就会断送地主jie级的政权，因此坚持革新路线的商鞅，对那些阻挡历史前进的旧贵族深恶痛绝，一针见血地指出甘龙、杜挚之流反动变法的顽固态度，不过是“安于故习”的“世俗之言“。

　　甘龙、杜挚之流的“法先王”的反动观点，是以圣人“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为根据的。

　　为了进一步摧毁他们“法先王”的所谓历史依据，商鞅响亮地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明确指出春秋时代的著名霸主齐桓、晋文、秦穆等之所以能无视周天子，成为雄驾诸侯的一代霸主，其关键在于他们“不同法”，不“法古”，能按本国的实际情况和历史条件，制定与其相适应的具体法制。

　　商鞅从进步的历史观看问题，肯定春秋五霸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这是对孔孟之流的所谓“五霸者，三王之罪人”谬论的尖锐批判，是对儒家主张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的有力回击，充分体现了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地主jie级勇于批判、敢于进取的革新精神。

　　为了进一步给“当时而立法，因事而治礼”的更法主张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商鞅还对社会发展历史作了认真的回顾总结。

　　他指出，人类社会历史都是发展的、进步的，都是一代胜过一代的，在遥远的太古，人民只能依靠狩猎来勉强维持生活，到社会迈入了“神农之世”，人们在实践中日渐懂得了耕种和纺织，但当时由于生产力仍然很低，还没有剩余产品，不可能造成贫富的悬殊与对立，所以不用刑罚就可以治理，不用战争人们就能民主地产生出出首领“王”来。

　　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进入了有阶级的社会，出现“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就自然出现“君臣上下”的阶级分野，就需要“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建立国家机器，依靠暴力来进行统治。因此，总结起来就是说，其所以产生对内使用刑罚，对外使用战争，完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商鞅为创立法家思想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超过了他的法家前辈，不愧是当时一位最能适应时代要求的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