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鲜战场细菌战阴谋败露，中情局创造了“洗脑”
熟悉抗美援朝战史的读者都知道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将领是1952年7月8日牺牲的67军代军长李湘，时年36岁。李湘军长在7月1日挤破了一个疖子，导致伤口感染红肿，李军长但是以为不碍事，没想到几天后伤情迅速恶化，第8天就与世长辞。后来我们的卫生专家经过仔细的检查，得出结论是李湘军长死亡的真正原因是被美军投放的致命细菌武器感染。
67军军长李湘
1952年1月27日晚，在朝鲜铁原郡金谷里，美国飞机多批次出现在阵地上空。出人意料的是，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俯冲投弹，转圈就飞走了。奇怪的事情出现在第二天早上。天亮之后志愿军第42军第375团战士李广福在雪地上发现了大量的苍蝇、跳蚤等昆虫。
从1月29日开始，志愿军其他部队也接连发现了类似情况。
一月下旬的朝鲜，正值寒冬时节，苍蝇、跳骚这样的昆虫不应该出现。2月17日，在平康郡下甲里，4架美军飞机出现在第26军第234团阵地上空，飞机投下的炸弹爆炸后留下大量苍蝇。官兵们目击了这一过程，美军飞机活动与昆虫异常出没的关系得到确认。当时取得样本化验，直接送到朝鲜人民军的卫生防疫最高机构。
不久，有昆虫报告的地区，开始出现霍乱等在朝鲜早已绝迹的烈性传染病，一些朝鲜民众和志愿军战士都有不同程度的感染。此时，美军布撒病菌的范围已经逐步扩大到朝鲜北部的7个道44个郡。经过观察、检验，防疫专家认为这些昆虫带有10多种病菌病毒，美军可能在朝鲜北方投放了细菌武器，对中朝部队实施细菌战。
1952年2月底、3月初，美军已将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中国东北地区。
面对美军丧心病狂的细菌战，中央军委和志愿军马上动员起展开防疫和免疫工作。
一旦暴发疫情，将直接影响志愿军作战，并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重大影响。1952年2月19日，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副总参谋长粟裕等人召开会议，讨论反细菌战的具体落实措施，确定：立即将现存的全部340万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剂和其他防疫用具连夜装运，在三天内用飞机全部运到安东转送朝鲜前方部队，并立即再赶制1000万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往朝鲜。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一场揭露、控诉美军细菌战罪行和进行战场防疫的反细菌战行动展开了。
1952年3月1日，志愿军成立以邓华为主任的防疫委员会，领导全军反细菌战斗争。
在前线，志愿军突击建立了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或隔离室，收治被美军投放病菌感染的病人。
为确保战士们的身体健康，至同年6月底，志愿军部队鼠疫疫苗接种两次，霍乱、五联疫苗接种一次，注射率达到100%。
尽管志愿军积极行动开展防疫抗疫工作，但是仍然造成了据不完全统计，美军在短短两个月内，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先后投放了804枚细菌弹，造成志愿军384人感染，其中258人治愈。尽管在2、3月以后美军不再大规模集中使用细菌武器，但是并未彻底放弃，仍在不同战场继续小规模使用。67军军长李湘就是美军继续使用细菌武器的受害者。
在积极防疫、抵御细菌战的同时，中朝两国还开辟了舆论战场，反击这场“肮脏的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防疫工作开展以后，在主要交通线两侧和防疫区内共计为450余万朝鲜人民，并为战俘营中的“联合国军”战俘也接种了鼠疫疫苗。
美军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实施细菌战并不是1951年冬季的突发奇想，而是早有预谋。朝鲜战争刚一爆发，就再次刺激了美国对生化武器的研究。美军的一份报纸曾刊登过这样一篇文章，指出“细菌、毒气是最廉价的武器”。
美军的生化武器技术是从哪里来？主要来源有三个：一是美军自己的研制，因受制于法律和实际水平，成果甚少；第二是接受了日本石井四郎领导的731部队的而全部成果；第三个是接受了大部分纳粹德国的生化武器研究技术和成果。
1952年3月8日，周恩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政府侵犯中国领空并在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站起来，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
中国人民反对细菌战的呼吁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积极响应。1952年2月至4月，先后有1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表声明，反对美军进行细菌战。
后来朝鲜执行细菌战任务时被志愿军击落俘虏的美军飞行员供称：在1950年12月，美军向三八线败退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希望用细菌武器挽救朝鲜战场的败局，并于1951年冬决定在朝鲜实施细菌战。
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耐心工作和对最广大联合国军战俘的真心优待，特别是在中国的疫苗十几分紧缺的情况下仍然给战俘们接种疫苗，使得广大战俘终于意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由善良的人们组成的最文明的军队，自己的国家太无耻了。
时任志愿军第9兵团政治部敌工部英文翻译刘禄曾讲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我告诉一个美军战俘，这是你们美帝国主义搞下来的细菌弹。他不相信，抓了一个小蚂蚁就吃了，结果就拉肚子，三天三夜拉得不行，赶快送医院，把他救活了。然后他气得不得了，写了一个大字报，永远不相信美帝国主义。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许多“联合国军”士兵渐渐站到了反对美军细菌战的队伍中。1952年4月8日，被志愿军俘获的美国空军领航员伊纳克发表名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封公开信》的广播讲话，揭露了美军高层企图隐瞒细菌战的事实。
美军战俘伊纳克发表广播讲话
伊纳克不仅承认他们投放了细菌武器，并交代了具体细节，还承认了美军给中朝战俘注射化学药剂的事实。
包括伊纳克在内，前后共有25名被俘美军飞行员陆续交代了自己实施细菌战任务的经过。
1952年5月17日，被俘人员的交代材料和录音，在北京和平壤公诸于世。人赃俱在，美国政府虽然一再矢口否认，也只能是徒劳，全世界舆论纷纷谴责不人道的细菌战。
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吗？
没有，精彩的部分才刚刚开始！
一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确信，确信美国空军战俘的招供，源于“恐怖”的“审讯手段”。因为“只有酷刑和反复威胁两个组成部分”才能逼迫美国空军“战俘在朝鲜的认罪令西方国家难堪”；但是也只有“酷刑和反复威胁”才能致使那些美国空军战俘在朝鲜的认罪，竟然“从武器、时间到技术细节，信息都完整无缺，足以证明生物战争的真实性”。面对“70%的被俘士兵都在压力下屈服了，为敌方宣传做出了至少一项贡献”，五角大楼实难接受。
然而，五角大楼更难接受的是所有美国空军战俘的招供“句句属实”。
让五角大楼更难接受的是，并无点滴证据，可以证明其所有美国空军战俘的招供，是因为受到使了“恐怖”的“审讯手段”。
既然所有的供词都是真的，都不是以“酷刑和反复威胁”获得的，都不是“恐怖”的“审讯手段”的产物；那么就只能是“如此多的盟军战士与俘虏他们的人合作”，心甘情愿地“合作”，坦白指认当时朝鲜半岛上存在细菌武器，都来自美国的生物实验室。
来自美国的生物实验室的细菌武器
那么，为了掩盖罪行，逃脱罪责，五角大楼只能唆使《迈阿密新闻报》的记者爱德华·亨特创造了“洗脑”一词——
1953年4月初，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与中情局人员见了面。
洛奇当时正忙于反驳苏联针对美国在朝鲜使用生物武器提出的指控，然而他所面对的却是截然相反的现实：如果美国并没有投放生物武器，为什么军官们争先恐后地排着队承认。
洛奇痛苦地说，对此深恶痛绝……主要是因为简直无法对那些影像和美国飞行员的声明作出解释”。
中情局抛出了救命稻草，声称曾听闻苏联有制造虚假口供的手段：“洗脑”。
亨利·卡伯特·洛奇（左）
一个月后，在“朝鲜蓟”项目的一次会议后，中情局人员谈起洛奇采用了他们的解释：
“……洛奇参议员对将苏联和中国使用“洗脑”手段作为美国在联合国宣传武器表示出强烈兴趣。洛奇参议员表示，他要找到一个戏剧化的词语，它既要能够引起恐惧，又要能够谴责苏联的行径。”
有了借口，下一步就是“舆论攻势”。
制作“舆论攻势”是为了面对“与战俘有关的公众讨论以及由此产生的恐慌和疑问”。
中情局似乎并没有告诉洛奇，那些用来解释俘美军认罪的说辞并不是刚刚从苏联获得的绝密情报，而是记者爱德华·亨特在《迈阿密新闻报》上创造出来的。
他们当然也向他隐瞒了另一个重要事实：爱德华·亨特是领着中情局薪水的宣传人员。
所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迈阿密新闻报》的记者爱德华·亨特连续著书立说，大肆宣扬共产党的“精神控制”，即“洗脑”，也就是Brainwashing。
“洗脑”，其实是在中情局授意下诞生的词语，就这样被兜售给了美国政府、联合国、媒体和全球公众。
二、“洗脑”从名词变成实际行动，中情局展开残忍的活体“洗脑”实验。
当我们认为“洗脑”仅仅是个词汇，停留在嘴炮阶段的时候，美国却比我们想象的走的更远更疯狂！他们把“洗脑”从理念变成了实践！
丹麦广播公司近日播出的一部名叫《寻找自我》的丹麦纪录片，披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涉嫌资助20世纪60年代对311名丹麦儿童进行的一场秘密人体实验。这些儿童大多是被人领养或来自孤儿院，始终没有被告知实验的具体目的。报道称，这项实验在哥本哈根市立医院的地下室秘密进行。纪录片导演、实验亲历者之一佩尔·温尼克说，在11岁的时候，他参加了一系列人体实验，其中包括测试儿童是否存在“精神变态”迹象的实验。
在这项实验中，温尼克被要求坐在椅子上，身上绑着电极，被迫聆听响亮刺耳的噪音。虽然项目由美国一些医疗机构和“人类生态基金会”出资，但温尼克说，“人类生态基金会”项目提供的大量资金，幕后来源正是美国中情局。
丹麦的儿童实验，不过是美国中情局人体实验的冰山一角。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中情局曾经开展过一项思想控制计划，通过种种惨无人道的手段，试图实现“洗脑”。
美国《纽约时报》前驻外记者、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金泽：中情局在政治宣传中发明了“洗脑”这个词，这个词是一个为中情局工作的人想出来的，他想说服美国人“苏联试图对美国洗脑”，而中情局沉浸在了自己的这个幻想中。时任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认为思想控制是掌控全世界的关键。
金泽撰写的《首席毒师》一书深入揭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这项思想控制计划。20世纪50年代，中情局聘用化学家西德尼·戈特利布作为项目负责人，金泽评价他“愿意忽略其他人都遵守的道德标准”。而德国纳粹医生及其日本同行也被聘请加入，其中甚至包括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战犯。
美国《纽约时报》前驻外记者、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金泽：中情局没有处决那些人，而是雇佣了他们，他们成了美国思想控制计划的基础。
该项目拥有美国政府特许的、类似“杀人许可证”的权力，不仅在美国国内有权使用囚犯或抓捕平民进行实验，还在其他国家肆意折磨战俘以及无亲无故的难民。
美国《纽约时报》前驻外记者、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金泽：他们通过实验折磨致死的那些人，被他们称为“消耗品”，西德尼·戈特利布和他的同事在这些人身上实施了美国政府历史上最极端的人体实验，目标就是寻找摧毁一个人思想的方法。在一组实验中，主要思路是用药物让实验对象陷入昏迷，再投入大量兴奋剂，当实验对象处于从昏迷到过度兴奋的转换过程时对他实施电击，并且让他处于极度的冷热交替中，来看是否能摧毁一个人的思想。
众多实验的结果表明，药物是摧毁人思想的有效手段，于是LSD——一种强效致幻剂成了中情局思想控制计划的核心。而过量使用这种药物会造成严重的精神混乱和肉体痛苦，目前在世界各国都普遍被认为是一种危害甚大的毒品而加以严厉查禁。
美国《纽约时报》前驻外记者、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金泽：在肯塔基州的一个联邦监狱里，跟西德尼·戈特利布合作的一名医生挑出7名非裔美国人囚犯，每天让他们服用3次LSD，实验持续了77天，并且没有告知他们服用的药品是什么，服用的后果是什么。
为了更广泛地验证实验效果，他们甚至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让中情局的其他同事和随机的普通民众服下LSD，并观察其反应。
但事实证明，这些残忍的实验仅仅能够摧毁一个人现有的意识，很难把新的意识植入其中，从而实现所谓的“洗脑”。很多实验对象精神紊乱、失忆或者成了植物人。
美国《纽约时报》前驻外记者、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金泽：他花费整整十年摧毁了那么多生命，都是徒劳的。
20世纪70年代，这项惨无人道的计划被曝光后终止。但相关人员从未受到全面正式的调查和惩罚，并且中情局销毁了绝大部分原始文件，究竟有多少人遭到折磨、多少人丧命，均已无从确认。
三、“洗脑”实验受害者：那是濒死的感觉
美国中情局的“洗脑”实验分布在全球多地，其中就包括邻国加拿大。他们将无辜的患者送往一家位于蒙特利尔的研究所，表面上是给他们治病，实际上是在进行秘密“洗脑”实验。近些年，有部分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站出来，讲述那些年的不幸遭遇。
1960年前后，吉娜曾因抑郁被送往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艾伦研究所进行治疗。
吉娜：每当治疗时，我就感觉天旋地转，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我觉得这就是濒临死亡的感觉，不知道我能不能活下来。
当时，吉娜并不知道她接受的就是“洗脑”实验。
吉娜：我不想吃给我的那些药片，根本没法用水服下，他们担心我不咽下去，所以有护士看着我，直到我吞下去。
研究所负责人埃文·卡梅伦得到中情局资助，曾于1943年到1964年在艾伦研究所进行“洗脑”实验。
很多和吉娜一样的患者，都因为轻微的精神病症向卡梅伦医生求助，比如抑郁、焦虑等等。然而却在未告知或得到许可的情况下，被当成“小白鼠”，使用药物疗法、电击疗法等等。
1970年后，中情局与加拿大政府的肮脏勾当被曝光后，吉娜的丈夫说，他们既吃惊又愤怒。
吉娜的丈夫：后来我们发现，这是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政府以及美国中情局合作完成的项目，是他们纵容这一切的发生。
吉娜只是其中幸运的一员。很多在艾伦研究所被“洗脑”实验的患者，最终都出现了严重的大脑损伤。
受害者家属马琳：很多人去了那里，以为自己得救了，根本不知道卡梅伦医生的目的是给他们“洗脑”，清除他们的记忆。
马琳的姑姑也是被送往艾伦研究所接受治疗的一员，当时她只有19岁。这份1945年的就诊记录显示，马琳的姑姑曾在一个月之内接受了9次电击疗法、28次催眠疗法。
受害者家属马琳：每次我把手放在姑姑的脑袋上，她就会往后退，我一直不理解，后来我才知道，电击疗法（仪器）是要放在她们脑袋上进行的。
马琳的姑姑从艾伦研究所出来后，身体情况越来越差，60岁开始就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甚至没法说话了。
受害者家属马琳：她没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没法结婚，也没法生孩子，她一生唯一开心的事是吃糖果，行为跟小孩子一样。
而这只是这场“洗脑”实验的冰山一角。20世纪70年代，当这场秘密实验被曝光在公众面前时，中情局洗脑实验的负责人将所有实验纪录损毁，仅有一小部分被忽略的证据留了下来。
几十年的时间，部分受害者及家属仅靠着这些证据，将中情局和加拿大政府告上法庭，得到了一些赔偿。还有更多的受害者连一份道歉都没有得到。
四、投毒，他们真的是专业的。
投毒，美国军方可是真的做过。不仅做过还是对本国人投毒，而且投了不下二十次！
为了检验生物战的效果，美国曾经多次在国内进行病毒实验，被揭露出来的少之又少，比较有名是旧金山粘质沙雷氏菌实验：1950年9月20日，一艘装载着大量粘质沙雷氏菌和球芽孢杆菌的军舰，停在了旧金山港口，这些细菌通过特殊的装置，喷洒往旧金山中，随着海风吹遍了旧金山的每一个角落。在经过长达一个星期的细菌扩散后，美国高层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实验数据——整个旧金山几乎全被感染，甚至连周围的市区都出现了规模不一的感染。每公升空气中可以检测到超过500个细菌，旧金山中的八十万市民几乎完全被感染，没几人能幸免于难。
1957年，美国于明尼苏达地区以锌镉硫化物进行了实验，当时的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无害物质，但到了二十一世纪这早已被认定为致癌物质，而美国高层正是用着这种“无害物质”，再次拿美国民众的生命在进行所谓的实验。
就连首都华盛顿也成了美军的病毒试验场：1965年，美国在华盛顿特区释放了球芽孢杆菌；1967年，细菌实验人员在纽约的地图上释放了枯草芽孢杆菌，以验证地铁等封闭交通系统的细菌抵抗能力……
根据相关实验报告显示，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中，美国至少进行了上百次细菌实验，直至尼克松总统在1969年以相关法令叫停才结束。
但是不管是军方还是实验人员，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制裁，而可怜的受害者们也没有拿到半点补偿，哪怕是美国军方的一句道歉都没有！这种从来就不应该出现的细菌实验却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了，但美国高层却坚信这是无害且必要，因为他们拿到了想要的实验数据，以能够在或许未来出现的细菌战中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美国政府和军方对自己的人民都敢下手……
资本家呢？
五、百年变局下
七十多年过去了，冷战已经结束了30年，但是中央情报局作为美国统治集团对外政策最忠实的执行者，从来没有放弃和偏离自己的目标——控制全世界。
在冷战时代，中央情报局的最主要对手是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他一方面通过暗杀、军事政变、扶植傀儡政权等硬的手段来和苏联争夺对世界的影响力和控制权，同时也通过软的手段更为隐秘来影响和控制对手和世界中间地带。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全世界开始成立各种艺术、文化、人权基金会和NGO组织，以慈善、学术或者其它人畜无害的面目在世界上出现。由于中央情报局的成功努力，曾经让美国寝食难安的苏联东欧集团不战而溃。美国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中国身上。
其实，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打开国门以来，在中央情报局领导下的各类马甲就纷纷展开对中国的渗透，通过对一些列行之有效的活动。通过留学、访问、赞助艺术创作等方式在中国的政治、经济、金融、学术等各个领域成功培养了一大批亲美分子。这些拿狗粮的亲美分子通过自己的言行影响着周围其他人和社会，又发展出更多的不要狗粮的亲美分子，这些人上下呼应内外勾结，动摇国本，大肆出卖中国的国家利益，成为美国安插在中国的第五纵队。每当中美之间出现争端，这些第五纵队的大小反贼们一拥而上，在网络和各个媒体空间上蹿下跳拼命地替美国说话，要求中国无原则无条件的妥协，答应美国的要求。
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是如此，这些亲美的反贼们又好好的表演了一番，比如那个写日记的，还有那些要求中国向世界道歉的，一口咬定是中国人吃蝙蝠引发了这次疫情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一时间真是乌烟瘴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有的很快翻了车，但是还有更多的依然在隐藏着，时刻准备策应美国的行动。
中国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国力大增，GDP排名世界第二，而且继续保持高速发展，赶上并超过美国指日可见。中国已经被美国定位为头号的战略竞争对手，要用尽一切办法阻止中国的发展！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从来就不是一个谦谦君子，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他总是嘴里说着冠冕堂皇的话，手里使着最下三滥的招数：美军进入阿富汗以后中国西北地区的三股势立刻实力大涨；挑唆动台湾问题；制造南海的紧张局势；培养港独分子并在2019年开始进行持续几个月的暴乱；与中国展开贸易战、科技封锁战，除了正常的手段以外，几乎所有的下三滥手段都用尽了，然并卵。中国还是那个共产党领导下蒸蒸日上的中国。
美国不会放弃阻挠中国进步的努力，不会甘愿认输，他依然要用尽一切手段，利用一切机会来破坏中国形象，损害中国的利益，哪怕是这种损害中国的行为对美国并没有什么好处。
一句话：只好让中国不舒服、丢脸的事美国都会去做。
2022年2月初，中国就要举办冬季奥运会，北京海淀区也出现的一例，经调查被认为是接触了来自加拿大的邮件后感染。
在奥运会紧锣密鼓的准备的前夕，中国从西安开始，许昌、郑州、安阳、天津陆续爆发一波疫情，还是最新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至今依然无法彻底查明病毒的来源，还好，我们的公安机关终于找到了蛛丝马迹。期待着案情的进一步侦破，以此为突破口，顺藤摸瓜，抓住背后的大鱼，揪出幕后真正的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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