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之后，中国政、商界一直有很多同情美国的声音，影响力很大。有认为，美国对中国一直是善意的，中国不应该继续“欺骗”美国，中国应该答应美国提出的所有或者绝大部分条件。他们认为，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中国学习了美国的经验并且获得了美国的帮助。美国不想阻止中国崛起，美国要的仅仅是商品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希望中国变得市场化、自由化。因此，只要听美国的话，按照美国的要求来改革国内经济体系，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否则将会走入死胡同。
还有第二类观点，认为中国可以与美国达成暂时性的协议，目的是延缓中美摊牌的到来，为中国发展赢得时机。因为现在中国实力比不上美国，两国处于不对称结构中，与美国硬碰硬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当然，美国国内对华战略的学者，也是有分歧的。有人认为，只要解决了意识形态问题，中国就可以改变其行为。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意识形态不是问题的关键，削弱中国的实力才可以解决问题。目前，第二种观点几乎占据主导。
但是，近日华为高管被逮捕这件事，恐怕将会教育中国人。妥协与让步，就可以缓解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吗?这种观点恐怕不太现实。即使中国真的愿意向美国做出实质性的妥协，也不太可能出现美国满意的新的均衡状态。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所言，中美之间很难达成可持续性的基本协议。我认为，贸易战之后，美国马上会打出新的牌，再次试图逼中国让步。中国的退让只能导致中国陷入新的不利的地位，只有采取斗争的方式才有利于形成新的博弈均衡。
首先，贸易战只是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崛起的一个环节，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即使两国在贸易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它们之间依然会因为其他问题而陷入分歧。前一个问题不解决，可以延缓下一个问题的到来；前一个问题早解决，反而会加速下一个问题的到来。在贸易问题上的僵局，也许对中国来说不是坏事，这个问题不解决反而会给中国赢得战略时机。如果贸易问题解决了，接下来美国还将对中国发动三场攻势，进一步压缩中国。
一是高科技战，美国必须阻止中国的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例如，人工智能、5G技术等。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肯特•凯尔德(Kent Calder)教授认为，未来中美在人工智能、5G两个领域可能产生瞬间的严重冲突，因为这事关国家安全和即时反应能力，它可以影响导弹防御系统，也可能影响工业生产，既可能是商业也可能是军事。这就是所谓的“两用”(Dual Use)技术，中美两国都在这种技术上有快速的发展。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会让中美关系紧张，因为这牵扯到一些军事问题。美国可能对中国施压，和中国讨论控制这些武器，甚至是这些技术本身研发的规则，等等。
本次习特会，并没有就“中国制造2025”达成任何协议。而这个问题是特朗普向中国发动贸易战的直接动机，这说明美国还没有敢直接触碰最敏感的问题。但是“中国制造2025”在未来的谈判中一定会再次出现，美国迟早会再次出招，现在中国妥协了可能会加速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施压中国。正如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Scott Kennedy)所说，“中国制造2025”的两条特别突出。第一是进口替代，第二是国家安全，这不仅关乎到生产力，也关系到中国的军事技术。我认为，中国要想长期稳步发展，必须确立独立的、成体系的制造业，中国不可能通过对美妥协让步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只能通过大规模国家干预的方式实现上述目标，不可能通过经济自由化的方式来实现。
二是中美在国际组织中的斗争。美国之所以发动贸易战，主要是因为WTO不能发挥作用。目前WTO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中国的，美国发现它自己建立的这个机构已经越来越不利于自己的利益。根据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的分析，中国的确没有大范围地违反其入世承诺，美国很难通过诉讼的办法在WTO打赢针对中国的官司，因为中国的很多市场是中国从来没有承诺过要开放的。我认为，一旦现在中国在贸易上让步，那么未来美国就会在WTO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它可能会威胁退出WTO，以迫使它进行改革，制定不利于中国的规则。
三是金融战。世界银行前驻华代表黄育川指出，中美贸易战只是表象，真正的问题是美国对中国地位上升的恐惧，尤其是对自己失去国际金融霸权地位的担心。美国之所以能肆意对任何国家进行制裁，主要是因为它掌控了金融霸权。北京大学教授陈平指出，现在中国在国际金融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美国愈加感到不安，不排除武力保卫金融霸权的可能性。很早就有学者指出，美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之所以能维持民主制度，也是因为掌握了金融霸权继而剥削其他国家，将国际财富转移到美国。金融霸权如果动摇，美国就无法积聚足够财富，无法弥合国内的分歧，这就是为什么近期美国政治变得越来越“极化”。金融霸权关系到美国的生死，而贸易分歧暂时掩盖了金融矛盾。一旦中国在贸易问题上退让，那么金融矛盾将会立即显示出来。
第二，即使现在中国接受美国提出的绝大部份要求，未来美国依然可以找借口指责中国。标准是美国人定的，美国随时可以说中国违反承诺、不遵守协议。中国很早就已经开始保护知识产权，也强硬打击网络攻击，但美国总是可以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美国人认为中美贸易是一个“结构问题”，主要在于中国对美国的各种不公平的政策。不错，的确是一个“结构问题”，但问题没有出在中国一边，而是出在美国一边。即使在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等问题上，中国完全接受美国的要求，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依然不会缩小。这一点恐怕要让美国人感到失望。
因为美国人高估了自己的生产能力，也高估了中国人对美国商品的兴趣和需求。根据世界银行前驻中国代表黄育川的分析，美国对中国出口量最大的五类商品为：农产品、航空产品、洋垃圾、电子产品、汽车。但是，这五类产品的对华出口量几乎没有继续大幅增加的可能性。航空产品，中国的波音订单已经占其全部产量的一半以上。洋垃圾，中国人以后不可能再进口了。电子产品，美国的电脑公司、手机公司向中国输出根本不是制造业，而是服务业，都是在中国设厂的，因此和贸易没有关系。汽车，美国出口给中国的汽车的牌子大多不是美国的，而美国人自己的牌子在中国投资很少。
更重要的是，中国真正想买的，美国是不卖的。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中国拒绝对美国开放，而在于美国拒绝对中国开放。如果美国人没有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所在，那么几年之后美国肯定会再次把责任归咎于中国或者说中国人违背承诺。
第四，很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应该按照美国的要求来改革中国的经济体系。但这些人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美国的经济体系是高度不安全的。一旦中国经济进一步变得自由化，那么它面临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无法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发生。直到今天，我们还对2008年美国的经济危机记忆犹新。如果中国的经济过度依赖美国，那么中国将会无法承担起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失。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有很多问题，如腐败、低效、缺乏活力，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可以保证国家经济体系的安全。这恐怕也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坚决不会让步的原因。
我们的确是要改革，但不要自由化的“改革”。有人认为，只要中国按照美国的要求去改，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但贸易不平衡并不是中国改革自己就可以解决的，美国储蓄率低、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消费文化，都是导致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盲目乱改也会带来风险，自由派推广“药方”时，只宣传治病的疗效，却不谈副作用。这种“改革”主张是危险的，也是不负责任的。经济改革是要继续推进的，但经济改革的上限是经济安全，中国承担不起经济失控的危险。
改革也不能解决贸易冲突，不能缓解美国对中国的压力。中国改革失败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如果改革成功了，中国强大了，那么美国会更加压制中国。所以，我们的确要改革，但不要指望改革可以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要提醒的是，中国的私有化程度，远远比不上1990年代的俄罗斯。但是，美国兑现援助俄罗斯的承诺了吗?答应不搞北约东扩了吗?这些历史事实我们都非常清楚!
华为事件将会成为节点，将会教育国人。可能有人会说，中国只能妥协，不妥协怎么办?但是，现在的妥协，将会成为下一轮困境的开始。事实上，拖延和适度的反击，是最好的办法。根据美国战略和国际关系中心的研究，目前美国很难再继续加税，因为那样做会对美国的就业、物价、股市造成严重影响。中国能挺过2019年夏天自然会大大缓解压力，现在没有必要向美国妥协。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美之间会进入“新冷战”。这个词完全错误，因为目前中美之间的政治、军事、意识形态远远没有达到“新冷战”的程度。即使有经济冲突，但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仍然具有高度互补性、相互依赖性。在贸易问题上中美是不对称的，美国占上风和主动，妥协也许是必要的，但绝不是自由派主张的那种妥协，这有本质区别。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我们应当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以拖待变是最好的办法，既包括必要的反击手段，也要放弃对美国的幻想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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