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为什么能够建立话语霸权？
冼岩
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话语霸权，令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非西方中心系列”国家既恼火又无可奈何。利用对多种“普世价值”的概念定义权，在不同对象间使用多种标准，确实为美国的利益扩张提供了硬实力所不能及的方便。
那么，西方为什么能够建立话语霸权，而其他国家却难以挽回的处于意识形态弱势呢？这是个有意义的话题，试以中国为例探讨之。
首先要问的是，中国人为什么服膺西方话语体系？究竟是由于国人对现状不满，所以认同反体制现状的西方意识形态；还是由于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才对现状不满呢？我倾向于前一种。改革开放以前且不说它，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1980年代短暂的“共赢”后，中国社会即迅速贫富分化，日益蔓延的权力资本化所带来的不公正感，更令人难以忍受。身处快速分化过程中的中国人，由对比而产生的感受更加强烈。毕竟现在已是信息时代，不可能象过去那样封闭信息，让人们相信“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在受苦受难，等着我们去解放”。当对现状的不满真实存在时，仅靠话语系统的努力是难以挽回的。建立在这种现实感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及话语系统，自然也难以胜过竞争对手，俘获人心。
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之类政权最具颠覆性的核心符号是“民主”。纵然有无民主或许对当下中国人的现实遭遇及其感受关系不大，即使所谓民主国家国民也同样会对现状存在许多不满；如果中国搞民主，情况也可能变得更糟。但是，这一切都仅仅只是可能而已。对手会说，人们也会想：民主后结果也有可能是情况变好呵；既然你执政者不能让我们满意，为什么不准我们试试别的选择呢？
这种民众情绪有点类似中国传统价值“不患贫而患不均”，二者同样是源自民众内心的朴素感情与本能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与平等一样，它本身是人的一种内在需求。不管它对民生、福利的作用如何，不管实际上“真正的民主”能否达到，它本身亦自有其价值；即使它的实现仅仅只能是形式上的，其实际效果要受到许多限制，它仍然有值得追求的地方。民选的价值在于：不管选择的最终结果如何，总是由我自己选择而来的结果；原来我只能被选择、被决定，现在虽然还受到诸多限制，毕竟拥有了有限的选择权利。民众的这种心态有点象今天的掌权者：纵然再累，也没有几个人愿意提前退休。
正因如此，民主和平等一样，从来都是左派的主张，而不是右派的主张。右派原来一直是反民主的。20世纪欧美列强的最大幸运，是至少在形式上终于解决了全民普选的问题。从此可以理直气壮，不必再象马克思时代一样被人千人诅万人骂了。批评者可以解释，西方的这种解决方案，是建立在西方列强凭借其先发优势掠夺全球资源的基础上而达成的，因此在效果上不可复制；也可以举例，后发展国家包括俄罗斯，模仿西方模式结果是越来越糟。但是，由于民主本身就是一种需求，至少当现状不能令人满意时，统治者无法说服人们不去尝试民选禁果的滋味。所以，康晓光提出“仁政”：如果能够让民众相信统治者的“仁”，或许民主不民主就无关紧要了；做不到这一点，拒绝民选就比劝戒毒瘾还难。除非只剩下一种声音，否则不满于现实的人们总会选择相信反现状的声音：你再说民主是什么滋味也没用，且让我先尝尝味道再说。
所以，西方的话语霸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历史所造成的优势地位之上，这种优势同样是难以复制的。物质决定意识，没有客观优势的基础，在劣势的站位上想要创造出一种可与匹敌的强势话语，我怀疑这种可能性。
凭千年文化传统与近30年独特路径上的现实成就，中国并不是不能搞出自己的一套东西。但这套话语要想俘获人心，同样必然要包含平等、公正、民主、人权等诸项反映了人们内在需求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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