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是一部视野宽广的著作，副标题“亚非团结的中国实践与渊源”点明了作品的要旨。殷之光将历史溯源与理论论辩融为一体，在多重视野中呈现自己的洞见。几易其稿，最初的副标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球秩序想象”的字样，或许是因为新中国的全球理想从未呈现为一个完整的现实秩序，而在为这一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形成无疑是推动战后秩序持续变化的动力之一，最终采用了现在的副题。不过，与其说在做新中国的全球秩序想象的溯源工作，不如说是从中国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实践出发，以亚非团结为线索，重新叙述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与演变。第三世界国际主义不是一种业已完成的秩序规范，而是持续冲击和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运动。或许这便是最终确定现在的副标题的原因。这部著作始终在追问：这一运动的动力、方法、内容和展现于现代世界秩序中的形态是什么？
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持续追问，这部著作展现了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在方法论上，拒绝了静态的规范分析，不是以主权、平等、民族、现代化等概念为叙述框架，而是在第三世界运动对于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持续冲击中，基于第三世界运动的经验，阐释这些价值和概念的新内涵。对于而言，所谓现代世界的普遍秩序不过是全球不同力量持续博弈和斗争的阶段性成果。人们的注意力总是被霸权性力量及其合法性宣称所吸引，而较少关注另一进程，即通过对于霸权及其支配策略的冲击，反霸权实践也重塑了普遍规则本身。用的话说，“在霸权与反霸权斗争这一漫长的全球史进程中，万隆及其背后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主义政治实践，才真正将20世纪的反抗与19世纪的反抗区别开。这种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形成，但却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界限、朝向普遍主义世界新秩序的政治主体意识，才真正赋予了20世纪以独特的历史意义。”因此，居于其阐释体系中心位置的第三世界概念并不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而是一个政治范畴，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经验中形成的自觉的政治运动，以及这一政治运动对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对全球秩序的设想。所谓亚非团结或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就是一场规模广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去殖民运动，一场重新界定民族独立、主权平等、经济自主和现代化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与其将万隆作为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不如将其视为一个绵延的过程。”这一洞见奠定了进入20世纪世界秩序的方法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秩序是旧时代的绵延，只有对于这一秩序的第三世界抵抗及其国际团结才构成了20世纪世界关系的最新力量。因此，需要从第三世界斗争的内部经验中、从一种能动的视野中观察世界秩序的演变。
帝国主义不只是一个国际体系，而且是一个渗入各社会内部的军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系，所谓第三世界国际运动的内部经验不可能脱离每一个社会内部争取独立和解放的社会斗争。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对新国家的追求和塑造也不可能脱离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塑造。因此，这部著作的第二个方法论特点是将中国革命与亚非团结、民族独立运动与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视为一个连续的进程，而没有将亚非团结和第三世界国际主义仅仅视为一个国际关系领域的实践。除了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所推进的争夺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引入国际关系，也看到了中国革命中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平等实践在亚非团结和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运动中的延伸，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对他而言，“三个世界理论”不仅是一种国际外交思想，而且是“一种在中国革命经验中发展起来的世界观”，“体现了包含国际平等、多边秩序建设理想的‘中国主张’”。
什么是中国革命的经验？如果采用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做的最简洁的归纳，即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以及作为党的灵魂的群众路线。在中国革命中，为争取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阶级统治的斗争获得成功，不仅需要革命阶级的力量，还需要超越单纯的阶级边界（国内无产阶级和国际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斗争中形成“中国人民”的政治主体性；在世界范围内，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秩序，不仅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同盟，还需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斗争中形成“世界人民大团结”。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如此，在战后国际关系中也是如此。力量对比悬殊的敌我关系正是在这一双重进程中得以逆转。专章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形成，尤其是这一政策及其实践中对于自治、民族平等与国家统一的辩证关系的强调，并认为这一承认差异但强调统一的民族政策也为在尊重社会制度和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形成第三世界团结的国际主义提供了经验。“通过亚非团结运动，新中国很快将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平等与发展观扩展到了国际关系层面。……以互相尊重与共同发展为基本权利的平等观开始成为‘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观念中的核心。” 因此，“民族解放”实际上“是一场联通内外、超越阶级、族裔、血缘等认同的大同事业”，“同时，这一普遍政治理想的基础，却又建立在一个脚踏实地的具有特殊性的‘民族’政治环境中”。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方法论特点，展示了一种不同于主流冷战史叙述的战后国际关系图景。冷战史研究的经典框架是战后两极国际秩序的形成，在美苏争霸的框架下，论述苏联解体和美国世界霸权的确立。这一论述将战后持续不断的“热战”和抵抗运动纳入代理人战争的视野，忽略这些局部战争和遍布世界不同国家的、相互发生关联和呼应的抵抗和批判运动对于战后秩序的冲击和重塑。即便是关注第三世界的学者，也或者从战后美国国际霸权地位的视角界定“第三世界”的形成（Odd Westad，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或者将这一构成复杂的运动视为苏联地缘政治考量的后果（Galia Golan，Soviet Policies in the Middle East，from World War II to Gorbachev，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及其对峙对于塑造战后国际关系具有重大的影响，这一点并无疑问，但如果从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等历史进程与遍布世界的反殖民运动的密切联系、相互支持来看，亚非团结和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并不只是两极争霸的衍生物，而是在反抗霸权的斗争产生的、参与塑造战后国际关系的重要力量。中间地带一旦具有自身的政治能动性，就不再是两极关系中的从属性力量。用两极争霸的模式概括战后国际秩序掩盖了从漫长战争和革命中延伸而来的、发生在广阔的“中间地带”的反霸权斗争，也遮蔽了通过这一斗争而逐步形成的第三世界主体性（即便是未完成的主体性）。万隆时刻正是因这一主体性获得自觉表达而被命名的。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遍布世界的反殖民、反侵略的武装斗争和和平抗议，以及围绕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国际博弈，如此深刻地重塑世界格局。在这一视野中，作为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的标志的联合国就不再只是霸权控制的工具，也是国际秩序斗争的场域，尽管其规范性表述没有发生变化，但伴随其内部权力关系的重组，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普遍价值因第三世界运动对于霸权操纵的冲击和限制而获得了彰显。
1970年，修建坦赞铁路
如果战后秩序中的东西两个阵营的对峙构成了“冷战”的框架，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运动及其与两大阵营内部的反战、反霸权斗争的相互呼应就是促成这一两极关系发生变动的“去冷战”力量。因此，思考冷战的终结应该着眼于20世纪的漫长进程，而不应仅仅将镜头聚焦于美苏媾和的历史片刻。战后秩序应该被描述为冷战与去冷战两种趋势消长起伏的过程，而冷战的终结应被置于这一复杂进程中加以描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在亚非拉地区发生的、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诞生与帝国消解的历史进程，并不是对17世纪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简单重复。其历史意义更体现在一种面向未来的，对世界新的平等秩序的政治创造。”民族解放运动对于国际团结和平等秩序的追求（凝聚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命题之中）重新界定了民族、独立等等概念的内涵，民族斗争同时包含着“超越民族国家，寻找世界普遍主义原则的尝试”。这也正是被后冷战秩序所压抑却从未消亡的未来性。
20世纪诞生了两个新事物，即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这两个新事物是冲击19世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秩序的漫长运动的延伸，也清晰地打上了自身时代的烙印。伴随着苏东解体，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趋于解体，而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对于两极构造的介入和冲击也伴随着“冷战终结”而趋于消散，但这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运动对于当代世界秩序的影响却是长远的。如何总结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危机和解体？如何分析第三世界运动的内部矛盾和式微？如何分析殖民地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殖民历史的联系，以及独立国家的后殖民境况？这些问题已经有不少重要的研究，但均有待更深入的探索。在霸权体系危机四伏的时代，这部著作提醒我们：这是一份未竟之业，应该从上述两个运动的历史经验内部探索其成败得失，致力于发掘其被压抑的未来性，这份伟大遗产蕴含着立足现实斗争的普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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