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让几百万选民失望
奥斯卡·拉方丹在德国左派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
奥斯卡·拉方丹
江燃-译 俞力工-校
自冷战结束以来，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全球出现的右倾风一发不可收拾。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也一时乱了阵脚，陷入迷茫之中。拉方丹曾担任财政部长，也同时是社会民主党主席，由于不赞同施洛德总理的右倾政策，反对1999年即将发动的巴尔干战争，而毅然辞职。如今，在左派党成立大会上，他鲜明地提出社会民主党人的政见，令人在乱局中感到耳目一新。
尊敬的女士、先生们，亲爱的来宾、朋友们、同志们！
我知道，你们当中或有人会对“同志”这个词有些看法，但我想指出，实际上是毫无理由，因为《圣经》上的这句名言“你应该爱人如己”本来就得翻译成“你应该爱同志如己”。因此，有位德国名人就说过：“一个社会主义者不一定是个基督徒，但一个基督徒却必须是个社会主义者。”这是今天也要向教会里批评我们的那些人传达的信息。
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任主席，今天我要当面对大家说，左派党是建立在德国工人运动的传统之上的！她建立在那些受俾斯麦的社会主义法案迫害人士的传统之上，建立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遇难人士的传统之上，而且，左派党还意识到，他们无论是对前东德当局关押的社会民主党人，或是对联邦德国关押、迫害的共产党人，都有义务去传承其意志。两者之间不分彼此，因此两方面都得强调。
今天我想提及工人运动的三个模范。首先是伟大的社会党人罗莎·卢森堡。她的遗训是：“自由，始终也是持不同意见者的自由”。卡尔·李仆克内西，他以实际付出生命来说明，最最重要的时代任务即是反潮流。这方面，有句中国谚语可作为佐证：“只有死鱼才会随波逐流”。卡尔·李仆克内西是个敢于反抗的汉子。他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上，以反对战争贷款，来体现他继承了工人运动反对战争的精神遗产。就此意义，我又联想到一位曾经促使我从事政治活动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维利·勃兰特，以及他的一句名言：“德意志国土上再也不许发动战争！”。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是个民主革新党派。伟大的古希腊执政官伯里克利（Perikles）曾说过，民主是一种依据多数人利益来决定事务的政治秩序。按照这个古老的民主定义，我们德国的代议制正处于危机中。无论是退休金、医疗、税收、联邦国防军派驻阿富汗，或就业市场，凡能想象的领域，德国联邦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总是做出与大多数德国人意愿相反的决定。正因为民主出现危机，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一场民主革新！我们德国左派党，愿意提供协助！当我们的代议制处于危机之时，我们更是需要直接参与。在我们对别人指手画脚、或提出全民公决、全民投票要求之前，我们自己必须要先下定决心。我们这个新党派的路线决定，必须服从党员的意见。直接民主只有从我们自身做起，才能取信于人！
我们很高兴今天来了许多工会代表。我以工会代言人名义要在此提个问题：“为何多年来德国工会一直在退却？”德国电信公司许多雇员即将面对无耻的减薪要求。5万员工将排挤到其他公司，还会受到延长工时、减少工资的威胁。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必须考虑我们的斗争方式。所以我说，我们一定要推出新的斗争办法，也就是说要效仿法国人。没错，左派党要主张总罢工、主张政治罢工，以作为民主抗争的手段。
当我提及民主革新时，即意味着，我们必须留意民主政治的核心任务就是权力控制。考虑到我国体制过去的缺失，就会发现问题在于政治体制中设置的权力控制机制太少。这不只是东方如此，西方也是如此，甚至当今世界很多地方仍是如此。权力控制是当前民主政治的规范，也曾经一度是自由主义的规范。因此，新自由主义、秩序自由主义之父曾说过：“我们不是要控制经济权力，而是要限制经济权力！”这样一来，就把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联系起来了。限制经济权力也是左派党的任务。如果经济权力缺少限制，那就必须以民主办法加以控制，否则我们就无法拥有民主社会！因此，我们要提及居西（Gregor Gysi）和毕斯奇（Lothar Bisky）所讲过的话，并给予支持：“那些聘用雇工人数少于10名、营业额少于1000万欧元的300万个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环节，也是经济领域里我们最重要的对话伙伴。在那儿，也存在着剥削和自我剥削，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些小企业。”
我们这股新力量要求德国的外交政策重新运用国际法。多年以来，这世界的国际法领域，包括德国的外交政策，已不把国际法当作政策决定的基础。这简直是个耻辱。就像在各个国家内部只有法制才能营造和平一样，国家之间也只有国际法才能带来和平。
举个例说，一旦联邦最高行政法院作出参加伊拉克战争的裁定，我们就即刻触犯了国际法规定，而如果联邦政府当局对此不去纠正，情况就更加令人无法忍受。民主政治以遵循法律和尊重法制国家为前提。我们认为，世界上的一系列战争也触及体制问题。因此，我特意在此宣示追随罗莎·卢森堡、卡尔·李仆克内西、维利·勃兰特的理想，还有那位伟大的法国社会党人杨·饶勒斯（Jean Jaurés），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由于慷慨激昂地维护和平，号召欧洲工人不要互相射击、不要互相征战，而遭人暗杀。
杨·饶勒斯这位伟大的社会党人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引导战争，就像是乌云要下雨！”亲爱的同志们，对此我们还要设想，如果让中小学生依据这句话写篇作文，就必须把他们带到中东问题上，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战争为什么会在那里发动？”我们是唯一作此回答的政治力量：“不是为了民主与自由，不是为了要实现人权；而是为了占领资源和销售市场。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地说明此事。这就是金融资本主义体制扩充全球的后果。
西方世界里，特别是德国，还有个非让人诟病不可的情况是：有人说，我们要对国际恐怖主义进行斗争，可是，却没有让参与讨论者弄明白恐怖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感到很自豪，左派党在联邦议会里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个议题。在今天这个建党的日子，我还要说：“如果不知道恐怖主义究竟是什么，就无法与之作斗争。”如果说：“恐怖主义就是为了政治目的而非法杀人”，那么，就必须制止西方的双重道德标准。因为就此定义，布什、布莱尔和许多其他该对违反国际法、发动战争负责的人，也都是恐怖分子！这点，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地说出来。
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扔炸弹的穆斯林是个恐怖分子，一个扔炸弹的基督徒则是为了民主与自由而战”，如果按照这个模式行事，这个世界便无从寻求和平。这种双重道德只会给世界添乱。这就是西方工业国家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观。
我们是个主张社会福利国家的政党。如果要提过去几年国家政策失误导致什么后果的话，那就是，它摧毁了千百万德国人与之认同的社会福利国家。如果有人问及，你们的国家、民族有何值得珍重之处？人们首先会提“社会福利国家”。当前的情况是，国家政策几年以来已把社会福利国家完全给破坏掉。举例来说，原因之一在于新自由主义的奇谈怪论充斥世界，而且那些互相竞争的党派里，有些人没头没脑地跟着学舌“预防型的社会福利国家”。这是个多么恐怖的词汇啊！他们把摧毁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严重破坏医疗保险说成是“预防型的社会福利国家”。怎么可能让单单一个词汇就把全体人民推向岐途！“预防型的社会福利国家”要求的应当不是别的，而是足以让人脱贫的养老金！
这些年来，拿改革来胡作非为的人士所造成的后果十分恐怖。他们把人们安身立命、指望老年有所依归的社会福利国家破坏殆尽。他们摧毁的是我们上一世纪所取得的、为此一辈子干活的微薄退休金。许多工人雇员现在得估计到，他们的退休金将使老年陷入贫困。如果要明确责任问题，则不在于哪个批评新自由主义发展的人，而是那些经合发组织（OECD）的高薪职员，他们坐在巴黎16区的高雅办公楼，草拟着永远与己无关的妙方。可确定的是，德国已做到了让其人民领取较所有工业国为低的收入，和预期中最糟的养老金。我简直不敢相信真有这事。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或诸如此类的处方，揭示着政界、社会界与新闻界的鼓吹者是如何地误入歧途。原因在于，他们不仔细看看，这究竟对我国人民意味着什么。因此必须要有左派党这个新力量站出来说：“没错，我们就是要重建社会福利国家！”为此，我们今后几个月、几年，都要斗争，直到退休金制度重新建立为止，使得长者有其退休金，使得乐享终年获得确保。
我们要让所有旁观者大吃一惊，我们的党还是个生态革新党。之所以如此，正如毕斯奇（Lothar Bisky）和居西（Gregor Gysi）昨天所说的，我们是唯一提出体制问题的政党。具体言之，一个仅仅以多消费、提高营业额、利润增长为导向的体制，是无法解决生态问题的。因此，“生态市场经济”的绿色方案不过是块画饼。这是不对的，环保问题涉及的是体制问题。这点，我们左派党很知道，其他党派则无知。生态问题始终牵连社会问题。这也与我此前所讲到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有关。石油战争和天然气战争正在中东进行着。我现在谈的是社会问题。自从能源市场开放后，或者，不论采用什么措词取代“开放”，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现在取得的结果是些垄断诈骗集团。因此，我们要求电网国有化，要求国家调控能源市场价格。我们左派党的立场是与新自由主义及私有化狂想相对立的。
过去几年我们亲眼看到，在“私有化”、“整顿”这几个标签下，越来越多的地方电厂和天然气站给抛售了。所以我们要说：“我们的党主张能源供应重归地方所有，理由是，反集中符合生态原则。”在此，请允许我向一位来宾，鲁迪格·萨格尔（Rüdiger Sagel）致意。迄今为止，他一直是北威州议会的绿党议员和财政发言人，但却因为绿党背离了自己的生态原则和社会原则而退党。大家热烈欢迎鲁迪格·萨格尔！我们邀请您与我们共事。我们是个开放的左派党！我们要把生态问题放在新左派党的日程表上！我们要全力以赴！我们需要有人并肩作战。我们也是个主张全球化要带有人性的党派。对于全球化的堕落，我们可提出解答。大家知道，全球化最需要的就是那些必须让经济过程屈服的社会规则。我们无法容忍的是，野蛮的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运作，而各国却无法制止和约束其勾当。我们都知道，该情况也会对社会内部造成影响，因此我要说：“我们要参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建构，支持南美洲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验。他们将给欧洲和全世界带来希望！”如果说，南美洲国家的能源、电信和能源网络得以社会化，那就是个正确的做法。只要国家和社会能够自行决定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而不是让美国的大康采恩去规划一切并囊括所有利益，就会拥有更多的民主。根据我们的理解，大康采恩的做法，不是民主。据我所知，许多人都认为查维斯（Hugo Chavez）是个南美洲社会主义英雄。但我也想说，在我看来，莫拉莱斯（Evo Morales）如果不是个同样重要的人物话，甚至可能更加重要。他全然是个象征代表，在一个被剥削、被征服的大洲上，一个印第安人首度成为一个国家的总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国家把能源国有化。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莫拉莱斯再次把印第安语规定为玻利维亚的官方语言。对我来说，这是这位印第安总统最有意义的决定。这决定的意义深刻远大。
我们还有工作要做，从调整汇率，到管制资本流通，到铲除逃税绿洲，我们还要不断提出自己的想法。左派党能够提供的办法永无止境，远者还包括托宾税（译者按：外汇交易税）。没错，我们要同那些批评全球化、希望全球化变得带有人性的人士结为盟友。就此意义，我要问候一位老朋友，过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员，爱德贝特·里希特（Edelbert Richter）。长期以来，他和我一起有计划地拟议本世界全球化的建构原则。大家热烈欢迎爱德贝特·里希特加入我们的新左派党！八国峰会以及人们对此峰会的反应，已经成为一桩重大事件。很令人高兴的是，聚集在那儿的人群里，有许多我们的人，而且大家都把我们当作对话伙伴。对我来说，这是这次峰会抗议活动至关重要的事。我要感谢所有为此作出贡献的人。此外，就党派竞争的意义，我还感到高兴的是，当绿党主席想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时，她却遭聚集的人群喝倒彩，因为群众提出：“谁赞同战争，谁就不能率领我们”。这是对的，这点必须要讲清楚。（译者按：绿党曾经支持北约组织攻击前南斯拉夫）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显然要令很多期待左派党一筹莫展的人士失望。我们尽管理解他们的期待，但是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失望，这是因为我们不能让2005年大选给予我们组建新左派党任务的410万选民失望。要是我们不完成此任务，我们就愧对历史！来自世界与欧洲各地的大批来宾说明，全世界都关注着我们这场德国实验。因为，他们至少知道，德国即是工人运动的摇篮。我的朋友法斯托·贝提诺提（Fausto Bertinotti）刚才又对我提及，继欧洲左派也陷入危机之后，人们观望着德国，紧紧张张地观望，想看看新左派党有何作为。我们的责任重大。此外，就我们的历史任务方面，我想提点再三为舆论界遗忘的事。在议会和政治生活里，我们是个使长年不去投票的人们再度获得希望的政党。因为他们表示，反正议会总是作出对我们不利的决定，根本就不值得去参加投票。没有我们的存在，德国右翼就更加强大。这就是新左派党的历史任务。
亲爱的朋友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重大。我们能够变得更强大，但是我们不希望为了自身愿望而变得更强大。鉴于百年来工人运动内部的组织变化，我也想再次说明，组织、工会和党派，自身从来就不是目标。它们一直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让那些弱势者，那些必须团结在一起的人，那些只有团结在一起才能做成一点事情的人，能够有个声音。基于此，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强大！我们邀请所有想参与重建民主社会主义的人一道参与。没错，根本不存在什么“自由取代社会主义”，只有“自由与社会主义并存”，更好的提法则是，“通过社会主义实现自由”。就是为了这种模式，我们才聚集在一起！
亲爱的朋友们，鉴于我们的许多迷茫及过错，我要提出一点：“如果我们知悉德国很多人表示，上头反正为所欲为，根本就不值得去投票，那么，我们就必须提出对策，我们要建议实施直接民主、工会成员参与企业决策、总罢工等等。但是我们提出的对策必须取信于人。取信于人是件最难的事。大家要尝试各种办法，克服一切不可避免的过错和迷失，让诚信成为新左派党的标签！
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大家同意，允许我引用一位十月革命诗人，马雅科夫斯基（Majakowskis）的话来结束我的演讲。他说，我们只有“不憋着嗓子、放声歌唱”的时候，才会取信于人。就此意义，我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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