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的辞职翻开了历史新篇章
2008年2月21日 星期四
今天的古巴将会怎样?
彼得·塔佛（Peter Taaffe）,英格兰和威尔士社会主义党(CWI英格兰和威尔士支部)
古巴总统菲迪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正式辞职为古巴的历史和它的革命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自从2006年来因为他的疾病(肠胃问题)带来了卡斯特罗今后角色的问题并与古巴的未来密切相关。他现在的辞职象征着他已不太可能再彻底复原了，而古巴政府正在寻求让古巴群众为他的死亡做好准备,他的逝世也许很快就会到来。当这一事件发生的时候，它必将为公众的大规模游行纪念而铭记史册，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地区。尽管菲迪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存在着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但他仍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被下层群众视为反抗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一位不朽的英雄。
然而，现在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从布什总统到从古巴流亡到迈阿密的百万富翁—他们正垂涎于期待获得他们当初“被没收的财产”的返还从而获取丰厚的利润—但他们的奢望看来没有什么实现的可能，现在不象2006年，那时这个岛国的体系几乎即将崩溃。通过美国总统布什作为代言人，美帝国主义期望由此而来在古巴的街道上会发生暴动，然后迅速实现“政权变更”，变更的将不仅仅是它的政府而是整个社会制度—也即计划经济。
但全球范围内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阶级和穷人们则怀抱着与之完全相反的期待：古巴和古巴革命所带来的社会保障会维持下去，即使是菲迪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将死于他的疾病。毫无疑问，他现在应该仍然活着，但是他的辞职意味着他目前已经没有能力象过去一样执掌权力，而此后很有可能将由他的兄弟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来执掌政权。
自从1959年以来，古巴革命一直面对着美帝国主义强加的凶残的禁运封锁令。并且迄今为止出现过超过600起针对菲迪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个人的暗杀行动。然而，古巴通过它的计划经济向我们表明，假如消灭了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人类社会实现伟大变革的可能性。在古巴革命中出现的英雄人物，如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菲迪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在世界范围内的年轻人和工人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影响力。
古巴在社会保障方面所取得的声誉，例如像是住房,教育,特别是健康医疗体系, 最近仍然迅速升高。在麦克•摩尔（Michael Moore）令人难以置信的电影《堕落者》（Sicko）中,美国残忍的而为利润所驱动的健康医疗制度和古巴提供的免费的健康医疗体系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通常美国人会由于疾病的巨大开支而丧失他们的住房，其中包括需要长期观察和治疗的仍然在发展中的癌症，甚至有一名参与过9/11救援行动的女性工人被可耻的为利润体系所驱动的私人保险公司拒绝负担其昂贵的医疗费用。但是麦克•摩尔（Michael Moore）把他们送到古巴后，他们得到了免费和良好的医疗救助和治疗。
而且，去年有八位美国学生在经过六年免费教育之后从古巴医学院毕业。其中一名美国毕业生描述道:“健康医疗在古巴并不被视为生意。” 这恐怕可以清楚地解释为什么美国统治阶级和它在拉丁美洲地区的助手们几乎是竭尽所能地企图破坏由古巴革命成功而带来的计划经济的巨大效应。这反而在拉丁美洲的群众中激起了与之相反的巨大反响。特别是在最近这一阶段，面对美洲大陆上凶残的新自由主义，他们比较了古巴所取得的成就和该地区以及非洲和亚洲地区的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悲惨记录。
革命的成就
在最近出版的新书，由菲迪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和作家伊加那西奥•拉莫内特（Ignacio Ramonet）合作完成的《菲迪尔•卡斯特罗—我的生活》（Fidel Castro—My Life）中，卡斯特罗描述了革命之后所取得的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他评论道:“我们现在有超过 70,000位医生,加上另外25,000名年轻人正在学习医学…我们北方的邻居[美国]有能力向世界各地派遣直升机，但他们没有能力派遣医生，因为他们也没有能力解决世界上的任何问题。欧洲，所谓的“人权冠军”也没有这个能力，他们向非洲派遣的医生不足100人，而在非洲大陆上有三千万甚至更多的人患有艾滋病…我相信在十年之内，我们将会拥有100,000位医生，而且我们可能也可以为其他国家培训另外100,000名医生。[在世界范围内]，我们是最大的医生培训基地，我相信我们能培训超过美国十倍以上的医生，而那个国家（美国）采取各种手段获取我们的医生并竭尽所能使我们丧失医生。但我们对于他们的回答就是如此（培训更多的医生）。
从1959年到今天的19年间，古巴的人均寿命延长了19年。而与此相反的是，在同时俄国发生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之后，1990年代早期它的男性平均寿命竟然跌到了56岁! 这可否说明在伟大的社会革命和野蛮的资本主义反革命之间难道还有更大的差别吗？而且正如卡斯特罗在其书中所解释的，而这一切都发生在1990年代由于俄罗斯总统鲍利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和其继任者佛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大规模断绝援助—尤其是石油供应—的情况之下。
当免费教育和健康医疗体系的历史性成就在古巴得到维护的时候，残忍控制的紧缩人口的计划被实施。古巴政权被迫向“市场”，也就是资本主义，作出让步。通过“美元化”，一个平行的经济体系被发展起来从而造成了那些参与旅游行业的人获取相对的特权，他们的收入是用美元支付的，而且某些行业部门是与海外资本“合资”建立的。
然而不幸地是那些一直是计划经济的坚定支持者,如医生、老师和其他人被继续用古巴比索支付工资而由此受到了一定的伤害。根据知名的左翼作家理查•戈特（Richard Gott）的报告，即使是国家完全垄断控制的国际贸易也于1992年起被正式废止了。但本质上，古巴仍然保持了计划经济,外资企业在进行商业运作的时候必须要获得贸易部的相关许可才可以。
分权化使数以百计的企业得到允许进行自营进出口。但是菲迪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宣布“在古巴没有什么会被私有化的，将所有权置于全国工人的‘集体’控制之下是合适的。”
然而,虽然菲迪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在过去以及最近的本书中争辩过，说在古巴官僚制度和不平等是不存的，但这并不是现实。当然菲迪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并不象他的资本主义对手已经尝试描绘的那样，他并不是按照斯大林塑造出来的模子。没有那些国家支持的个人崇拜的存在，在他活着的时候也没有在古巴到处充满了他的肖像，雕塑和形象。而且他可以自如地承认已经犯了错误，并在过去的49年间在各种政策中蜿蜒前进—有时也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伤害，但与斯大林主义野蛮的犯罪：强迫的集体化和大肃清的审判，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不稳定的政策
这本书也反映出菲迪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有时在行为上的不规律。举例来说，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不可置信地提议俄国领导人,尼柯达•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由苏联方面针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赫鲁晓夫答复卡斯特罗道：“你提议我们针对敌人的领土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但这将不是一场简单的打击而是意味着核战争的爆发。”[p281]
卡斯特罗有时也攻击斯大林:“在我的观点中，他应该为1941年希特勒强大的作战机器入侵苏联而受到谴责，而当时甚至苏维埃的军队也没有听到武装起来的召唤……每个人都知道他滥用权力，残酷的镇压，以及他的个人品格，和针对他的个人崇拜。” 然而同时,卡斯特罗又宣称斯大林“也在国家的工业化中显示出许多优点如将军事工业迁移到西伯利亚地区—这些都是对于在世界上针对纳粹主义的战斗中起到决定性因素的”。
他说事实上当纳粹党人准备进攻的时候，斯大林“解除了他自己的武装",也就是摧毁了苏联的防卫力量。事实上斯大林并不是‘五年计划'和与之相伴的工业化想法的原创人。是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首先制定这些计划的。斯大林借用了它们这些概念，并用官僚主义的方式实施而导致苏联和苏联人民承担了不必要的成本。同时,卡斯特罗明显错误地否认—正如西莉亚•哈特曾经指出的—切•格瓦拉有“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卡斯特罗说过：“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谈论过托洛茨基……他是个列宁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他甚至认同一些斯大林主义的优点。”确实切•格瓦拉不是一个自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但是在他在古巴的最后阶段，格瓦拉成为了一个官僚主义制度的批评者，尤其是针对那些他所拜访过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当他1967年在玻利维亚被枪杀的时候，他的帆布背包中就放有托洛茨基的著作。
然而根据这些评论，卡斯特罗充其量表现出了在‘社会学上的'和政治观点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单方面理解。强迫性集体化的大错、巨大而恐怖的大整肃以及对于仅存的最后一些英勇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摧毁，绝对不只是斯大林个人残暴的特性而是来源于官僚主义机器的特征在他身上所表现的人格化和代表性。正如托洛茨基所作的精彩的分析，斯大林主持的是异常官僚主义体制进行的反革命复辟,因为他们恐惧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和工人民主政治的思想。菲迪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之所以在最后的分析中，将他自己和切•格瓦拉与托洛茨基和他对于斯大林主义的批评保持距离，是因为他自己的政权也是由一小群不对群众负有责任的官僚精英所主宰的。
古巴和它的革命与俄国革命具有众多不同的特征，而且卡斯特罗也不是斯大林。但是，尽管在革命之初他们所获得的巨大支持，它的缺乏民主控制和管理，以及在工人阶级和穷苦下层中缺乏清晰的阶级觉悟的弱点是明显无误的。卡斯特罗自己也说过，在最初的时候，并“没有社会主义的觉悟” 。而且通过他的书籍中，我们可以知道仍然没有对于工人阶级角色的清晰意识—正如马克思所解释过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代理人，没有受到其政治角色和贫苦农民的控制，那么建立真正的工人国家也就被革命所放弃了。
他说1968年法国工人阶级运动将保持完全的沉默,但那时发生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罢工。而且同年,他又令人遗憾地忽略了在墨西哥发生的针对学生的大屠杀。而且那时, 因为与墨西哥的外交关系—当时墨西哥是拉丁美洲中的唯一承认古巴的国家，所以那一次—卡斯特罗没有针对墨西哥政府的凶残行为说过一个字。
古巴国家的特征
这一革命的结果是整个国家由菲迪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所控制，在最初之所以受到巨大欢迎的原因在于他们几乎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利齿”之下进行革命的。但这场革命并非是由工人和农民委员会所控制的，所以这是与1917年俄国革命不同的一场革命，也历史性地在给古巴这个国家带来了特有的印记，并随之带来了后来所有的社会类型。
这也反映在卡斯特落所考虑的他主持的国家的特征。在作家沃尔卡•斯可尔卡（Volker Skierka）的询问下，卡斯特罗坦率地陈述：“我不相信有超过一个政党的真正必需……如果我们的国家分裂成十片那么它如何能坚定地站立在那里？……我认为在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之前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剥削的现象必须首先被消灭。”
然而,没有真正的工人民主政治，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结束一党专制、给予所有工人委员会以公平选举的权利(包括托洛茨基主义者)，对收入进行严厉控制和拥有所有被选举的官员的职务的权利,是一个民主的工人国家的最低要求。没有真正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控制与管理，官僚主义的机器将会不可避免地获取这一权利，并最终威胁到计划经济的存在。这即使是在革命后的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中也可能存在，更不用说象古巴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不过是美国的0.3%。
这是真实的，在1990年代早期当面对恶化的经济形势，继而在古巴内出现了公开讨论宪法改革的问题；针对国民大会进行宪政改革，包括某种形式的直接选举，也曾经被提出过。但这仍然是基于在国会中每个候选人都拥有一个席位。它是一种所谓的“民主政治”形式,允许选民从候选人清单中挑选候选人，但所有的候选人都来自于一个政党。在最近的2008年1月的选举中，只有614位候选人针对国民大会中的614个席位！同时，古巴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政治局成员和国务委员会成员的挑选，如果需要的话仍然取决于菲迪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决定。
在《我的生活》中，当评论到以所谓的走私贩毒罪名而处决军队高级指挥官阿诺德•奥乔亚（Arnoldo Ochoa）的时候， 菲迪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企图否认他有如此大的控制权。他说到：“这是拥有31名成员的国务委员会的一致决定,国务务委员会成为了法官……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必须努力确保所作的每一决定都得到了所有成员的共识。” 但事实上这一如此重要而又具有高度争议的案例之所以能为国务委员会达成一致是在于这一机构的本身特点和也来自于卡斯特罗本人所施加的权威。
甚至在对他的书的介绍中, 拉莫内特（Ramonet）也宣布卡斯特罗“作出所有的决定，无论大小。虽然他会在作出决定期间，非常尊敬地和非常专业地向党和政府的政治主管当局咨询相关问题，但仍然是菲迪尔自己最终作出决定”。但卡斯特罗针对这一说法为自己辩护道：“许多人对待我就象对待一个喜欢的邻居一样，他们愿意和我交流。”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在任何国家中，权力总是为领导人和政党所控制。但是尤其在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中，每一个领导人和每一个政党都需要严格受群众自下而上的控制。
在健康的工人国家中，正如俄国在1917年到1923年之间,权力应该由苏维埃（委员会）所行使，而委员会成员的收入与普通人收入差别将受到严格控制，群众并有随时取消其职务的权力等。然而不幸地是，这一切都未在古巴存在过。因此，苏联所曾经面对的困境，仍然会以较小规模的形式和不多的斯大林主义的传统的古巴存在。列昂•托洛茨基在70年前曾就苏联提出过疑问：“是官僚将会毁灭工人国家，或是工人阶级将会扫除官僚吗？……工人们有少许的担心,一旦他们丢弃了了官僚,他们将会为资本主义复辟复打开大门。”
日益增加的不满
对于古巴人口中的大多数而言，这或许可以概括他们今天的感觉。不满正在增加中，特别地在新一代的人当中；73%的古巴人口出生在1959年的革命成功之后。新一代人的疏远意味着“革命后继无人”的危险。由他的兄弟劳尔（Raúl）来取代菲迪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并不能解决潜在的问题。劳尔作为国防部长，他一直与古巴的军方有密切联系。
在1990年代早期, 劳尔（Raúl）因为面对经济的严峻情况，而寻求用军队进行一些“自由市场”的实验；派遣官员去西班牙学习酒店管理和欧洲的会计。劳尔（Raul）曾经屡次访问中国，以便学习北京的经济政策。汉斯•莫德尔（Hans Modrow），前东德（GDR）的最后一任总理，日前正在访问古巴以讨论他的国家在向资本主义过渡中产生的经验。劳尔同时也缩减了军队的规模，推进创新，例如建立农民市场，允许水管工、理发师和其他小规模企业主自雇。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资本主义成分已经被重新引入古巴，虽然当前还没有达到能够摧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特征。
毫无疑问地是控制着古巴的官僚精英们之间仍然存在分歧。有一部分人愿意以‘民主的' 形式向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开放’政策。但问题是在于美国残苛的《赫尔姆斯-伯顿法令（Helms-Burton Act）》。即使那些希望废除计划经济的官僚们也面对着未来可能的迈阿密的（古巴）难民在美帝国主义的庇护之下回到古巴：“国有企业的拍卖，将变为价高者得”（《华尔街日报》）。这不类似于柏林墙倒塌后的东德，（古巴流亡）的那些畜生将会强迫要求全部归还‘他们的财产’,其中包括今天已经为工人和农民所使用的房子。而且，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诉诸各种手段以对抗群众并不惜让任何与卡斯特罗政权有关人员流血。
各种事件，尤其是美国总统大选，会对古巴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已经指出他将会对美国的传统敌人，如古巴，伊朗等采用比较缓和的立场。他甚至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尽管希拉里最近对于古巴政权发表了好战的宣言—可能会有限地或者彻底地取消对古巴的禁运令。 在佛罗里达州，美国经济正在遭受衰退的打击，充满了成排的空房。甚至新一代的迈阿密难民也缓和了先前他们对于结束禁运令的决不动摇的立场。
而且已经存在相当部分来自农民的、旅游业的，更不必说麦当劳公司的压力，他们希望能够取消贸易障碍，以便于他们能从古巴那里取得大量的利润。有100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取消禁运令。这其实是对于古巴的计划经济仍然保留部分的最大的危险。数以百万计的美国旅游者如洪水般涌入古巴，大量使用他们口袋中日益贬值的美元可能会对仍然保留的计划经济成分带来重大打击，而且很可能是致命的一击。正如列昂•托洛茨基所评论的，“对被孤立的工人国家而言，真正危险不在于一场军事入侵，而是在于“廉价的货物通过帝国主义的行李车而源源不断地涌入。”古巴今天将遇到的“入侵”可能会以观光旅游的形式出现，并还会有资本主义的投资，如果劳尔和其他领导人在未来的日子里执行‘开放’的政策。这在目前是不太可能的前景，只要菲迪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仍然活着。然而资本主义复辟的真实危险仍然是存在着的。
委内瑞拉的石油在现阶段对古巴是目前极为重要的生命线。但假如石油的价格发生崩溃，这可能起始于世界经济的衰退？那么将对委内瑞拉造成深远地影响，而对于古巴结果也将如此。
当然毫无疑问地是古巴另一派领导人和官僚们将为维持一个计划经济而斗争。正如托洛茨基所主张的，当处于紧要关头的时候, 马克思主义者们会和这一派的古巴领导人和官僚们结成一个原则性的团体,并动员古巴的广大群众以抵制任何可能回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图。
工人的民主政治
一些人，例如英国国会议员乔治•戈勒维（George Galloway）曾经有一个观点，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古巴的禁运令是造成这个岛国缺乏民主的重要因素。 所有的革命—甚至于包括美国内战中—当面对武装的反革命拒绝允许其反对派在‘民主’的招牌下自由活动。我们不支持在古巴为了自由而漠视让反革命力量组织起来反对革命力量。假如能够充分利用计划经济的优势—尤其是由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甚至可能厄瓜多尔组成的民主社会主义联邦—，那么资本主义反革命力量希望尽快使古巴回归到由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所构成的整个南美大陆所处的野蛮凶残之中是很难找到所需要的支持的。
然而，当禁止右翼资本主义党派以防止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会成为一个争论的主题的时候，那么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治应该不会有任何疑问。所有支持计划经济的政党—包括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组织—应该被允许在古巴活动。这应该作为保护和发展计划经济的一部分。没有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治，古巴可能会落后数十年； 假如这样，拉丁美洲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将遭受到沉重打击。维护革命发展的任务不应该由一个人所掌握,无论他有多坚定和多勇敢；也不应该由一小群男人和女人所负责；而是应该由已经觉醒的并有足够政治觉悟的古巴工人阶级联合整个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群众所共同承担。
这无法通过自上而下来实现，而且已经为委内瑞拉的雨果•查维斯（Hugo Chávez） 的错误所表现出来。现在所应该采取的步骤是在古巴组织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活动以便为真正的工人民主政治准备好基础。世界范围内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和在拉丁美洲地区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对抗促进了捍卫和巩固古巴革命成果的可能性。但为了捍卫古巴、委内瑞和拉玻利维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工人民主和社会主义，我们绝对没有丝毫时间可以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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