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国学者近期在古巴的经历
丹尼埃尔•布莱特拉奇 魏文编译
我在这里提出的看法是我在古巴停留两个月（2006年2月到4月初）的结果，但是阐述起来是困难的，因为要说明在古巴发生的事情是不容易的，要说明我们生活的任何社会是困难的，而想说明一个长期被媒体大肆歪曲的古巴社会就更不容易。古巴选择了社会主义。有人问卡斯特罗以后古巴会发生什么事情，对这一问题，必须从过去开始说起，从古巴的经济和政治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我们的观念和现实出发。
我是带着担心去古巴的。去年11月17日菲德尔在哈瓦那大学发表了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演说，他不仅是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而且指出古巴社会正经历一个修正错误的进程。我在古巴的经历证实确实在实施这个进程。他的演说集中谈古巴的内部改革，对古巴来说这些改革都是必要的，不论有没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能够继续它的社会主义历程。但是这些内部的改革不能脱离国际形势。这里说的是古巴，但是涉及更多的事情。现在的帝国主义“世界化”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这种世界化想阻止任何国内的改革。在欧洲，在法国，“改革”已经变成为简单地适应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化”，使已经取得的社会成果丧失，不平等增加。在第三世界的国家情况更为严重，在那里它们要面对一些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压力，同时要面对更严厉的军事干涉的威胁。
古巴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并敢于付诸实践
古巴坚持它的社会主义理想，并敢于将其付诸实践，它遇到了困难。20年来巨轮上社会主义理想的声誉下降，一些政界的人士对此不理解。了解古巴形势最简单和可靠的方法是保持对话。在古巴对政治的理解与在法国完全不同。法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向我提出的多数问题表明他们将“权力”与群众对立起来。卡斯特罗去年11月的演说实际上引发了一场关于古巴国内形势的广泛辩论，关于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答案的辩论。这是复杂的，因为我必须回答矛盾的事情，现实本身就是这样。此外，这是一个刚开始的进程，需要给它时间，比如到秋天，将看到现在古巴采取的措施的成果。现在他们正在非常谨慎和紧张地工作。卡斯特罗讲述了社会主义的意义，提出了理论的和政治的问题。在所有的组织中，共产党、工会举行会议，讨论古巴正在进行的变革。在进程的这个阶段，辩论集中在具体的问题上，没有做广告，在报纸和电视上没有反应。菲德尔的演说开始了某种性质的辩论，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国家的能源改革已经开始，到春天将会有进展。
另外一件事是盗窃和贪污特殊时期由青年工的工作创造的资金。菲德尔指出，在很多地方比如加油站证明供应的管理是好的，但是有的国家职员利用其职务盗油。
古巴是一个岛国，2004年研究糖厂的合理调整和过去的糖业工人在大学注册的问题时，曾赞扬过社会青年工，他们的活动是由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领导的，许多年轻的研究人员研究古巴社会的机能障碍,考察那些孤独生活的老人的情况和犯罪的青少年团伙。这些青少年放弃了学习，没有工作，在街头流浪。 共青联的成员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和家庭做过全面的调查，发现这些青年来自破裂的家庭，他们缺乏营养，因为没有上学，他们的健康被忽视了。此后采取了向他们提供卫生救助的措施。为了让他们重新进入社会，建议他们到大学去学习。这项计划无疑获得了成功，因大多数社会工都来自这个阶层。今天他们因为从事社会控制的工作得到一份平均工资，在大学学习时发给他们少量的奖学金。
这完全是一个挑战。一位共青联的成员对我说，“我们须战胜的最大障碍在我的家里。我的哥哥对我说‘你回去上学我觉得很好，但是我在街上卖比萨饼，支撑全家，你做不到’”。糖厂的工人上学时领取全薪，但是问题出现了，在旅游中心的周围或是像哈瓦那这样的城市，存在着领取一份工资的人与从事非正规劳动的收入之间的差别。要求这些青年监督腐败的情况是有很多理由的。
在分析古巴的形势时，必须注意到它的不发达和物资缺乏就会提出应对这种形势的手段，打破来自美国的封锁。应当根据这种形势来检查结果。这些社会工是正在上大学的青年人，他们学习的专业是不久之前建立的，如法律、心理学、社会学等，半工半读。现在在所有的加油站都能看到他们，他们穿的蓝色毛衣上印着白字：社会工。他们的介入减少了对资金的贪污规模。菲德尔在演说中说，在加油站盗窃的全部资金可以资助大学。
除了作为反对贪污资金的手段，建立社会工还使得在糖厂调整以后下岗的工人重新学习，这是一种很有兴趣的实践，将就业－培训作为反对失业和预防犯罪的斗争的方式，使古巴人普遍达到大学的水平。在南－南关系中，这项计划有助实现古巴的专业化。由于很高的受教育的水平 ，古巴提供了有很高附加值的产品，同时提供服务、教育、医疗和研究。因此，如果我们想全面了解社会工的工作，我们应当分析在南－南关系中的影响和它从智力的潜力获得资金的方式，同时分析它对别的国家大公无私的援助，古巴与委内瑞拉一起对不同的国家提供援助，不仅是拉丁美洲国家。青年社会工是一个更普遍地提高古巴人的专业水平的计划的组成部分。古巴的工作强调内部的改革，根据古巴社会主义的需要纠正错误。
走出特殊的时期 创造条件增加民众福利
为了生存，为了保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古巴人不得不忍受一种少数国家的人民能接受而不抗议的形势。外界对古巴经历的困难很难想象。不仅是在1991年，古巴的经济处于一种严重的停滞状态，所有外来的供应都停止了。以后，在1992－1996年间，美国加剧封锁是对古巴经济真正的扼杀。反对封锁一天天变成了经常不懈的斗争。从政府来说，不得不接受一些如美元化等效果不如人意的措施。
如今，走出特殊的时期意味着创造条件增加福利，同时纠正社会机体中出现的堕落现象。这两件事是同时进行的。同时必须注意到实行社会主义以后产生的一些习惯，如普遍的浪费补贴。古巴的电费很低，以至没任何人注意个人的消费，煤气的消费也是这样。同时还有特殊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及旅游带来的影响：普遍出现非正式的工作，也出现了不同形式的犯罪现象，多数是小偷小摸，也有的是有组织的犯罪。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加油站的问题。加油站的职工与国营企业的司机达成协议，正式的发票上写出售10公升汽油，但是实际上只加了5公升，另外5公升的汽油钱在他们之间平分。这样造成的资金流失是很可观的。我看到过现在控制和限制的做法。在所有的加油站都有“青年工”。在卡斯特罗的演说中称他们为“英雄”但是古巴人是相当讲现实的，办事按部就班。
当政府向这些青年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可能重新学习时，他们那时接近犯罪的边缘。他们想去美国，特别是迈阿密。在政府第二次向这些青年提供机会时，他们不再抱幻想，而是讲求实际。在我住处附近的加油站，这些社会工多数是女青年，她们来自拉斯图纳斯，待在这里不走，他们的使命不是直接干预，而是记录下他们看到的事情，然后向有关的当局提交一份报告。
整顿的行动是很深入的，有数字说明：2005年古巴共产党清退了2900名党员和一些企业的负责人，撤换了一些部长。在职工的代表大会上要求大家对所有的问题进行思考，对实际发生的“捏造”和偷盗做出总结。结果是一些人可能受到处罚和开除，也有被关进监狱或是被调到“油水”少的地方去工作。一些案子已经公布，但是一般来说这些措施在劳动的中心谨慎地进行。这是一项坚持不懈和谨慎的工作。
应当指出，古巴人相信他们的领导人，菲德尔自然是这种信任的象征，但是对机构的信任是更广泛的。比如，我所了解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具体说加勒比地区的国家，那里没有任何人信任警察。在古巴一般来说认为国家是一个保障，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种信任：古巴人十分讲究清洁卫生。我习惯在个体管理的小咖啡馆里吃午饭，在那里可以喝一杯果汁，吃点甜食，价格便宜，用本国货币支付。我熟悉的古巴人都对我说，我可能得肝炎。我对他们说咖啡馆是国家的企业，职员都戴帽子把头发盖住，身穿制服。他们说不要相信那个，那是为了引起信任。也经常听到古巴人抗议不良的服务，如垃圾的收集，理由是如国家不能负责做到，就应当让私人企业去做。在解决一些问题时可能要进行很长时间的公开辩论，如国家的能源装备或是家庭的消费问题。
古巴已取得重大成就 处在一个进程的开始
我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确定“内部的敌人”：古巴不是在将它的居民分裂吗？面对问题这不是在寻找“替罪羊”吗？我在分析社会工时出现了一个对这些青年整体的疑问，他们正在做受人赞扬的工作。当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代消失以后，这些青年不会落入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怀抱中吗？西方的媒体也在增加这种宣传，这个问题确实在好转。西方的媒体认为，“一个老的独裁者”将一种“失效的在全世界已经失败的社会主义”强加给他的人民，古巴将成为“人质”。认为古巴人民会起来抵抗“一个年老的独裁者”的想法是很愚蠢的，这是欧洲社会主义逐渐崩溃的历史经验。一个离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不远（90海里）的国家，这个强国尽一切可能扼杀它，那种关于古巴注定在垮台的永无休止的说法与古巴十多年的抵抗和生存相冲突，古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现在成了一个大陆的觉醒。但是那些说法还在继续。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评论：“当卡斯特罗消失的时候，美国将有强占古巴的自由的渠道”。媒体也在大量重复这种说法。为什么要认同美国政府关于卡斯特罗的作用的迷信观点呢？更有甚者，在有关菲德尔的说法的背后是对被封锁的古巴进步的阻碍。对那些有兴趣看到拉美向左转和一个大陆的玻利瓦尔方向的人来说，认为古巴继续陷入苏联的经验，违反基本理论，委内瑞拉的自发性是照搬古巴的国家主义。这是完全不符合两国关系的实际的，包括两国的领导人和它们的人民。
拉丁美洲的现实需要更多的阐述。但是最好的例子是古巴与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2006年5月1日签署了美洲玻利瓦尔替代方案，这个协议开启了全世界没有行使的一种国际关系，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在哈瓦那会见卡斯特罗和查韦斯。这不是一般的首脑会议，因为它决定采取具体的措施。
在我的住地对面的科帕卡瓦纳旅馆里，住着数百名来自拉丁美洲各地的穷人，他们来古巴做眼病手术。委内瑞拉负责寻找和将他们送到古巴，并支付家庭的一个成员在古巴的费用。由于古巴外科医生的治疗，他们恢复了视力。到现在已有20多万人根据“奇迹计划”接受了眼病的治疗。对此，西方的媒体一句话不说。切尔诺贝利事故周年时它们也不报道，有数千个乌克兰的孩子在古巴接受治疗。这些媒体宁愿把我们说成是“人民在一个坏的独裁者统治下”，一幅阴暗的场面，“自由世界”正在等待这位独裁者的死亡，以便在古巴实施“民主的过渡”。古巴人民尽管自己困难，还是大公无私地援助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可能评价这个国家的人民沉默地做出的努力。
对于卡斯特罗的演说和古巴正在实施的纠正的进程，西方媒体没有如实报道，而是说出了很多事，正采取极端的措施。必须纠正这些臆想出来的说法。无疑，在古巴的抵抗中菲德尔发挥了一种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古巴人说的：“菲德尔是我们的尊严，但是如果没有我们，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如果说古巴能幸存下来，是因为古巴社会远没有停顿，它有很强的创造能力和预防的能力。
描绘美国的统治是主要的特征。我不认为在卡斯特罗身后，美国有什么自由的道路。首先是因为古巴人不愿意美国统治他们，这是最根本的因素，是不应当忽视的。这不是一种纯粹心理上的抵抗，必须估计清楚在古巴自己的社会中他们拒绝依赖美国到了什么程度。古巴是一个共和国，一个法制国家，但它也是一个经常处在战争中的国家，40多年以前，整个古巴社会和国家一样，已经围绕着这种抵抗组织起来。不能把我们已经破裂的社会模式用于古巴社会，不能用我们的观念去理解古巴的“权力”与“民众社会”之间的关系。一个社会不是简单的意见的综合，在古巴更不是这样。古巴领导人每天都在对民意进行很好的调查，每个群众组织也是最好的证人。这是一个官僚主义极少的社会，不仅是公共的管理机构，因为资本主义的企业，跨国公司的企业的官僚化就是一场最糟糕的噩梦。在古巴自下而上的信息非常畅通，所有的组织从党到群众组织都和人们在一起，亲密无间。这里要求的是真正的民主，如果任何一级的领导人不能回答向他提出的具体问题，参加会议的人就会提出抗议，或是离开。这是负责任的政治家一种强有力的革新，包括那些被选举出来的职务。对党员、部长和企业的领导人的处罚是工作中出现的极端的例子，因为古巴人民的高度政治化这才能做到。居民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是最好的象征。在90年代初，人们不参加会议。后来他们又积极参加会议，因为群众组织开始关心居民的具体问题了。显然，这种参与制的民主排除自发性，各级所有的领导人参加会议都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们要学习好文件，准备好回答问题，必须对人提出的思考进行政治分析和指出前景。领导人要从一个会议到另一个会议，不停地听取群众的意见。
在开始的时候以这种方式推动工作的是从事过革命的领导人，但是今天国家的和地方的多数领导人都是年轻人， 40多岁，很有活力，使辩论十分活跃，甚至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然这些从下而上提出的意见都不是针对革命的，也就是说不是反对国家主权的地位。在这方面马蒂的影响是那么重要，如同列宁一样重要。毫无疑问，外国的压力和威胁是很现实的，这是战时的有限的民主，但是辩论是存在的。
反对消费主义或反对物资贫乏的斗争同时进行
在菲德尔的演说以后，开展了一场关于西方的模式的吸引力可能影响社会主义的方式的大辩论。这种吸引力是存在的，但是一个外来的观察家有可能戴着有色眼镜从他们的观点去提出批评，将事情夸大。在古巴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不是移民，而是很多专业水平很高的人才留在了国内，尽管去美国有很大的诱惑力。在哈瓦那有一个城中城，那是一个生物学和化学专家的中心，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很突出。他们像所有那些去海地或巴基斯坦工作的医生一样，他们的生活条件很不稳定。这就是古巴，外国旅游者几乎看不到。消费主义的影响是存在的，但不应夸大。对此，在领导人中间，在党和群众组织中间，在一些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中也有辩论，他们坚持存在意识形态影响的危险。在卡斯特罗的演说中也提到这种危险埋伏在古巴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提出一种禁欲主义，称过去的奴隶赤脚为保卫他们的祖国而斗争，反对西班牙，必须恢复这种“精神”。实用主义者回答说那不是主要的问题。无疑，有一些人富起来了，采用西方的生活方式，但是古巴人的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每天遇到的困难，是他们必须忍受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国家没有反叛的人民没有忍受过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他们有很高的政治水平，维护民族的独立。他们所做出的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改变他们的物质状况，这就是进程的根本的意义，而不是国内敌人的意识形态的猎物。需要揭露的是在特殊时期为了生存而斗争遗留下来的做法，因为它是反对民众的觉悟的，是反对“共同福利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也因为使人难以提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古巴还不发达，多数人还物质贫乏。卡斯特罗的演说与古巴人的感觉是一致的：当对他们说古巴经济在起飞，增长相当快，他们会问，“那为什么我们还继续食品不足，交通和住房不够？这种增长落实到哪里？”这是相对不公正的，如果我们与1993和1994年的物资贫乏相比，现在的产品相对丰富多了。问题是90年代初古巴人有钱和储蓄，虽然没有东西可买。如今作为特殊时期采取的措施的结果，“购货本”之外的必需的产品对于领取工资的人来说还是太贵，甚至是对用比索（古巴货币）支付的人，尽管最近工资和退休金軿大幅度地增加了。不过10%的少数居民享受社会的好处，他们是富裕阶层，更容易得到可兑换的比索。相对而言，消费主义属于这个有特权的阶级以及接待旅游者的人，但是这不能掩盖90%的居民要获得日常的消费仍有困难的事实。在菲德尔的演说以后，进程已从大学开始。从2004年11月起实施的经济美元化首先提高了这些居民的生活水平。
对罪犯的惩罚，对收取“不平等的租金”的人的惩罚，对助长惰性的官僚主义和个人诡计的惩罚，对浪费的处罚，没有做很多宣传，而是强调内部的辩论和政治上的信心。
古巴宣布2006年为“能源革命年”
在古巴，2006年被宣布为“能源革命年”。具体说，古巴人改造了他们的电力设施。去年夏天停电很多，不仅是因为飓风，也因为电力系统依靠一套集中的设施，它的能力有局限性。这个系统正在全面改造之中。同时试图截断能源的浪费。从苏联进口的旧电表已经更换。家庭已经收到价格低廉支付方式很方便的更节约的电表。免费更换了低耗的灯泡，估计可节约成本20%。提高电费也试图接近实际的价格，尽管有很多人抗议。
有两个方面是积极的：首先是古巴的电气化改造和放权，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其次向居民提供新的电表，用免费提供的消耗低的灯泡节省很多电，还有做米饭的压力锅，冰箱价格也很低。负面的是电费上涨，像过去一样每月有100度是免费的，超过100度则增加电费，对平均工资500比索的人上限是400度。这项断然措施不得人心。国家的意图是在反对浪费的斗争中不过多增加收入。这不是反对特殊时期的后果，而是针对一种旧的历史，因为价格不实际而造成普遍的浪费。这是社会主义中浪费的“自然特性”，电力的浪费是其中一个方面，必须纠正。在提高工资和退休金时，对家庭消费虚假的免费和补贴随之取消，这是一种政治上的选择。如同监督企业以牺牲集体利益而实行自己的管理方法的倾向一样。政府的新方针与多数古巴人的愿望不同。古巴人希望经济的增长有助增加补贴，改进其数量与质量。因此提高电费得不到支持，特别是夏天快到来电的消费将增加。实际上只有10%的家庭有空调，他们接待旅游者，或是将房间出租给私人。政府的意图是提高工资，取消购货本，但现在还做不到。
古巴人经受美国的封锁，他们大多数是爱国的和团结的。他们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担心国家受到损害，普遍的态度是掩盖不好的东西不给敌人提供“武器”。如果你得到他们的信任，知道你不是“敌人”，就会说出他们的抱怨和抗议的事情，特别是哈瓦那人。哈瓦那是世界上一个很安全的城市。
在安的列斯群岛，古巴是唯一一个事实上消灭了奴隶制遗留下来的种族主义的国家，当然种族主义分子还是有的，但不明显。在古巴非洲裔的医生比在美国多。社会学家应当将两类分析结合起来：对广大群众的调查和掌握统计数字，敏感地深入观察古巴人的日常生活，不断地纠正他的“印象”。
面对美国和欧洲的敌视 古巴继续坚持社会主义
不要忘记国际形势的背景，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国对古巴经常的敌视，抵抗也是很广泛的。古巴人的高水平政治化有两层意思：永远没有忘记国际形势、限制和可能性；同时永远尽一切努力生存下来，从具体事入手。卡斯特罗的演说完全表达了古巴人的思想。他们的辩论从具体事情出发，如何走出特殊的时期，目的是坚持社会主义。现在还很难评价整个进程，特别是政府采取的一些积极的措施的结果，如电气化、节约能源、增加省际交通线路，因为古巴大量购买了中国的大轿车。
国内的进程面临外部的压力：古巴人要纠正的事情很像战时的贫乏，出现了黑市和非正规的经济。古巴人认为，为了社会主义人们应当对公共财产有更高的觉悟，搞诡计是在破坏革命的觉悟，如企业的工人将偷出带回家去，在加油站有人偷油，有人偷汽车牌照卖钱。那些懒散和不负责任的领导人强迫他们的下级“捏造事实”，已经受到惩罚。但是所有的企业领导人都认为，古巴是世界上腐败最少的国家之一，重要的是在纠正。很多时候在企业里或是居民区开会讨论这一问题，由集体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集体是团结的，很有力量的。
古巴的社会主义方针，古巴人民多年来自己进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工作，古巴人强调团结的价值，提高文化水平，都产生了效果。但是这种集体的工作避免不了必要的惩罚，而且从高级干部开始。菲德尔在演说中宣布开始一个自我批评的总的进程，对此任何人也不能例外，也不被保护。 他的演说给居民带来希望，但也出现对一些部长的不信任，菲德尔要求这些部长提供账目。他没有突出有什么“猎物”，但是要求责任透明。革命觉悟的因素之一正是感觉到在高层没有人能逍遥法外，相反，每件事都要根据其责任进行评判。在这个进程中保持着意识形态的信念，这有主观的因素，但是没有忘记物质基础，没有忘记改善古巴人民日常生活。这些年来，古巴人民保持了高度的政治觉悟，而主要的障碍也在这方面。比如，发展旅游业出现了许多腐败分子，但是如果想走出特殊的时期和改善古巴人的日常生活，今天很难想象能够离开旅游业。因此古巴不得不在内部纠正，保留这个产生腐败的部门。
基于南－南关系的发展的进程需要进行服务业的交流，为此古巴有很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它正在发展和扩大，但古巴必须克服许多障碍，如严厉的封锁影响旅游业吸收资金。古巴有不发达的局限性，它想深化本国的社会主义。自从40多年前古巴就经历的战争状态不是这个国家特有的，我们可以肯定，在我们的国家如果胆敢反对现在的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化”，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一场没有限制的战争”中不能节省材料，包括“武装的力量和非武装的力量，军事的和非军事的，致命的和非致命的，都是为了迫使敌人服从他们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左派的和革命的对社会主义首次经验的批评，这不是像反革命所希望的那样的“全球的谴责”，必须看到社会主义遇到了什么样的障碍，因为在推行新自由主义20年以后，这些障碍更大了。存在一种普遍化了的战争状态，不能认为人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保卫的，认为一切都瓦解了。古巴人用事实而不是用语言来解决问题。
我们分析古巴的社会不能回避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要在古巴推动一种“民主的过渡”。对古巴形势多数明智的观察家知道，“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他们是外国利用的“产物”，是为了宣传“在古巴没有民主”。相反，他们希望在国内找到主张执行一种“和解的”政策的人，特别是与欧洲的和解。如今，古巴与查韦斯（委内瑞拉总统）和莫拉莱斯（玻利维亚总统）结成联盟，这被认为是一个“强硬派”的阵线，他们成了第一线的领导人，被指控为想在拉美国家之间“制造分裂”。因此，尽管辩论集中在古巴的内部问题上，但也不能脱离这种“被埋葬的战争”和经常存在的制造不稳定的图谋。
在对进程的第一阶段进行观察以后，我钦佩古巴正在展示的高超技艺，不论是为了他们原定的目标，改善古巴人的生活，还是因为面对任何有宣传后果的打击，都没出现任何过头的事实。古巴的现实主义占主导地位，它不想分裂，“内部的敌人”在每个地方，那里应当检查对集体还缺乏什么。在这方面，古巴是很慎重的，人们有丰富的知识，有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不去为一种乌托邦的倾向去争吵，他们知道斗争将是艰巨的。
古巴是一个有武器的社会，处在被强加的战争当中。政府向军队提供食品和装备，但是为了取得胜利，主观的因素是根本的。当战斗在整个大陆或是全球进行时，各国人民将在前线，他们有一项新的使命:反对破坏性的帝国主义，一种社会主义还有待创造。目标和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手段是他们经常辩论的问题。
菲德尔在演说中担心地指出，共产党人不能采用不道德的手段去达到一个目的，那样做他付出的代价是信誉完全丧失。革命的权力之一是他们的领导人特别是菲德尔，他们恢复了政治上的伦理道德，并与人民共同分享。对这场没有限制的战争，面对帝国没有对手的表面的实力，只有各国人民的抵抗能够惩罚他们，也许把他们“将死”。
（环球视野自2006年5月18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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