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就好在真，好就好在假”

　　《年会不能停》是部好电影。

　　《新周刊》腾宇评论道，“好就好在真，好就好在假”，一语中的。正如古典名著《水浒》一样，好在上梁山，也好在招安。

　　编剧导演们拍电影，我们看电影。拍的和看的，何尝不都是这场时代大剧中的演员？

　　真的部分不用多说。语言远比不上这部二倍速节奏喜剧本身的冲击力。它描述了某个不可考年代的种种职场问题，或者说社会问题。在那个年代，打工人卷无可卷，“屎上雕花”忽成流行成语，在裁员、降薪潮的加持下，原本尚可勉强忍受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职场权斗、弄虚作假和分配不公，突然变得忍无可忍，最终，打工人的情绪通过这部电影爆发了出来。成功引爆打工人的情绪后，这部电影就出乎意外地、合乎情理地成为年度黑马，豆瓣评分高达8.2。

　　顺理成章地，或称狗尾续貂地，就有了电影的高潮。影片的最后部分，主人公三人组上台表演逆天的rap，吐槽公司的种种不堪，甚至揭露集团副总徐云峰销售伪劣产品攫取巨额回扣的丑事，并成功触动集团最高领导胡董事长。于是上下同心，向着中间的贪腐势力开炮，形势发生惊天“逆转”。以负能量开始并贯穿全剧的电影，终于以“正能量”收场。

　　于是就俗套了。于是就由真过渡到假了。

　　在这段rap视频的评论区，一位高赞读者评论道：

　　“这是电视剧、出来平息众怒的、算是给你一个心理安慰”。

　　群众的眼晴果然贼亮。电影可以这么拍，现实中，一个能砸六千万办场年会的大企业集团，让三个人在台上如此蹦跶好几分钟，董事长还表现出容忍甚至赞许之意，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基本为零。不说别的，这么大的活动，总得有应急处理预案吧？恐怕逆天三人组的表演还未开始，在胡董事长和广大观众发现异样之前，这种“事故”早就消弭于无形了。

　　所谓年会，本就不是为打工人准备的。年会，是某些社会团体一年一度举行的集会，为的是营造组织气氛、深化内部沟通、促进战略分享、增进目标认同，为新一年度的工作奏响序曲。

　　打工人既无真正属于自己的团体，更无法集会，何来年会？

　　打工人既然没有年会，又如何能表达自己的意志，乃至影响公司的走向？

　　再说了，这样的“逆转”真的“逆转”了什么？无非是让肉贴着资本更近一些，又关打工人啥事呢？

公元一九九八

　　电影中还有一场年代可考的年会，更是假得离谱。那是标准件厂1998年的新年联欢会。只是那会儿还不兴“年会”这词。

　　在这场联欢会上，当年的胡厂长，即现在的胡董事长，在国企改制浪潮中，在标准件厂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为鼓舞士气，喊出了“年会不能停”的豪言壮语，并发誓不开除任何一个工人，感动了全厂职工。我们的主人公，傻小子胡建林在晚会中十分应景地唱了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你的未来的确不是梦，这件事非常清楚明了。当年可供职工选择的路大约是这么几条：一，幸运点的，留在原单位，置换身份，由职工变成打工人，老实听话干活；二，下岗，创业（一般是摆地摊的代名词）；三，下岗，给私企老板打工，而老板极可能是过去的厂领导；四，提前退休，或内退。

　　1998，是个极特殊的年份。

　　1998，是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攻坚开局之年。此前，是国企改革“抓大放小”阶段，尽管国企职工的切身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大部分职工尚未伤筋动骨，矛盾尚未集中爆发。这年的两会上，朱总理发出著名的誓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刺刀即将见红，血路即将杀出。1998，没有那么多温情脉脉。

　　1998，是房改正式施行元年。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规定，停止住房分配，培育住房交易市场，发展住房金融。房地产自此大火二十年，直到许皮带们纷纷暴雷。

　　1998，是医疗制度改革的重要里程碑。199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要求在全国普遍建立统一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由国家包揽的职工医疗问题正式推向市场。

　　1998，是退休金改革的重要里程碑。199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在1998年底之前，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由国家包揽的职工退休问题正式推向市场。

　　1998，是大学全面取消免费的第二年，所有大学生上学都要交学费。

　　以上几条，就是后来人们议论纷纷的“新四座大山”，集中在1998年（或1997年）开始形成。

　　如果说1992年是市场经济元年，1998年就是改革的刀子全面落地之年，改革的每一项代价，都要由当年的职工来承担。

　　1998，是那个年代城市职工刻骨铭心的一年。

　　如果这一年标准件厂有联欢晚会，那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节目，应该是厂工会主席慷慨激昂演唱的新歌《从头再来》。台上唱的人慷慨激昂，台下听的人心有戚戚，纷纷盘算自己的下半生怎样从头再来。而唱歌的工会主席，因帮助企业“脱困”有功，极可能不需要从头再来，摇身一变成为主管人力的行政副总，薪水连翻数番，正如电影中莫名其妙进了省城总部的胡建林那样。

　　公元一九九八年的联欢晚会，绝不是打工人的年会。

两场年会，两个时代

　　电影中的两场年会，象征着两个时代。两个时代的共同点，是打工人遭遇到了深重的危机。

　　第一个时代，是打工人大规模诞生的时代。城里的职工置换身份，由主人翁变为打工人。乡下的农民也在置换身份，由农民而农民工（新工人）。从数量上讲，打工人的主体，是乡下进城的新工人。陆续下岗的数千万职工，被湮没在数以亿计的新工人群体之中。他们的痛，虽然痛彻心扉，但在时代的车轮面前，显得十分无力。随之而来的入世和房地产繁荣带来的经济热潮，似乎能够消化一切，似乎也消化了一切。

　　第二个时代跟第一个时代相比，首先是规模上的巨大变化。第一个时代是城市传统职工的危机，第二个时代则是全体打工人的危机。在这个时代，不分体制内外，无论蓝领白领，都感受到了某个节点的到来。体制内做表格的，写字楼里敲代码的，流水线上打螺丝的，工地上搬砖的，概莫能外。在这个节点之前，打工人原本指望蛋糕做大能够抵消各种不平等带来的痛苦。现在，他们只是祈求未来的不要坏得太快。

　　在两个年代之间，横亘着一个巨大的房地产周期，即一个完整的“兴起—繁荣—衰退—萧条”过程。这个周期中的起伏，可以视为我国经济的晴雨表。这个巨大的房地产周期，与打工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打工人无产者化的进程，以及由此导致的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和增长的逐渐停滞，是这个周期最显著的特征。

　　市场之下，没有人能够逃脱历史的周期。但是，打工人却在这个周期中成长、壮大并成熟起来，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打工人面临危机，有两重作用，一重是经济上的坏处，使打工人在市场中的谈判能力降低，福利待遇降低，劳动力价格降低；另一重是精神上的好处，使打工人摆脱能够永久改良的幻想，使打工人摆脱资本拜物教、摆脱国家拜物教，使打工人知道真实世界是如何运行的。

　　两个时代之间的变化是深刻且伟大的。打工人由人口的少数变为多数，由彼此隔绝分离变为命运相通，由盲目崇拜转为放弃崇拜，由充满幻想变为更加现实。

　　在过去的两个时代里，打工人没有年会。

　　新的时代大门正在开启，打工人终将举办自己的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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