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计算机、互联网、通讯、大数据、云计算、新媒体以及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的高速融合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知识高效交流、资讯高度饱和、观念高频迭代的时代，人类认知领域的革命也方兴未艾。
与此同时，全球化、多极化带来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大国战略竞争的全面升级，也使得国家间的博弈愈发复杂化——不仅在军事、科技、经贸、金融等显性领域加紧对抗，也越来越重视“争夺认知”等隐性领域的竞争。
与传统战争受到地理边界和战争规则限制、偏重于从物理维度来实现战争目标不同，作为超限战的认知战，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传统物理束缚，使战争由非常态变为“常态”，大大降低了发起对抗的成本和风险，这正是西方愈发重视认知战的重要原因。
“争夺认知”的殖民战争
文 | 王杰锋
美国五角大楼（资料照片） 新华社 / 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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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环节的联动作战
认知战是一种以信息为主要载体，通过影响和塑造目标国家决策者和群众的认知，进而控制和改变其行为，最终达到战略战术目的的现代战争形态，是融心理战、舆论战、信息战于一体的最高层级的非动能作战形式。
2023年3月，美国《战略安全》杂志发表的题为《现代认知行动与混合战争》的文章明确提出：“认知操作可以是扩张的工具，甚至可以通过改变目标群体的观点、价值观和利益来实现特定的殖民化。这种控制可以为数字时代的国家殖民提供新的机会。”由此可见，在美国战略界看来，认知战已经上升为新国际环境和技术条件下对目标对象实施影响、掠夺乃至侵略的重要方式。
从实施方式来看，认知战的作战模型包括以下四个环节：
决策主体：指实施认知战的国家、军队或团体，它是认知战的发起者和指挥者，根据自身的利益和目标，制定认知战的策略和计划。
实施主体：指被挑选或塑造的、执行认知战任务的各类线下线上组织或个人，包括政客、名流、公知、网红、意见领袖等公众人物，基金会、非政府组织、智库、高校、黑客团队等专业机构，媒体、出版社、影视公司等传媒平台，水军团队、网民等终端。它是认知战的执行者，负责制作、传播和控制信息，以影响目标国家的社会认知。
社会认知：指目标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生活等各个领域的公众意见、观念、态度和情绪。社会认知是认知战的主要作用对象，也是认知战效果的反映。
目标实现：指通过认知战达到的战略战术目的，包括颠覆、牟利、分裂、控制等。目标实现是认知战的最终评价标准，也是认知战的动力源泉。
这四个环节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和互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认知战体系：决策主体通过实施主体影响和改变目标群体的社会认知；社会认知的变化影响决策主体和实施主体的策略和行为；目标实现影响决策主体和实施主体产生新的动机和目标。这就形成了一个动态循环。
有研究者指出，一些西方国家先进的打法是已经形成了体系化的认知作战联动机制。例如，在西方政府的策划下，某基金会会提前几年进行布局，首先选定目标国家的“话事人”，然后通过学术交流和商业交流来资助该国媒体，进一步烘托“话事人”的人设，再利用网络水军体系来控制社交媒体热搜，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话事人”的话语权甚至社会地位，最后在关键时间节点让“话事人”抛出最有利于西方利益的观点，从而引导目标国家社会舆论形成新的共同观点，以改变其决策和社会发展方向。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反对派与支持派在公路上对峙（2002年12月16日摄）摄影 / 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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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战役与战术
针对不同层级的目标实现，认知战可以分为三种组织形式：
战略性认知战：针对目标国家整体或重要部分的社会认知进行长期且系统的影响和改变，以达到颠覆或控制其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军事力量或意识形态等根本利益的目的。
例如，美国政府对苏联就曾展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略性认知战，且充分利用其盟友和附庸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资源，对苏联及其盟友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认知战，以孤立和包围苏联，削弱其国际影响力和地位。
在这场战略性认知战中，美国政府针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民族、宗教、文化、历史等特点，专门制作和传播历史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等特定信息，并利用各种媒体、智库、非政府组织等，以所谓“中立”或“客观”的姿态发布或转载有利于西方利益的信息，以引发“认知反应”。同时，美国政府利用其控制或影响的间谍、叛徒、分裂分子等，在苏联内部进行渗透和破坏，制造或操纵各种事件或话题，以塑造或改变苏联的社会认知，并通过电影、音乐、文学等形式，全力向苏联民众传播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诱导其认同西方模式，又通过奖学金、交流项目等隐蔽方式，培养或收买了苏联的精英分子，逐步影响或控制了其思想和行动。
美西方发动的认知战，使苏联陷入国家思想混乱、主权认同消失、社会价值观分裂、国民意识淡漠的困境，是其最终走向解体的一大原因。
战役性认知战：针对目标国家局部或特定领域的社会认知进行中期且有针对性的影响和改变，以达到瓦解或削弱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军事防御或社会团结等重要利益的目的。
例如，2003年美国政府为了推翻伊拉克政府，攫取地缘和资源利益，发动了一场所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役性认知战。美国政府利用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向全世界宣传其对伊拉克的单方面指控，大规模炮制虚假证据，并通过国际组织和媒体美化其对伊拉克的侵略行为，为最终绕开联合国军事推翻一国政府扫清障碍。
战术性认知战：针对目标国家部分群体的社会认知进行短期的影响和改变，以达到误导或操纵其政治观点、经济行为、社会情绪等具体利益的目的。
例如，美国政府为了消解其国内公众对毒品问题的不满和批评，选择对外转移矛盾，故意制造外国是芬太尼泛滥问题责任方的假象，并利用其在媒体、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优势，向其国内公众传播这种假象，还通过法律规定、政策措施等影响其国内公众对毒品问题的认知，以此误导和操纵了他们的政治观点和社会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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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攻击的流程
为了影响和控制竞争对手的认知，认知战在内在逻辑上需要详细分析和评估对手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政治领导力，社会组织、社会动员、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综合情况，及其心理状态、心理弱点、心理防御等反应特点，以制定有效的影响策略。
作为施加攻击的一方，还需要分析和评估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效果等问题，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搜集、分析、传递和利用信息，甚至需要深入了解人脑及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认知中枢和反应机理。
通过对各种知识和技术的综合运用，认知战在实施过程中常常遵循以下流程：
一是情报搜集。通过网络、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工具和手段搜集目标社会的信息，包括哲学、信仰、规则、弱点、动机、情感、历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身份和意识形态等人类认知维度的要素，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综合情况。
二是目标分析。根据情报搜集的结果来分析目标社会的特点、利益、需求和矛盾，将目标社会的个人或群体进行分类和分层，确定最易受影响和最有影响力的目标群体，以及最有利于攻击者的切入点。
三是决策制定。确定认知战的目标和意图以及期望达到的效果，选择合适的认知战策略和方案以及相应的技术手段和实施平台。
四是信息设计。基于目标群体的心理特征、接受能力、价值观和认知偏差，设计符合攻击者意图和策略的信息内容和形式，包括文字、图片、视频、音频、游戏等。值得注意的是，其间既有真实的信息，也有虚假的信息。
五是渠道选择。在充分考虑目标群体的信息获取习惯、信息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干扰因素和应对措施、提高信息可信度和覆盖率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传播渠道和平台，包括网站、社交媒体、新闻媒体、博客、论坛等不同类型的渠道，甚至会选择非正式的或隐蔽的传播平台。
六是效果评估。根据传播渠道的反馈，评估认知战的效果和影响，包括信息接收者的数量、质量和反应，以及信息对目标社会认知状态和行为变化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效果评估的重点在于研判信息传播是否达成了攻击者的目标，总结认知作战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提升下一次综合作战能力。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认知战涉及多个领域，整体链条长且精密，处理的细节多且复杂，这就使得这种战争形态在实践中常常采用矩阵攻击或集群作战模式。
2021年6月，由美国军方和北约全程参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捷克技术大学、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乔治亚理工学院等机构组成的联合研究项目组发布的《认知研讨会：提高认知的创新解决方案》研究报告明确指出，“认知战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操纵形式，是一种综合武器的方法论，它整合了网络、信息、心理和社会工程的非动力战争能力，以便在没有身体战斗的情况下获胜。作为新型战争，它被定义为由外部实体将公众舆论武器化，旨在影响和破坏一个国家的稳定。这些攻击可以视为一个矩阵：跨越少数和多数的界限，全面影响思想和行动，跨社区组织……它的执行方式不同于更传统的战争领域。”
这种新型战争的典型案例是2019年美国政府对委内瑞拉实施的一场包括认知战在内的总体战。
委内瑞拉是拉美地区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数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将委内瑞拉政府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策动“颜色革命”，企图颠覆委左翼政权。
从2002年起，美国政府策划并实施了多次针对委时任总统查韦斯的政变，并资助委国内反对派举行大规模暴力抗议活动，均未取得预期效果。
2018年12月，在其策划的针对委总统马杜罗的暗杀活动失败数月后，美国政府直接邀请委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访美，密谋支持瓜伊多推翻委国内选举结果直接自封“临时总统”、成立亲美政权事宜。
在此背景下，为树立瓜伊多形象、瓦解马杜罗政府合法性，美国政府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认知战。
2019年1月23日，美国政府宣布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并动员其盟友和一些国际组织跟进，同时利用网络和媒体向委内瑞拉民众灌输西方价值观和“民主”理念，散布虚假或歪曲的信息，渲染委内瑞拉经济和社会危机，诋毁马杜罗政府的合法性、能力和形象，鼓吹瓜伊多政府的民主和改革理念与执政前景。
作为配合手段，美国政府利用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向委内瑞拉政府施加空前巨大的压力，试图以此削弱委内瑞拉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随后更是直接策划军事政变，试图瓦解委内瑞拉军队和民兵的忠诚和士气，制造政治动荡和暴力冲突。
在此过程中，美国多个部门分工协作赤膊上阵：
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这场总体战的最高决策者和指挥者，负责制定对委内瑞拉的总体政策，统筹政府行动和资源；
国务院作为主要执行者和协调者，负责与美国盟友、国际组织和委内瑞拉反对派的沟通与合作；
中央情报局负责提供情报和幕后操纵，它全面搜集、分析、传递、利用有关委内瑞拉的信息，直接策划、支持、指导委反对派和私人军事公司等进行各种颠覆活动；
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作为主要前沿基地和窗口，负责与哥伦比亚等国家协调和配合，向媒体发布各种声明和评论，并指挥委内瑞拉国内专家、名人、意见领袖等精英阶层配合美国政府行动，全面扰乱委内瑞拉社会思想，对局势推波助澜。
面对来势汹汹的进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带领民众顽强抵抗美国的压力和干涉，以事实和道理为依据，开展多项行动稳定民心，成功确保了军队和大部分民众对他的支持。而美国全力支持的瓜伊多却始终未能得到军方的响应和足够多的民众拥护，迟迟无法组建有效的“临时政府”，这使美国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并最终抛弃了瓜伊多。
2023年1月3日，美国政府正式承认失败，表示尊重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关于解散瓜伊多领导的“临时政府”的决定，为这场失败的战争画上了一个不体面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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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在制胜于无形
认知战是一种制胜于无形的新型混合战争，试图通过影响目标国家决策者和群众的心智来影响其行动。
在政治方面，认知战旨在干扰或误导目标国家的决策过程，使其做出错误决策；煽动不同政治派别或团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制造分裂或动荡；诋毁抹黑目标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培养反政府社会意识。
在经济方面，认知战谋求扰乱或破坏目标国家的经济秩序，制造混乱或危机；诽谤或贬低其经济发展和经济成就，动摇人心。
在军事方面，认知战试图干扰或破坏目标国家的军事指挥和军事行动，使其无法达成既定目标；削弱或摧毁其军事力量，降低军队的执行意愿和执行效率；诬陷或污蔑其军事行为和军事道德，营造其被孤立或否定的舆论氛围。
在科技方面，认知战设法阻碍或破坏目标国家的科技创新和科技应用，抑制其科技进步；质疑或否定其科技理论和科研体制，误导其科研方向。
在文化方面，认知战极力破坏或消解目标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价值，企图使其价值观异化；曲解或歪曲其文化现实和文化问题，让民众陷入迷茫或愤怒情绪；侮辱或嘲讽其文化形象和文化品味，削弱国民的信心；渗透或控制其文化机构和文化人士，鼓吹崇洋媚外。
这种制胜于无形的新型混合战争具有全球化、多元化、隐蔽化、持续化等特点，使其较传统战争更具广度和深度。
首先，认知战不受地域和国界的限制，实施方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网络、媒体、外交等渠道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施加影响，甚至可以跨越文化和语言障碍，对不同民族和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认知操作。
其次，认知战涉及多个领域和层面，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法律等，实施方可以利用各种信息和舆论，对目标对象进行负面宣传、抹黑攻击、误导欺骗、分化煽动等，并利用各种事件和危机，对对手进行威胁恐吓、挑衅挑拨等。
第三，为避免被对方发现和识破，认知战的实施方常常采用隐秘手段或进行伪装，比如利用第三方或者非政府组织作为掩护，打着维护人权、民主、自由等旗号进行干涉和颠覆。
第四，认知战不受时间限制，可以在平时和战时持续进行，通过长期积累潜移默化地改变目标对象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削弱其反应能力和抵抗能力。这种长期持续的“认知殖民”，是这种战争方式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谁在塑造对手的认知
文 | 王杰锋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抗议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资料照片） 哈拉比萨兹摄 / 本刊
认知战形态的确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它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及其组织数十年来影响大众心智、瓦解对手思想的长期实践的一次质变。
早在冷战时期，认知战的概念就开始显现，当时美国及其盟友致力于使用传统媒体、通过心理操纵来影响敌对国家的公众舆论。冷战结束后，随着互联网的崛起，信息传播变得更加迅速和广泛，美西方开始认识到在数字时代影响目标对象认知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并大力发展认知作战的平台、渠道、手段和技术。
2010年代后期，以美国空军参谋长大卫·古德芬正式提出认知战概念为标志，西方国家开始将认知战作为一个全面战略概念进行探讨和规划。进入2020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认知战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强调在认知领域获得优势，力求通过技术创新、意识形态竞争、信息操纵等维护其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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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实施与支撑
在认知战实践中，西方国家已建立起一整套组织架构、协调机制和作战流程，按其分工可大体分为指挥体系、实施体系、支撑体系等。
其中，指挥体系由政府、军队、智库等机构组成，负责制定认知战的目标、策略和计划，并进行监督和评估；实施体系主要由媒体、网络、非政府组织等机构执行具体行动，并进行调整和优化；支撑体系主要由学术、法律、金融等机构组成，负责提供所需的信息资源、法律依据、资金支持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操作中，有些机构会兼具指挥、实施或支撑功能。
具体来讲，主要参与机构分工如下：
政府机构：在西方国家，认知战的战略规划和指导通常由政府机构来负责。这些机构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等政府部门，它们制定认知战的整体战略方向，协调各部门间的合作，确保信息战的一致性和协同性。
情报机构：负责搜集、分析和评估目标国家的信息，以制定有针对性的认知战策略。这些机构还负责对敌情进行研判，以预测目标国家的行动和意图。
军事部门：信息战和网络战的主角，尤其注重通过军事技术进行信息搜集、传播、干扰和攻击，以实现战略目标。
媒体和宣传机构：在认知战中扮演着桥梁角色，它们向受众发布指挥体系选定的信息和观点，影响国内外舆论，以形成认知战的多方合力。
私营部门和智库：主要负责提供战略性建议和研究成果，帮助政府部门更好地理解对手的认知和意图，制定更精准的认知战策略。私营部门还能参与技术研发，为认知战提供技术支持。
国际组织和合作平台：西方国家通过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合作平台，推动认知战的协调和合作。
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是西方认知战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通过公开或隐蔽的渠道向非政府组织、智库、媒体等机构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对他国社会认知进行渗透、改造、操纵，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搜集、分析各种信息，对他国情报进行监控、破译，必要时甚至直接操纵国际金融市场、汇率、信贷、债务等，是西方在全球实施金融霸权，传播其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模式的重要工具。
联合指挥中心和创新中心：这是近年来西方国家联合发动认知战的一种新形式。部分西方国家之间建立了联合指挥中心和创新中心，用于协调认知战的实施和研发。这些中心汇集了各个部门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以更好地规划和执行认知战策略。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建立了上述体系的协调机制，通过多种方式动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非军事力量及网络等新兴力量，在全球、区域、国内等不同层面，针对目标对象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不同领域和部门，实现认知战的多元力量、多层次、多方位的协同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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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作战的多种打法
北约认为，认知战是以负面效应，在个体和集体层面上，改变敌人认知过程、利用心理偏见或反省性思考引发思维扭曲、影响决策并阻碍行为的一种非常规战争形式。由此可见，在美西方眼中，认知战的关键，是以扭曲、虚假的信息来塑造对手的认知。
那么，西方认知战的各种实施主体，是如何利用负面效应和扭曲的信息来进行认知作战的？
政府与政客——
西方政府和政客常通过发布声明、发表演讲等方式传播西方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立场。他们的言论不仅能引导国际舆论，还能在目标国家产生影响，塑造其社会认知。美国为撕毁伊朗核协议而对伊朗进行的抹黑，就是这种策略的典型例子。
伊朗核协议是2015年7月14日在奥地利维也纳达成的一项多边协议，旨在限制伊朗的核计划，以换取解除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协议由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签署，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和认可。
然而，2018年5月8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不顾其他签署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和批评，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并重启对伊朗的制裁，公然破坏多边外交努力和国际法治原则。
为达成这一目的，美国政府对伊朗进行了一系列的污名化、威胁和制裁，试图在全球范围内营造一种认知：伊朗支持恐怖主义，破坏稳定，是中东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美国政府撕毁协议是维护世界秩序和正义的必要之举，美国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保护者。美国还试图动员其他国家加入其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以迫使伊朗就其导弹计划、地区政策和人权问题重新谈判，此外还通过情报机构和网络技术，对伊朗进行各种形式的监控、干扰和破坏，试图摧毁伊朗的信心和意志。
名流、公知、“网红”和意见领袖——
一些知名学者、专家、博主和“网红”也在认知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通过撰写文章、发布观点和评论，传播西方规划好的观点，影响大众的意见和看法。
在网络上被称为“环保少女”的瑞典青年环保活动人士格蕾塔·桑伯格因为发起“为气候罢课”运动而成为全球知名人物。她曾多次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重要场合发表演讲，呼吁世界各国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然而，她在演讲中也经常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公平的指责，认为其没有承担足够的责任。她的一些表态，如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的“你们怎么敢？”，在2020年达沃斯论坛上的“立即停止排放”，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也影响了发展中国家一小部分激进环保主义者。
事实上，已经被多方证实其生活方式并不环保的“环保少女”，是发达国家推出的一个认知战符号，用以影响全球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是西方国家在气候谈判中施加压力和转移责任的工具之一，其用意在于强行推销西方不公平的气候问题解决方案。
这是西方国家塑造并利用所谓“名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其观点，以加强其认知战实力的典型案例。
智库、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
西方国家惯于以发布报告、赞助研究、民意调查、举办活动等为包装，强行推行自身政策、传播西方思想观念，以影响目标国家的社会认知，在此过程中，西方智库、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等机构作为认知战工具不仅负责提供所谓“专业性”和“权威性”背书，推动特定议题的传播，还负责人员联络、发展内应、提供资金支持。
成立于1961年的哈德逊研究所是美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保守派智库，主要从事国防、外交、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研究和分析。伊拉克战争前后，哈德逊研究所不仅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多份伊拉克战略、武器、情报、民主化等方面的报告，论证并支持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强硬军事行动，还与伊拉克的一些反对派人士和学者建立密切联系，为他们提供学术交流机会和资金支持，鼓励他们支持美国在伊拉克推行的所谓民主化进程，成为美国军事入侵的内应。
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大量事先潜伏在乌克兰的西方基金会等机构，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欧洲议会研究中心及国际特赦组织等，通过多种手段介入，力求塑造国际社会和乌克兰民众对危机的认知。它们通过资助所谓“独立媒体”和研究机构传播特定观点，渲染俄乌并非同根同源、乌克兰“始终是受害者”等负面观念，极力升级乌克兰国内的不满情绪，并通过组织活动和培训，鼓动乌克兰社会进行“变革”。最终，乌克兰民众在这种认知战的影响下陷入思想混乱，社会斗争迅速白热化，国家政治格局发生剧变，内外政策随之大幅调整，加深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对立，对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维基解密还曝光，美国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民主研究指南、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国际共和学会和国际事务全国民主研究所等机构，通过资助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等发展中国家机构，在前南斯拉夫、格鲁吉亚、黎巴嫩、突尼斯、马尔代夫和埃及等50多个国家进行认知作战，开展所谓社会抗争活动，打着“非暴力”旗号蛊惑人心，力图推翻当地政府、扶持亲美政权。
高校和教育——
西方国家以教育和学术交流的形式向目标国家输出其政策、知识和价值观，努力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目标国家精英人士的洗脑。
在委内瑞拉政治动荡中被美国政府先扶持后抛弃的瓜伊多就是此类案例的代表。2007年，24岁的瓜伊多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下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参加“政治领导力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培训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如何进行非暴力抗争和颠覆政权。由于在校园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瓜伊多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派回委内瑞拉，与从美国普林斯顿胡恩学校毕业的洛佩斯等政治人物共同创立人民意志党，在美国政府和相关机构配合下全面否定委内瑞拉建设成就，并以“言论自由、民主改革”等口号连续煽动青年学生上街游行，最终导致委内瑞拉陷入动乱。
媒体和出版社——
西方媒体和出版社等在认知战中是具有影响力的传播平台，它们通过报道、评论、专题节目、纪录片、杂志、图书等传播西方的观点和信息，影响目标国家的舆论和信息传播，以配合政府干涉别国内政的计划。
2017年8月8日，肯尼亚举行总统选举，时任总统肯雅塔与反对派领导人奥廷加展开激烈的竞争。8月11日，肯尼亚选举委员会宣布肯雅塔以54.27%的得票率击败奥廷加的44.74%而获胜。然而，奥廷加拒绝承认选举结果，指责选举委员会存在舞弊行为，要求重新计票或重新选举，并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最终导致该国政局连续动荡，流血冲突不断。
在此过程中，以BBC、《卫报》为代表的英国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频繁发表带有倾向性的报道，其中大部分掺杂着支持或同情奥廷加的立场，质疑或否定肯雅塔的合法性和公信力。这些报道经常以不实或具有误导性的信息，夸大或捏造肯雅塔阵营和选举委员会存在的不正当行为，忽视或贬低其他国际观察员和机构对选举过程和结果的评价，抹黑或攻击支持肯雅塔或反对奥廷加的人士或组织。同时，英国媒体还通过其评论员、专栏作家、客座撰稿人等发表了多篇评论文章，从不同角度为奥廷加提供理由或借口，如认为奥廷加是民主和变革的象征等，批评肯雅塔是英国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权贵代表，甚至通过所谓纪录片“揭露”肯雅塔阵营和选举委员会如何操纵选举结果，试图证明奥廷加是被剥夺了胜利的受害者。
影视公司和娱乐产品——
西方影视公司通过制作电影、电视剧等作品，在“寓教于乐”中塑造了特定国家的形象，影响了公众的认知。
冷战期间，好莱坞在制作电影时经常对苏联阵营进行刻板塑造和诋毁，将其描绘为邪恶、残暴、落后、失败的代表。例如，电影《洛基4》将苏联拳击手达拉格塑造为一个冷酷无情、靠药物进行身体增强的怪物，而将美国拳击手洛基塑造为勇敢、正义的英雄。《红色黎明》讲述的是朝鲜人民军入侵美国小镇，几个美国青少年凭借一己之力击败“敌人”的故事。电影将朝鲜士兵描绘为残忍无情的杀人机器，而将美国青少年描绘为自由民主的捍卫者。这些电影不仅反映了美国对苏联阵营的敌意，也试图向全世界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深刻影响了美国民众和其他国家民众的认知，造成延续至今的偏见和刻板印象。
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
当下，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在认知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西方国家尤其注重利用社交媒体定向传播信息、引导话题、组织串联，影响目标国家的社会舆论和行动。
2011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颜色革命”，就是由社交媒体完成组织串联的一场穿透式认知战。例如，在埃及的抗议示威中，毕业于开罗美国学校的谷歌公司中东北非地区营销经理高尼姆利用网络技能和资源，创建了一个名为“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的脸书页面，将埃及警察系统塑造为“腐败、专制”的统治工具，呼吁民众发动全国性抗议。该页面很快成为组织埃及社会运动的重要平台，吸引了将近400万名关注者。随后，高尼姆和其他网络活动人士利用脸书、推特（现更名为X）、优兔等社交平台传播信息、组织人群、制定策略，使抗议活动迅速扩大。同时，组织者还利用此类社交媒体向国际社会输出其遭遇埃及政府施加压力和“虐待”，全力争取国际同情和物质支持，成为埃及社会动荡的一大推手。
“炮制认同”的新变量
文 | 赵盛烨
在美国华盛顿，一名工程师将电脑接入网络（资料照片）
人类的认知来源于人们出生以后所经历的事物，包括人们的感觉器官刻画在大脑当中的体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们接触到的多媒体内容、人们主动检索的知识等。
过去，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通常是人际传播、书籍，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但科技的进步改变了一切。当前，移动互联网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大面积普及，各国民众每天与手机为伴，看着弹窗推送的新闻，通过App检索知识，在社交网络中与人交流……
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及其对人类行为习惯的塑造，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渠道，也为不受传统战争规则和地理边界限制的、可以在非战争状态下进行常态化对抗的认知作战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一些重大敏感时刻，网络水军、政治机器人等魅影频现，通过投放话题、推波助澜进行着社会面的热点覆盖和认知引领，影响了不少国家的稳定；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电子知识库、算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认知诱导等行为也屡见不鲜，一些国家企图潜移默化地令竞争对手从认知量变转变为认知质变，最终左右其发展决策和社会行为。
可以说，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网络传播力已成为“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它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谁掌握了网络权力，谁就可以通过议题设置获取话语权，对他国施加影响，从而在全球范围内“炮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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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域外势力认知战的典型操作分析
过去数年来，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的示威、暴乱常呈现出一些共同特点：很多参与人员有免费的饮水、食品、防护用品，有统一的服装，甚至还有统一的手势和标志性动作。其实，这些都是复制的东欧、中亚“颜色革命”中的经验。利用开源情报工具分析后还发现，这些参与游行示威的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无组织的自由组合，但都离不开网络社交和即时通讯工具，甚至还会使用网络加密通讯工具进行相互勾连或与活动上级组织者联络，一些重点骨干还参加了相关特务机构培训。
从认知战的视角来看，近年来东南亚、中东、中亚等地频发的“颜色革命”中，某域外政治势力利用社交网络平台大量发布虚假信息，编造政治事件，抹黑、造谣他国政府以扰乱其国内政局及其与邻国间的政治关系，对他国民众进行认知误导，加剧了地区紧张态势。
情报分析师通过查阅相关新闻、网站、百科等信息，利用开源情报收集整理了与该政治势力有关的6个相关重点话题，并利用社交网络分析系统进行关联分析，挖掘出了在相关事件中处于关键传播节点的数十个推特账号及其相互关系。通过对关键的26个个人推特账号和47个组织推特账号进行追踪和梳理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是该政治势力的反政府宣传事先进行了周密策划。
比如，某重点账号是2020年1月注册的，直到4月才发布第1条推文，即账号注册时间比启动该账号发布虚假信息的时间要早3个月，这一特征表明该政治势力是早有预谋的，在相关事件发酵前就已经提前注册了和话题密切相关的社交网络账号。进一步分析发现，转发该账号推文最多的是一些经常发布反政府言论的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账号，甚至是某些极端组织和人物的活跃账号，可见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有着频繁且密切的联系。
二是域外势力统一操控着社交网络账号。
其统一操控社交网络账号的步骤和方法是：首先，按照计划在关键时间节点由某一个社交网络账号率先发帖，编造虚假信息，假借正义之名号召成立政治同盟组织；然后，另一个账号表示积极响应，给予支持并大量转发推文来扩大宣传；接下来，随着同盟组织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吸引了更多不明真相的账号加入并且大量转发推文；最终，发展成为社交网络反政府同盟组织。
通过对参加同盟组织的社交网络账号注册时间和发帖内容进行深度分析后发现，其网络行为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和规律性，因此可以认为这是由政治势力统一操控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认知战。
三是域外势力使用了大量的政治机器人账号用于虚假宣传。
通过对推特上大量账号和发帖进行机器自动扫描，发现如下与该域外政治势力有关的重点账号符合政治机器人特征：
重点账号1：原创推文较少，仅有大量转推和引用其他用户的帖子，且无回复互动。
重点账号2：于2019年9月注册，关注和转发某国反政府虚假宣传相关文章较多。另有数个与其关系密切的账号于同一时间注册，为了吸引粉丝而选择转发某T恤主题。这些账号发帖时间过于均衡，都是通过网页客户端发送。
重点账号3：推文全部是网页端发送，只是发帖，没有任何内容回复，从来不与其他账号互动。
重点账号4：仅白天发帖，发帖时间分布均匀，主要是网页端发送推文且无回复，符合使用自动化程序控制发帖的特征。
重点账号5：使用多国多语种发布推文，发帖时间非常固定，推文内容中包含较多网页链接（URL），且无回复。
重点账号6：于2008年5月注册，2020年6月26日后开始发推文，明显是新启用的僵尸账号。此账号发推时间较集中，平均每天发帖数量过多，通过推文内容判断与域外势力关系密切。
重点账号7：于2014年1月注册，2020年才开始启用，且每天发帖数量在1000条以上，相当于几乎每分钟都在发帖，完全不符合人类行为特征。
重点账号8：于2009年2月注册，仅在2016年1~2月和2019年8月以后发推文，存在与其他多个账号集中同时发布相同或相似推文内容的情况。
通过对与该域外势力相关联的其他账号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后发现，很多账号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机器人操纵特征。比如，有的账号转推和点赞很有规律；有的账号会用多种语言发送推文，其中甚至包含人类用户通常不会发布的字符；有的账号没有头像、冒用他人头像或者使用卡通、风景、名人头像，具有匿名化特征；还有的账号使用的ID是由算法生成的数字字母组合等。
该域外政治势力不仅通过社交网络将各国“民主运动人士”组群，利用政治机器人等科技手段发布反政府内容、造谣抹黑，还妄图利用互联网和青年亚文化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认知作战，开展分裂民众的活动。
一是选取青少年普遍感兴趣的饮食、漫画等作为切入点，进行大量“二次元”风格的宣传创作，恶意迎合部分群体的趣味和喜好。
二是以符号化图案设计了大量海报和插画，在社交网络上晒图打卡，引诱大量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关注并参与非法游行示威等政治活动。
三是利用全职专业摄影师日夜捕捉堪比好莱坞大片构图和光影的示威游行照片，美化暴力和破坏行为，进一步误导青少年。
四是以跨媒介的方式在动漫、游戏和网络歌曲、网络电台等青少年聚集的媒介形态中支持特殊圈层的亚文化议题，以障眼法的方式浑水摸鱼、扭曲认知。
脑科学研究或被应用于认知影响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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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心化”的挑战
除了社交网络，算法推荐、互联网知识库、人工智能等“去中心化”的新技术也给认知作战带来了新变量，对国家和社会管理形成了新挑战。
一是严重依赖计算机系统和平台算法的信息读取和发布已经影响了受众认知和意识形态安全。
首先，平台经过对不同用户喜好的评估，会推送与其喜好最为相关的信息给用户，这也让不同喜好用户的阅读内容愈发专向化，甚至会逐渐通过多重信息的叠加而出现极端化倾向；其次，“去中心化”的内容发布模式使信息的真实性愈发难以辨别，谣言和虚假信息很可能被植入看似个性或具有一定独创性的认知导向类文字和多媒体作品之中，这些内容都可能被推送给具有极端倾向的用户，成为某个事件的诱因；最终，随着用户分化的不断加深，主流声音很难再进入非主流观点用户人群，导致出现主流意识形态难以覆盖的孤岛。
二是互联网知识库建设的混乱局面问题同样严重。
人类知识库是指人类所积累的所有知识、信息和经验。它们来源于多种途径，包括书籍、报刊、报告、论文、艺术作品、口述传统等，涵盖了科学、技术、历史、文化、哲学、宗教、艺术等诸多领域。随着技术的发展，当前互联网上存储的资料和信息已经超过了人类所有的纸质档案系统。谷歌搜索、维基百科等搜索工具和线上数字化知识系统的大规模应用，使人类获取知识更加便捷。然而，“去中心化”“开放式”的互联网知识库建设，允许人们经过简单的身份包装就可以参与知识的提供和修订工作，这导致知识库中信息的专业性和准确性存在极大问题。对于想要获取知识的终端用户来说，简易便捷的检索方式常常会使其抛弃知识获取过程当中本应秉持的多样性原则，大量不权威不准确的信息也会使其认知扭曲和认知错误现象广泛存在。
最近的一个案例是，7月3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支持以种族因素差别招生的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意味着平均成绩更好的白人和亚裔在理论上更容易考上大学。Affirmative Action在中国被普遍译作“平权法案”，但这个翻译是完全错误的，最精准的翻译应该是“肯定性行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翻译，它又是如何引入国内的呢？“平权法案”被植入中国的话语体系并不是一个无心之失，而是有人有目的地选择了这个错误的翻译，并将其引进中国。这是一场有组织、有目的、有预谋的移花接木。
其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在阅读率最高的百科平台上篡改英文原条目的中文翻译。如在维基百科上搜索Affirmative Action，出现的中文对应是“肯定性行动”。然而，其所属的主条目，则被改为了“美国平权运动”。美国时间7月2日，有人刻意将查阅率/浏览率最高、被视为最权威的主条目改成了“平权运动”，并扩大了这个错误译名的影响力。而后，在中国国内的一些互联网知识库中搜索Affirmative Action，其条目也已被改为“平权法案”，其来源一栏直接照抄了维基百科中被篡改的中文主条目。
这个改动的推动者，正是部分美国中文媒体和西方媒体的中文版面。其目的是向一些缺乏系统性知识、对西方政治话术不敏感的网民灌输美国的“进步主义叙事”，利用“话语陷阱”对美国的竞争对手进行政治攻击。这种篡改的一个附带结果是，在一些国外社交媒体上，如果用中文搜索“肯定性行动”，不会搜到任何对于此次最高法院判决的报道；如果搜索“平权法案”，看到的则是大量反华媒体的报道。
三是高级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人工智能工具也可以在认知战中被应用，影响信息的传播和接收。
首先，人工智能工具和大数据技术可以被用来大规模地收集信息，进行“战场侦察”，探明目标对象的认知需求。其次，人工智能工具可以自动生成或篡改内容向特定群体传播特定信息，操纵其认知。比如，可以深度伪造逼真的虚假图片、音频和视频，用来误导目标群体或破坏个人、组织的信誉。再次，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与社交媒体机器人联网对接后，可以将原有的人工控制的水军系统转变为认知战机器系统，这对一些国家来说是极大的技术诱惑，对另一些国家则是极大的安全威胁。
综上，随着信息技术的变革，社会公众的信息获取媒介已发生巨大的变化，纸质媒体和广播电视对公众的影响已被彻底弱化，移动互联网已变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来源。人们获取的信息及心态被其左右的同时，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认知战已经贯穿于当今互联网的各个角落，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全新挑战。
展望未来，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认知战会不会继续升级，亦取决于脑科学、神经科学等认知技术会不会“武器化”，会不会直接和更加广泛地应用于认知影响与控制。倘若答案是肯定的，认知战将变为一种被新兴技术赋能的、由诸多能力支撑的新型混合战争。
美国舆论战的20种套路
文 | 赵盛烨
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一名美军士兵用枪指向一名阿富汗男子（2021年8月16日摄）新华社 / 法新
作为认知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依托手段，舆论战堪称在认知战领域拥有最高的优先级和可操作性。
舆论战是一种针对公众舆论的战争策略，具体是指在信息化社会中，政府、军队、企业、团体等各种主体通过运用媒体、网络和其他渠道，对目标群体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舆论宣传和引导，以达到影响、控制或改变目标群体的思维模式、态度、价值观和行为的目的。
它涉及的领域是全方位的，包括国家形象、国际关系、政府政策、公共事件、市场、产业、投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等，因此也被视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
从全球范围来看，舆论战能力排名第一的是美国。作为全球信息强国，美国在公众思维引导和认知作战方面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美国政府和军方设立了专门的情报部门和宣传机构，他们凭借强大的情报搜集和分析能力，通过“军民融合”和国际动员，常常能够精准引导、塑造全球舆论。
然而，当这种能力异化为话语霸权后，必然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近些年来，美国不断挖掘其他国家的弱点或敏感点，经常利用争议性议题和网络话题对他国展开舆论攻势，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新闻、网络论坛、社交平台等，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大众传播符合其利益的观点，甚至编造谣言，散布虚假信息，制造和操纵一些可能对他国造成威胁的舆情事件，以打击、削弱竞争对手。现今的国际舆论场，已然被美国视为维护其全球霸权、干涉他国内政、左右国际关系的操作平台。
作为舆论战的进攻方，美国在定向宣传、信息发布、创造事件、编造谣言、煽动舆情、操纵媒体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套路，也会随时根据局势变化创造新的战法。这些套路和战法包括：
栽赃陷害：在舆论战中，栽赃陷害是一种常见手段，如海湾战争中的“婴儿孵化器事件”就是典型案例。1990年，在海湾战争前夕，有一名名为Nayirah的科威特少女在美国国会作证，声称她亲眼目睹伊拉克士兵把科威特医院里的婴儿从孵化器里扔出来，导致这些婴儿死亡。这一指控在美国媒体上广泛传播，为美国发起海湾战争提供了“道义”支撑。后来的调查发现，Nayirah的证词并不真实，她实际上是科威特驻美国大使的女儿，在美国情报机构的支持下到国会作证，她的证词经过公关公司的精心策划，成为美国对伊拉克舆论战的工具。
以退为进：人类是具有同情心的生命，通过舆论战把自己包装成弱者或受害者，往往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袭击后，美国政府和媒体迅速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并展开舆论战，包括广泛宣传“基地”组织及其领导人奥萨马·本·拉丹策划恐怖袭击造成的无辜平民伤亡、世贸中心的倒塌、现场的悲惨图片和视频以及对美国经济和社会心理的影响，而丝毫不提及恐怖主义滋生的背景及其为何对美国发动袭击。通过这种宣传，美国以受害者的包装淡化了自身霸权主义的形象，进而实现了对全球舆论的绑架并为“反恐战争”贴上了“正义”的标签。
言过其实：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常常不具备舆论聚焦的作用，如果对其进行夸大的描述，则可能成为舆论热点。例如，“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媒体对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报道发生了变化，有些报道刻意夸大了恐怖分子的能力和威胁程度，使公众开始关注恐怖主义问题并产生恐慌，这为美国发动“反恐战争”提供了舆论铺垫。
无中生有：编造谎言和制造假文件是舆论战中一种常见的战法。例如，在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中，一些媒体报道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成为美国发动战争的一个重要理由。然而，战争结束后的调查发现，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报道被证实是虚假的。
推波助澜：一些社会问题广泛存在于各个国家，美国却热衷于搜寻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新闻，并将之与政治制度、民主水平、贫富差距、种族问题等相关联，然后推动其成为舆论热点，引发公众关注和反思，目的是降低其对执政党的认可度。
分而治之：美国擅长借题发挥将某个负面事件与他国内部的特定群体相关联，引导其他民众歧视甚至仇恨该特定群体，从而引发或加剧他国的社会分裂。“地域黑”“女权癌”等都是典型案例。
守株待兔：美国会事先做好预案等待对手犯错或等待其他国家发生灾害、事故时发动舆论战。当这些事件发生时，美国的舆论机器会落井下石，加大功率，将其引向他国所谓的“系统性风险”，制造民众恐慌。
对比反思：其他国家有负面新闻出现时，美国会拿捏新闻热点并提供截然相反的正面案例，如“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从来不会发生”。这种舆论攻击模式企图引导他国民众在“反差”之下反思、抨击本国的体制。
盖棺论定：当竞争对手发生负面新闻时，美国舆论战团队会用盖棺论定的语气进行定性，声称这是某重大历史事件的重演，诱导公众认为事件后果非常严重，归根结底是社会的体制机制或管理者存在严重问题。
攻击人设：美国会在他国领导人政治声望最高的时候，挖掘并公开其污点，攻击其人设。因为被美国曝光一系列政治丑闻，有不少国家领导人任期尚未结束就被罢免了职务。有的时候，政治人物的污点是被编造出来的，并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被攻击的政治人物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辟谣，尽管最终会证明自己的清白，但其声誉已经受到了损害。
笑里藏刀：表面上看似赞美、夸奖，实际上却含有讽刺、挖苦的成分，相关言论形成文案后通过社交媒体大范围推送，成为贬低、抹黑政治人物的有效策略。这种舆论战战法常被用于影响政治人物的竞选。
左右为难：不受美国欢迎的政治人物面临政策选择时，会出现两种不同方向的舆论来对其面临的选择进行分析，并得出左右都不对的结论。这两种舆论很有可能出自相同的舆论战部队，两种声音大小也相当。
偷梁换柱：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承包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曾因揭露美国政府的大规模监听计划而成为国际焦点，他泄露的大量机密文件引发了全球对隐私保护和政府监控的关注和讨论。为了抵消其影响，美国情报机构篡改了斯诺登发布的文件，包括修改或删除了原始文件中的关键信息，添加了虚假的或误导性信息，并将伪造的文件与真实文件混杂在一起。篡改后的文件通过社交媒体、网络论坛、传统媒体和其他传播途径散布出去后，被不明真相的公众和媒体误以为是真实的，导致了他们对相关问题的误解。美国的这场舆论战，削弱了民众对政府监听计划的关注和抵制，也对斯诺登的信誉造成了损害。
有罪推定：近年来，美国政府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污蔑特定全球领先的通信设备制造商的5G设备存在后门，诬称其设备被政府用来从事间谍活动，美国同时采取了多种手段限制其业务并要求其他国家跟进。在舆论反击中，通信设备制造商不仅显示自身设备安全可靠，不存在后门，还发布了技术白皮书，详细阐述了5G设备的设计、安全性能和质量保证等，同时邀请独立技术专家和机构对其设备进行了评估，为公众提供客观的科学依据，使美国的有罪推定不攻自破。
持之以恒：在舆论领域，持续推动某一话题，不断发布相同观点的不同内容，是为了让该话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并尽可能地覆盖到不同人群，从而影响其观点和行动乃至宏观决策。比较典型的是，新冠疫情大规模扩散期间，有舆论持续主推两种观点，“美国科技先进”及“美国的药品和疫苗能够应对病毒”，其意图昭然若揭。
行人从美国纽约一处墓地外为新冠死者设立的纪念装置旁走过（2021年6 月14日摄）王迎摄 / 本刊
流量轰炸：“流量巨头”不定时地在多种场合重复某个词汇或提及某个事件，无论公众以何种眼光看待，以何种思维思考，最终都会强化该词汇或事件在公众大脑中的印记。例如，美国“网红”前总统特朗普为了掩盖美国政府防疫不力问题、转移社会矛盾，遇到疫情相关问题时，不论说了什么内容，总会抨击美国竞争对手的防疫情况。
挑拨离间：使用挑拨离间的方式扰乱地区形势、破坏他国之间的合作是舆论战的常用手段。在美国看来，钓鱼岛争端是挑拨中日关系最好的素材之一。美国政府和媒体在涉及钓鱼岛争端的表态和报道中，强调美国对日本的支持，声称《美日安保条约》涵盖钓鱼岛，又关注中日在钓鱼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渲染日本对中国在该地区的行动表示担忧。这种舆论战的目的就是煽动民众情绪，破坏相关国家的合作。
鱼目混珠：2017年，“维基解密”公布了美国中情局黑客假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黑客的证据，原来轰动一时的美国民主党电子邮件服务器入侵案是中情局黑客所为。他们制造“克里姆林宫间谍”攻击的假象，目的是在美国大选前营造反俄社会舆论。中情局内部专门负责伪装成外国黑客实施攻击的特殊部门，不仅长期冒充俄罗斯黑客，还冒充朝鲜等国黑客实施网络破坏行动，行动目的就包括迎合舆论战的需要。比如，2022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怂恿美国黑客对俄罗斯发动网络攻击，随后发展中国家境内发现有大量服务器发起了针对俄罗斯的网络攻击，经过对服务器进行技术检测发现，其入侵者正来自于美国。而此次网络攻击被美国媒体描述为俄乌冲突爆发后发展中国家黑客发起了对俄罗斯的网络战争。
主动投喂：当前很多国家的情报机构甚至是普通的政府部门都拥有舆情监控系统或垂直方向的舆情分析服务，美国舆论战团队经常利用这种机制将希望投放给目标决策者的信息包装为普通的网络舆情信息，甚至会提交虚假信息以诱导竞争对手制定错误的应对预案，然后等待在舆论战战场上实施倒打一耙的机会。
检举举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推特账号在2021年1月被永久封禁，原因是推特平台接到举报，认为特朗普的一些推文违反了该平台的“禁止煽动暴力”规则，并决定永久封禁特朗普的账号，随后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暂时或永久地限制了特朗普在这些平台上的活动。实际上，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舆论战也会采取类似战法——使用网络水军对舆论战对手的账号、帖文进行大量违规举报，逼迫社交媒体平台、公众账号平台等做出删除内容、账号禁言、账号封禁等动作。
以上套路和战法，在舆论战中属于策略和技巧的层次，虽然其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需要认识到，美国舆论战的能力不止于战术灵活多变，其工具、技术、资源等方面的积累，使其话语霸权更加值得警惕。
从工具来看，美国长期培育了三大类舆论战机器：一是中情局与财阀共同投资的基金会实现了向他国的渗透，在他国工作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培育为“前哨”人员，“前哨”人员均经过了基金会“合规脚本”的洗脑和培训，既可以向中情局提供所需的情报，又可以在关键时刻成为舆论战的卧底力量；二是中情局长期通过公共机构传播其意识形态，包括环境保护组织、教会等机构，从而组织了有利于其舆论战的社会力量；三是美方的网络作战力量，包括行政情报机构如中情局的网络作战力量、军事力量如美国陆军网络战部队、社会力量如服务公司和网络评论员等三个部分。
从技术来看，美国拥有先进的数据采集和处理技术，能够实时监测和分析全球范围内的社会舆情，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为美国实现舆论引导提供技术支撑。
从资源来看，美国掌控着全球诸多媒体，拥有庞大的盟友体系，正是这种结构性比较优势，在很多时候塑造着国际舆论和“国际社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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