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跨年夜，由于各种原因，还是打算在干临时工当中度过。原本想去马驹桥街头找一个工作，不过自己已经加了很多临时工群，发现群里有个跨年夜的夜班传菜员工作，下午五点到后半夜一两点，管饭，每小时22元。此前我做的工作，在各个方面都和传菜员这类工作相距甚远，于是乎我报了名，于12月31日下午前往我即将打工的地方。
这家店在五棵松，而这天正是五棵松热闹的时候。无论是跨年夜的活动，还是在此处举办的明星演唱会，都使得这里挤满了人。地铁几乎没挤上去，好不容易下了地铁，过道里又挤满了借助演唱会推广抖音的地推。只要下个抖音极速版或者扫个他们手中的二维码加群，就能获得他们赠送的演唱会应援物，比如牌子之类的，甚至还有纪念票（地推们说不能用来进场，只能用来拍照发朋友圈）。这些地推和我印象里演唱会的地推不同，有男有女，并不多么年轻，基本都在三十岁以上，甚至有人看起来都有四十多岁，但都很活跃。也许是，更年轻的人，被用来安排到演唱会周边销售各类明星周边产品了吧。不过确实，在各种临时工群里，只要有明星演唱会，就会招一批年轻人过来卖东西，通常这种工作时间短、工资高，也算是吃年轻饭的一种途径了。
说回工作。到了五棵松，中介发来消息让我们直接去店里。到了店门口，她打了个电话，听声音很年轻，语气很温和，告诉我们直接进屋说自己是兼职的，下班以后直接给她打电话发工资，并且提醒我们在工作场所就好好干，别说什么自己住的远要提前走之类的话。答应下来之后，我便走进了餐厅。我所工作的地方，是一家墨西哥餐厅，价格属于并不便宜但也不是一般白领消费不起的那种类型。顾客们也是各种类型都有，从言谈妆容略带青涩到装饰衣着颇为奢侈和华丽。进了店，找到领班，她让我们换好工作服，先去吃饭。米饭、青椒土豆、肉末豆腐和鸡蛋汤，饭菜很简单，但是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一次工作餐，味道之好至今让我难忘。吃完饭后，她带着我们先熟悉环境，告诉我们每一张桌子的编号，并且提醒我们如果忘记了编号可以问周围的服务员或者看桌子上的号码。她特别警示我们，不要送错了菜，送错了菜要从工资里扣，这些菜都很贵，大家都是来挣钱的，都赔不起。过了一会，顾客们逐渐来了，我们也熟悉完了桌子分布，便开始了工作。
传菜的具体流程是这样的：我们等在出餐口，有菜做出来了就会被里面的厨师拿到出餐口，并附上一张美团点餐的小票，小票上写着餐名和桌号，我们就根据桌号将餐送到指定位置。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也不难，不过有很多地方要注意，比如不要走错了桌子，不要弄洒菜等等。特别是，每一张桌子的桌号是贴在桌子上的，而不是单独弄个立牌，这就导致桌上的菜或者其它东西挡着桌号，这就让我们这些尚不熟悉桌号分布的临时传菜工面临很大的麻烦。还好，我们能问长期工服务员们，也可以让顾客稍微挪一下东西看一下桌号，几位领班也在随时四处查看情况，所以这一晚上我也幸运的没有出错。
不过，说是传菜工，但实际上我们的工作也相当多样。除了传菜，我们至少还要负责以下的一些工作：清理桌子，将餐具送到后厨，擦盘子，倒水，回应客人各种需求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做的实际上是高度机动性的工作。基本的情况是，我们这些临时工，会根据餐厅在某一时间的整体状况，被临时安排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传菜需求少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安排去送餐具；当有客人走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安排去收桌子等等。这种高度机动灵活性，一方面使得我们这些临时工被尽可能效用最大化地使用，但另一方面，这也导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实际掌握到我们这些临时工在哪里。我们可能在送餐、在收拾桌子、在倒水，总之即使我们中的一个消失了一小段时间也不会被人发现。也就是说，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提高效率的方式，却可能反而限制效率的提高。但是，为什么我们有这种钻空子的空间，却没有不停的钻空子呢？答案其实很简单，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真的这么钻空子，我们就可能挣不到钱。即使他们不能完全掌握我们在哪里，却随时可能发现有一个人长期没有出现在视野里，并选择扣工资。其次，这同样和个人有关，即我们这些人也没有想去这样偷懒，而这个原因内在的可能性就更为复杂了，后文会做一点点讨论。
今晚，这家餐厅很忙，不仅临时设置了低消并提高了几次低消，而且用了很多临时工，其中有几个虽然说是临时工，但是却是长期在这里做临时工的。他们离这里住的都不算太远，经常来这里做传菜员，和这里的员工们也都熟络了。他们年龄都不小了，不过干的很勤快，也颇为活跃，工作态度仿佛自己是这里的长期工一样。长期工们对他们几个的态度也不太一样，有很多不给我们这些新来临时工干的事情也会交给他们几个去做，实在是令人印象颇深。
一晚上的时间，过去的也颇快。到了九点，乐队来了，站到餐厅的舞台上开始演出。他们之间配合着，一首又一首的唱着歌，间或聊几句烘托一下气氛，一看就是早已熟悉这种工作。不过很明显的是，乐队来了以后，翻台率却低了不少。跨年的时间到了，几位员工拧响了礼花炮，整个餐厅的氛围达到了最高潮，而我们这些临时工也被分派了新任务，拿着一根根泡沫荧光棒分送给顾客。到了一点半左右，领班告诉我们可以下班了，在登记表上给我们签了字。我们脱掉工作服，去吃了工作餐，走出了这家餐厅。走出餐厅前看到的最后一幕是，有个人似乎是喝多了，被担架抬出了店门外。不管怎么说，一晚上的工作结束了。
图 跨年时刻
之前从没做过传菜员一类的服务工作，而这次一下子感受到了许多和以往工作不同的地方，也引发了许多思考。我们可以看到，服务工作是一个很特殊的状态，而我所做的这种传菜临时工具有更明显的独特性。在这个工作下，我随时都可能被安排一个新工作，而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掌握我在哪里。此外，送餐等工作虽然有固定要求，但是这种固定要求并非如同工厂内的要求一般机械化，而是相当灵活的，只要达成目的且不出错即可。这就意味着，虽然我的工作是受安排和被动的，但是我是具有相当的自治空间的。这种自治的结果是，我会感受到某种程度上的自由。这种自由并不多，却能让我感受到比工厂之内更多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会使我的精神得到更大的放松。当然可以说，这种自由是一种虚假的自由，只是自治带来的某种所谓的幻觉，我并不能完全否认这一点，但是却想指出一点，这种可能的幻觉，正是使得人们对于不同工作的劳苦程度有不同感受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自治何以可能带来这种自由感。当我们提到“情感劳动”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是在描述一些人在劳动中被要求表现出某些情感，而这种情感劳动在服务行业尤甚。这种情感劳动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很折磨人，让人不情愿的戴上不得不戴上的面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劳动中所表现出的积极情感都是情感劳动的一部分。当然，另一种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因为工资够高，所以工作时心情够好。当然，这是一种不错的解释，也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另一种不可否认的问题是，当我们谈到工资够高所以心情够好时，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抽象的高而非实际的高，因此最终难免落到一个困境，就是工资多高才是真正让人心情好的高，或者说是足够解释现实中积极情感的高。当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种基于工资的解释虽然并不错，但是却显然必须继续往下进一步深挖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上文那几位长期在这里干临时工的传菜员，为什么工资不会有多高，更不会有什么分红激励，却明显比我们这些刚来的传菜员更努力也更积极和活跃？我们能看到，他们和这里的员工已经熟悉了，员工对他们也更温和亲切。甚至，我都感觉他们几位就像是这里的长期工一样了。实际上，这些长期工们也一样，工作的时候更为积极和活跃，即使是在不进行情感劳动的时候，也并没有那样疲惫和不满。虽然累，但是很明显他们不会有在工厂里的那种心情（可以类比之前我写过的，我在抗原流水线上的状态）。当我们把劳动本身理解为一种痛苦的时候，我们便难以对上述这些做出具有足够解释力的分析。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工资激励导致员工好好工作，或者如布洛维曾言的那样有自治带来的“赶工游戏”只是一种虚假（虽然这种解释同样是浅显的理解了布洛维）这类零散的解释，那么便无法有效处理许多问题，更不可能找到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很简单，如果工作本身是痛苦的，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在痛苦里打一辈子转，永远不可能改变。
那么，答案就很简单了，也早就有人提出来了，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劳动本身，是人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而劳动也是人本质的需要。当然，这种劳动并非限制于体力劳动，而是人类有意识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创造性活动，无论是制度设计、科研发明，还是流水线上打螺丝，都属于劳动的范畴。当我们回归马克思的范畴时，我们便能看到，某种具体劳动当然附带有种种痛苦，但是劳动本身却是人的内在需求，至少人从内在并不会排斥劳动。那么，现实中我们对于劳动中痛苦的种种感受，要么来自于某种具体劳动中我们必须付出的体力和脑力，要么来自于在某种劳动关系下我们所处的状态。当前者需要通过工具革新或者换工作加以解决的时候，后者就需要生产关系中的某种变革。劳动本来是人的类本质，但是现实的劳动使人愈发不像人，使劳动同人相脱离，使劳动异化，也就是当他劳动的时候他不像个人，反而在脱离劳动时才活得像个人。因此，当一个人在从事被包裹了重重非人化的外衣的劳动时，只要脱去其中一层外衣，只要稍微能够让他像人一些，让他向纯粹的类本质而非外在的非人化回归一些，他的情感状态便会自然而然地变好。
图 之前在抗原流水线上的工作（可看北京体验记（四）：跨年夜——从核酸检测试纸流水线上跑路）
基于此，我们就能解释很多问题。当我在流水线上生产抗原时，我的劳动最脱离我的类本质，外在的一切对待我时不像对待一个人，而劳动自然便对我来说是一个非我的工作。当劳动者在劳动中通过自治感受到所谓的自由时，劳动者是通过了这种方式进一步感受到了劳动这种类本质给他本身带来的满足。当许多日结工在“偷懒”时，他们是感觉到日结工作下自己所处于的高度异化状态，因此不工作反而使他们感觉自己像个人，而工作给他们带来的类本质满足感却不足以弥补这种类本质的丧失。当我们说胖东来的员工如何如何开心时，他们是在劳动中更像个人一样被对待了，而不是简单的被当作一个个工具。当劳动者们增加了工资时，他不仅是在理性衡量中感受到自己获得了劳动收益，而且感受到了自己的劳动本身是受到重视的，是向自己类本质更近一步的。当几位长期干临时工的传菜员如此卖力地干活时，他们是感受到了在这里工作他们能更受尊重，基于生产关系的劳动非人化被剥离开了许多，而自己也由此在这里更能感受到类本质一些，至少比我们这些新来的更能感受到一些。
所以，当劳动本身的痛苦需要通过种种方式解决的时候，生产关系给劳动带来的非人化却是一个可以从现实解决的问题。即使某种生产关系难以根本性变动，但是让生产关系本身去一些非人化属性，让人在劳动中感受到更多类本质，却是一个完全可能的行动。而在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下，让劳动复归人的类本质，则是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必然需要努力的应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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