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贫困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场与自然和穷人作对的战争。

最近，我去了旁遮普的Bhatinda地区，那里出现了一股农民自杀风潮。

旁遮普曾经是印度最繁荣的农业区，而今那里的农民却负债累累，生活在绝望之中。大片土地成为水涝地，不仅如此，因为滥用杀虫剂，能为花授粉的蜜蜂和蝴蝶都死了，果树也不结果了。

旁遮普不是唯一正在发生生态和社会灾难的地方。去年我到过瓦朗加尔（印度中南部城市――译者注）的Andhra Pradesh，那里也有很多农民自杀。他们本来一直以种植豌豆、黍、稻谷为生，因为受到种子公司“成为百万富翁”的宣传引诱，买了所谓的“植物白金”――杂交棉花的种子，结果成了一贫如洗的叫化子。

很多本土种子都被新的杂交品种替代，而这些新品种结出的种子不能留种使用，必须每年再从公司高价购买。杂交品种还容易感染疾病和受到虫害。瓦朗加尔地区花在杀虫剂上的费用已从1980年的250万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5000万美元，足足增长了2000％。结果，农民被逼无奈，选择同样的杀虫剂杀死自己，来彻底摆脱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现在，那些大公司正设法推广含有更先进的基因技术的种子，它们的价格不但会大大提高，所带来的生态风险也会提高。因为看透了这一点，Malla Reddy，“Andhra Pradesh农民联合会”的成员，和很多农民一起拔光了瓦朗加尔地区的基因棉花。

3月27日，25岁的农民Betavati Ratan自杀，因为他还不起在他两英亩农田上钻深井的债务。像古吉拉特地区和拉贾斯坦邦一样，他家乡的井也枯竭了，超过5000万人面临水荒。

然而造成干旱的原因却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这完全是在干旱地区过度开采稀缺的地下水资源造成的恶果。以前当地人只种本土植物，虽然产量仅能满足当地食用，但需水量少，和当地环境相符；而现在这里种的却是需水量很大的出口经济作物。

这些事实提醒我，为“经济全球化”洋洋得意是非常错误的。是时候停下来反思一下全球化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了，这对我们要实现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西雅图会议（西雅图会议：世界贸易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于1999年11月30日在美国西雅图召开，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这次会议要为新一轮贸易谈判确定基本原则和内容，并为全球贸易体制带来新的开端。可结果却是一场噩梦：会谈以数千示威者的游行和故意破坏活动开始；然后是各国部长们之间的激烈争吵；最后以不欢而散告终。会议没有能够发表部长宣言，原定于2OOO年元月开始的“千年回合”谈判因此受阻。这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遭受的最大挫折。――译注）和世界贸易组织1999年提出的主张促使我们每个人重新思考，是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时候了。打着全球化的旗号，对穷人的所作所为是残忍且不可饶恕的。在印度，我们目睹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日益扩大的灾难，尤其是在食品和农业领域。
（基因技术正在成为一种掠夺工具，它把资源消耗转嫁到贫困地区，把生态风险转嫁到贫困地区，把高昂的生活与劳动代价转嫁到贫困地区；另一方面，全球化之手可以用极低的经济代价就把基因技术掠夺和消耗的资源以及造成的人民的痛苦，变成粮食或经济作物输送到发达国家来。发达国家基因公司的一间实验室，就可以掠夺成千上万公顷土地上人民的劳动和这里的资源。基因技术被所谓的知识产权在保护着，但是，由此造成的对土地和劳动者的伤害，却到哪里寻求庇护？从前，强盗国家对海外的掠夺需要使用枪炮，现在，同样是对资源的占有，形式却变成如此“温和”。基因技术可以被贴上“扶贫”、“有助于发展”等漂亮的标签。有形剑变成了无影刀。――编者）

谁为世界提供食物，谁在养活全世界？

我的答案和绝大多数人给出的不同。

我认为：妇女和小农业者的多样耕作才是第三世界国家食物的首要来源。和人们一般的看法正相反，其实以多样耕作为基础的小型农耕要比产业化的单一栽培更多产。

然而为了提高食品产量，作物多样而且有可持续性的耕作方式已被取代。随着多样性的消失，丰富的营养来源也消失了。其实，假如从多样性的角度计算每英亩土地的营养含量，产业化栽培中的所谓“高产土地”并不一定意味着多样的粮食种类和营养。

产业化栽培中，“产量”一般指单位面积中，某单一作物的产量。而我认为“产量”应该包括单位面积里产出的所有农作物的总和。要是在整片土地上只种一种作物当然会提高它的单位产量；但要是种多样作物的话，虽然会降低作物单位产量，但是却能提高土地的产出总额。正是对作物单位产量的追求，才让小农场和小农业者没了活路。

第三世界国家数百万妇女和小农业者的劳动成果被忽略。在我的家乡喜马拉雅――曾经发生过著名的“抱树运动”的地方（抱树运动――Chipko，也译作契普克，1973年4月在印度的喜马拉雅山区发起。由于原始森林被大量砍伐，使得当地妇女依赖于原始森林的生计被剥夺，于是她们抱住大树来阻拦砍伐行为。运动成功地向政府索赔了所受到的损失，并且政府承诺在15年内禁止伐木。该运动以妇女为主，后来发展成了上百个村民自治的基层社会网络，成功保护了喜马拉雅山区周围5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译注），从前他们的梯田里有好多种作物，比如黍、苋菜、木豆、黑绿豆、鹰嘴豆、橹豆、大豆、赤小豆、豇豆、粟等等。

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多样化栽培比单一栽培的生产力更高。在我看来，对多样性栽培的高生产力熟视无睹是因为“思维单一化”，思维单一所以就有了作物单一。

人们认为恰帕斯(墨西哥南部一州――译注)的玛雅农民生产力低下，因为他们那每英亩土地只产两吨玉米。可要是把这块地上产的豆子、南瓜等其它蔬菜和水果都算上的话，每英亩的总产量可以达到20吨。在爪哇，农民自家菜园里能达到607种植物。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家庭主妇能在商品作物的间隙中种120多种植物，作为家庭主要食品来源。泰国一些菜园里能找到230种植物。非洲一些家庭菜园里有60多个品种的树木。刚果农民从50多个品种的树木上采摘树叶食用。一项在尼日利亚的调查显示，尽管家里的菜园大小只占整个家庭拥有农田的2％，可它的产出却可以占整个家庭农业产量的一半。同样，印尼农民20％的家庭收入和40％的食物来自自家的菜园子。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调查显示：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小型农场，食品产量能比大型工业化的单一栽培农场高出数千倍。

生物多样性还是防止干旱和荒漠化的最好方法。

再者，要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不能依赖化学药品或基因技术，也要靠增强生物多样性。妇女和小农一直在用多样的种植养活我们，可现在有人却说没有基因技术和农业全球化，我们就要挨饿。尽管很多经验显示，基因技术不但不能增加食品产量，反而常常造成减产，可人们还是认为这是解决饥饿问题的唯一办法。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问：谁在养活这世界？

无视多样性，无视自然生产的能力，无视妇女和第三世界国家农民的劳动，这样做会带来什么结果？结果就是占有和破坏土地资源的行为摇身一变成了“创新”。

被大肆夸耀的“黄金米”，也就是转基因“维他命A大米”是很好的反面教材，能给这种盲目以警示。很多人认为只有靠基因技术才能治疗维他命A缺乏症，其实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维他命A获取途径。只要不对大米进行抛光（抛光是米加工的工序之一：稻谷经脱壳后成为糙米，糙米表面还带有少量糠粉，去除糠粉的过程为抛光，主要是为了外表美观和增加口感。――译注），糙米本身就含有维他命A。只要不在麦田里喷洒除草剂，我们就能从灰菜、苋菜、芥菜等野菜中获取丰富维生素，比如孟加拉的妇女就能把150多种绿色植物入菜烹调。荒谬的是，人们竟把生物技术专家当成了维他命A的创造者，完全无视大自然的慷慨赐予，也不去理会经验丰富的妇女是如何利用自然的馈赠养活孩子和家人的。

小生产者一直默默的地进行着对自然最无害的生产劳作。然而，由于妇女只为家庭和社区服务，她们竟然被看成是“与生产无关”和“无经济活动”的人群。无视妇女为可持续经济所付出的劳动，是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的必然现象。
（妇女就像是灰菜、苋菜一样，可以为社会和家庭提供必要且丰富的动力，男性则像是机械化单一种植下的大田作物。所谓“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就是只看重男性在技术、金融等领域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而忽视了妇女在家庭、教育、和艺术等领域对于社会的贡献。在粮食供应方面，妇女对家庭和社区的作用被男性和机械在商品粮和经济作物生产方面的表现所掩盖。――编者）

全球化破坏了本土经济的发展，而这种破坏却被看成是进步。在乡下和很多本土社区里，妇女都是随着季节变化而劳作，因此和被市场主导的“发展”进程以及贸易政策常常步调不一致。再者，由于人们越来越轻视那些满足生活需要还能保证持续发展的农业劳作，因此妇女的地位也降低了，不但得不到生命关怀，也没有生存保障。

这种对可持续、可再生生产的贬低与忽视，在食品领域尤其严重。以前，妇女的角色就是养活家人和社区。可是在经济强权的社会里，由于科学技术的神奇作用，妇女与供给食物之间的关系消失了。现在由大农业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为世界提供食物。

然而，食品工业化、基因技术以及农业贸易全球化并没有喂饱穷人，而是制造了更多饥饿。

在世界各地，食品生产都呈现负增长。农民要花比卖农产品所得更多的钱去购买工业产品（机械、种子、化肥、农药――编者）。结果造成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的地区，农民都债台高筑，最终引起一波自杀风潮。

经济全球化都带来什么呢？种子公司成了市场主导；农药大量使用；还有就是不断增长的债务。

由大公司掌控的资本密集型农业开始渗透到农村地区，这些地区虽然穷，但原本是可以自己自足的。全球化把这种农业经济带到各地，所到之处，高额的消费使得小农业者几乎无法生存。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被货币贬值、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产品价格暴跌等等弄得一贫如洗。

同样的农产品，农民只能得到十年前收入的一小部分。在美国，小麦的价格从每蒲式尔5.57美元下跌到每蒲式尔2.43美元；黄豆从每蒲式尔8.40美元下跌到每蒲式尔4.29美元；玉米从每蒲式尔4.43美元下跌到每蒲式尔1.72美元。在印度，从1999年到2000年，咖啡的价格从每公斤60卢比下跌到每公斤18卢比；含油种子的价格也下跌超过了30％。（本数字为2000年数据。"蒲式耳" 是一个主要用于油料及谷物的计量单位，它是一种定量容器，好象我国旧时的斗、升等计量容器。一蒲式耳相当于36.268公升。――译注。）

2000年，“加拿大农民联合会”向参议院提交的报告中写到：“农民种小麦、燕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不但经济上得不到回报，而且还被推到破产的边缘。与此同时，用粮食做食品的公司却发了大财。1998年，凯洛格谷业公司（Kellogg’s）、桂格燕麦公司（Quaker Oats）、通用磨坊食品公司（General Mills）的资产净值分别提升了56％、165％、222％。一蒲式耳的玉米价钱不会超过4美元，可一蒲式耳的玉米薄片饼干可以卖到133美元。1998年，食品公司的利润最低也是农民所得的186倍，最高可达740倍。农民得到的太少是因为别人得到的太多。”

一份世界银行的报告也称：“由于大型贸易公司进入全球商品市场，导致了同一商品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价格出现巨大分化。”

农民挣得少了，花销却增大了，尤其是穷国的消费者。在印度，1999到2000年间，食品价格翻了一番。农村谷类的消费量降低了12％，那些本来就营养不良的村民不得不忍受更多的饥饿，死亡率也因之上升。穷人买不起食品，食品贸易却欣欣向荣。当发展带来贫穷，当真正的生产行为不能获利却总赔钱，当投机商被称为“财富的缔造者”，人们对财富和如何创造财富的看法已经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真正的生产行为，即自然与人和谐可持续的生产行为，却不能使农民盈利，与之相匹配的产品加工与服务业也都随之衰退，数以百万计的不会用网络瞬间致富的农民陷入了更深的贫困中。

妇女，曾经是最基层的食品生产者和加工者，如今，却不再拥有这项工作的权利。

麦肯锡公司（全球知名企业咨询管理公司――译注）说：“美国的大食品公司在印度农业综合企业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食品加工方面。印度只有1％的食品进行加工，而美国、巴西和菲律宾都有70％。”难道印度人都吃生东西，不加工吗？这些国际咨询师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99％的食品加工工作都是妇女在家或在小作坊里完成的。而这本来是那些农业综合性企业左右不了的。然而现在，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一切都改变了。由社区管理的小规模食品加工作坊以违反所谓的“卫生法”为由被关闭，或者成为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的原料储备库。这些大企业不是通过自由竞争建立起对市场的垄断，而是通过高压政策。

1998年8月，印度发布了一项“包装规定”，所有敞口销售食用油都属于非法经营，所有食用油都必须有塑料或铝制的外包装。因为这个规定，小规模食用油加工业被取缔。那些使用冷压机的小磨坊都消失了，随之被破坏的是丰富多样的含油种子的销路——芥末、亚麻子、芝麻、花生、椰子等等。近一千万人的生计因此受到影响。同样，面粉需包装并贴上标签的规定也影响到了近一亿人的生计。无数人被推入贫困的痛苦中。（在中国一些农村，送礼的首选居然是方便面。这种加工食品不但没有家庭手工制作的面条富有营养，更关键的问题是，农村人群原本就不像城市人群，具备需求方便面这类食品的原因。农村送方便面，不是出于生活所需，完全是受到大型企业产品宣传的诱惑。对于直接亲身生产食物的农民来说，向他们推销加工食品，完全是画蛇添足。除了食品加工企业获得利润、农人丧失传统的生活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这花花绿绿的人工食物的出现，会降低农民自己自足生产的热情，同时造成农民对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疏远以及内心自卑感的出现。手工小作坊常常被认为是不卫生和不便于管理的，事实上这是一种常见的错觉。凡事都由专门部门进行统一化管理，这是单一化生活模式的延伸。“管理”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对于社区内的手工小作坊，由于它的生产者需要居住在社区之内，所以，小作坊产生出来的产品，质量和卫生情况如何，消费者可以做直观地监督。在这种关系中，生产者是处于消费者之中的，“管理”或“监督”是无处不在且一如既往的。比起机械的制度和单一的管理部门来说，来自社区全民基于实际利益考虑做出的“监督”或“管理”行为，常常是更有效和有力的。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那些在一个小作坊中制作的黑心豆腐、腐败食品，其实都不是卖给当地社区的，而是通过集贸市场销售给别处的消费者。从这个角度讲，接受跨国公司倾销的物品，似乎应该承担更多的风险而不是具有更大的利益。――编者）

对包装的硬性规定还造成了环境问题，数百万吨的塑料和铝类垃圾给环境造成了沉重的负担。食品业的全球化破坏了丰富多样的本地食品文化和经济秩序。所有本土的、手工进行的生鲜加工都被认定是没有卫生安全保障的行为，基于这样的界定，政府强制推行全球化的统一运作模式。人手被视为最可怕的污染物，用人手直接操作是不合法的，取而代之的是从环球大企业那买来的机器与化学产品。这哪里是要“养活全世界”，这就是在通过剥夺穷人的生计来为少数的强权建立市场。

为了经济全球化的“兴旺发展”，普通民众被当成“寄生虫”受到清除。全球化进程中，大量基因技术产品和其它有风险的技术产品在第三世界国家倾销，那里的民众被迫承担个人健康和环境生态的风险。

最近，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决议，印度被迫取消了进口贸易限制。自由进口的商品中包括动物生肉等会给大众健康带来危险的商品，比如会带来疯牛病等疾病。

亚特兰大“美国疾病预防中心”的一项统计表明：每年美国有近八千一百万例因食品问题引发疾病的个案。食物中毒致死的案件也从1984年的2000例上升到1994年的9000例。大部分的中毒事件都是由工厂化农场所养的禽畜制成的肉产品引起的。美国每年屠宰九千三百万头猪、三千七百万头成牛、两百万头小牛、6百万匹马、山羊和绵羊还有8百万只鸡和火鸡。这些禽畜都是用非常暴力、残酷的方法养殖的，因此，它们的肉充满毒素，而现在，美国大型肉类加工企业要将这些有毒的肉倾销到印度。

富人生产的垃圾倾倒在穷人的家门口。而穷人的财富通过更新更聪明的途径被野蛮抢夺，比如富人把本土的多样生物或本土的知识技能申请为自己的专利。

专利和知识产权是种新奇的发明。在我出生的Doon流域，巴斯马蒂香稻（Basmati，也称为“印度香米”――译注）早就闻名遐尔；我母亲和祖母也早就会从印度楝树中提取杀虫剂。可美国Rice Tec公司却为香米申请了编号为No.5663484的专利。（印度香米――“Basmati Rice”被称为“皇冠的珠宝”,出产于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接壤地区,以细长的形状和浓郁的香味而闻名。1997年，种子公司Rice Tec获得了有关香米的20多项专利权，其中包括品种特质和培育方法等。Rice Tec公司将自己生产的印度香米称为Texmati大米及Kaomati大米，并推向市场，意在取代印度农民种植了好几千年的香米。对印度来说，这意味着每年3亿美元的香米出口将受到威胁。为了挑战Rice Tec拥有的专利，印度于委任了一批专家，用两年的时间准备了1 500页的资料。2000年，印度政府正式向Rice Tec的专利提出挑战，并于10月成功迫使Rice Ted撤销它所拥有的香米的四项权利要求，可Rice Tec仍然拥有另外16项的权利要求。为了防止生物盗窃，印度政府开始了对基因库的农作物及草药进行DNA鉴别。这个庞大的计划所费不菲，鉴别一个DNA样本就需要125美元。参见《种中国豆侵美国‘权'?》，原载《南方周末》2001年10月25日头版。———译注）

巴斯马蒂香稻、印度楝、胡椒、苦瓜、姜黄……，这些本土食物或药用植物被强行改头换面，申请为别国专利，穷人的智慧成了跨国公司的财产。随之出现的一个荒谬的局面是：穷人培育了这些种子和药材，而且一直都在靠它们来保证自己的营养与健康，可如果现在还想继续使用的话，就需要向跨国公司购买。

如此荒谬的现象却成了全球标准。世界贸易组织通过公布“知识产权相关贸易协定”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允许“生命形式”和“本土知识”都可申请专利。

国际法则不认为商业利益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否认本土文化对贸易的贡献。它们（跨国大企业）将“家族创业的秘密”奉若神明，针对各种生命形式“创造”出“财产所有权”的说法；就像当初的殖民者把“发现”当成标准，谁先“发现”本属于别人的土地，谁就可以占领为自己的殖民地一样。人们操纵生命，但并不能创造生命。Rice Tec公司声称他们创造了“方便的、新颖的稻米系列产品”；罗斯林研究所也声称Ian Wilmut（克隆羊之父――译注）“创造”出绵羊多莉后，就可以否定自然具有创造力，否认生命自组织能力，否认第三世界国家的先锋创新能力。 

制定专利和知识产权规则是为了防止盗版。而现在，这些规则却成了西方科学家和大企业盗窃第三世界国家穷人的传统知识，并将它们据为己有的手段。

种子和植物一旦成了专利产品――比如巴斯马蒂香稻――偷窃行为就成了“创造”，而保存和分享种子反而成了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有些买断了棉花、大豆、芥菜等多项农作物专利权的公司会控告农民保留种子，甚至会雇用侦探去调查农民是否留下种子或者把它们分享给邻居。

孟山都公司最近发布的一项声明很容易误导民众，他们说将把稻米的基因组成免费公之于众。（本就属于大众的――编者）其实他们并未做出任何停止申请稻米和其它谷物专利权的承诺。（Monsanto――孟山都，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生物及化学企业，该企业因生产转基因食品而闻名。――译注）

分享与交流――人性的美德和人类得以生存的基础，竟被重新定义为违法行为，这让我们都成了穷光蛋。自然曾让我们很富足。妇女了解自己的土地，她们了解生态多样性，熟悉农业，知道如何使营养均衡，她们可以把少变为多，可以通过和别人分享种子种更多样的作物。而现在，人们不得不花钱去买本来就属于他们的资源和知识，因此变得一贫如洗。某种程度上讲，那些有钱人也变“穷”了，因为他们的利润是靠偷窃、高压政治和暴力得到的。这根本不是什么创造财富，这就是抢劫。

只有保护所有的物种和民族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认识到不同的物种和民族都在维护生态平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像蜜蜂和蝴蝶看似不起眼儿，但它们的授粉工作对植物的繁育起着重要的作用；就像大田里物种丰富，不但能出产多样的蔬菜、草料、药用植物，而且可以保护土地免受水土流失和风蚀的威胁。可悲的是，随着人类越来越偏离可持续发展的正路，我们对其它物种作用的认识也越来越偏狭，看不到其它物种对人类生存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1992年，印度卡纳塔克邦的农民在抵制嘉吉公司（嘉吉Cargill，美国一家从事食品、农业和风险管理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公司。――译注）的种子失败之后，毁掉了嘉吉公司在Bellary的种子田。嘉吉的首席执行官针对此事发表声明时说：“我们为印度农民带来了最奇妙的技术，它可以防止蜜蜂偷走花粉。”在“联合国生物安全谈判会议”上，孟山都公司在他的宣传资料上申辩说，他们发明的耐受除草剂的农作物可防止“野草盗取阳光”。然而孟山都公司所指的“野草”是什么呢？就是能防止儿童失明、预防妇女贫血症、含有丰富维他命A的绿色野菜。

把传粉说成是“蜜蜂在偷窃”，把野菜说成是“盗取阳光”的“贼”，这些观点用意何在呢？就是要剽窃自然果实。把靠自然传粉繁育出的多样种子换成人工培育的贫瘠的种子；用诸如孟山都公司生产的除草剂一类的东西去破坏生物多样性。生物技术的发展会带来生态问题，黑脉金斑蝶受到转基因作物威胁就是一个例子。（据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研究，在一种植物叶片上撒上转基因Bt玉米花粉后，黑脉金斑蝶的幼虫对叶片吃得少，个体长得慢、死得快。4天后幼虫死亡率达44％，而饲喂不撒Bt玉米花粉的叶片的对照组无一死亡。――译注）蝴蝶和蜜蜂消失了，繁育受到了破坏。多样性消失了，影响到食品的营养均衡。

大公司把农民和蝴蝶看成“贼”，而且还通过贸易条款和新技术想方设法的要消灭他们，人性已经扭曲到了危险的程度。把不值一提的昆虫消灭，把不起眼的植物消灭，把势单力薄的农民消灭！这样的行为其实来自一种深深的恐惧，一种对活泼的生命与自由的恐惧！这种不安全的恐惧感释放出来的结果就是与广大人民和其它物种作对。

全球贸易自由化给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农民和其它物种的生存处境已危如累卵。这种危机不是全球化带来的副作用或仅仅是一些特例，而是由人们世界观的改变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可持续发展、分享与生存都在市场竞争和市场效率的名义下“很经济地”被排除在外。

我们亟须让我们的星球和人民重新处于重要的地位。这世界要靠谁来养活？只要让世界上的每种生物都有饭吃，世界自然就养活了。让别的人、别的物种有的吃，自己也就能保证可以吃到安全的食物。养活了蚯蚓，就是养活了人；养活了牛，牛粪滋养了大地，大地就养活了人类。这样的世界观将带来富足，它源自分享的理念，源自一种深刻的认识——认识到人类是地球大家庭中的一分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不为别人、别的物种留下生存空间，自己也别想生存。这种认识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新千年人类面临着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而是否可以应对挑战的关键在于经济界人士能不能从他们狭隘的观念中走出来，使得单一文化、单一政策、强权占有与剥削的状况都得到改变，让建立在富足、分享、多样、尊重、尊严等等基础上的世界观成为主流。

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就必须放弃现在这种给其它物种和人群很少生存空间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针对自然和穷人的战争。然而全球化绝不是上天制定的规则，它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要结束这场战争。

西雅图会议以来，经常挂在人们嘴边上的话就是我们需要一个讲究规则的社会。现在，全球化成了商业的规则，而华尔街是唯一呈现价值的地方。本来具有更高价值的东西――自然、文化、未来全部被抹杀或摧毁。全球化的规则破坏了公正的原则、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同情与分享等人类的美好情感。我们必须远离这种市场极权主义而迈向全球性的民主。

只有遵守生物圈的规则，人类，做为一个物种，才能生存。只要我们能尊重大自然给出的底线，以可持续发展和公平为经济发展的原则，大自然就能够养活所有物种。正如圣雄甘地警示人们所说：“地球可以满足所有物种的需要，可满足不了一些人的贪欲。”

（完）

(译者信箱：思彤 [email protected] ，希望能有专家学者结合中国国情对本文做些点评，让读者了解更多中国目前的情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