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和社交媒体使我们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但目前所有的对此类问题的分析，都没有打中要点。资本主义和大科技公司的“以利润为导向”才是真正的问题。
"我要坚持裸体自拍直到我死。”2016年，美国社交名媛金·卡戴珊在获得Webby Award颁发的“网络突破奖”后，她的获奖感言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而且这还涉及到我们在网络社会中公共和私人空间的重新配置问题。卡戴珊和她那些痴迷于自拍的姐妹们在网上晒出了她们在浴室、卧室和汽车里的性感照片，数百万人因这些照片而癫狂。
这个模式是稳定的“印钞机”。《福布斯》杂志称，21岁的美国模特，社交名媛凯莉·詹纳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当然，相对而言，我们中很少有人在网络上出一本像本杰明那样的“自传”。然而，我们中的许多人就像卡戴珊姐妹，变成了“网瘾患者”。每月有30亿人平均每天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为135分钟，我们70%的社交媒体时间花在了手机上。
社交媒体专家表示，“社交媒体与手机是不可能脱钩的。” 很多社交媒体内容在主题上与卡戴珊的风格相似。Instagram和Twitter为人们精心制作的“斜视自拍”(squinty)和鸭脸自拍(duck-faced selfies )提供了极佳的分享渠道。“网瘾患者”不仅在餐馆、公园、博物馆进行自拍，还有葬礼、救护车，甚至集中营也不例外。但是，社交媒体并不仅仅带来的是笑脸。人类似乎一直在等待社交媒体的出现，来把他们梦想中的厨房模样po上网，书写迂腐的评论和恶毒的推文，分享猫的笑声，名人的表情包，以及那些不愿意为婚礼花钱的伴娘们的信件。我们花在发帖、拍照、爬楼、分享、网络暴力和搜索关键字上的时间和精力多得让人难以置信。它赋予了“人类是社会生物”这一真理新的意义。我们对社交媒体的痴迷有很多原因——对个人的体验、地位和社会控制的渴望。即使是与很少或从未谋面的人之间，社交媒体仍然提供了一种意义和联系感。
但代价是什么呢?从心理学家到技术专家，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回归“现实生活”。这些看似有趣的事情实际上很糟糕，社交媒体会把我们变成自恋的怪人，并可能影响整个社会。我们担心的社交媒体正在改变我们的主观性——我们的自我认知与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上传的内容密不可分。在这种相互交织的过程中，我们中的许多人逐渐沉迷于自己我们越来越习惯于“点赞”，转发，我们的自尊全部取决于这些虚拟的按键的小屏幕和它们所提供的世界。我们已经失去了控制——我们很快就会变得像那些呆头呆脑、拿着小纸杯和腰包的老虎机赌徒一样，瘫倒在赌场外围的机器上。
最近，科技界的一些人士认为自己负有部分责任。一些软件工程师们描述了他们创建的网络平台是如何利用基本的心理学技巧来吸引用户的。前谷歌员工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现在是科技抵制者中的一员，他说：“我们所有人的思想都可能被控制。我们认为我们有自由的选择，但其实根本不存在。” 很多学者认为，如果人类不能控制自己的冲动，那么人将变得非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Tim Wu将我们比作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F. Skinner)的鸽子(译者注：指多次做同一件事而获得好处后，就会重复该行为)，而科技先驱Jaron Lanier宣称:“我们现在都是实验室动物了。”
因为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害怕人类会非人化，成为一种野兽。这种恐惧源于一套古老的观念，它通常与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勒奈·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笛卡尔认为身体是一个野兽，必须被不断地控制在一个框架中，我们的“真正”自我——我们的灵魂或精神——是某种独立于身体之外的东西，而且比身体更纯洁。失去控制常常与科技联系在一起。亚当·斯密担心机器会把我们变成怪物。卡尔·马克思曾说过，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而媒体历史学家尼尔·加布勒(Neal Gabler)则认为，在19世纪后期，人类对大众娱乐会产生巴甫洛夫式的反应;对娱乐的消费是不假思索的，是令人上瘾的。旧的文化秩序正被一种新的、低劣的文化秩序所覆盖;崇高被乐趣所取代。
我们今天谈论智能手机也有类似的想法:再一次地，一种新的机器把我们变成了无意识的机器，我们不再有理性和思维，而是被欲望、冲动和算法驱动。然而，我们应该注意我们该如何表达我们的恐惧。人们很容易陷入到编造神话的怪圈中。伊鲁兹(Eva Illouz)指出，我们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对纯洁的渴望”和对“真我”的执着。“现实生活”和“数字生活”之间无处不在的区别最能反映这一点。但是并不存在纯粹的生命。正如欧文·高夫曼所说:“事实上，世界其实就是一场婚礼。”
我在这里不是说我们应该对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取消批判态度。相反，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恐惧”，不能仅仅把它们归类到多巴胺峰值或神经通路的讨论中。简单地说，我们不能将玩手机的问题简单地框定为大脑上的或自控能力的问题。因为这种框架强化了新自由资本主义的一种主流思维方式：社会问题被转化为个人问题，而个人问题可以通过一系列微观选择来解决。
当今科技公司为了避免被人指责，开始提供一些“数字健康”工具，用于网友进行自我监控，减少玩手机的频率。但是这里有个矛盾，这些公司实际上并不想让你放下手机。他们的“利润导向”希望你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发帖、点赞、搜索、发信息、发推特等等。科技公司对我们了如指掌，他们每天24小时都在监视着我们。我们不自觉地玩手机，而我们的日常生活为全球资本主义开辟了“新疆域”。
当我们想到资本主义在过去五个世纪里是如何在全球蔓延的时候，我们会想到那些实际带来新增长和变化的疆域比如“美国西部”，然后把这些疆域与新资源或新机器联系在一起：银矿、森林、铁路、轮船。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不清楚资本主义开辟疆域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这是资本主义历史教育方式的结果——资本主义的扩张是改变世界的一个不可避免、不可阻挡的过程，是一种“自然的”进化。
我们以为“开辟”资本主义的新疆域就如同开门一样简单，以为橡胶树、银矿和肥沃的土壤就在那里，等着被资本家“改造”。这种主流的分析框架不仅扼杀了我们理解“新疆域”出现的思考能力，还强化了一种决定论，认为技术进步，一定会带来积极的变化。
如果想要理解我们在这个技术时代的前进方向，那么得明白：疆域是被人为划定的，不是被开辟的。如果想要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发展和扩张的，就需要我们将人，而不是机器或地理特征，视为第一要素。那么，资本主义的人在哪里呢?大多数时候，我们认为他们在买东西，在经营生意，在发明东西，或者在装配线上工作，或者在矿井里劳作。这是正确的。这些人和他们的工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但重要的是，在以“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即使是无偿工作都在创造新的疆域——奴隶、殖民地臣民、妇女的家庭“工作”。在创造资本主义“新疆域”的工作中，只有一小部分付了工资的。这不是一个bug，而是一个功能，就像社会学家杰森·摩尔(Jason Moore)认为，资本主义依赖于“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食物、能源——而一直以来，对无偿工作的侵占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有偿工作一样重要。
这个时代，硅谷发现了一个新的可供侵占的疆域，它正在通过你的智能手机“开辟”它。2012年，Instagram以10亿美元的价格售出，尽管当时只有13名员工。2014年Facebook以190亿美元收购WhatsApp时，而该公司只有50名员工。这是惊人的，为什么这些公司价值如此之高?企业内部人士表示，它们的价值在于它们的网络潜力。这虽是事实，但也很模糊。Instagram或WhatsApp的价值潜力，就像许多其他科技公司一样，体现在它们所占有的无偿工作上，体现在它们侵占你的生活的能力上。无偿工作被侵占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卡利班与女巫》(Caliban and the Witch)一书中，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阐明了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漫长转型过程中，女性的无偿劳动是如何被隐藏起来的，从而改变了积累的过程，从而改变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权力关系。
在数字疆域的发展中，我们再次看到对生活活动的重新定义和新权力动态的出现。在“数字疆域”的形成过程中，一种新的侵占与剥削相结合的模式已经形成，这种模式为科技巨头创造了难以想象的财富。再一次地，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无偿的、被侵占的工作被隐藏起来。今天，不只是女性的工作被侵占，被当作一种自然资源，一种“爱的劳动”。我们所有的工作——我们每天花在智能手机上的时间，通过我们与手机的持续连接来创建内容和生成数据。而在这几个小时里，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深地陷入了资本的循环之中。我们被侵占的工作，以及更广泛的数字化的自我，是数字疆域的关键。如今，我们已经接受了被大科技公司占有。我们似乎有了很酷炫的应用程序和工具来与他人交流，娱乐和接受教育。而公司也应该可以无限制地访问和控制我们的手机生成的所有数据。
然而，这种关系是不稳定的。我们越来越对自己与智能手机之间的关系感到不安，对自己在手机世界里的互动和表达方式感到不安，担心自己对智能手机的依赖会压倒我们脆弱的真实感和自我感。关于人们使用手机的讨论中充斥着对自己和他人的厌恶和评判。我们常常会责怪自己的软弱和自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是软弱和自恋的。但我们应该警惕那些将整个社会面临崩溃的问题仅仅归咎到个人责任的解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手机所体现的技术、制度和人际关系，他们开始更密切地关注控制手机的公司。我们的恐惧表明，面对科技巨头，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脆弱——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我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围绕着利润的需求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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