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与北京结盟?
刘 迪
不久前,一本名为《日本,应与中国结盟!》(光文社)在东京出版。这本书封面醒目的副题为“2020年,日中同盟将改变世界”,另以英文写道“Return to China(回归中国)”。
近藤大介是《周刊现代》副主编,1965年生,东京大学毕业后曾留学北大,近年常在东亚各地采访。他称,为写作此书,他曾对上百人做过采访。在封底,写道“本书在日本首倡中国回归论”。该书指出,中国周边地区受中国巨大引力吸引,东亚“新秩序”正在形成,中国在周边国家影响力发生巨大变化。2005年4月,韩国《明日新闻》舆论调查表明,在韩国年轻人中,对中国的好感度已超过美国。例如在20-29岁、30-39岁年龄层中,分别有43.4%、38.3%的人最感亲近的国家是中国,而对美国,这个数字只有31.9%、33.0%。目前,留学中国的韩国学生已达4.3万人,在首尔,进大学读中文,比英日文要难。
近藤认为,虽然因日本经济军事力量较强,尚能保持独立,但他预测,随着中国在亚洲影响的提升,日本在亚洲无法与中国长期保持均衡。中日两国尽管政冷,经济却仍迅速一体化,这就是日本无法抗拒这种潮流的明证,故其建议,“日本须实施对华战略方针转换”。
在近藤看来,国家之间永无真正的友谊,只有永远的利益。故此提议,日中两国与其持续目前的对立,莫如采取行动,让中国领导层及国民转为“亲日”。提出,日中可在三个方面合作,即尖端技术、环境对策以及朝鲜核问题,并认为,只有与中国结盟才真正符合日本利益。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媒体的中国认识存在两个固定概念,一是“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另一为“反日教育”。对此,写道,中国民主化进程已经开始,他认为,“超女”、业主委员会等均是中国实施民主的开端。此外,“中国并非如日本宣传的那种‘反日国家’”。
在本书中,提出“东方文明”世界秩序建设设想。他写道,假如日本“回归中国”,这就意味着日本以自身的力量摆脱迄今为止的西方中心说的束缚,进而,日本可以回归西欧帝国主义控制亚洲之前的时代。如果选择这条道路,日中组成的“东方文明”领导世界的那一天就必将到来。
在这里,读者可能发现逻辑的矛盾,即“东方文明”价值体系与国家利益的对立。一方面强调国家之间的利益观,但另外又提出一个价值问题。
尽管笔者对“日中同盟论”仍然存疑,但却无法否认,这本书象征意义很大。因为,这是日本媒体精英对华态度转变的象征。可以肯定,此书反映出安倍访华之后日本出现的日中关系乐观论。而这种乐观论,是基于全球政治与地缘政治的变迁以及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现实的思考。
单以目前中国外交政策来看,很难与任何国家结盟。而从现实看,“日中同盟”也无条件。战后60余年,美国政经文化影响已经渗入日本各个角落,美军基地遍布日本,日本一举一动无法脱离美国意旨。然而正如所说,日本不应再继续跟随美国这个“西沉的落日”,而只有与近邻中国这个“朝阳”联手,才能把握光辉灿烂的未来。摆脱对美外交一边倒,是日本人的愿望。原首相中曾根康弘曾对笔者说,对亚洲外交应与对美外交一样,成为日本外交的两个轮子。
回顾日本近代史,我们可发现,其基本外交模式是“一边倒”。日本曾先后建立过日英同盟、日德同盟、日美同盟。但目前,渴望全方位外交,也是日本内心的强烈愿望。安倍执政后,初访国家选择中国与韩国,这说明形势比人强。日本现实的国家利益要求安倍政权修正其执政设想,其结果是,日本开始将小泉时代对美“单线外交”转为对亚洲的“复线外交”。
伊战暴露了美国单极统治的道德缺陷,动摇了其盟国对其统治秩序的信心。共和党中期选举失利、朝鲜核爆以及中国在世界影响的日益提升,都促进日本舆论重新思考与中国的关系。该书的建议不仅反映出最近日本对华舆论微妙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可以读出,21世纪中国的发展,为日本对其自我定位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契机。▲(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地域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印度崛起不是“看”出来的
谭 中
●中国舆论看印度似乎陷入了某种误区,通常是某位记者和学者到印度,把自己看到的写下来告诉广大的中国民众
●印度高科技软件服务业增值是在信息技术高速道上进行,不需要高楼大厦,也不需要公路、桥梁和集装箱码头
●中印两国,一个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另一个平房里飞出金凤凰,一个是苹果,另一个是橘子,无法相比,更不必搞零和式的相互竞争
不能小看印度的贫民窟
前段时间,在北京从朋友口中听到中国一位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到印度访问后,回来连叹“hopeless(令人绝望)”,当时,我心里立即出现九个字:欠成熟、看表面、不深入。近年来,中国对印度的关注越来越多,这是好事。然而,中国舆论看印度似乎陷入了某种误区,通常是某位记者或学者到印度,把自己看到的写下来,告诉广大的中国民众。
用“看”来观察印度,自然无法看到中国人自己想看的,少有高楼大厦,有不少贫民窟等等。印度最大城市兼金融中心孟买,贫民窟人口多达700万,绝大多数居民享受不到自来水、厕所等卫生条件。许多来自发达国家的游客,一走出印度大城市的高级旅馆就可以看到满地的大自然厕所现象。但是,以此作为看不起印度的理由,可能往往是夜郎自大,不符合“满招损、谦受益”的中国传统美德。
印度是中国的近邻,两国在历史上相处得特别好,在近现代有着相似的命运,在当前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很多。这就要求中国国际问题专家与发展战略专家客观、深入地研究印度发展的课题,认真看待印度所取得的成就。中国观察家首先需要不只是用肉眼去“看”。
印度现在是11亿人口住在300多万平方公里内,平均每平方公里住3000人,活动的空间太有限了。中国是13亿人口住在960万平方公里内,人均活动范围差不多是印度的3倍。在人口和空间的制约下,印度难以建设高楼大厦和现代基础设施,也正是缺少空间而产生了印度人口“城市化”(农村人口向城市汇集)过程中的贫民窟。
然而,正如有外国朋友说,在印度,穷人可以在大城市冠冕堂皇地生存。孟买贫民窟有强大的居民组织,它的领袖在市政发展会议上和市领导人平起平坐。没有他发话,任何拆迁都无法进行。这也是孟买计划的新国际机场迟迟不能动工的主要原因。如果只从发展的进度来看这一现象,当然会有“令人绝望”的感触。但印度朋友更强调发展要有“human face(人的面孔)”,这就和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以人为本”对上号了。
印度有“安贫乐道”的传统,民性倾向平和、纯朴,顺应自然、循规蹈矩。印度独立后采取渐进发展方针,尼赫鲁曾经以一个“r”字母的区别来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旋律。他说,中国提倡“revolution(革命)”,印度提倡“evolution(进化)”。半个多世纪印度的发展道路也不平坦,但不像中国那样大起大落。中国跃进式的进步是印度所赶不上的,但印度前进道路上也不会有中国那么大的风险与提心吊胆。
印度崛起不一定需要高楼大厦
最近几年来印度突然“崛起”,先是GDP年增长6%,过去三年连续增长8%,正在挤入世界经济强国之林。深入分析,当前印度经济产值的一半出自高科技软件服务业,它等于印度工农业产值(各占全国经济实力的四分之一)的总和。这是现代经济教科书上所找不到的发展模式,它和中国相比,具有四大特点:
第一,印度似乎决定不搞工业化而集中力量发展软件服务业。她的战略考虑是:印度人语言能力特强、有一亿英语流利的知识精英,印度是“零”的发明国,一千多年来数学最发达,印度已经把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的从产品开发到程序设计、医疗化验、报表统计、电话服务等工作接过来了,最终将成为“全球办公室”。如果这条路走得通,就可以避免中国所付出的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
第二,印度高科技软件服务业增值是在信息技术高速道上进行,不需要高楼大厦,也不需要公路、桥梁和集装箱码头。反过来说,中国那高楼大厦和雄伟的高架桥、高速路等却生产不出印度软件设计师在矮小平房电脑中制造的那样惊人的增值。
第三,中国经济增值主要依赖外资和外国技术、机器来到中国运作,中国以劳力相配合,等于是当厨房下手、“为他人作嫁衣裳”。印度当然暂时借跨国公司提供的平台操作,但产值出于印度精英的脑袋,因此自主性强,任何时候都可以独立操作。已经有少数印度公司摆脱了跨国公司的垄断而开始在国际上显露头角了,他们在中国也开始建立业绩。
第四,印度“崛起”奇迹主要由于两种“学院”和全球化最新发展趋势呈天造地设之势。一是尼赫鲁总理从1950年代开始设立的印度理工学院,现在已有将近10所。另一个是最近20年来涌现的印度商学院,也有将近10所。商学院的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增加,毕业后收入一年胜过一年,主要是跨国公司热情欢迎。毕业生在印度服务起薪是每年7.5万美元,到外国服务年薪高达20万美元。印度商学院文凭响当当已经可以和美国哈佛、斯坦福等大学相比。换言之,印度创造的经济奇迹并不是全民努力,是大约一千万印度知识精英使印度在全球化中异军突起。相比之下,中国“崛起”是亿万群众血汗的结晶,投入大、出产小;印度是投入小、出产大。
相互学习,“龙象共舞”
从这最后一点更可以看出,印度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如果在未来的十年中再有一两千万精英参加进来,更会如虎添翼。如果印度百分之十的人口都变成这样厉害的价值创造者(这是完全可能的),印度的经济实力就不止是翻一番、两番,而会是五倍、十倍的增势。
以上这种比较并不是夸耀印度而贬低中国的成就,只是想把两个迥然不同的发展范式展示出来。中印两国,一个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另一个平房里飞出金凤凰,一个是苹果,另一个是橘子,无法相比,更不必搞零和式的相互竞争。
当今的全球化有两大特点:一是“英语王国”,二是它由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统治,按照跨国公司的设计行事,为跨国公司所有、所享。“英语王国”使印度知识精英占了便宜。这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印度精英的“英语王国”优势也覆盖日本、甚至欧洲的非英语国家。
可是也要看到,在这为跨国公司所有、所治、所享的“英语王国”,印度和中国同处于下游,大头被跨国公司拿走了。印度那被贫民窟包围的五星级现代化绿洲并不是发展的理想。中印两国都面临一个宏伟的目标:让本国10多亿人民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这两个人口和经济力量总和占全球1/3左右的实体首先变成全面小康的“和谐世界”,当今的国际局势就会开始与“文明冲突”分道扬镳、化戾气为祥和。因此两国的精英应该努力“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国际舞台上,“龙象共舞”。▲(是旅居芝加哥的印度华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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