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从来都不被认为是一件好事，自古至今都这么传教。
然而，自古至今又贯通着另一个规律：战争从来不断，打仗是人类程序。
对于这样的矛盾，我们该如何去做理解？在人类还不够文明的时代，当且仅当从生存角度去理解。人类仍然处于强弱力量对比决定生存秩序的时代，或者说丛林时代。
那什么叫“人类不够文明”？
这就得跟动物做对比，人类有许多规则，似乎比动物文明。但是，人类规则又是比较随强者意的规则，并且经常被自己所抛弃，只要涉及欲望，就可以诉诸战争。
动物看似野蛮，但吃饱了就不再贪求更多，老虎吃羊正常，吃饱后，它不会再杀死一百只羊存在老虎窝里。
人类呢？不一样，杀一人或许还不解气，只要开了杀戒，可能会杀千千万万。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是更野蛮的动物。
老虎，狮子，吃猎物，一般也就吃自己活动区间内的动物，它不会从欧洲吃到美洲，或者从美洲又吃亚洲。
人类又不一样，打仗，消灭同类，可以在整个地球上实施，美国想打到哪里就打到哪里，钻到地下几十米都要杀戮，你说是动物文明还是人类文明？
为了应对这种“不够文明”，为了不被野蛮消灭，打仗必然仍是保护自己的一种必要手段，保护生命，保护领地，保护尊严，都需要用到硬实力。
如果要做到以上三个保护，你仅仅只靠卑贱地求和是靠不住的，如果内心只有懦弱地接受苟活，恐怕不会延续太久，懦弱者只能得到偶尔地被同情，不会得到持续地被尊重。
正因为如此，人类世界，至今仍是用两种思想应对生存：
一种是“打了就打了”；一种是“败了就完了”。
前者，是强者思维和强者的选择。后者，是弱者思维和弱者的选择。
作为大国，作为真的强国，它一定会选择前者，尤其是在自身权益受到伤害或者有被伤害的可能性时，绝不会被动等死。
作为弱国，或者心理上的弱者，通常会选择后者，即使已经成为受害者，也因为害怕可能存在有更大损失而放弃捍卫利益。
国家大，不一定就有强者思维，国家小，也不一定就是弱者思维。有些大国，经常被其它大国或小国欺负，并且还能找出许多被欺负的合理理由，满清王朝晚期的一系列失败就是这种思维的结果，精英们都为失败找够了合理理由，让它有“败得合理”的脸面，并且还把败军之帅李鸿章描绘成了“重臣”、“能臣”和“功臣”。
强者，有可耻之处，那就是可能出现可耻的侵略战争和霸权行径。
弱者，也有可耻之处，就是总能为自己的懦弱和失败找到理由，习惯为羞耻涂指抹粉。
如何看待人类世界仍然盛行的“打了就打了”？
为避免扯得太远，不妨从“二战”之后说起，咱们经常说“战后”，其实并非无战。
英国，一直被认为是没落的帝国，是靠跟着美国背后混日子的伪大国。按理讲，这样的国家一般不轻易言战。然而，当事关国家主权危机时，这个所谓的没落帝国却没有一丝含糊，绝无没落心态，它仍然选择了打仗。
马岛，阿根廷以为自己离得近，可以通过军事占领获得。不过，英国没有患得患失，13000公里的距离，它怕吗？不怕，打呗。打输了怎么办？这种问题只有中国精英才会问，英国人没有这种恐惧，无论什么结果，都得打，不打，那个岛就是阿根廷的，打了，或许还属英帝国。
美国，那就更不用讲，它想打的战争全打了，只要自己能给自己找出开战理由，不用全世界认同，亚、非、拉、美、欧都打了个遍。大大小小，不少于三十场大小战争都由它挑起。
有认说，美国强大，别人都不是对手，所以它才那么胆大。
错，打仗，仅仅只是打得赢打不赢的问题吗？绝对不是。如果只是实力问题，大国早就可以解决自己的全部争议问题和整合问题。“敢不敢打？”有时比“打不打得赢？”更具指标性意义。抗美援朝，谁能确定解放军就是美军的对手？
美国的过人之处是：打了就打了，需要打时，我就必须打。
这种“敢打，必打，真打”的决心让很多面上的敌人或潜在敌人都有压迫感和恐惧感，因此美国获得了超额的“对手让步利润”，你让着我，我自然获利更多。
俄罗斯打乌克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就一个理：你乌克兰想害得我不舒服，我首先让你更不舒服，你想做我的敌人，那我就成全你。打了也便打了，被很多人瞧不起的没落俄罗斯没有畏首畏尾，如果它今天害怕美国介入，明天又担忧北约群狼，后天又担心经济制裁，那它就永远不敢动手，就会永远被乌克兰牵着鼻子走。可是，俄罗斯没有那么多的想七想八，趁我还能打的时候，必须得打，不打，就被恶心者吃定了。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从正义讲，从感情讲，我肯定同情巴勒斯坦。
然而，人类的同情永远没有实质决定性作用，真正的强者，它经常有着很强硬的内心。巴勒斯坦人为了生存而选择反抗以色列去打仗是对的，以色列强硬反击哈马斯从自己角度看也是对的，并且它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打仗状态，对世界的任何声音都可以假装不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强者，因为它有“打了就打了”的心态，亡国也要打。
“打了就打了”有时是正义的，也有时是邪恶的，自卫时是正义的，侵略时是邪恶的。不管哪一种，从整体上更有利于保护自己的利益。
如何看待许多国家仍然盛行的“败了就完了”？
不清楚是什么时候起，国内相当多精英开始抱有清末儒生一样的思维，只要一提强硬反击敌人，只要对美国的霸权有所表示，只要对群狼有所反制，就有人出来叫嚣：
千万别鲁莽，千万不能打仗，千万不能落入对方圈套；
打仗，中国就要退回到几十年前，打仗，就要回到解放前，打仗，会像清朝一样亡国；
生活越来越好，干嘛还要打仗？
韬光养晦养出“败了就完了”的懦弱思维，害怕因为打仗失败而完蛋，由此展延，又衍生了另外两个问题：
可以用经济和主权换取和平就换取和平的思想；
能够用时间拖延换和平就尽量拖延的思想。
精英们时刻提醒“败了就完了”的历史依据是什么呢？
主要集中为以下事件：鸦片战争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又败了；甲午战争也败了；对八国联军之战还是败了；东北抗战败了；对日全面抗战主要战争都败了。
换句话讲，在1945年以前的一百多年，中国就只有一个“败”字，这些可耻的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也成了“败了就完了”的最有力证据。
然而，这些精英并不去深刻剖析为什么“总是败”？真是落后才导致挨打吗？难道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清政权的腐朽吗？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在自己的土地被一小撮人欺负得像条狗，岂止是实力可以解释得通的理由？你就是用锄头对付敌人，只要足够勇敢和智慧，都不至于败得那么惨和那么持久。
精英们找证据喜欢只找失败的证据，而不喜欢找胜利的鼓舞人心的证据，甚至还要反过来污蔑胜利的战争，比如说朝鲜战争，比如对印战争，比如说珍宝岛战争，比如西沙海战。他们宁可美化失败的李鸿章，也不愿意歌颂打出国威、打出民族尊严的抗美援朝英雄，沈志华、高华之流还无耻地借细微事件抹黑抗美援朝。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投降精英本质上都是洋奴，为了继续当洋奴，必须持续性地给国人灌输“投降有理”的理论，只有投降，才能有和平，只有投降，才能赢得生存空间，只有投降，才能跟着美国过上美好生活。
如果“败了就完了”是一种合理的理论，那坚持这个理论之后呢？会出现什么结果？
因为怕失败，所以永远不能打仗，领土，领海，领空，是不是会不断丢失？你怕，敌人未必都怕，它们一点点蚕食怎么办？孤悬在海中的那个大岛是不是就在这个漫长的等待中离中国而去？
好，假如以为失去一些小的、外围的空间不影响我大中国本土，那是否意味着本土利益能永久得到安全保护呢？让出了外围，敌人就不觊觎内部了吗？如果你还是“败了就完了”的思想，人家是不是还要继续挑衅呢？怕败，是不是还得继续让下去？是不是还得继续等下去？为了不出现所谓的、想象中的“大倒退”，我们就必须死死坚守不打仗的决心？
“败了就完了”的思想正在越来越多人头脑中扩散，简单点讲，就是投降思维在扩散，再往大点讲，就是整个民族的灵魂在堕落，整个民族的脊梁在萎缩，最后会在无尽的等待中消亡。
打仗，不是咱自己想打，在没有条件时，咱不能冒险送死，但能打的时候畏惧打肯定不行，当你有条件捍卫主权利益时，不敢打，那就必然要丧失更大的利益。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核心是“打”字，你不敢打，只敢举着拳头，那百拳还是敢朝着你头上打，伪装的“举拳”是骗不过天敌的。
到底选择“打了就打了”还是“败了就完了”？
关键不是精准核算实力和时间点的问题，完全是精神和决心的问题，战争其实并没有胜负精准点，完全由核心利益的必要性决定，你的核心利益已经被侵害，无论如何，你只能选择“打了就打了”，失败也要打，不打，你怎么知道一定会失败？在家门口还那么怕失败，所谓的“虽远必诛”谁会相信？
败了就真的完了吗？
中国不是有胜败乃兵家常事吗？一仗打败了，整合力量，继续再打就行了，敌人难道不受重大损伤？如果说在有核武器和强大火箭部队做依靠的情况下，还能败到敌人不害怕的地步，那绝对不是实力所然，绝对是心理性恐惧疾病，是李鸿章式的习惯性投降所致。阿富汗跟美国比，谁强谁弱？美国轻易就打了胜仗。然而，塔利班没投降，坚持消耗美国，最后的结果是，美国被迫灰溜溜逃跑。越南也打不过美国，但最后被迫撤走的还是美国，越南死活就是不投降。
如果中国有“打了就打了”的决心，美国就会有“败了就完了”的担忧，我们坚持“败了就完了”的思想，美国就越来越坚持“打了就打了”，这也是心理战的一部分，美国吃准了中国公知精英的惧战，更吃准了中国富人的守财忧虑，认定中国人从精神上已经放弃打仗，故而得寸进尺地挑衅中国。
在咱家门口打仗，在咱家里面打仗，咱还吓得瑟瑟发抖，那还有什么资格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不叫屹立，那叫跪和于世界。
生活好了就不能打仗了吗？那美国人生活不好吗？为什么它那么爱打仗？为什么它不怕牺牲？为什么它不怕影响美好生活？为什么它还要让那么多美国大兵到全世界送死？
本人很想对那些投降公知讲：
不管你讲出多么动听的理由，只要坚持委屈求全，不打仗，你也必将迎来失败，不打仗，你也一定会完蛋，老虎绝不会放过嘴边上的绵羊。
敢打，才有胜利可能，敢打，才有立足可能。
中国是大国，主体民族是有远古历史的大民族，必须坚持“打了就打了”，绝不能有“败了就完了”的懦弱思维。
中国人，要多崇拜那些英雄，要多崇拜那些胜利者，不要沉迷于研究那些失败者重臣，绝不要把那些靠“失败有理”塑造出的伪英雄当作人民利益的守护人。
普通网民，一般国民，要通过学习识破投降派的语言陷阱，比如说，文人近些年对李鸿章的恶心追捧，什么“年少不知李鸿章，年长方知李中堂”，什么“中堂何曾负天下，万千史书尽负他”，等等。
这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语言陷阱，到中年了，到老年了，如果还骂李鸿章，就证明你没读懂李鸿章，就显得你很没文化，就显得你不懂历史，它让很多人感觉“我只有承认李鸿章伟大才算有见识”成为一种心理暗示，否则就太随众而缺了个性。这个语言陷阱很深，影响极深，投降文人，为所有卖国贼和汉奸翻案都爱用这一招，用“反向见识”逼你承认他说的才是真理。
中国选择“打了就打了”算不算好战？
不算，自卫之战永远不算好战。长期坚持“败了就完了”，民族身上最后仅存的一点血性也会丧失殆尽，一旦全民族失去血性，今天不挨打，迟早还要挨打，我们不挨打，子孙一定要挨打，逃不掉的，强国打你，弱国也会打你，一条狗都会咬你。
中国人，请记住！只要还有最后一滴血，也必让它保持血性，不能让它像一滴红墨水！
附2017年旧文：《李鸿章签了哪些卖国条约？》
网络热，读书热，都是好事，让人开智慧，让人长见识，让人找生路。然而，网上的东西正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真假难辨，书上的东西也充斥着虚伪和编造，尤其是有关历史的解读，已经混乱到“人造历史”的地步，只要能想到，就有人能做到，任何历史人物，只要某位公知想对其进行改造，“旧人新解”便能流行于大众。
秦桧莫名其妙地成了忠臣，汪精卫突然间被标榜为爱国救民的理性大伟人，曾国藩成了道德范世的标杆，李鸿章则被视为近代最成功的改革家和政治家。
秦桧太远，不论也罢。
汪精卫，初期有没有好的表现呢？有，并且表现还不错，甚至还信仰过共产主义。但是，他的卖国协议记载在册，想否定，肯定是编造笑话，本文暂不列出汪的卖国清单，择机再论。
曾国藩，文章写得很好，书信也写得极为严谨，治家也算是有很多成功之处。不过，他的道德都不过是卫道士的遗留，他对自家人的腐败贪婪从来都是知而不言，言而不真，管不好自家贪腐，道学家前面都要加个“伪”字。真正堪为世范和民族英雄的左宗棠却被置于曾国藩的万重山之下，可悲可叹！
李鸿章，对洋务运动，有没有贡献？当然有。然而，他的洋务运动用他的“甲午海战”做了最精准的注解，自己所建，被自己灭亡，其它所有的解释都显得极为苍白。他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呢？用一句话概括：巡抚以下看“合肥”。也即是讲，清末时期，汉人重臣李鸿章已经权倾朝野，巡抚及以下官员的任用，皇帝都要听取李的意见，绝大部分想晋升者都成了李鸿章哥哥李瀚章的狗，要进贡，就找李瀚章。
现在，有些人说李鸿章很冤，不该背“卖国贼”的历史污名，卖国条约都是奉旨行事，不是个人行为。是么？下面，把李鸿章亲自主导并签署的条约背景亮亮相，看看他到底冤不冤。
【卖国第一约——《中法越南条款》（1885年）】
条约背景一：镇南关——谅山之战，中国扭转了中法之战的整个战局，清军表现了相当高的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法军惨败，消息传至巴黎，震动朝野，茹.费里内阁被迫倒台。
条约背景二：李鸿章和福禄诺在天津曾签订《简明条约》，条约的核心思想是中法和平，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特殊权利，承认刘永福军队属于应该被清除的土匪，在战局有利的情况下，李鸿章通过英国人赫德做中间人向法国乞和。李鸿章的名言是：“战争持续下去，大局将不可收拾。”（《李文忠公电稿》卷三，第60页）
条约背景三：法国内部革命不断，政局不稳，法国与英国之间也在相互冲突，法国在欧洲面临政治和军事的双重困局，完全没有能力靠军事手段在亚洲行使霸权。
李鸿章的卖国思想对《越南条款》的具体表现：1、放弃中国在越南的特殊地位，承认法国是越南的保护国；2、除允许法国在中越边界经商外，还允许法国商人在广西境内居住；3、中国在中越边界修建铁路，须与法国人协商。
《越南条款》的历史耻辱性: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用胜利换来国家重大损失的条约，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古今战史上的第一奇闻，既让国内朝野震惊，还让侵略者法国政府内部深感“震惊”。
【卖国第二约——《中日天津条约》（1895年）】
条约背景一：朝鲜甲申政变引发中日政治和外交冲突。
条约背景二：日本内阁大臣叫嚣对清宣战，西乡从道和黑田清隆是主战派代表。
条约背景三：清政府派遣李鸿章亲信吴大澂等赴朝处理中日危机，李鸿章指示“切勿与倭人生衅”。
条约简要内容：条约规定，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军，由第三国教官训练朝鲜军队，若朝鲜发生变乱或重大事件，两国出兵时须互相知照。
卖国地位：由于该条约默认了日本与中国均有出兵朝鲜半岛的权利，也就是说，日本对朝鲜拥有管束权，埋下了甲午中日战争的祸根，它让日本第一次从军事打开进攻中国的口子，它让日本有机会借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
【卖国第三约——《中日马关条约》（1895年）】
条约背景一：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北洋水师惨败，日本完胜。
条约背景二：清朝建军费用几乎尽数投至北洋水师，李鸿章是舵手，李瀚章是收钱手，李经方是后备全权大臣（李鸿章儿子），“三李”是满清王朝最后的挖坟者。
条约背景三：李鸿章依赖的谈判居调人是美国人科士达，建议李不惜一切代价求和。李鸿章在被日本浪人刺伤后更加惶恐不安，在与伊滕博文的谈判中，对伊滕博文提出的条件，李鸿章只做了自认为最争利益的坚守：既知我国为难情形，则所求者，必是我力之所可为。言下之意是：只要不超出中国可承受的范围，我是可以接受的。伊滕博文回应：你尽管说，但不可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324页）
条约背景四：是不是非得跟日本签那种协议？不。尽管甲午战争全军覆没，但清朝还是有一批重臣拒绝投降，以三朝帝师翁同龢为首的部分大臣坚持“不割地原则”，部分大臣骂李鸿章是“老悖湖涂之人”，也有直接称其为“内奸”。然而，李鸿章是日本选定的谈判唯一人选，可见，日本对李鸿章的底线了解之清楚——天生的卖国奴才。
《马关条约》的内容：见史书。不忍睹。
《马关条约》的卖国地位：是继《南京条约》以来第二个最为丧权辱国的特别可耻的条约，它的实际损害远超《南京条约》，李鸿章对日本无底线的乞和行为，让日本的侵略野心膨胀到极限状态，开启了之后五十多年日本对全中国地残酷压迫和野蛮杀戮，让中国在几千年历史上付出了最为悲惨的财产和生命代价，可以认为，前无古，后无来。
【卖国第四约——《中俄御敌互助条约》（1896年，史称《中俄密约》）】
条约背景一：《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俄、德、法搞了个“三国还辽”，中国主权从一个强盗手里过渡到另几个强盗手里，新强盗成了中国的“大恩人”，索取报酬也就理所当然。
条约背景二：李鸿章内心有“联俄制日”的本意，在其“联英制日”的愚昧思想破产后，“联俄制日”成为出卖中国主权的另一种“当然理由”，这就正好中了俄国人的圈套，近代中俄关系史，看起来是霸权者的无耻，本质上讲是满清朝野的无耻和无知。
条约背景三：“祝贺”变成“密约”。本来，清政府只是应俄国要求派李鸿章赴俄国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礼，并无签订条约任务，但俄国并未就此看待，尼古拉专门邀请李鸿章赴会是心怀鬼胎，特意派员赴苏伊士运河迎接李鸿章，让李深感无限荣耀。到达莫斯科后，俄国对李鸿章软硬兼施，硬的以“日本”为标的物，软的以重金授与，分别给予李鸿章和张荫恒各五十万两银子，李鸿章按单照收，张荫恒以“闲话太多”为由推迟接收。（摘自苏联《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10页）
《中俄密约》（规定以法文为准）的两大卖国要点：一是将卖给日本的部分又卖给俄国；二是许诺俄国在黑吉两地的全方位特权。标志着中国东北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中俄密约》的可耻卖国之处：清政府并无要求李鸿章签订条约，而李鸿章敢于擅签密约，说明李鸿章当时权倾朝野的事实存在，也说明李鸿章面对强权时的卖国本性难改，只要面对侵略者，无论是谁，他都愿意卖国求和。
【卖国第五约——《中俄旅大条约》（1898年）】
条约背景一：德国侵占胶州湾，俄国借口《中俄密约》关系进据旅顺和大连。
条约背景二：俄国保证不在长江流域谋求居住权和铁路修筑权，李鸿章视俄国此举是为善意，俄国以70万卢布表达对李鸿章的“辛劳慰问”。（福克森《瓜分中国的斗争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译本第35页）
《中俄旅大条约》的内容：具体内容略（各种资料均可查，网络也有载）。值得重点提出的是，条约签订之后，俄国还要求李鸿签了一个《续约》，规定“旅大区”与所谓的“中立区”分界线，未经俄国同意，中国不得将中立区及其东西沿海口岸让与任何它国，中东路铁路经过的地方，利益不得让与它国。同年7月，又再订《续合同》，重在开辟营口河路、林木采伐和煤碳开采三项经济利益支点。
《中俄密约》的可耻卖国之处：让整个东北地区和蒙古大部成为俄国的单一势力范围，让俄国把中国北部各个部分联成一体据为己有。同时，也标志着李鸿章一辈子坚持的“以夷制夷”战略的彻底破产，让整个朝野形成共识——“以夷制夷”就是中国主权在强盗间倒手。
【卖国第六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8年）】
条约背景一：法国取得广州湾的租借权，俄国获得整个东北的特殊权利，英国要求在中国应取得相应的平衡权益。
条约背景二：英国窦纳乐带领英军侵入威海卫和烟台，强行占有据扎不走，这一野蛮侵略行为竟然得到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尚属实情，并非无端霸占”的爽快回应，窦纳吉得寸就想到进尺，对香港再生奢望。（《清季外交史料》第132卷第7页）
条约背景三：李鸿章负责与英国公使窦纳乐商谈九龙租借事宜，李鸿章以《南京条约》割让“惯例”为准，竟然对英国所提要求照单全收，英国轻松获得了九龙的99年租期，过程如此轻松，大出窦纳乐意外。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可耻卖国之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面积为75.6平方公里，后《北京条约》割让11.1平方公里，《专条》之后，香港1061.8平方公里基本置于英国手，除部分地区还可以由清政府“司其事”，其余专归英国管辖。李鸿章此时已经对“割地”表现为麻木状态，他的心中已经近乎丧失了领土的概念。
【卖国第七约——《胶澳租界条约》（1898年）】
条约背景一：德国借口教士在胶州湾被害，出兵强占胶州湾沿岸地区。
条约背景二：李鸿章反对抵抗，继续推行“以夷制夷”战略，他向清廷官员强调：只要与德修和，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原本与李鸿章有相同思想的张之洞和陈宝箴等人也开始改变主意，不再支持用领士喂饱列强，但李鸿章和恭亲王仍坚持以“许利亲善”为出发点。
《胶澳租界条约》的可耻卖国之处：割让土地已经不是耻辱，已经沦为一种外交工具，整个总理衙门弥漫着一种情绪，大家都认为，得罪谁，其祸都“不可思议”，那割地给谁也就无可思议，横直都是“不可思议”的结局，割地给谁就无所谓了。
【卖国第八约——《辛丑条约》（1901年）】
条约背景一：中国战败，各帝国虽同意议和，但是，各国思路不一，相互之间频起争执，李鸿章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并没有机会参与议和，很大程度上只有能力将各帝国的“议和态度”传到朝廷。
条约背景二：各帝国有意策反地方重臣，英国想策动张之洞在“两湖”搞独立，同时又想策动李鸿章在“两广”搞独立，美国因为深感占领中国领土非长久之计，决心以在中国获取商业利益为第一要务，议和重在延伸“门户开放”的范围。
条约背景三：相互勾结以后，各帝国议和大纲达成统一，十二条大纲，条条见血，除要求处死11个重臣以外（其中包含端王载漪），李鸿章据实报告远在西安的慈禧，慈禧深以为喜，竟声称“议和大纲”的整体效果是“不侵我主权”。实事求是地讲，李鸿章此时已经被洋人视为弃狗。
《辛丑条约》的内容：见史书，全文略。
《辛丑条约》的卖国性：这一次卖国帐，主要应算在慈禧头上，战败的责任在慈禧，签约的主责也在慈禧，李鸿章作为议和第一人，只应承担细节上的责任，不应负主责，此时的卖国，李鸿章只能以“协同卖国”论处。
对于李鸿章其人，暂只列举了一些比较有重大影响的卖国条约。实际上，李鸿章的卖国言行远远不止于这些主条约，还有非常多的外交承诺以及通过清政府政策给予列强的好处，清史尚近，有案可查，抵赖无益。
李鸿章在满清晚期拥有无可匹敌的行事处和外交权，他成为光绪时代中国最有权势的汉人，也可以认为他是除慈禧之外的第二有权人。实际上，也可以近似认为他就是外交权第一人，因为慈禧到了晚年完全依重李鸿章办外交。晚年李鸿章，是汉人中的第一满人，满人中的第一汉人。几乎所有的对外条约都是由李鸿章谈好约条，最后只是由朝廷略为修改批准，并不说是李鸿章权限不足。不要说封建王朝，就是今天，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总统和部长可以说什么就全单照收，不可能不受一点约束。
李鸿章的卖国思想是坚固的，李鸿章的卖国行为是证据确凿的，李鸿章的卖国结果是悲绝古今的，李鸿章的卖国身份是不容质疑的，李鸿章被封卖国贼，没有丝毫冤屈成分，用“语言陷阱”和“涂指抹粉”为他翻案是翻不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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