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极限--实力的终结与深度危机

美国的极限
实力的终结与深度危机
[美]   安德鲁•J•巴塞维奇

译者   曹化银 曹爱菊

谨以本书纪念我亲爱的儿子——美国陆军中尉安德鲁•约翰•巴塞维奇
（1979.7.8~2007.5.13）
整顿你的家园。
——《列王记•下》（下第20章，第1节
绪?论?没有退路的战争 1
第一章?经济文化危机 15
? 实力与富足，富足与自由 19
? 自我放纵的“消费帝国” 28
? 一项注定要牺牲上万人生命的事业 42
? 是美国的自由，还是伊拉克的自由 55
第二章?政治危机 63
? 美国代表自由并在为自由而战吗？ 69
? “不安全的国家” 79
?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
　没有智慧的“智囊” 93
? 伟大的帝国梦与永无休止的战争 108
第三章?军事危机 113
? 吸取的偏偏都是些错误的教训 123
? 帝国的“小规模战争” 129
? 唯道说道格拉斯•费斯很蠢，就能证明
　汤米•弗兰克斯很聪明吗？ 132
? 恢复征兵制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主意 140
? 战争是不可以被发明创造出来的 143
? 美国奇怪地迷恋上了武力 147
? 马上采取行动是通往安全的唯一道路吗？ 150
? 制定战略——一项逝去的艺术 152
结论?实力的极限：一个不愿意承认的现实 157
致?谢 171

绪论
没有退路的战争

对美国来说，冷战的结束既没有产生“和平红利”，也没有带来任何貌似和平的东西。相反，被欢呼庆祝的历史性胜利迅速让位于了动荡和冲突。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长期和平”的东西方对峙于1991年结束。这个时候，美国已经走上了其后持续近十年的前所未有的干涉主义道路。在此之后，美国人已经习惯于看到美国军队奔赴前线的报道——攻打巴拿马和波斯湾，占领波斯尼亚和海地，空袭科索沃、阿富汗和苏丹。然而，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序曲而已。2001年，大事发生了，遥遥无期的全球反恐战争于是开始了，有人把它叫做“长期战争”。
事后看来，“长期和平”几乎马上让位于非和平的迹象简直是太明显了。然而，在“9•11”之前，人们很难认识到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美军索马里惨败等事件的意义。毕竟，这些小事情并未改变当代最为确定的现实：美国地位超群，无人能够向其挑战。
20世纪90年代，在政治家和权威专家的敦促下，美国已经习惯于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国家”。这种不可替代性既意味着责任，又带来了特权。
最大的责任是主导一项宏大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工程，即一般所称的“全球化”。实际上，“全球化”是“软性或非正式帝国”的委婉说法。苏联的崩溃好像提供了一个扩展和延伸这个帝国的机遇，似乎创造了“美国治下的全球和平”。
这个“不可替代的国家”的主要特权是建立并执行一套规则，管理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像帝国君王般发号施令也是一项很需要用心的任务，不仅需要足够的智慧，也需要坚定的决心。美国偏爱的方式是劝告说服，但如果在压力之下，华盛顿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20世纪90年代的数次军事冒险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无论使用什么手段，治理帝国需要充沛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储备，但首先是军事力量储备。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没人质疑这种假定。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无人能撼动，其主导地位不容置疑。这不是狂热民族主义分子的自吹自擂，而是传统认识。
回想一下华盛顿如何看待冷战后的世界以及美国在其中的地位，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决策者未能预料、阻止和干扰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沉迷于帝国治理的政治精英并不关心保护美国本身。实际上，在“9•11”之前，没有人负责国土防御。
冠以“国防部”头衔的机构实际上不管防御，它的专长是军力投放。2001年，五角大楼正准备应付巴尔干半岛、东北亚或波斯湾的突发事件。它没有准备好应对针对美国东海岸的威胁。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美国军队时刻准备着保卫首尔或利雅得，而曼哈顿只能自己保卫自己。
尽管看起来很荒诞，但这些防卫重点却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原则：在保卫美国重要利益时，控制帝国边界比保卫本国国土更为重要。
“9•11”之后，布什政府确认了这一核心原则。虽然拼凑了一个新机构负责“国土安全”，但这届政府也加倍努力支持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并责成国防部专门负责完成这项任务。这意味着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可能时说服，需要时动武）让伊斯兰世界遵守美国制定的规范。这种帝国治理方式不再是软性且有商量余地的，而是更为强硬、更具强制性。
于是，对“9•11”之后的美国来说，战争好像已经成为常态。乔治•W•布什总统及其政府成员提出一个反恐战争纲要，建议持续数十年。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没人质疑这一计划。在五角大楼，高级军官在谈论将持续一个世纪的“几代人的战争”。在“9•11”发生两个星期之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已经开始教育美国人“忘记‘退出策略’，我们看到的是持续交火，没有最后期限”。
总体而言，美国没有准确理解一场没有退出策略和最后期限的全球战争意味着什么。对以前的美国人来说，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名等同于欧洲人的轻率，只有野心勃勃的国王和有些疯狂的探险者才会为这些偏僻而荒凉的地方争来争去。对当前的美国人来说，这已经成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美国大兵必须付出巨大代价，征服这些遥远的“领地”。对收看晚间新闻的普通美国人来说，美国在遥远土地上的伤亡报道极其平常，与国会山上的阴谋诡计、南加州失控的森林大火一样平常。
“长期和平”的终结怎么这么快就让位于“长期战争”了呢？美国人把自己视为善良的人民，一直抱有这样一种想法，即他们参与的所有冲突都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全球反恐战争也不例外。他们对自己的善良愿望确信无疑，于是条件反射般地将战争责任推给别人，一般是那些希特勒般的坏人，这些人总是“莫名其妙”地拒绝美国“给予”的和平。
本书对这种假定提出了质疑。本书认为不管萨达姆•侯赛因和奥萨马•本•拉登的行为有多么恶毒，都无法解释美国为什么今天会陷入永无终结的冲突之中。虽然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尤其是批评伊拉克战争的人，已经给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分别指向布什总统、他的核心集团内的人、好战的新保守主义者、贪婪的石油高管和支持以色列的院外游说团，但都显得理由不太充分。当然，总统及其顾问，还有新保守主义分子总是急着施展拳脚、动用武力，他们应为当前的困境负相当大的责任。但要让他们负主要责任，则有些抬举他们了，他们还没有这么大的历史重要性。这就如同指责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造成了大萧条、把麦卡锡主义归咎于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参议员的古怪行为一样。
让美国投入无出路、无期限战争的冲动来自美国内部。数十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为国内的野心、冲动和恐惧提供了对外表达的渠道。在这个时代，美国更像是在表达国内的功能失调，试图与困扰美国人生活方式的矛盾达成妥协。这些矛盾在美国面临的持久战争状态中得到了终极表现。
判断其影响需要承认其来源：它是美国在疯狂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残渣。
无论名义上是什么宗教信仰，自由从来就是美国人顶礼膜拜的东西。“没有人比美国人更热忱地把自由赞颂为生活的最终目标。”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曾经这么说。但在赞颂自由的时候，美国人把这个顶礼膜拜之物放在了自省的范畴之外。在公开言论中，自由不仅像咒语一样是一个词语，更是一种价值观，稍提到它就足以平息任何疑问，终结所有争论。
《美国的极限》指出，这种不引人注意的自由崇拜是一件好坏参半之事。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美国积累了许多义务，堆积起越来越难以偿还的债务。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由本身已经削弱了美国履行承诺的能力。美国徘徊在破产的边缘，绝望地依靠“战无不胜”的军队来平衡账户。但与此同时，美国又过度夸大了军队的威力，自寻破产。
美国今天面临着三个相互联系的危机：第一个是经济和文化危机，第二个是政治危机，第三个是军事危机。三个危机都有这种特点：它们都是美国自己酿成的。在评估这些危机造成的困境时，《美国的极限》借鉴了所谓的尼布尔视角。几十年前，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就以神秘的准确性和令人震惊的先见之明预见到了这一困境。这么说来，在当代历史上，他比其他人更能帮助美国找到一条出路。
作为牧师、教师、活动家、神学家和多产作家，尼布尔是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知识界最为杰出的人物。即使在今天，他依然可以被称为最清醒的美国预言家。尼布尔谈古论今，道出了许多具有巨大意义的真理。作为预言家，他警告称，出于傲慢与自恋的奇怪组合，“美国治理历史的梦想”可能会对美国造成道义威胁。今天，美国忽视了这一警告，给自己带来了危险。
对于人的本性、政治的可能性和历史的偶然性，尼布尔不抱任何幻想。对于全球经济危机、全面战争、种族灭绝、极权主义，以及能够毁灭文明本身的核武库，他都冷眼相看，容不得半点虚伪、废话和自我欺骗。他的世界观核心是现实主义和谦逊，充满了深沉的基督教理性。
在这种意义上，现实主义是一种义务，美国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看待世界，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愿望看待世界。现实主义的敌人是狂妄自傲，其表现形式就是对美国的实力过于自信，认为它是重塑全球秩序的手段。这在尼布尔时期如此，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如此。
谦逊则是另外一种义务。它号召美国人不能戴着眼罩看待自己。谦逊的敌人是伪善，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和信仰是普世性的，美国本身负有上天赋予的使命。这种想法表现为决心改造世界，使其符合美国想象中的形象。
在今天这个时代，现实主义和谦逊供应不足。尼布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写的东西在冷战后依然正确：好的运气和明显的优越地位使美国“陷入最严重的自吹自擂诱惑之中”。美国人已经屈服于这些诱惑。狂妄和伪善成为美国治国之道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9•11”之后，它们一起促成了布什政府发起的这场没有退路和没有期限的战争。
布什总统喜欢把今天的反恐战争类比成当年美国对纳粹德国的战争，认为它们都是为自由而进行的伟大斗争。布什总统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以维护美国的自由就是这种情况。但是，不管用心多么良苦，这种承诺涉及几个更大的问题：现在,什么是自由,其内容是什么？享受自由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谁来付出这个代价？
这些都是根本性问题，不可能因激情演讲和滚滚人浪而视而不见。以往伟大的战时总统，尤其是在葛底斯堡发表演讲的亚伯拉罕•林肯，就毫不犹豫地直面这些问题。而布什总统对这些问题置若罔闻，这也成为其缺乏政治家风范的一个标志。
自由不是静止不变的，也不一定是好东西。实际上，自由不断演变，并由此产生新的需要，废除旧的限制。1941年12月美国宣布对日本、德国开战时所秉承的自由观念早已经过时了。在某些方面，这是值得庆贺的理由。但在另外一些方面，这也许是令人遗憾的原因。
这些既是量的变化，也是质的变化。在许多方面，美国人今天比以往更加自由，更多公民正毫无障碍地享受着美国式生活。但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自由的重新解读对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变革性影响。这种变革产生了自相矛盾的遗产。作为个人，美国人的胃口和期望急剧膨胀。尼布尔曾不以为然地写道：“文化软弱庸俗，视幸福为快乐，视舒适为幸福。”如果尼布尔今天还健在的话，他也许会对这个判断再作修改，因为美国人越来越视放纵为舒适了。
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满足这种胃口的综合能力无法跟上需求。结果，要在国内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就越来越需要美国人放眼世界。无论是石油、信贷还是廉价消费品，美国都期望世界能够适应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由此产生的权利感对外交政策意义重大。简言之，随着美国对自由的胃口增大，营造帝国的倾向也在增强。这两种倾向是一种因果关系。最初，美国人认为帝国是自由的对立面。然而，布什政府控制波斯湾丰富石油的努力充分表明，帝国已经成为自由的前提。
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悖论：行使美国式自由不再有利于产生建立和维持帝国秩序所需的实力。相反，由于过分强调消费和个人独立，行使自由可导致国家实力的逐渐衰败。当动用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成为维护美国自由的必要条件时，美国的力量储备已经被消耗殆尽。
例如，我们看到，越来越高涨的个人独立要求已经剔除了公民权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昨天的公民义务成了今天公民的个人选择。以前被认为是职责的事情（如紧急情况下加入保卫国家的行列）现在成了可以选择的事情。作为个人，美国人从未停止期望得到更多。作为群体的成员，尤其是作为国家性群体的成员，他们的贡献却越来越少。
同时，美国政治领导人，尤其是国家层面的领导人，已经不能够（或不愿意）解决“想要多少”与“能负担多少”之间的不均衡。历届政府在国会的煽动下，通过无节制的支出，加深了愈演愈烈的债务和依赖性危机。当被告知减税与入侵伊拉克相矛盾时，自诩的保守主义者、副总统迪克•切尼宣称：“赤字没什么关系。”两党的政客们当然可以假装赤字没什么关系。
希望国境之外的世界适应美国生活方式的想法也不是什么新主意。然而，自“9•11”以来，美国的要求变得更加执著。在这方面，新保守主义作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观察非常准确。他认为：“美国未因‘9•11’而变，只是更加自我。”在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袭后，华盛顿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涉美国人对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这种信念表现为布什政府“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与我们为敌”的言论、蔑视联合国以及传统盟国、鄙视国际法，更严重的是走上了预防性战争之路。
布什总统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土地上自由的存亡日益取决于他人土地上自由的成败。”他实际上是说，作为自由的主要代理人，美国有权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发动战争，而这些战争从定义上讲是为自由而发动的。在这个意义上，“长期战争”（核心是某种具体的自由概念）的确是维护美国生活方式之战，同时也是扩展美利坚帝国疆域之战（核心是梦想把世界改造成美国的样子），一般认为后者是前者的条件。
可是，事态的发展表明，美国的准备非常不充分，打了一场没有退路和没有期限的全球战争。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缺乏（经济、政治和军事）资源去支撑一场漫长的大规模战争，而又想不对自己产生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影响。美国的实力是有极限的，不足以实现由狂妄和伪善催生的野心。
这就是美国当今最为核心的矛盾：要捍卫美国自由，就需要美国军队开赴伊拉克、阿富汗等地作战，但国内自由的行使状况削弱了美国的战争实力。中东的大巴扎（grand bazaar）不足以成为庞大帝国的根基。
同时，顽固坚持军事路线不变最终会危及后方的自由。美国甚至在战时也拒绝收敛胃口，“长期战争”更加剧了经济矛盾，继续产生债务和依赖性。而且，国家长期处于紧急状态之下，加剧了混乱，伤害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允许行政部门从国会手中攫取更多权力，让宪法走形。在这种意义上，“长期战争”既自欺欺人，也不合乎理性。
尼布尔曾写道：“人类历史最可怜的一个方面是，每种文明都以最虚伪的形式表现自己，把片面和普遍的价值观混合成最具说服力的说法，在致命的衰落开始时，还把苟延残喘说成永垂不朽。”未来的历史学家尽可以引用尼布尔的名言来精确解释这种将美国推入“长期战争”的愚蠢。
就当前来看，美国士兵承受了这一愚蠢造成的负担。美国士兵身穿作战服和防弹衣，美国人宣称崇拜和支持他们，但正是他们为这个国家集体拒绝直面国内紊乱而付出了代价。与恐怖主义势力对峙7年后，美国却发现战争太多、战士太少，未来也不可能增加兵源，弥补差距。其实，除了经济和政治危机，美国人现在也面临一场极不愿看到的军事危机。
伊拉克战争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是这三种危机最清楚的例证，表明了它们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程度。这场战争一直是毫无必要的。除非上当受骗或者言不由衷，人们早就认为这是一项徒劳的任务。或许更大的意义在于，这场战争是事与愿违、不可持续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拉克或许会成为美国自我救赎的救命稻草。对美国而言，这场战争表明有必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园。伊拉克战争表明依靠军事力量维持浪费习惯徒劳无益。清算的日子就要到了。期望用更多美国士兵的生命推迟这一天的到来是极其错误的。如果一个人看不到永无休止的武装冲突的错误，历史是不会给予他良好评价的。如果一国选民将政治权力交付给一个无法摆脱持久战争的领导人，历史也不会对这些人高看一眼的。
美国人需要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结束对外依赖，放弃帝国幻想，而不是坚持让世界适应美国。也许更难的是，经济、政治和军事危机会激发美国人重新思考自由到底需要什么。士兵们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美国人也不指望政治家们能做到这一点。这个重任正落在每个美国公民肩上。

第一章
经济文化危机

当前与1776年一样，杰斐逊的“三位一体”——对生命、自由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依然是美国平民的基本信仰。它总结了美国人的共同特性，确定了美国人的抱负，为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提供了试金石。
如果美国人还热衷于杰斐逊《独立宣言》中所蕴涵的情感，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经较大地修改了对那些“不可分割的权利”的理解。今天，美国人运用自由做了许多有价值的事情。有些人阅读、写作、作画、雕刻、作曲和演奏音乐，有些人则从事建造、修复和维护工作，还有一些人参加演出、音乐会和体育活动，光顾当地的多功能影城，不断地发短信，或加入虚拟世界中日益庞大的志同道合者“群体”。他们还做礼拜，收什一税，还有大量的人去照顾弱势群体。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法说明在21世纪做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如果要选择一个词来描述这种身份的话，也许只能是“更多”
（more）。对大多数当代美国人来说，生命、自由和幸福的本质是个人坚持不懈地去购买、消费、放纵，并冲破一切干扰这一努力的藩篱。一张保险杠贴纸、一则讽刺性格言和一句伍德斯托克时期的告诫，用现代语言重塑了杰斐逊的“三位一体”：“最后谁的玩具最多谁就取得胜利”；“拼命逛街，直到倒下”；“感觉好就做”。
当然，如果说每个美国人都已经屈服于自我满足，那也是误导读者了。对这种诱惑的抵制依然以多种形式存在着。反对者试图遏制美国人的消费和放纵倾向，但他们打的实际上是一场后卫战（橄榄球术语），也许英勇无比，但不可能扭转局面。自我满足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成为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显著特征。我这么说，既非谴责也非赞美这一事实，只是承认这一事实。
还有人描述、解析并悲叹这一状况的文化甚至道德影响。但是，没有人思考美国人需要“更多”如何影响了美国的对外关系。美国当前的消费和放纵倾向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几乎全部是负面的。在过去60多年间，不断满足日益上升的消费需求导致了美国的极度依赖性。美国可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事实是，美国人已不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自我满足倾向威胁着美国的福祉。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美国人不再具有清教徒传奇般的勤劳和自制习惯，而是因为他们背负着越来越多代价高昂的海外承诺，而他们越来越承担不起这些义务，同时面对许多现实的威胁，却不知如何应对。随着美国生活方式的前提条件越来越多，美国人已经没有办法再得到满足。
上一代美国人担心轰炸机和导弹方面的差距，但这两种担心都被证明子虚乌有。但当前需求与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之间的差距，既不是杜撰的，也不是想象中的。它真实存在，并仍在不断扩大。这一差距决定了美国的经济文化危机。
实力与富足，富足与自由
从历史的角度看，自我满足倾向的大行其道算不上什么意外。努力追求财富以及竭力清除碍事之人（或物）早已成为美国人性格的核心。19世纪30年代，机智的观察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就发现这个年轻共和国的公民“病态般的热衷于”积累财富。可是，虽然美国人一般都会“试图抓住所有东西”，这位法国思想家写道，“但他们什么东西也抓不紧，很快又会放开手去追求更新的满足感去了”。不管已经多么富足，美国人还是渴求更多，“焦虑、恐惧和遗憾”一直困扰着他们，“让他们的心灵一直处于惶恐之中”。
甚至在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满足这些渴望并缓解由此引起的焦虑和恐惧也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为了扑灭这种狂热，美国人开始放眼世界，延伸美国力量的触角。对“更新的满足感”的追求，在领土和商业扩张的冲动上得到了集中表现。托克维尔著名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面世时，这种扩张工程早已经开始了，最显著的例子是杰斐逊1803年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土以及当时正在进行中的迁移（或清除）土著美国人工程，这一工程贯穿了整个19世纪。
为了让人以不同的方式记住他们的集体故事，美国人依靠政治人物为过去消毒。在2005年就职演说中，乔治•W•布什把传播自由说成“缔造了美国的使命”。这时，新保守主义者的心脏当然跳得更快了，因为布什接着宣称美国的“伟大自由传统”需要美国致力于“终结世界上的暴政”。这一经久不衰的诉求赋予美国人的性格和目的以独特性，然而，布什只不过是对这一诉求作出自己的注解罢了。从建国起，美国就通过其行为表达了一种神圣的目的。尊重并更新这个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意味着美国的特权）传统，早就成为美国总统宪法以外的首要任务了。
许多美国人发现这种情结不可阻挡。但是，如果夸奖美国拥有“自由传统”，那就等于说好莱坞有“艺术精湛的传统”一样。电影业不过如此，只是一种产业而已，其目的是赚钱。如果一家电影公司拍摄了一部具有美学价值的电影，那当然值得庆贺，但是利润决定了企业存在的目的，它们不是为了揭示真与美。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1776年7月4日发起的这项事业。那年夏天，精明的律师、商人、农场主和蓄奴种植园主们齐聚费城，但不是为了创建教会，而是创建了一个共和国。他们的目的不是拯救人类，而是确保他们的同胞毫无阻碍地实现杰斐逊的“三位一体”。
在之后的年份里，美国取得了显著成功，实现了那些目标。但在从小国转变为大国的过程中，美国从未致力于解放别人，因为它缺乏一种主导观念，即美国已经拥有巨大的安全和经济利益。
虽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多，但世界上还是有些不幸的人成功地逃脱了奴役。例如，南北战争带来了黑奴的解放。可是，把1861~1865年的燎原之火解释成非裔美国人受奴役的后果，未免过于简单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大兵的确解放了纳粹死亡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囚犯。可是，对1941~1945年指挥美国军队打仗的人来说，关注欧洲犹太人的命运顶多是事后产生的想法。
称赞美国有“伟大自由传统”是歪曲历史，它掩盖了美国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真实动机。它把历史改编成了道德剧，因而为回避道德分析提供了理由。坚持认为解放别人只不过是美国政策的附属动机并非玩世不恭，这是自我认识的前提。
如果年轻的美国有某种使命，那也不是解放，而是扩张。“当然，”西奥多•罗斯福1899年如同向愚笨之人解释浅显道理一样宣称，“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扩张史。”罗斯福说的是真心话。这些帝国的建设者们视停滞为自杀。美国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占领土地、扩展商机的强烈冲动。
扩张是如何实现的呢？在这一点上，历史记录没有留下争论的空间：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根据情况不同，美国使用了外交、城下之约、恫吓、欺骗、胁迫或赤裸裸的强迫等手段。美国渗入邻国的土地，然后厚颜无耻地宣称归为己有，并发动全面的入侵。美国也从事过种族清洗。它时常坚持认为条约神圣不可侵犯，但在有些时候，它却随意抛弃“神圣”的协议，使之变成废纸一张。
美国使用的手段多种多样，用来解释行为的理由也多种多样。它把自己吹捧成“上帝的子民”，要建造“山巅之城”，照亮整个世界。美国奉天意行事，或是响应“天命”的号召。美国宣称有义务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或者“提高棕色小兄弟的思想境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成为美国人的导师之后，美国承担起责任，“教给世界各国如何在自由道路上前进”。称之为废话的批评者得了一些分，但输掉了辩论。墨西哥战争中的年轻林肯是这样，1898年帝国冒险之后的马克•吐温是这样，“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中的参议员罗伯特•拉•富莱特（Robert La Follette）也是这样。定期修改和包装之后，美国例外论更加大行其道。
说到行动而非言辞时，甚至被视为最理想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也密切关注一个主要目标：增强美国的影响、财富和实力。从最初殖民地时期与土著人遭遇到冷战结束，美国的对外关系记录既不是特别高尚，也不是特别虚伪和具有剥削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乔治•W•布什和奥萨马•本•拉登对美国历史的解读都离题万里。作为崛起中的大国，美国恪守着国际政治铁律，让利他主义毫无用武之地。如果美国扩张的传说中包含道德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也是模糊不清的。
确切地说，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失误，如滑稽剧般入侵加拿大，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不明智地吞并菲律宾，联手制造中国的“百年耻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采取灾难性经济政策为大萧条铺平道路，哈里•杜鲁门1950年决定派兵到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北，等等。美国人对这些莽撞和失误早就不在乎了。但是，对于越南战争之类的事件，虽然美国人一直努力降低它的影响，但它的确令人难以忘记。
不管多么令人难堪，与美国总统治国的“大手笔”相比，这些失误的影响都微不足道。从法国人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时，托马斯•杰斐逊可能逾越了权力界线；从墨西哥人手中夺取加利福尼亚时，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可能打了一场侵略战争。但他们的行动确保了美国有朝一日成为大国。为了确保巴拿马地峡的安全，西奥多•罗斯福策划了一场令人无法容忍的骗局，但他在那里建造的运河确立了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
这些著名美国政治家缔造的成就不是源于他们共同致力于自由传统，而是源于他们无所顾忌的魄力。无论白宫和国务院发出的例行声明多么言过其实，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一直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实用主义，且经常受到实用主义的近亲——机会主义的约束。
扬扬自得的教科书上美国所谓的“崛起为大国”的过程，并没有按照某些事先设想的全球领先战略来展开，它从来就没有什么秘密图纸或巧妙计划。指导政策的是善于捕捉机会的锐利眼光，不是固守什么原则。如果说它使用的手段并不总是漂亮的话，取得的结果却经常令人瞠目，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
扩张使美国成了“机会的乐土”。扩张带来了富足，富足带来了真正自由。在费城签署的文件许诺了自由。实现这些承诺需要有利于大规模创造财富的政治经济。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Frederick Jackson）在一个世纪前写下的话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不是宪法，而是自由的土地和富饶的自然资源向一群合适的人开放”,才使美国民主成为可能。半个世纪之后，历史学家戴维•波特（David Potter）也发现了富足与自由之间类似的共生关系。“富足之下的政治”，他声称，创造了美国生活方式，“这种政治既对着那些认为富足是保障自由的手段的人微笑，也对着那些认为自由有助于确保富足的人微笑”。另外一位历史学家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发现了一种更为紧密的相关性。对美国人来说，他认为：“富足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富足。”
简言之，扩张促进了繁荣，从而创造了美国人追求自由之梦的环境，虽然他们一直相互争论谁应该分享这个梦想。物质富裕程度不断增加的承诺和现实，使这一争论维持在美国边界之内。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美国人开始依靠更大的经济蛋糕来欺骗难以统治的人们，缓和阶级、种族、宗教和民族之间的紧张局面。金钱成为润滑剂，使社会和政治摩擦一直处于可容忍的范围之内。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曾经说过，美国人“总是用量化的办法解决生活中的几乎所有问题”，确信更多就是更好。
扩张、富足和自由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达到了极点。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列强兄弟阋墙的行为，日本鲁莽的政策导致珍珠港被袭，这些都极大地帮助美国崛起为全球超级大国，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让全世界羡慕不已。到1945年，《时代》周刊、《生活》杂志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在四年前预言的“美国世纪”好像已经奇迹般成为现实。在占人口多数的白人看来，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最自由的国家。
历史上没有哪个民族曾经达到过这一高度。后来，扩张、富足和自由之间的相关性逐渐降低。为了评估接下来的滑坡，有必要回顾一下美国所获取的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拥有世界近2/3的黄金储备，一半以上的制造能力。1947年，美国自己就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3，稳稳地处于外贸顺差地位。按照价值衡量，出口额几乎是进口额的两倍。美元已经取代英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美国成了世界的资本经营者。当然，美国也是净债权国。在世界石油、钢铁、飞机、汽车和电子产品生产国中，美国稳居首位。“从经济上说，”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写道，“这是它最为得意的时刻。”
而且这仅仅是开始。军事上，美国拥有不容置疑的海上和空中优势，1949年8月又占据了绝对核垄断地位，之后拥有了长期且毫无争议的军事技术优势。美国的邻国都很弱小，不具威胁。它的对手都很遥远，战略影响力有限。
对普通美国家庭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大萧条年代。那些害怕战时繁荣会随战争烟消云散的想法，被证明毫无理由。相反，向和平过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景气。1948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比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人均收入总和还高1/4。1939～1945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60%。战时经济扩张实际上降低了经济不平等。更多的收入与喷薄涌出的需求一起创造了庞大的国内市场，使美国的工厂忙个不停，创造了充足的就业机会。结果，战后一段时期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黄金年代。
战后美国不是乌托邦，远远不是。即使处于慷慨的时代，很多人，首先是非裔美国人，也不知道自由和富足是什么。紧随美国海外扩张的是扩张的又一版本，它在国内展开。这个故事讲的是一部分美国人争取获得完全公民权并最终达到目的，于是随着时间推进，自由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多数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也是一部充满歧义的戏剧性传说。
谁应该享有公民特权？1776年流行的答案（白人男性世袭权所有者）从来就不让人满意。通过杰斐逊的笔端，《独立宣言》让这一狭隘的定义再也站不住脚。要求修改公民权概念的压力几乎马上就浮现了。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这个方面取得的进步虽然真实，但是断断续续。在战后经济景气年份，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水闸打开了，障碍消除了。自由的范围大幅拓宽。被边缘化为“二等公民”的美国人比例显著降低。
许多美国人怀念20世纪60年代，认为那是“自由10年”（Freedom Decade），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虽然现代民权运动的发端早于那个时间，但正是在那个时候，种族平等运动实现了巨大突破，1963年开始了“华盛顿行进”（March on Washington），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我有一个梦》的演说。妇女和同性恋者也开始效仿。1966年成立的全国妇女组织标志着女权斗争再次兴起。1969年，纽约市的“石墙风暴”（Stonewall Uprising）掀起了同性恋者权利运动。
这些成就的政治功劳应当归于左派。富足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是依靠战后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来维持的，并使自由在国内扩展成为可能。为了反击苏联有关美国种族主义和虚伪的指控，在美国国内推进自由成了一个战略方向。可是，因为有了进步的政治激进主义，可能才变为现实。
以黑人、犹太人、妇女、亚裔、西班牙裔、普通上班族、同性恋者、残疾人等群体为例，平等享有宪法权利的推动力来自左翼人士、自由派和软心肠的支持者。说到确保每个美国人享有同等待遇，现代保守主义的贡献几乎为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如果马丁•路德•金依靠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和《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与种族隔离现象斗争的话，那么吉姆•克劳①（Jim Crow）现在依然会活得好好的。
给予传统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人自由，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治的核心主题。面对这些成就，有些人认为成功部分来源于美国正在同时寻求全球领先地位，但这不会降低促成这一成就的人的功绩。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海外实力更强意味着国内更加富裕，反过来会为更大自由铺平道路。推动种族平等、妇女权利的改革派，负责德国、日本战后复兴的官员，要求把波斯湾纳入美国势力范围的石油高管，以及敦促采购昂贵新武器的国防项目承包商们，结成了默契联盟。
20世纪50年代，非正式美利坚全球帝国的形成，不是为了造福少数人的阴谋的结果。战后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源于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看法，即在海外运用实力是为了促进国内形成更为完美的团结。在这种意义上，柯蒂斯•勒梅（Curtis LeMay）将军的核打击部队战略空军司令部（既是美国实力的象征，也是战后军事工业联合体的核心部分）帮助创造了条件，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全国妇女组织才得以出现。
正确理解当代历史，意味着承认勒梅将军等顽强的冷战斗士与弗里丹等女权主义者之间奇怪的血缘关系。战略空军司令部成就了女权主义运动的神秘。
自我放纵的“消费帝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个10年，标志着历史学家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所谓的“生产帝国”达到昌盛的顶峰。在这些年中，不容置疑的经济优势赋予美国很高程度的战略自给自足，因而转化成显著的行动自由。在告别演说中，乔治•华盛顿梦想有一天美国可以获得足够力量——“从人的角度讲，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位首任总统认为，实力使这个国家可以实现真正的独立，让美国人“在公正的指引下，按照自己的利益，选择战争或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时刻显然已经到来。
但这个时刻很快就过去了。甚至在1950年前，美国就已经开始进口外国石油。起初，数量微不足道。时间一久，数量逐渐增加。这是经济矿井里的金丝雀。①可是在这20多年里，没人注意这件事情。
生产帝国继续永无休止地制造商品，其优势地位好像恒久不变，无法挑战。在欧洲和东亚，美国表现出令人赞叹的精明，将经济优势转化成了战略优势。在对日作战胜利日之后的20年中，梅尔写道，“美国人用财富换取优势”，向欧洲和东亚百废待兴的经济提供重建援助，为它们的产品开放美国市场。美国战后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是在华盛顿通过买卖实现的。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生产帝国开始走上没落之路。在又一个20年间，美国贸易逆差一直未变、在越南遭受惨败、石油危机、“滞胀”、道德共识破碎、无法承受“猫王”埃尔维斯•普里斯莱（Elvis Presley）的接连攻击、“避孕药”、反文化，还有关于“上帝死亡”的新闻报道，这一切都表明生产帝国不存在了。梅尔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消费帝国”。正如手提午餐饭盒的工人是生产帝国辉煌时期的象征一样，少年在蓝色牛仔裤里装着爸爸的信用卡，直奔购物中心而去，现在成了消费帝国的标志性形象。生产帝国的天才是亨利•福特。在消费帝国里，福特的对手是沃尔特•迪士尼。
我们可以精确地找到失衡点。这是1965～1973年间的事情。1965年，林登•约翰逊总统命令美国作战部队开赴南越，1973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最终停止直接参与那场战争。越战之前，为提高美国富裕程度而扩大美国实力的努力都对美国自由有好处。越战之后，扩大美国实力的努力仍在继续，但谈到富足或自由，结果越来越成问题了。
回想起来，表明优势地位消失的经济指标已经非常明显。越战的成本动摇了经济，赤字、通胀和弱势美元都是例证。但约翰逊总统仍试图掩盖这些迹象，追求自己提出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1971年8月，尼克松默认经济已经陷入混乱，让美元贬值，中止用美元兑换黄金。
这当然只是开始。20世纪70年代之前，因为美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一石油生产国，石油公司决定着全球石油价格。1972年，国内石油产量达到顶峰，然后便开始了不可逆转的下滑。就在前一年，制定原油价格的特权转手让给了新的产油国集团欧佩克，即石油输出国组织。
随着美国的石油需求稳步增加，总体上美国对进口的依赖也在增强。同时，贸易条件也出现了变化。1971年，在数十年贸易顺差之后，美国的贸易开始出现赤字。1973年，后来是1975年，出口额被进口额超过。从那时起，一直都是赤字当头，美国出口再也没有达到进口的水平。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差距逐年拉大，其速度也越来越快。对美国民众来说，国家经济突然出现问题最明显、最痛苦的证明就是1973年的“石油冲击”，当时石油价格暴涨40%，加油站前排起长队，石油面临严重短缺。
20世纪70年代末期是一个增长缓慢、通胀高企的时期，正在酝酿中的经济文化危机已经对美国家庭造成了实际困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漫长的经济滑坡让美国人面临一个根本选择。他们要么抑制胃口，学会量入为出地生活；要么动用美国不断减少的实力储备，希望别人适应美国人挥霍浪费的习性。1979年7月到1983年3月是一段至关重要的间歇期，其间有两次关键的总统演说，但是显然，美国人毅然选择了后者。
这就是当代美国历史的真正支点，与美国当前的困境息息相关，而与柏林墙倒塌、苏联崩溃等所谓的决定性事件关系不大。1979年夏到1983年春，“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外交政策的标志性主张，经历了微妙的转变。虽然美国依然虚伪地声称世界离开它的指导和保护就无法运转，但其领导地位已经变为一种需要，而非选择。行使全球领导作用成为补偿经济地位恶化的一个手段。但是，不管有多少人唯华盛顿马首是瞻，都不能掩盖美国越来越看别人脸色行事的事实。领导现在也含有了依赖的意思。
1979年7月15日，吉米•卡特发表了重要演说。虽然卡特今天被公认是一位失败的甚至是倒霉的总统，但至少这一次，卡特展现了非凡的远见卓识。他不仅意识到依赖性的潜在影响，也预见到了任由这种状况恶化所带来的影响。
卡特发表演说时的气氛算不上适宜。1979年夏，民众对他的不满情绪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日益强烈。经济状况非常糟糕。通货膨胀率达到11%；7%的美国人失去工作；优惠贷款利率高居15%，而且仍在上升。按照战后的标准，所有这些数据都高得即使不是史无前例，也是不可接受。更糟糕的是，1979年1月，伊朗革命者推翻了美国的长期盟友伊朗国王，导致又一次“石油冲击”。美国油价飞涨，不是因为真正短缺，而是由于恐慌性购买。总统大选年就要到了，如果卡特希望赢得连任，他需要迅速扭转局面。
这位总统原想在7月5日发表演说，专门讲能源问题。在最后一分钟，他决定推迟演讲。他在戴维营隐居了10天，他解释说是“利用这段时间接触和倾听美国的声音”。受他之邀，一群政治家、学者、商人、工人领袖、牧师和普通公民聚集在这个总统休养的地方，发表他们的观点，分析美国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卡特需要对此做些什么。结果却只是开了一场马马虎虎的研讨会，外加留下的一些自责。
返回白宫后，卡特发表了演说，但内容与10天前计划的演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一开始，他解释说，他之所以决定放弃能源问题，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问题深刻得多”。1979年的能源危机，他声称，只不过是一场更大危机的症状而已。“所以，今天晚上，我要首先给你们讲的是一个比能源、通货膨胀更为严肃的话题。我现在想讲的是美国民主面临的一个根本威胁。”
卡特紧接着扼杀了任何确保连任的机会。在美国政治语言中，根本威胁从定义上讲是来自外部的，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或国际共产主义才可能威胁美国。就在那一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者成为又一个此类威胁。说美国人的日常行为构成了类似威胁，这简直就是异端邪说。可是，卡特现在大胆地指出，美国民主的真正危险来自内部。
整个国家正在经历“信心危机”，他宣称，“这是一场冲击国家意志的心脏、灵魂和精神的危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危机正在加剧，让我们怀疑生活的意义，丧失了国家目标的统一性”。这种信心的侵蚀有可能“破坏美国的社会和政治框架”。
美国人已经偏离了正义的道路，“在一个为勤奋工作、家庭和美、社区和谐、信仰上帝而自豪的国度里”，这位总统继续说道，
我们太多人转而崇拜自我放纵和消费。人的身份不再由他的所作所为来确定，而由他拥有的东西来区别。但是我们早已发现，拥有商品、消费商品无法满足对意义的渴望。我们早就知道，堆积有形物质无法填补生活中没有信心和目标所带来的空虚。
换言之，美国信心危机的蔓延是价值观危机的外在表现。通过使用“我们早已发现”和“我们早就知道”等说法，卡特暗示他只不过是道出了听众早就怀有的忧虑：普通美国人认为生活是空虚的、不令人满意的购物行为，他们期望得到更有意义的东西。
他澄清道，期望华盛顿消除这些忧虑是异想天开。这位总统称，联邦政府已经成为“孤岛”，与人民相互隔绝。政府主要机构都已瘫痪腐化。这是“一个无法做事的政府体制”。卡特谈道，“国会被数以百计有钱有势的特殊利益集团扭曲和撕裂了”，党派意见总能战胜对公共利益的关切。他说：“你可以看到，绝不妥协的团体极力维护自己的极端立场，直到最后一票，直到最后一口气。”
卡特宣称：
我们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我今天晚上已经警告过的，通向分裂错乱和自我利益的道路。这条路的尽头是错误的自由观念，是损人利己、超越他人的权利。这条道路充满狭隘利益之间的永恒冲突，最终将导致混乱和停滞。
继续追求这种错误的自由观念“必定是一条通向失败的道路”。另外一种选择则与“我们以往的所有传统、所有教训”一致，指向“另外一条道路，一条坚持共同目标、恢复美国价值观的道路”。这位总统声称，这条道路的尽头，是“真正的自由，对国家、对自己都是如此”。
如卡特所描述的，这种错误的自由观念是数量上的：它的核心是激发狭隘的个人利益，永远追求“更多”。而真正自由的概念是质量上的：它意味着按照永恒价值观生活。至少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意味着满足于“更少”。
这位总统认为，美国人民如何处理能源问题，极可能决定哪种自由观念获得胜利。“能源是对当前我们国家团结能力的测试，也是我们同舟共济的标准”。卡特坚称，树立起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再次掌控我们的共同命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卡特提出一个“六点计划”，旨在结束他所谓的“对外国石油不可容忍的依赖”。他承诺采取行动，在10年内削减一半石油进口。不久后，他发誓建立配额制度，确定石油流入数量的上限。他呼吁全国一起努力，开发替代能源。他提议进行立法，强制削减发电所需的石油数量。他倡议建立新的联邦机构，“消除繁文缛节，避免拖拉延误，清除建设重要能源工程进程中的所有路障”。最后，他号召美国人民厉行节约：“不进行不必要的旅行，合用汽车或使用公共交通，每周少开一天车，遵守速度限制，设定恒温器节约燃油。”
虽然卡特表现出信心，认为美国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实现能源独立，但他也承认，近期“还没有办法避免作出牺牲”。其实，卡特演说中暗示，牺牲可能是一件好事。对罪人而言，得到救赎之前必须承受某种惩罚。
他的演说得到的反应顶多算不冷不热，且很快被贴上“委靡不振”演说的标签，虽然卡特从未使用这个词。卡特的演说以令人不悦的方式将宗教狂热和民粹主义糅合在一起。弗朗西斯•X•克莱因斯（Francis X. Clines）在《纽约时报》上称之为“委靡十字架”演说，并与几十年前把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推向政治前台的著名“黄金十字架”演讲进行了对比。其他人则批评他们看到的是痛苦的道德说教嗜好和一种（除了白宫）到处吹毛求疵的倾向。尤金•肯尼迪（Eugene Kennedy）教授在《纽约时报杂志》中讽刺了“卡特兴奋剂”，把这位总统描绘成“哀伤的天使，对我们大家品头论足，不去严肃地谈论血汗，却谈论什么石油和罪恶”。
作为一项调整公共政策的努力，卡特的呼吁彻底失败了。美国人对卡特总统带有厉行节约意味的自由毫无热情。对于替代数量型解决方案（即追求“更多”）的建议，他们一概拒绝。美国人不喜欢这封信，便把“信使”打死了。如果可以选择，“更多”依然看起来更好。
卡特的信心危机演讲寿命不长，也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却给政治对手提供了弹药。其中最难以对付的是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罗纳德•里根，他在198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已经遥遥领先。里根把自己打扮成保守主义者。实际上，他是挥霍浪费的现代倡导者，是给予消费帝国道德认可的政治家。除了用“美国的早晨”说法欺骗同胞之外，这位伪保守主义者又给美国的市民宗教增加了两条重要信仰：信贷无限制、账单永远不会到期。里根对“量入为出”、“现购现付”、“未雨绸缪”等古代民间智慧的颠覆，如同性、毒品和摇滚乐对美国道德宪法的再造一样。
1979年11月13日，即里根正式宣布竞选总统的那一天，他对卡特首次作出反应。谈到信心，这位加州前州长想让人们知道他信心满满。他猛烈攻击卡特，说他“试图让我们相信美国像以往的其他伟大文明一样，达到了昌盛的顶点”，“告诉我们必须学会靠更少的东西生活”。里根严词拒绝这些主张。在他设想的未来中，美国会获得更强的实力，同时美国人会享有更大的繁荣，两者相互促进。所有这些的唯一障碍是联邦政府，他称之为无能、傲慢和掠夺成性的政府。他提出的办法是裁减官僚机构、削减联邦支出和降低税收。
如果有能源危机，他指出，那也是政府的错误。但至少在一点上，里根同意卡特的说法：“从欧佩克垄断性定价权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办法，是减少对外部燃料来源的依赖。”但是，里根对通过削减消费来实现能源独立没有什么兴趣。“除了对政府里的那些人，答案非常明显，那就是增加国内油气产量。”谈到能源，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必须认定‘更少’是不够的。”
历史会记住里根这个狂热的冷战斗士。但是，在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时，他几乎没有想到苏联。提到克里姆林宫时，他的语言是慎重的，并非那么好战。他没有谴责苏联人“邪恶”。他对击退共产主义只字未提。他未向保卫“自由边疆”的美国士兵致敬。他也没有提到急需重建美国的国防。在阐述外交政策观点时，他主要谈的是他对“北美协定”（North American Accord）的看法，即把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结起来的经济同盟。“是时候了，我们不能再把我们的近邻看成外国人了。”他宣称。
和往常一样，里根撒上许多糖霜，掩盖蛋糕本身的缺陷。在演说结尾时，他充满赞许地引用了汤姆•潘恩（Tom Paine）的话，说美国人有能力“重新开始建设世界”。他赞同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的说法，认为上帝命令美国人建造“山巅之城”。他还引用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话，乞求当代美国人履行“与命运之约”。对里根来说，美国的未来之弧与美国的过去之弧一样，都是永远向上的。总之，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
而且这一手段的确奏效了。毫无疑问，里根的话发自内心，但他真正的天赋在于精明而巧妙地讲一些多数美国人愿意听的话。作为白宫的候选人，里根没有号召美国人勒紧腰带，厉行节约。他认为没有必要作出牺牲或自我否定。他认为卡特的数量与质量二分法是错误的。首要的是，他向同胞们保证，他们能够拥有“更多”。在整个竞选过程中，这一直是一个重要主题。
这场竞赛发生时的背景是正在进行中的人质危机，几十名美国外交官和士兵被伊朗扣为人质。这就是毫无疑问的证据，当美国为在世界这个地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犹豫不定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教训似乎非常明确：如果波斯湾发生的事情对美国的生活水平有不利影响，那么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控制这个地区都是不可容忍的。卡特本人是第一个阐明这一点的人，他在1980年1月阐明了“卡特主义”，发誓要运用“任何必要手段，包括使用军事力量”，阻止敌对国家控制这个地区。
卡特最后一刻的斗争来得太晚，已无法挽救他的总统宝座。1980年的选举表明，美国人依然喜欢数量型的解决方案。尽管有现任总统的优势，卡特依然遭受了大溃败。里根在除4个州之外所有各州获胜，赢得的普选票超出800多万张。这是一个压倒性胜利，也是一个预兆。
1981年1月20日，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他的就职演说成为各种保守主义陈词滥调的集合。里根摆出了公开谴责挥霍浪费习惯的样子。“几十年来，我们的赤字越堆越高，为了现在暂时的方便，我们抵押了我们的未来和儿女的未来。继续这个长期以来的倾向，肯定会造成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动荡。”他发誓要把美国的经济房屋打扫干净。“你和我，作为个人，通过借贷，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只能维持有限的一段时间。如果那样的话，我们集合起来，作为一个国家，怎么可能不会受到这个限制的约束呢？”里根重申了那个经常许下的诺言——“遏止和扭转政府的膨胀。”
这些事情他一件也不会做。其实，在每件事情上，他正好背道而驰。卡特时期，联邦赤字每年平均为545亿美元。里根时期，赤字迅猛增长，两任期间平均每年为2 106亿美元。联邦总支出从1980年的5 909亿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1.14万亿美元，接近翻番。联邦政府机构并未缩减，而是在扩大。里根主政白宫期间，官僚机构膨胀了近5%。虽然他的支持者曾许诺关闭无关的项目和机构，但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吹牛。
把里根称做骗子或伪君子显然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他所主持的“里根革命”从来与财政责任或小政府无关。这场运动的目的是给予美国人民想要的东西，从而成为1984年里根连选连任的基本前提，巩固了共和党对华盛顿的控制力。里根比吉米•卡特更为准确地了解什么能让美国人恼火：他们想要自我满足，不要自我否定。虽然他总是用启发心灵的布道和证明旧式美德的东西来润色演讲，但他主要是在纵容美国人的自我放纵。
里根的两个任期成为虚假繁华和毫无节制的时期。减税、和平时期军事支出大幅增长成为里根经济政策的两部杰作，前者从供应经济学理论那里得到了合理解释，后者声称是为了回应苏联的军备建设和冒险主义。里根宣称“国防不是预算问题”，恶化了军事支出与其他财政或政治考虑的关系。2001年9月之后，乔治•W•布什又复活了这个主张。
所有这些都不表明“里根革命”的主张是欺骗性的。里根在任时期的确发生了一场革命，但与他公开宣扬的保守主义信条毫无关系。这场革命的真正本质只有在回顾时才显现出来。1983年3月23日，里根的讲话阐明了自己不同于卡特的道路选择，揭示了这场革命的面目。
历史记住了这个场合，他宣布了“战略防御倡议”，一种让核武器“无效和过时”的新式“无法穿透的”反导弹盾牌。批评者们讥讽这个提议是又一个“星球大战计划”，总统最后也采用了这个标签。然而，里根的讲话蕴涵两个激进的主张：第一，美国安全的最低要求现在需要美国达到接近刀枪不入的状态；第二，现代技术使这个看似空想的目标可以实现了。简言之，“星球大战”把他的主张引入了主流政治，即只有在美国享有全球性永久军事优势时，美国人才能真正安全。对于吉米•卡特1979年7月提出的危机，里根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应对。从这里也能看出乔治•W•布什“9•11”之后全球反恐战争的战略支撑点。“战略防御倡议”是全球反恐战争的前身，两者都建立在类似的想法之上，即生活在这个并非完全按照美国喜好运转的世界上，军事力量是消除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有效方式。
卡特总统号召美国人改弦易辙，这意味着需要具有深刻的自觉性，而里根总统则回避任何自我反省，只是邀请同胞继续前进。对卡特来说，终结美国人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意味着倡导国内的道德复兴。里根及其继任者也模仿卡特，抱怨美国越来越依赖能源。然而，在降低这种依赖性方面，他们实际上几乎无所作为。相反，他们动用美国军事力量，确保石油供应，从而赋予这个消费帝国新的生命活力。卡特认为数量（美国人沉迷于他所谓的“堆积有形商品”）和质量（他所说的真正自由）是矛盾的。而里根将卡特感觉日益无法调和的矛盾协调一致起来。里根认为，质量（天才的、高度熟练的士兵把先进技术转化为军事用途）能够维持数量（建立在廉价信贷和廉价石油基础上的消费型经济）。
公开宣示的善意掩盖了“星球大战”的全面影响。一些核战略家担心追求战略防御可能最终带来不稳定。对于这些怀疑者，里根给他们吃下了定心丸。
“美国的国防政策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前提之上，即美国不挑起战争。我们永远不当侵略者。我们保持实力，是为了遏制和防范侵略，保护自由与和平。”里根称，除了防御目的，使用美国军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防御计划中的任何东西，军舰、坦克、飞机、训练和零部件资金，只用于一个最重要的目的：维护和平。”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曾经评论道：“国家最突出的道德特征是虚伪。”在国际政治中，虚伪的主要危险是它不利于自我了解。虚伪者最终愚弄的主要是他自己。
罗纳德•里根1983年时是不是真的相信“美国不挑起战争”，而且从其本性上不可能采取侵略行为，这很难说。他并不是第一个相信最初不相信之事的政治家。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当前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已经推翻了里根的承诺，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里根最初培养的军事力量幻想在其任后仍然存在。明确的全球军事优势成为永恒的追求目标。
对五角大楼来说，除了毫无疑问的主导权，任何事情都是危险的、不充分的。到20世纪90年代，多数先进技术是释放军事能力的关键，诉求从天上转移到了地上。
有人认为，就像里根提出的主导外部空间一样，美国军队可以主导整个地球。
基于这个信念，美国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安全共识。华盛顿非常自信地认为，高质量的军队建制，只要巧妙运用，就能让美国怀着高尚的目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组织这个世界。这好像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这种危险的期待就是里根遗产的精髓，而不是那些回过头来发现的他所信奉的保守主义理想。
 一项注定要牺牲上万人生命的事业
在里根时代的光辉之下，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却持续下滑。尽管总统承诺恢复能源独立性，但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性急剧增加。到里根总统任期末，美国国内消费石油的41%来自国外。在他第一任期内，美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对中国第一次出现贸易逆差。同期，华盛顿以及美国人民开始求助于借贷。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使美国降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增加的国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里根执政初期，这个比例处于相对温和的31.5%，为1931年来最低。但是，里根时期庞大的赤字逆转了这一趋势。
美国一直吹嘘自己债权国的地位是经济综合实力的象征。这也在里根时期画上了句号。1986年，由于外国人拥有的美国资产超过了美国人拥有的外国资产，美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变为负数。这一不平衡局面从此一直加剧。美国已经积累了几万亿美元债务，但美国人的储蓄意愿却消失了。在战后大部分时间，个人储蓄平均约为可支配收入的8%～10%。1985年，这个数字开始逐渐下滑为零。同时，消费者债务不断增加，到20世纪末时，家庭债务已经超过家庭收入。
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的挥霍浪费习惯对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方面，里根愿意无限制消费，以帮助冷战实现和平结束。另一方面，在里根的鼓励下，美国人的炫耀性消费习惯使美国更深地陷入伊斯兰世界的旋涡，让这个日益依赖债务和能源的国家背上了既不能摆脱又不能承受的承诺。里根在高科技武器装备上一掷千金，让克里姆林宫逐渐意识到苏联不能再与西方竞争了；里根不去遏止美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反而给其继任者留下了一个陷阱。如果里根因为前者值得称赞，那么他也应该因后者而承担责任。
可是，如果说有两个里根，一个是赢得冷战的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另一个是把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搞得一团糟的傻瓜，这也是不正确的。美国的冷战政策和中东政策并非完全隔绝，它们紧密相连。按照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等新保守主义者的说法，冷战和全球反恐战争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后继者，那么里根时期获得“第三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努力，则在无意间为“第四次世界大战”铺平了道路，而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将显著降低。
回忆一下里根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策，“第三次世界大战”与“第四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系就很清楚了。他的阿富汗政策看似一场辉煌成功，可不到10年就造就了一个泥潭；伊拉克政策则是一场引火烧身的阴谋诡计，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最后以惊人灾难而告终。
正如“‘9•11’事件调查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最终报告指出，“阿富汗1979～1989年长达10年的冲突给予恐怖分子一个聚集地和训练场”。这些委员们过于轻描淡写了。在阿富汗，圣战者与超级大国苏联展开了较量，并取得胜利。他们在信心和野心方面都大有收获，而他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纳税人支持的。
里根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为阿富汗当地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和其他支持，但与花在美军现代化上的1.2万亿美元相比，算不上什么。不过，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阿富汗政策清晰地阐释了“里根主义”。在里根的崇拜者眼里，大胆而成功地击退苏联是其杰作。阿富汗“抵抗运动”的事迹激发了这位总统的想象，他为圣战者提供了慷慨而热情的支持。例如，里根指定1982年3月21日为“阿富汗日”，并宣称“阿富汗的自由战士是在捍卫独立和自由，这是全球安全和稳定的基础”。
实际上，这些“自由战士”对全球安全和稳定毫无兴趣。里根对他们的目标的表述颠倒了事实，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了这一点。苏联人一离开阿富汗，残酷的内战便接踵而至，塔利班随之取得了胜利。后来，塔利班为“基地”组织提供了庇护所。 “9•11”袭击事件之后，美国重新发现了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然后继续驻军，试图建立一个以西方为盟友的国家。克里姆林宫才退出十几年，美国军队又陷入与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毫无二致的境地。阿富汗人民对外国占领者怀有莫名的厌恶，而这些外来人却要向这些难以驾驭的人们强加政治秩序。
只要还在克里姆林宫的势力范围内，阿富汗就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就像1980年之前，分布在阿富汗北部的苏联五个中亚共和国，几乎算不上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美国人甚至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1989年，苏联人撤出阿富汗，苏联本身也于两年后解体，这种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在“9•11”袭击之后，整个“中亚突然变成了美国的宝贵不动产”。根据某种逆向多米诺骨牌理论，赋予阿富汗的重要性提高了整个地区的重要性。2001年9月之后，提到中亚时，美国官员和分析家开始使用“战略性的”、“重要的”、“关键的”等词汇。这里成了美国人的利益范畴，驱使美国必须加以关照。所以，里根的阿富汗政策导致的涟漪还在扩散。
伊拉克的“大规模战争”和阿富汗的“小规模战争”吸引了美国人的注意力，他们几乎无暇关注这件事情。但是，与前苏联这几个“斯坦”有关的军事政策的演变很好地说明：在它不再可行之后很久，反射性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传统依然非常活跃。
在克林顿时代，五角大楼已经开始表现出对中亚的兴趣，在前苏联共和国进行“维和演习”，建立军队交流项目。2001年，为了配合美军入侵阿富汗，布什政府发起了更为密集的努力，在整个中亚为美国寻找立足之地。
五角大楼在这个地区的积极活动依然属于“接触”（engagement）政策这个官方用词范畴之内。这个四平八稳的术语后面是各种各样的活动。2001年以来，这些活动包括频繁的培训、演习和战争模拟，高级军官和国防部文官例行性地访问这个地区，提供慷慨的“安全援助”补贴来训练和装备当地军队。接触的目的是增强美国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地区安全架构上的影响力，从而有利于美国军队进入该地区，为未来的干预行动奠定基础。为了达到后一个目的，五角大楼已就领空飞越权进行了谈判，并拿到了使用几个中亚国家当地设施的许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美国拥有一个建于2001年12月的永久性空军基地。
美国在中亚驻军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有成功，也有一些挫折，包括被赶出乌兹别克斯坦。在分析家们讨论未来步骤时，争论的内容很能说明问题。对美国在该地区“脚印”的理想大小可能有分歧，但华盛顿已经形成共识，认为长期驻军是必要的。观察家们争论永久性基地和“半热型”设施哪个更好，但他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军队需要在整个地区行动的能力。
美国曾经走过这样的道路。1898年“解放”古巴并将它变成保护国之后，美国开始着手将整个加勒比地区变成“美国湖”。就好像一个世纪之前，美国高级官员声称关心海地人、多米尼加人和尼加拉瓜人的福祉一样，现在的美国高级官员也坚守对所有中亚人“经济改革、民主改革和人权”的承诺。
但这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事实是美国正致力于将中亚并入“美国治下的和平”。尽管一个世纪之前向加勒比地区扩张带来了经济收益，强化了美国的安全，但现在向中亚扩张不可能带来类似的利益。其成本将远远超过收益。
美国官员可能再也不会将阿富汗军阀和叛乱者称为“自由战士”，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和北约部队在今天阿富汗所打击的，正是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倾力支持的圣战者的后代。
美国人喜欢把历史分成“9•11前”和“9•11后”时期，依然无视罗纳德•里根与那些圣战者合作所带来的后果。很少有这么一个看似成功的伙伴关系迅速结出有毒的果子。回头看来，1989年“解放”阿富汗所实现的成果，再次证明了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整个世界观。对于苏联撤军之后的阿富汗，正如他很早之前写的那样，可以这么说，“进步的道路……比历史的假定管理者理解的更为曲折、更加不可预测”。
至于在波斯湾，里根的挥霍浪费则表现为不同的形式。里根比其前任更加激进，把美国带入波斯湾毁灭之路。历史将就2003年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让乔治•W•布什承担首要责任。但是如果那场战争有一位教父的话，那么他就是罗纳德•里根。
里根致力于数量型解决方式，从未质疑过美国生活方式需要更多能源尤其是石油这个主张。扩大国内石油生产规模来满足美国人的需求从来就是一种妄想，于是里根精心设计政策，努力消除依赖性所带来的风险。为了防止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冲击再次出现，他加大努力巩固美国对波斯湾的控制。过度炒作实际上不断消退的苏联威胁，为里根20世纪80年代的军备建设提供了依据。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里根帮助创立的辉煌军队不是用来保护西方、对抗极权主义的，而是用来在波斯湾徒劳地推行美国帝权的。
称赞里根构想出了完整的波斯湾战略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其实，里根政府对该地区各种危机的直接反应缺乏连贯性。1983年在黎巴嫩，在一次至今难以解释的行动中，他葬送了24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生命。一枚自杀性汽车炸弹将海军陆战队军营夷为平地。他异常敏捷地将美军撤出贝鲁特，表明那里根本没有什么任务。
与他在伊朗和伊拉克政策上面的矛盾相比，里根干预黎巴嫩失败好像还有些道理。萨达姆入侵伊朗引发的残酷战争，贯穿了里根的整个任期。当伊朗这个伊斯兰共和国有可能赢得这场冲突时，里根倒向伊拉克一边，向它提供情报、贷款担保和其他支持，而对萨达姆的“罪行”视而不见。美国对伊拉克的援助没有帮助萨达姆击败伊朗，只是让战争延续了下去。大约与此同时，在著名的“伊朗门事件”中，白宫的特工秘密且非法地向萨达姆的敌人提供武器。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些统治伊朗的领导者们将被说成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极大威胁。
这些时运不济的冒险事件最终引起了各方的注意，让人们忽视了里根政府波斯湾政策的核心主题。新闻标题背后的故事是战略调整：在20世纪80年代，五角大楼已经开始准备在该地区开展大规模、持久性的军事行动。
这一调整实际上开始于卡特政府末期，当时卡特总统公开宣称控制波斯湾是至关重要的利益。自《东京湾决议》签署以来，还没有哪项重要政策声明最后成为更大闹剧的源泉。可是，对里根及其继任者来说，“卡特主义”一直是神圣的文本，毋庸置疑，也无须重新评估。如此这般，它为波斯湾近30年日益强化的军事激进主义提供了重要理由。
即便如此，里根1981年1月接替卡特时，美国军队只初步拥有干预海湾局势的能力。到8年后离任时，他已经使美国军队在该地区占据了数量上的优势地位，表现为：战争计划与演习，创建新的指挥架构，开发关键基础设施，军事准备的预置，基地以及领空飞越权的获得。1981年之前，在五角大楼的战略次序中，波斯湾远远落在西欧和东北亚后面。到1989年，它们的地位已经基本拉平。之后不久，它则成为重中之重。
里根主导的战略调整，促使人们认为军事力量可以无限延长美国挥霍性的能源支出。简言之，美国将依靠军事力量维护海湾的秩序，确保石油供应源源不断，从而缓和美国能源依赖导致的负面后果。到里根离开白宫之时，这已经成为该地区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
里根本人曾经试运行过这一新战略。美国参与所谓的“油轮战”（Tanker War）现在已被人们遗忘，但这却是后来一些事情的先兆。作为伊朗和伊拉克消耗战的一部分，它们已经开始瞄准对方在海湾的航运。随着双方都下定决心彻底封锁对方出口石油的能力，袭击目标很快扩大到中立船只。
里根为了确保石油供应不中断，加强了美国海军在该地区的力量。海湾水域变得日益拥挤。1987年5月，一枚伊拉克导弹击中了美国“斯塔克”号护卫舰，炸死37名水手。萨达姆•侯赛因说这次袭击是一个意外，表示道歉。里根大度地接受了萨达姆的解释，但指责伊朗使暴力升级。
同年，华盛顿对科威特请美国海军保护其油轮船队的请求给予积极回应。在1988年4月的护航行动中，美国军舰“塞缪尔•B•罗伯茨”号撞上了伊朗设置的水雷，遭受惨重损失。这次里根提高了价码。美国军队开始袭击伊朗战舰、海军设施和用于发动军事行动的石油平台。伊朗在海湾的行动马上停止了，虽然美国战舰最后时刻曾错误地击落了一架伊朗客机，导致近300名平民丧生。
里根政府暗自庆幸取得了体面的胜利。美国只用少量投资，就好像拥有了确保石油生命线畅通的能力。“斯塔克”号上的那37名水手和伊朗航空公司655航班上的乘客一样，很快被人忘记了。但是，这种表象掩盖了更为复杂的现实。从一开始，萨达姆就是“油轮战”的始作俑者。里根的主要成就是助萨达姆一臂之力，而美国的道德成本巨大。
这位总统在波斯湾的真正成就，是为一项注定会吞噬上万人生命的事业提供了首付。在这些生命中，许多是美国人，许多不是，此外还耗费了数千亿美元。这至少是美国挥霍浪费习性的终极表现。
不管公开的意识形态立场或党派倾向如何，里根的继任者都恪守着这一空洞的传统，谴责美国的能源依赖习惯。2006年，这一惯例达到了极点，乔治•W•布什宣称“美国患了石油瘾”。可是，里根的继任者都没有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每位总统都暗中延续这种习惯，从本质上承认这种依赖已经成为美国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像里根一样，其继任者都不去问依赖性导致的成本有多少。
在今天，依然很少有人愿意严肃考虑美国人能否摆脱这种习惯，而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正如乔治•H•W•布什1992年宣称的那样，“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不容讨价还价的。”既然不能讨价还价，那么依赖性会滋生更强的依赖性，并表现为新的危险形式。里根的继任者日益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这种生活方式。秘而不宣的共识是：在政治家们所说的“国防”上挥霍浪费，可以维持国内挥霍浪费能源和进口产品。前所未有的军事实力能够无限推迟清算日的到来，至少希望如此。
20世纪80年代，里根在军事支出上大把花钱，创造了无数机会来检验这一论点。先是老布什，接着是比尔•克林顿，最后是小布什，都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些机会，即便是越来越难以为以“防御”为名而发动的军事行动寻找恰当的理由。
到1989年1月老布什接替里根时，萨达姆对美国的用处已经大大降低。当1990年8月萨达姆派军进入科威特，攫取其石油财富时，他已经失去了在华盛顿看来仅有的一点价值。
结果是“沙漠风暴行动”的实施。自从1898年乔治•杜威（George Dewey）准将的舰队击溃了停泊在马尼拉湾的西班牙舰队以来，美国军队还没有取得过这样的历史性胜利。它表面上战果辉煌，实际后果却具有讽刺意义。
杜威将军的大获全胜给他赢得了暂时的名声，但除了美国吞并菲律宾这个头等战略失败之外，没有其他实际成果。“沙漠风暴”指挥官H•诺曼•施瓦茨科普夫（H. Norman Schwarzkopf）将军在“战争之母（Mother of All Battles）”中声名远扬，但只不过是重复杜威的成就。他也赢得了片刻名声。然而，如果仔细分析，他的丰功伟绩远不如外界宣扬的那样光芒四射。“沙漠风暴行动”不是美国军事优势的表现形式，即告诉别人谁是老板，只是带来新的复杂情况和更多承诺。
“胜利”的一个后果是美国在波斯湾大规模、永久性驻军，把萨达姆困在“笼子”里，让地区盟国放心。在“沙漠风暴行动”之前，美国在海湾地区很少驻军，而是喜欢让军队“留在视线之内”。至少在许多穆斯林看来，“沙漠风暴行动”之后，美国成了占领军。美国在伊斯兰圣地沙特阿拉伯驻军，尤其令人感到惊愕。就像杜威准将的情况一样，施瓦茨科普夫的胜利与最初看起来非常不一样，既非胜败分明，也非代价低廉。从表面上看，美国在“沙漠风暴行动”之后的地位好像牢不可破。实际上，它非常不稳固。
1993年1月，比尔•克林顿总统继承了这一局面。值得肯定的是，克林顿是最近几位总统中唯一至少能够间或保持联邦预算平衡的总统。然而，这位美国的第42位总统热衷于全球化，加剧了美国经济的基本矛盾。克林顿时代，石油进口增长了50%还多，贸易逆差翻了近两番，联邦总债务增加了近1.5万亿美元。然而，在疯狂的互联网时代，很少有美国人理会这些事情。
在波斯湾，克林顿同时瞄准伊朗和伊拉克，采用“双重遏制”政策，维护美国的霸权。对于伊朗，遏制意味着从外交和经济上更加孤立这个伊斯兰共和国，防止其重建严重受创的军队。对于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情况大同小异，只是外加了联合国的严厉制裁和一项武装骚扰计划。
克林顿上任第一年，由于蒙受羞辱的索马里“黑鹰坠落”惨败事件，他对空中轰炸产生了惊人的胃口，同时极其讨厌派遣地面部队。没有什么地方比伊拉克更能满足克林顿的空战欲望了，他定期向伊拉克发射精确制导炸弹和巡航导弹。其实，终止“沙漠风暴行动”的停火没能叫停海湾战争。在短暂停顿之后，敌对状态又恢复了。随着时间推移，对抗更趋激烈，美国不断任意进行惩罚性空中打击。
虽然克林顿在牺牲美军士兵的生命方面小心谨慎，但在消耗武器弹药上一点也不吝惜。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海军和空军共出动数万架次，在伊拉克空域投下数千枚炸弹，发射数百枚巡航导弹。除了将伊拉克军队和政府设施炸成瓦砾之外，这样如瀑布般倾泻昂贵军火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由于美军未损失一兵一卒，美国人很少关注这些军火值多少钱、落在什么地方。毕竟，不管扔了多少炸弹，总有更多军火源源不断，供应好像永不枯竭。
不管作出多大努力，由于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希望萨达姆消失，但他还活着，于是许多身居华盛顿的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政客和专家）共同努力，形成了一股狂乱的热潮。对那些狂热的人来说，萨达姆蔑视美国使他成为一个重大威胁，只要他还活着，就是令美国无法忍受的侮辱。
1998年，反萨达姆游说团体操纵国会通过了《伊拉克解放法案》，宣称它是“美国致力于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并用民主政府取而代之的政策”。这项法案在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在众议院以360比38票获得多数票通过，授权拿出1亿美元用于实现这个目标。
10月31日，克林顿总统按时签署这项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并发表了一篇声明，支持所有伊拉克人的自由事业。“有些人认为由于伊拉克的历史、民族和派别构成，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我坚决拒绝这种观点，”这位总统说，“伊拉克人和其他人一样向往并且应该得到自由。”
所有这些不必要的空战和荒谬轻浮的立法，都是在逢场作戏。伊拉克前线的现实情况则是另外一回事儿。
联合国授权、由美国及其盟国实施的制裁措施让萨达姆日子不好过，限制了从伊拉克石油中抽取的资金，但其主要效果是让不幸的普通伊拉克人更加不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6年的一份报告估计有近50万伊拉克儿童死于制裁。在被要求作出评论时，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甚至没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相反，她回答道：“我认为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是这个代价……我们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无疑，奥尔布赖特后悔讲了那么愚蠢的话。但是，她的话抓住了美国波斯湾政策的本质，尤其是在对美国实力的信心达到极点之时。其实，美国与萨达姆建立了伙伴关系，强加给伊拉克人民巨大的苦难。可是，在克林顿时代，消费者享有低油价，大量使用便宜的亚洲进口商品，美国人民经历了长达10年的富足，其他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无关紧要。
比尔•克林顿的伊拉克政策在战略上误导世人，在道义上不可原谅，如同约翰•F•肯尼迪在20世纪60年代针对古巴的颠覆和破坏活动一样鲁莽，如同理查德•尼克松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对老挝和柬埔寨的非法轰炸一样应受谴责。可是，那些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伊拉克政策是在美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执行的。要说这项政策得到了人民热情支持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无论是轰炸、国会的姿态，还是残酷的制裁，美国人的确没有坚决反对。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此不予理会，采取了默认态度，因而也可以说是同谋。
是美国的自由，还是伊拉克的自由
比尔•克林顿的主要批评者认为伊拉克政策的主要问题是投掷的炸弹不够多。鹰派保守主义者坚持自己的数量型解决方案，想要提升暴力的等级。如果说萨达姆的存在是对美国海湾地区霸权的冒犯的话，那么清除萨达姆则是必要的矫正手段。“9•11”之前，在新里根主义共和党人中，除掉萨达姆就能万事大吉的想法几乎成了迷信。新保守主义主要人物罗伯特•卡根1998年2月在《标准周刊》上敦促进行大规模全面入侵。他承诺，推翻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就能确保“为新的后萨达姆的伊拉克开辟道路，它的意图肯定是善意的”。
军事升级可能实际上加剧了美国在波斯湾的困境，但这一点很少有人考虑。美国公民通过改变自身行为就能减轻这一困境，当前的解决办法可能在于内部而不是世界另一侧。这一点也没有人考虑。
2001年的“9•11”事件更加强化了这一倾向。对鹰派来说，“9•11”事件让他们更加认为在海湾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绝对必要。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2001年10月准确地总结了这种普遍看法：“我们有两种选择。要么我们改变生活方式，要么我们必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选择后者。”今天，这种黑白分明的看法好像有些过于简单化了，但在2002～2004年间，在国家层面上，没有一位政治家拥有足够智慧，提出相反的观点。
因为布什政府着力纠正“他们”的生活方式，于是就把美国的军队当成了实现变革的工具。布什及其主要顾问认为，通过首先使用高压政治，美国就能巩固对波斯湾的控制。这位总统的父亲1991年没做到的事情，总统认为他们现在必须做到：开进巴格达，对萨达姆政权展开“斩首行动”。主要由克林顿当政的那个10年里，他一直敷衍塞责。但现在美国要真刀真枪地干了，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是首要目标，但绝不是最终目标。
通过战争，美国试图将伊拉克转变成常务副国务卿保罗•沃尔福威茨所谓的“第一个阿拉伯民主国家”。然而，就在他们准备与萨达姆最终摊牌的时候，政府中沃尔福威茨等人的眼光已经超越了伊拉克。在他们看来，伊拉克只是一个过渡目标，是一场宏图大业中的一个小站。巴格达不是1945年的柏林，而是1939年的华沙。
这项事业的最终目标是改造从摩洛哥一直到巴基斯坦、中亚，再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部的广大伊斯兰世界。记者马克•丹纳（Mark Danner）在2002年10月9日《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写得非常到位。为应对“9•11”事件，布什政府设计的战略是“全面的、预言性的、热衷于传道的”。它的出发点是，“要想击溃恐怖恶魔”，伊斯兰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需要“改造一新”。这一战略的最终目标不亚于“改造世界”，或者至少是改造这届政府所谓的“大中东”。
这是一个真正宏大的帝国梦想，算得上是“天赋使命论”或美国的使命是“让世界对实施民主更安全”等古老主张的合格继承者。布什总统的“自由议程”更新并弘扬了这一传统。
人们可能认为实施这一梦想需要持久且大规模的全国性努力。但是“9•11”之后不久，美国人民就恢复常态，只是在总统本人敦促下才会行动。“战争需要花钱，”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后提醒同胞，“这意味着税收和债券，债券和税收。这意味着削减奢侈品和其他非必需品。”在反恐战争开始时，布什政府的看法有所不同。即使美国走上了持续数十年的全球冲突之路，这位总统依然认为减税是可行的。他没有要求美国人降低对奢侈品的胃口，反而呼吁他们继续消费，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世界贸易中心倒塌后不到两个星期，总统就催促同胞们“恢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做生意，坐飞机去浏览美国的美丽景点，去佛罗里达的迪士尼吧”。
“9•11”事件短暂地打乱了美国人的消费模式：“9•11”刚过去，人们不愿去迪士尼，航空公司正在滑向破产。这种突然的消停有可能让这个消费帝国崩溃瓦解。因此，总统紧急呼吁“带上家人，享受生活，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成了总统经常提及的话题。2006年12月，伊拉克形势看似不妙，这位战时总统还在劝告同胞不要抑制胃口，而要任意放纵。布什满意地注意到美国一年一度的假日消费热潮“起步很好”。于是，这位总统号召美国人作出更大努力：“我鼓励大家更多购物。”
以前，战争意味着需要将就度日，或者至少勒紧腰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配给制造成了一些不便，但不是真正的困难，可是后方的美国人至少每天都会提醒自己国家还在打仗。在布什总统的战争中，分配给美国人的这个角色是假装冲突根本不存在。尽管声称这是一场几代人的斗争，但这位总统从未考虑过恢复征兵制。他甚至懒得考虑扩大军队规模。这就注定了组成美国志愿兵部队（AVF）的0.5%人口要承担主要牺牲。除了几个意见不同的人，剩下的99.5%美国人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劳动分工。
可以预测的是，随着军事行动范围的扩大，尤其是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之后，军事支出也会增加。布什在任期间，五角大楼的年度预算翻了一番，2008年达到7 000亿美元。美国发动“沙漠风暴行动”时，德国、日本和对美友好的海湾国家拿出数百亿美元，支付美军行动的成本，但这一次不同，战争支出的负担全部落到了华盛顿的头上。
可能不太意外但不好预测的是，“9•11”之后，花在“权利”上的钱也在增长。在国会的教唆下，布什政府打了一场“大炮与黄油”战争，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费用大幅增长。联邦预算再次陷入赤字，未再改善。
布什总统及其下属以维护美国生活方式的名义，把美国带入一项激动人心的宏伟工程，争取全球主导权。他们坚持杰斐逊以来的传统，试图扩大美国实力，推进美国自由事业。自由表现为富足，富足需要拥有大量廉价石油。得到这些石油要求美国消除一切疑虑，确保自己能在波斯湾发号施令。它要求进行石油战争。
但是，这种生活方式至少让两代人遵循自我满足和挥霍浪费的道德准则，反而大大削减了这项无所不包的帝国事业所需的资源。在布什总统的鼓励下，美国人只关注自己的事情，不失时机地从这场战争中解脱出来。多数人成了看客，连外围参与者都算不上。布什及其政府成员不断声称美国是“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华盛顿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正在打仗，而整个国家非常安心，就像没有发生什么战争一样。
士兵们在打仗，人们却在消费。美国只拥有世界探明石油储量的不到3%，但是全世界每生产4桶石油，美国就要用掉1桶，进口石油占全美国每日需求的60%，而且还在增加。个人储蓄率一直下滑，2005年，它降至零以下，且未见改观。总体来说，美国人现在的支出多于收入。到2006年，年度贸易赤字达到惊人的8 180亿美元。第二年，公共债务总额超过了9万亿美元，或者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
许多美国人的确在尽情享受生活，至少21世纪初是这样的。2006年2月，《纽约时报杂志》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自由是买更多东西的代名词吗？”通过“9•11”前后的行动，数千万美国人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鉴于消费倾向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传动轴，布什政府非常欢迎普通公民忽视战争、返回购物中心。可是，一旦伊拉克战争显示出“震撼与威慑”的不足，就没有显而易见的方法把这个消费帝国转型为全球解放帝国了。“9•11”之后的美国，青年男女的爱国集会只不过是涓涓细流而已。没有父母愿意献出儿女为布什打仗。对于“9•11”事件带来的恐怖，多数美国人选择了一种“有限责任”版的爱国主义，即热衷于在车贴中宣扬自己的爱国心，而不愿背起行军背包。
如果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速战速决的话，也许能够暂时缓解挥霍浪费造成的危机。但是，说得委婉些，这场战争没有按照预定剧本进行。
在2003年4月28日到2006年2月22日之间，伊拉克战争出现了破绽。在这个时间段内，美国人挥霍浪费带来的外交政策负面影响变得无可争议。此前，轻率的美军士兵在费卢杰朝着示威人群开火，打死十几个伊拉克人。如果说伊拉克这场混乱有开关的话，这个事件就是。此后，恐怖分子炸毁了萨玛拉金顶清真寺，引燃了即将爆发的逊尼派、什叶派内战。在费卢杰事件之前，布什政府还能让自己相信其大战略依然可行。甚至一个月之后，傲慢的白宫官员还在自吹自擂：“人人都能去巴格达，真正的男人去德黑兰。”到萨玛拉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事态的发展未给这种幻想留一点情面。“真正的男人”只好躲藏在了巴格达壁垒森严的“绿区”里。
随着伊拉克局势的恶化，虚伪与能力之间的差距变得非常明显，让人痛心。一代人的挥霍浪费带来了战略上的破产。布什政府本指望依靠美军的高质量优势弥补数量不足。可是，敌人并不合作。
虽然美国是一个拥有3亿人口的富裕国家，但缩小手段与目的的差距依然是艰巨的任务。2005年2月，《洛杉矶时报》专栏迈克斯•布特（Max Boot）建议军队“从布达佩斯到曼谷、从开普敦到开罗、从蒙特利尔到墨西哥城广泛开设征兵站”。布特建议布什政府组建外国雇佣兵“自由军团”，这并非故意地表明了问题之深。如果五角大楼需要在开普敦和开罗的大街上搜寻兵源，局面显然已经非常可怕。
美国缺少士兵，也缺少资金。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拖延越久，成本就越为高昂。2007年，为了维持军事行动，美军驻巴格达司令部每周要花掉30亿美元。同年，伊拉克战争总成本达到5 000亿美元，有人已经估计最终账单可能至少达到2万亿美元。
虽然这些数字广为报道，但它们对华盛顿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影响，表明挥霍浪费习性已多么病入膏肓。国会对预算不平衡的反应不是开源节流，而是不断悄悄地提高债务上限，2002~2006年达到3.015万亿美元。不知道未来几代人能否搞清如何支付这些账单。
所有这些赤字使人惴惴不安地猜测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大萧条”的经济崩溃。不管这些担忧有什么必要，这里的问题不是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而是外交政策已经出现了什么情况。
2007年，美国军队和资金都已经入不敷出。根据传统的想法，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确“没有好的选择”。但是，美国人顽固地认为，解决这个国家在波斯湾的问题的办法只在波斯湾而不在国内，从而限制了可能选择的范围。如果有人建议美国少担心国外事务，多关注如何整顿好自己的家园，马上就会被民主党、共和党等政治精英们厉声指责为“孤立主义”，这是假想中美国人最有可能犯下的罪恶。然而，要开始整顿家园，就必须提供一系列全新的选择，让美国再次“在正义的指引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在和平和战争问题上作出自己的抉择”。
美国人已经习惯于认为美国是超级大国，尚未意识到他们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主导权。扩张、富足和自由三者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事实正好相反：扩张浪费了美国的财富和实力，也使自由面临风险。结果，杰斐逊、波尔克、林肯、麦金莱、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赞成的战略传统不仅变得过时，而且有害。
自罗纳德•里根时期以来，尤其是乔治•W•布什时期，美国大战略的特征是希望现实主动消失，而不是直面现实。决策者实际上已经陷入一种庞氏骗局，期望无限扩大美国的信用限额。如果美国人挥霍浪费带来的危机有增无减的话，伊拉克战争的惨败和近乎永久地占领阿富汗就是现实例证，并且预示着未来。

第二章
政治危机

1940年夏，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动员美国投入全面战争。1947年春，仅在对日作战胜利日18个月之后，哈里•S•杜鲁门启动一系列步骤，使美国重新回到战争状态。
这一系列动员举措，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动员，再是冷战动员，颠覆了美国的传统政治制度，一种新的制度取而代之。罗斯福的前任们管理的是共和国。共和国运转的核心是权力制衡，旨在限制政治权力过分集中。不仅在华盛顿内部，也在行政部门内部，杜鲁门的继任者们管理的是以权力集中为特征的政治制度。把这个结果还叫做共和国是曲解了事情的本质，如同称阿道夫•希特勒为独裁者，或者把扔到广岛的武器叫做炸弹。
在当代美国政治中，表象掩盖了现实。虽然自罗斯福执政以来宪法文本改变不大，但美国宪法的设计者们所设想的管理制度（一个权威来自人民、中央政府行使有限具体权力的联邦共和国）已经不再适用。许多人认为华盛顿内部长期处于混乱之中，厌恶这一局面的公民渴望恢复神话般的“老共和国”。然而，人们可能希望还是重归家庭农场为好，或者医生恢复出诊为好。
尼布尔称，“自由社会的民主技巧对统治者和管理者施加制约，从而防止权力变得让人心烦”。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说法给予民主一个恰当的定义，所以当今这个时代的美国民主已经发生了显著的蜕变。对统治者权力的制约已被严重侵蚀，经常出现让人心烦的结果。
1940年以来，一系列事关国家安全的紧急情况，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想象出来的，都使联邦政府以国家和地方权威为代价，承担起一大堆新的职责。与这种变化同步，并在状似永久危机的氛围中，总统职位聚敛了许多极度扩张的特权。从1960年约翰•F•肯尼迪当选开始，把持白宫的人已经成为偶像、长者的化身，同时不可避免地也成为膨胀希望的背叛者。教父、明星、泼妇、替罪羊、危机总管、总司令、议程设定者、道德哲学家、国家魅力的诠释者、崇拜对象、笑柄，不管个人品质和资历如何，总统必须集所有这些角色于一身。
不管谁入主白宫，批评者经常装模作样地谴责所谓的“帝国总统”。这只不过算是做做姿态而已。其实，对于政治圈里的人来说，服侍、接近、面陈帝国总统（或者有希望以后接替帝国总统的人）以及事后批评、品头论足是一项永恒的工作。
如果国会在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不是自愿向行政部门让渡权力的话，帝国总统就不会存在。随着最高行政长官获得主导地位，立法部门不仅失去了影响，也逐渐让自己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办公厅主任戴维•阿丁顿（David Addington）这样尖锐地评论布什政府的哲学：“我们一直推动，推动，再推动，直到一些更强的力量让我们停下。”甚至在民主党控制下，国会也没有威胁成为这支更强的力量。
今天，没人真正相信立法部门的行动是出于促进公共利益的集体决断。由于这个原因，国会偶尔会出面阻止总统滥用权力，但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多数是想赚取党派利益。
国会剩下的主要职能成了确保议员连任，一般是通过不公正地划分选区、吝啬地施舍大量政治恩惠和着力保护某些既得利益。2006年，93%的参众议员获得连任，证明了这些技巧惊人的有效性。美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一党制国家，立法部门则永远由执政党控制。
虽然很少有议员在受贿和接受回扣方面公然表现出不诚实，但是一种微妙的腐败弥漫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国会可能不是邪恶的巢穴，但它是自我陶醉的政党成员的天堂。对他们而言，自我推销和自我保护远重于严肃地处理严肃的问题。
根据国会山上热情洋溢的言辞判断，人们可能不这样认为。然而，虽然他们轮番相互指责，但两党静悄悄地合作，以维持双方都感觉极其满意的现状。确切地说，政党积极分子和各派理论家都假装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正得到严肃讨论。右翼人士指责主张增加税收扩大支出的自由派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更糟。自诩的进步论者批评保守主义者阴谋把妇女逼到墙角，终止不必要的怀孕。但是所有这些只不过是演戏而已。
要想寻找这种政治戏剧具体而恶劣的例证，人们只需看一下民主党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所作所为。2006年11月的中期选举被广泛地视为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全民公决，民主党在国会两院都占据了多数党地位。新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Harry Reid）和新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声称他们的党有权改弦更张。“美国人民在去年秋天的选举中表明，”佩洛西在2007年初宣称，“他们希望在伊拉克问题上有新的方向。”她承诺“进行严厉的问责，对军队重新进行负责任的部署”。
可是，这些承诺后来被证明都是空话。虽然里德和佩洛西不断谴责这场战争授权不当、误导民众，但与保护民主党的多数党地位相比，他们强力改变政策的承诺只能退居次要地位。在战争拨款问题上与白宫真正摊牌，很可能使多数党地位面临风险。于是，布什总统拿到了他想要的钱。美国人为民主党投票，是想让他们结束伊拉克战争，但这场战争仍在继续。2006年11月的全民公决没起到任何作用。
帝国总统崛起，国会沦落为政府的同伙，导致不断出现多个回合的较量。然而，从实际上讲，如果政府管理体制有效运转的话，这些宪政瑕疵也无大碍。也就是说，如果帝国总统主导的行政机关能有效履行《宪法》前言中规定的几项职能，也算差强人意了。
但是问题难就难在这里。现有制度，即“华盛顿”这个词汇所代表的所有机构、架构和安排的主要特征是功能紊乱。随着这个联邦城市逐渐成长为美国权力中心，它逐渐被一帮枪法不准的人所把持。不管哪个党上台，当权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结果，华盛顿设计的政策一般都是放纵、浪费、考虑不周、误导、不成功或者干脆不得要领。仅举过去几年的几个例子，如糟糕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移民政策调整，毫无意义、永无休止的“毒品战争”，以及联邦政府对卡特里娜飓风灾难拙劣的反应。
现行政府体制的问题不在于它不同于“联邦主义文件”们的初衷，也不在于它不同于小学生们学到的社会科学知识。问题在于美国所拥有的东西不起作用。那些主管联邦机关的人的十足无能令人震惊，无法接受。“华盛顿”应该代表英明的治理。相反，一个本该“建成更完善邦联、确立公正、确保国内安宁、建立共同防御、促进全民福利、确保自由普照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繁荣”的制度，却成了对其服务对象明显而现实的威胁。这就是美国今天面临的政治危机。
美国代表自由并在为自由而战吗？
在国家安全上，联邦政府的无能尤其严重。自1940年以来，正是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了终结“老共和国”的主要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其后数十年冷战逐渐形成的国家安全状态，危及了这个它本应保护的国家。它削弱而不是增强了安全。要证实这个判断，人们只需回忆一下近十年的事件，包括未能预测和阻止“9•11”事件，未能将其主谋绳之以法，未能设计现实且一致的战略应对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首要的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惊人的失败。
任何一项失败都应让人严肃质疑负责国家安全的人的无能。在五年内遭受四次失败，足以让人得出确定性判断。当然，任何人都会犯错误。没人能百战百胜。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这些熟悉的理由无济于事。有些错误，即便是诚实的错误，也是不能被原谅的。2001年以来国家安全政策出现的误判和不当已经无法辩解。
急于指责这些不良记录的批评者提出了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布什总统本人应负责任，指责他在个人宗教狂热的驱动下，个性中融合了罕见的傲慢和鲁莽。第二种解释扩大了攻击范围，包括一批下属，如副总统迪克•切尼，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总统的前“智囊”、政治战略家卡尔•罗夫（Karl Rove）。第三种解释的矛头更扩大了对象范围，包括一个新保守主义集团，对总统及其亲近人士施加了恶劣的影响。这三种观点暗示，一个不同的行政首长，加上一批不同的顾问，向不同的团体征求建议和意见，就会走上不同的道路，产生明显更好的结果，比如依靠布鲁金斯学会而不是美国企业研究所，依靠《新共和》而不是《标准周刊》。
还有第四种可能性。这种解释的基础是承认布什政府没有制造在2001年9月11日得到报应的那些问题。它只是继承了这些问题。无疑，布什的行动让局面更加糟糕。布什主要是在数十年来形成的国家安全政策框架内展开行动，可是，他对“9•11”的反应的确包含一些创新特点，最突出的是误导世人的布什主义，即预防性战争论调。
直言不讳地说，那些喜欢区别对待这个共和党总统与那个民主党总统的观察家可能会发现一些小道理，却丢掉了一些大道理。找到大道理需要了解连续性而非变化。表面上的区别并不重要，表面之下的相似性更加重要。
布什总统的批评者和渐渐缩小的支持者圈子都这样认为：这位美国的第43位总统已经与过去决裂，让美国走上了新的革命性道路。但这是胡说。真实的情况是：布什及其身边的人重申了早已存在的美国政策基本要素，首先是肯定了过去几届政府长期坚守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布什的主要成就是狂热而清晰地阐明了这种意识形态，前所未有地将其不足和刚愎自用暴露无遗。
这种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有四个核心理念。在布什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他雄辩地逐一作了表白。
第一个理念认为，历史具有明确的目的。这位总统宣称，历史“具有清晰的方向，是由自由及其创始人确立的”。历史的永恒主题是自由，人类向往自由。归根结底，历史在本质上是二元化的，是“永远错误的压迫与永远正确的自由”之间的激烈斗争。
第二个理念认为，美国一直并将继续体现自由。美国一直并将永远是自由的首要典范和倡导者。“从建国之日起，”总统说，“我们就宣告地球上所有人都有权利、尊严和无上的价值观，因为他们都承载着上帝的形象。”作为自诩的“自由土地”，美国是历史的先驱。通过修正、提炼和完善对自由的理解，美国人一直向世界展示着自由的意义。1839年，记者约翰•L•奥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把年轻的美国描写成“代表未来的伟大国家”，今天依然如此。在美国的疆域内，历史的意愿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第三个理念认为，上天号召美国确保自由最终获得胜利。布什总统认为，“这是我们立国之使命”。自由的创始人选定美国为自由的代理人。与所有大国不同，这个国家追求超越自我的利益。它的行动代表自由，是依天命行事。如这位总统所言，通过入侵伊拉克，美国肯定并振兴了这个国家“伟大的自由传统”。通过战争，“我们点燃了火焰，人们心灵的火焰。它温暖了感受到其力量的人，灼伤了阻碍其进步的人，有朝一日，这一难以抑制的火焰终将到达世界最黑暗的角落”。只有愤世嫉俗的人和倒向极端的人才会质疑这一不言而喻的真理。
最后一个理念认为，美国生活方式若要持续下去，自由必须在所有地方占据上风。只有难以抑制的自由之火的光芒照亮世界最黑暗的角落，美国自身的安全和繁荣才能得到保障。或者如总统所言，“自由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存续，越来越取决于自由在其他土地上的成功”。其实，美国的给予与美国的索取相辅相成。简言之，“美国的重要利益与我们的深刻信仰现在是合二为一的”。当然，这个主张意味着无限授权，美国可以对任何地方施加影响，因为从定义上讲，美国是代表自由而行动的。
这一思路具有丰富而古老的渊源。我们可以追溯到1630年，
约翰•温思罗普命令马萨诸塞的第一批白人殖民者建立“山巅之城”，或者1776年，汤姆•潘恩宣称美国有实力“重新建立世界”，还有罗纳德•里根努力重拾的那些国民情绪。在美国崛起为大国的过程中，这种意识形态的变体为扩张主义一再提供了动力。这种意识形态于1846年以“天定命运”的面目出现，为詹姆斯•福克巩固美国生存空间的努力披上了道德外衣。1898年，“解放”近邻古巴的强烈呼吁促使威廉•麦金莱发动了一场战争，结果美国成为纵深直指西太平洋的海上帝国。
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一意识形态才被确立为固定的政策背景。其实，它的说服力大多源于美国人纪念那场战争的方式，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件转化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从此，任何华盛顿不喜欢的反派角色都被描绘成又一个阿道夫•希特勒，任何不敢对抗敌手的行为都等同于“绥靖”，毫不亚于文明本身的生存面临危险。
这种强调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不是行动清单。它的作用是为决策者提供道德外衣，可以加在几乎每项倡议之上。于是不管是什么具体利益处于危险之中，美国都可以坚称其行动是为了推进自由和民主事业。
战后历届美国总统一般都把这种意识形态当做权威的来源。美国是世界上一支“除恶扬善”的力量，因而“有理由”拉拢外国官员、暗杀外国领导人、推翻他国政府、实施大规模军事干预。乔治•W•布什没有发明这一做法，他只是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做法。
经过不断重复，这一意识形态的元素已经固化在美国人的心里。它们是祭祀用品，不容置疑，不容监督。习惯引用这一信条的布什等政治家真的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吗？这很有可能，就像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可能真的相信他们提供“公正而适度”的世界新闻报道一样，就像麦当劳连锁店可能真的相信它做的是“带给人们微笑”的生意一样。信念总是追随自我利益。
觊觎高层职位的人也遵循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教条，希望由此表明他们值得信赖。下面是阿肯色州时任州长1991年12月提供的一个版本。他是一位自由派民主党人，他的外交政策资历几乎为零，但他的眼光已经瞄准白宫。
我出生于近半个世纪之前，当时冷战就要降临，是一个充满伟大变革、巨大机遇和未知危险的时代。这个时候，美国人只想回到家中，恢复平静的生活，我们的国家必须鼓舞斗志，开始新的战争，遏制誓言埋葬我们的、扩张主义的、兵戎相向的苏联。我们必须找到办法，重建欧洲和亚洲的经济，鼓励世界范围的独立运动，维护我国对于世界的原则，对抗自由民主面临的又一个极权主义挑战。由于美国人民的不竭勇气和巨大牺牲，我们赢得了那场冷战。
这种诠释历史的方法是不理会所有细节，不提及越南战争，不提及中央情报局的政变和暗杀企图，不提及与唯利是图的独裁者的勾结。但这一段文字极其符合克林顿的目的，将他巧妙地置于美国政治主流之中。克林顿相当准确地意识到，如果他距离主流太远，就像1972年总统竞选中候选人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做的那样，号召美国“回家”的话，他的候选人地位就完蛋了。虽然克林顿本人与冷战绝对无关，实际上他还成功逃脱了兵役，但通过不断使用“我们”这个词，他确立了自己对那场斗争的个人认同。他是与“我们”一起的人，而“我们”赢得了那场历史性竞赛，从而为自由获得了巨大胜利。
让历史快进16年，另一位鲜有外交政策资历的未来总统，毫不犹豫地从克林顿的剧本上撕下一页。“在上个世纪面临巨大危险的时刻，”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宣称，
富兰克林•罗斯福、哈里•杜鲁门和约翰•F•肯尼迪等美国领导人既成功地保护了美国人民，也为下一代扩大了机遇。而且，他们用行动和榜样确保美国能够领导并改善世界。国界内外的数十亿人追求自由，而我们代表自由并为自由而战。
罗斯福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他的“四大自由”①赋予反法西斯斗争崇高的目的。杜鲁门支持建立大胆而全新的架构，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这个架构将军事力量与马歇尔计划结合在一起，以维护世界各国的和平与福祉。
像克林顿一样，奥巴马也想把自己与“我们代表并捍卫”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像克林顿一样，在讲述罗斯福、杜鲁门及其继任者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英雄故事时，他再次证明了这些故事的基本真理和持久正确性。
然而，几乎不可避免的是，他也赞同乔治•W•布什对这些故事的解读。奥巴马接着解释说：“每个美国人的安全和幸福取决于国境之外每个人的安全和幸福。”像布什及其前任一样，奥巴马以宇宙的观点定义美国的目标。“美国的使命是，”他宣称，“在全世界拥有共同安全和共同人性的基础上行使全球领导权力。”
奥巴马之所以模仿克林顿的花言巧语，是因为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在塑造选举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作用主要是提供一种抽象而平淡但最终让人放心的现实观，即接受美国是自由的讲坛，伊拉克应当成为主权国家，上天号召美国发动全面反恐战争。其实，如同华盛顿共识的观点，与这些情绪相左都是偏离了可以接受的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尼布尔写道：“善恶之间不可能有简单的胜败。”对比尔•克林顿、巴拉克•奥巴马以及乔治•W•布什来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行动推翻了这种主张。只要美国依然忠于自己的使命，他们的过去都是可以借鉴的，善良最终将获得胜利。
这样一来，意识形态成为大幅缩小政策辩论范围的工具。不同意见很少能够渗透进华盛顿权力中心。讲原则的反对者，不管是旧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还是新平均地权者，都被排斥为小肚鸡肠（即无法理解美国政策的崇高目的）或天真幼稚（即无视美国面对的难以宽恕的邪恶），一直处在政治边缘地位。
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之所以持久，不是因为它从实证角度表达了可以论证的真理，而是因为它符合那些创造了国家安全机制的人的利益，也符合那些受益于其继续存在的人的利益。这些人最应为美国政策日益愚蠢负责。
这些男人，还有一些女人，组成了自我挑选、自我维持的秘密团体，塑造（并滥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家安全政策。在半个世纪前出版的著名著作中，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这些“权力精英”。他指出存在一个相互联系的公司、政治和军事董事会，这个论断今天依然有效，只不过我们还可以作些补充，指出内线记者和政策智囊所发挥的作用，他们是最新共识的宣传者、守护者和包装者。兰德公司、哈德逊研究所雇用的分析人员虽然算不上国家安全精英的正式成员，但是他们有利于这个秘密团体的运转。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标准周刊》撰稿的专栏，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忙着组织研究小组的研究人员，占据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的政策学者，也是如此。
说权力精英指挥着国家事务，并不是说存在一个黑暗的阴谋，这只不过说明了华盛顿运转的真正方式。尤其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决策已经变成寡头政治，而非民主决策。决策过程不是开放的，而是封闭的，毫无疑问，享有特权的内部人士比那些无知的大众说话更有分量。
米尔斯称，这些权力精英以及那些向其核心成员兜售思想的人，都具有“把国际现实界定为军事斗争的倾向”。在米尔斯写下这些话的20世纪50年代，的确是这种情况，今天更加如此。对政策精英成员来讲，不完美的安全就是不充分的安全。只要有空白，就需要填补。国防必须得到加强。但是最终，正如作家詹姆斯•蔡斯（James Chace）和凯莱布•卡尔（Caleb Carr）所言，绝对安全“不容讨论，只能夺取。夺取意味着既拥有军事实力，也有使用武力的意愿”。
与这种“军事崛起”一致，这些美国鹰派倾向于认为美国已受到严峻的威胁所困扰，甚至更大的危险已近在咫尺。他们无法容忍不确定性，高度认同坐等事情发生带来的假定风险，而低估鲁莽行动带来的真正危险。这一观点在2002年9月得到了经典表现。康多莉扎•赖斯拒绝因为缺乏有关伊拉克核计划的详细情报而推迟策划已久的入侵伊拉克行动，因为“我们不想让所谓的确凿证据后来发展成为蘑菇云”。副总统切尼的立场更加明确。一点点威胁也可以成为采取行动的充分理由。“如果有百分之一可能表明巴基斯坦科学家正在帮助‘基地’组织建造或开发核武器，”切尼曾说过，“我们就得把它当成确有其事，并作出反应。”
想象中的威胁，不管多么模糊、罕见或遥远（如伊拉克的核计划），都需要作出紧急反应，当然包括加强、重组、部署或实际使用美国的威慑力量。赖斯、切尼和布什政府的其他成员坚持认为萨达姆的存在就足以无法容忍，在此很久以前，同样的思维方式让美国决策者深信：1953年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1954年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必须下台；1961年“猪湾行动”及其私生子“猫鼬行动”都算得上好主意；20世纪60年代支撑东南亚摇摇欲坠的多米诺骨牌符合美国重要利益，值得牺牲5.8万美国人性命。20世纪80年代，同样的思维方式促使美国与萨达姆兵戎相向，总统罗纳德•里根的政府笃信伊朗的领导者拉构成了严峻威胁。
当然，治国不择敌友。现实政治不给高尚立足之地。但是，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这些权力精英表现出一种几乎病态的倾向，他们曲解现实，夸大威胁。帝国总统身边的顾问们不擅长冷静判断，只擅长狂乱的过度反应。虽然鹰派并不总能得势，比如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1954年纠正了干预法属印度支那的冲动，约翰•F•肯尼迪1962年拒绝了轰炸苏联在古巴军事设施的建议，但不管是主张直接干预、秘密行动，还是通过代理人，赞成采取行动的人总能占据上风。鹰派并不总是主张立即发动战争，但他们在马鞍上总是身体前倾，抽出马刀，时刻准备战斗。若隐若现的威胁是鹰派的咒语：“所有选择都摆在桌面上。”
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支撑着两党一致的共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赋予外交政策显著的一致性。尽管它不能阻止对具体政策或决策者的批评，但它剥夺了针对实际政策的辩论。
“不安全的国家”
在今天的政治体制中，帝国总统是最终“决定者”。可是，在形势复杂、快速变化的世界里，没有哪位总统能知道所有需要知道的事情，履行白宫日益膨胀的职责。于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会和行政部门携手建立了一台庞大、永久且不断扩大的国家安全机器。
今天，任何有关国家安全的事情都是庞杂的：工资单、预算总额、组织复杂性、对信息的需求、制作自我辩解的新闻报道的能力、掩饰狡辩的能力以及阴谋诡计。仅五角大楼就容纳了2.5万名职员，每天打20万个电话，发送100万封电子邮件，办公室空间达3 705 793平方英尺，走廊长17.5英里，有131个楼梯，4 200座钟表，691台饮水器，284间洗手间。
这些机构虽然名义上为公众服务，实际上却竭尽全力逃避公众监督，在多重保密之下行使职责。表面上，这种保密是为了不让美国的敌人得到信息。但其实际目的是控制向美国人民提供的信息，只公开某个机构或某个部门急于让世人知道的信息，扣留那些可能让政府尴尬或使其政策受到质疑的信息。1961年，社会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这样描述这个已经过度膨胀的国家安全机构的一贯做法：“单向沟通，虔诚地垄断秘密信息，多重设置秘密机构，压制公开讨论……实际上是无视公众反应，把理性的异议者当成爱国的不满者，甚至叛国者。”事态的发展一再证明了芒福德的这个观点。
“美国对雷诺兹案”（1953年）早就说明了这个体系是如何运作的。1948年10月，一架B-29“空中堡垒”轰炸机在测试电子设备时坠毁在佐治亚州的韦克罗斯附近，机上有几个人丧命。机组成员的遗孀想知道坠机原因，请求空军公开事故调查报告。但空军官员拒绝了这一要求，声称“在不损害国家安全”的规定下，他们不能照办。遗孀们提起诉讼，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于空军的裁决。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Fred Vinson）声称，“在国防备战期间”，法院不应指示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公开或拒绝公开什么信息。鉴于保密的极端重要性，文森写道，法院只能采信官员们的话，“坚持在法院核查证据，即使仅由法官本人执行”，也会带来过大风险。
半个世纪后，五角大楼最终将事故报告解密，里面根本没有什么敏感信息；相反，它表明飞机坠毁是因为维护不善和飞行员的失误。空军以国家安全名义掩盖了普通的机构失职。
这种行为绝非空军独有，也非冷战初期独有。对于构成国家安全机器的主要机构，包括国务院、各兵种、各种情报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参联会”）、国防部长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来说，这已经成为标准办事程序。指责这些机构的所有官员有意欺骗或戏弄美国人民，的确有失偏颇。可是，如果说急于保护机构利益、保护机构声誉重于所有其他考虑，为不公正、非职业、不道德、与国家福祉相悖的行为提供了基础，这没有什么错。
“9•11”之后的这段时间出现了过多的例证，例如伊拉克战争初期被伊拉克部队抓获的一等兵杰西卡•林奇（Jessica Lynch）的传奇故事。虽然林奇本人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值得尊敬，但五角大楼用欺骗性的英雄故事美化她所遭受的折磨，把之后营救她的行动改编成鼓舞人心的英勇故事，其中多数情节是想象出来的。接下来是陆军突击队员、前美国橄榄球队队员帕特•蒂尔曼（Pat Tillman）的故事。在蒂尔曼命丧阿富汗之后，他的各级上司把所发生的事情杜撰成了一部小说：曾经发生激烈的交战，蒂尔曼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他最终倒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他的指挥官匆忙追授他“银质英勇勋章”。结果这场公关战役取得胜利。可是，真相不久就大白于天下：事实是蒂尔曼死于战友的误射。
这些编造的战地故事在政策上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对于一个旨在照顾士兵及其家人的机构，煞费心机地利用杰西卡•林奇、在蒂尔曼死因上误导其父母绝对不值得称赞。而且，不管我们把林奇和蒂尔曼的插曲归结为误判、傲慢或者就是愚蠢，他们都不是孤立的典型。“9•11”以来，国家安全官员串通一气，编造了其他一些假情报行动，以获取远大得多的政策影响。这包括鼓吹并不存在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性，淡化推翻萨达姆之后巴格达的无政府状态和叛乱行动的范围，把系统性虐待阿布格莱布伊拉克战俘的责任强加给一批低层的美军士兵，瞒报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行动中造成的平民伤亡数字等。
不管这场灾难有多么巨大，那些高级官员为了免于责任，竟会基于模糊的假设而采取行动。单说在伊拉克的情况吧。由于无能和腐败，为了找到进攻的理由，他们使用不准确的情报，进行草率的占领，又用窃取来的数十亿美元进行“重建”。2007年5月，陆军中校保罗•英林（Paul Yingling）在《武装力量杂志》（Armed Forces Journal）上对“9•11”之后美国的军事领导力发表了尖锐的批评。他写道：“一个丢掉步枪的士兵遭遇的后果远比输掉战争的将军更为严重。”英林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的控诉延及高级文官。五角大楼一名文员如果将保密文件归错了档，甚至比国防部长因渎职而牺牲千万人的生命要承受更严厉的处罚。
失败不会导致道歉、悔罪，甚至不会有人承担责任。相反，它创造了让人进一步敷衍塞责的机会，简单地说，即撰写自我辩解的回忆录的机会。“你看，不是所有事情都很顺利，”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对伊拉克出现的问题不屑一顾地解释道，“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有些事情进展顺利，有些事情不太顺利。还有，你知道吗？我们还有机会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等我有机会写书的时候，我也会有机会反思这个问题。”
要么承认这个让人不悦的事实，要么设法掩盖、扭曲、否认这个事实，面对这种选择，主管国家安全机构的人总是选择后者。
正如宪政缺陷催生了帝国总统一样，如果这些涉及国家安全的中坚机构有些说得过去的成就，人们也许会忽略这些错误。正好相反，在这些机构存在期间，它们干的坏事远远多于好事。
要证明这个指控，我们可以拿美国总统作为主要证人。没有人比国家安全机器的服务对象更能适应这一缺陷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过去几十年中，历届总统逐渐不把国家安全机构当成帮手，而是当成决策中的障碍。刚上任的总统经常对这些机构提出的建议心怀疑虑，担心它们充满私心。没有被华盛顿行为方式同化的总统马上就会发现，这些名义上听从行政首长指挥的机构是在追求它们自己的利益，将部门目标置于坐镇白宫者的目标之上。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依靠下属工作的人，他是最后一位与国家安全官僚机构密切合作的总统。他在任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召集会议366次，通常由他本人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产生了无数备忘录、研究成果和正式命令，都是各个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细心协调沟通的结果。虽然艾森豪威尔的决策方式高度机制化，有一些纪律严明的意味，但最重要的机构避开了它的控制。各兵种积极设法破坏或扭曲艾森豪威尔的政策，以谋求狭隘的部门利益。中央情报局更像是一个享有主权的国中之国。
1961年1月，约翰•F•肯尼迪一进入白宫，就放弃了其前任细心慎重的做法，因为这不符合肯尼迪的性情，也不符合他的政府希望树立的形象。“新边疆开拓者们”培养出了注重简便、灵活和敏捷的风格。肯尼迪及其侧近人士认为，如果不受制于官僚程序，少数几个像他们一样真正聪明的人能够更快地作出更好的决定。他们认为自己不仅聪明，而且富有创造力，对国家安全机构宣誓效忠的传统和规则毫无耐心。
如果说肯尼迪脑海里还残存着这些机构仍然有用的想法，那也没有持续到“猪湾惨败”之后。肯尼迪成为总统后，计划运用中央情报局训练和装备的古巴流亡者推翻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且进展顺利。肯尼迪只需发出发动入侵的信号。然而，这位新总统有些犹豫，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莱姆尼策（Lyman Lemnitzer）将军评估这一计划的可行性。参谋长们赞成这一行动，肯尼迪便发出了命令。于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发生了。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参谋长们之所以支持这次行动，不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马到成功，而是因为他们希望借中央情报局的失败为常规入侵铺路，这是他们更喜欢的消除卡斯特罗的方式。参谋长们知道肯尼迪无意下令直接入侵，他已经这么说过多次，但他们期望依靠一场总统亲自参与的中央情报局灾难来迫使其下手。他们不是直接向总统提供专业建议，而是在与总统兜圈子。
在国家安全机构的历史上，“猪湾事件”是一个转折点。愤怒的肯尼迪确信自己被耍弄和背叛了，并从这次经历中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猪湾事件”让他认为，中央情报局所谓悄悄、经济地处理困难问题的名声被极度夸大了。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这一愚蠢入侵计划本来就不可能掀起一场成功的反革命运动。它所依靠的情报往好里说是有所欠缺，往坏里说就是蓄意编造的。入侵古巴的流亡力量是一群粗心大意的乌合之众，缺乏人员、训练、纪律、有力领导和充分的空中与后勤支持。从策划到实施，整个行动都很外行、草率。所有这些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也非常明显，虽然，中央情报局已把这一事件的内部调查报告列为机密，公众无从知道。
第二，“猪湾事件”让肯尼迪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不管获得了多少绶带和奖章，要么愚蠢，要么不值得信任。“那些吃着水果沙拉的家伙的就知道坐在那里点头，说这个计划会成功。”他埋怨道。不管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太愚钝还是太聪明，肯尼迪已经得出结论，让他们在政策制定中拥有更多发言权是一个错误。虽然还需要咨询高级军事领导人，但他再也不会听从他们的集体判断了。
“猪湾事件”让肯尼迪蒙羞，给他上了一课，引起了三种反应。这里非常值得回忆一下，因为为了弥补国家安全机构的不足，他采取的方式与其继任者非常相似。
第一，为了防止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造成更大损害，肯尼迪果断地更换了两个机构的领导人。他清理掉莱姆尼策，换上退役将军马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y）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认为，任何一位主席都必须义不容辞地“信守当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泰勒就是这样一位信徒，一个彻头彻尾的肯尼迪支持者。这位总统用约翰•麦科恩（John McCone）替换了长期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更有甚者，肯尼迪在幕后指挥其弟弟、时任司法部长罗伯特全权负责中央情报局最敏感、最重要的任务：加倍努力除掉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司法部长对秘密行动、阴谋破坏和暗杀几乎一窍不通，但这无所谓，他对总统的忠诚毫无问题，这是他负责“猫鼬行动”所需的唯一资格。
失去对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信任之后，肯尼迪转向别处寻求建议，因而实际上创建了另外一个看似更为强大的权力中心。这是“猪湾事件”引起的第二个反应。从此，当总统征求建议时，他日益倚重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这里的主要想法是邦迪（哈佛大学某学院前院长）及其副手W•W•罗斯托（W. W. Rostow，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史教授）、麦克纳马拉（福特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及其国防部长办公室拥有博士头衔的“神童们”，都会向总统提供比杜勒斯、莱姆尼策等阴谋家们更为及时、简练和令人信服的建议。但是越南战争表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肯尼迪对“猪湾事件”的第三个反应是绕开国家安全机构，临时设立没有正式或固定职能，但可以随时创建或废除的特别机构。最能表明这一手段效力的经典案例是“执行委员会”（Ex Comm），它是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临时设立的政策咨询机构。在这著名的13天里，总统没有召集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会议，只是敷衍似地约见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一次，而且礼貌地驳回了他们好战的建议。
危机一过，“执行委员会”立即解散。但是，依靠这种不受宪法法律约束、进行秘密协商的机构的想法依然具有持久的吸引力。“执行委员会”从未正式重新设立，但它在许多外表掩盖下重新出现过多次。肯尼迪的继任者总是与一小批亲手挑选、只为总统负责的顾问碰头，考虑攻击哪座城市，侵略哪个国家，颠覆哪个政府。理查德•尼克松依靠的是由两个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即他本人与亨利•基辛格。在一些严肃问题上，如与北越谈判或与中国建立关系，与国务院或国防部协商是两人都不屑一顾的事情。可是，最能体现肯尼迪式简约风格的事例出现在乔治•W•布什时期。入侵伊拉克的决定好像出自一个虚拟的“执行委员会”，它在现实世界中从未存在过，但形成了某种共识，为行动提供了基础。总统从未实际发布过这样的正式决定，但他的亲近下属依然前行，仿佛他发布过命令似的。
同时，如“猪湾事件”插曲显示的那样，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明显失败引来潮水般的提议，试图“治理”这些机构。其实，试图纠正这些国家安全机构缺陷的改革者们，在肯尼迪上台之前就开始为之努力了，在其去世后还继续努力了很长时间。为了找到良好的管理模式，让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有效运转，无数研究小组、高级委员会和国会调查小组相继成立。1947年创立国家安全机构的法案一签署为法律，有关机构改革调整的提议就开始出现，之后一直是耐寒的多年生植物。例如，“9•11”之后此类改革的主张推动成立了一个蓝带委员会（Blue Ribbon Commission），发表了又一个似是而非的报告，促使国会创立了国家情报总监一职，并新设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为总统提供帮助。这给早已错综复杂的美国情报系统又增添了一层官僚机构。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永无休止的运动伴随着总是无法预测的结果，掩盖了国家安全机制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自从肯尼迪以来，历任总统本人及其主要下属早已认为这些机构已经不可挽回地破产了。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评估意见适用于整个国家安全官僚机构：它的建议“总的来说离题万里，正常情况下没有人看，几乎总是无人理会”。
对占据权力内圈的人来说，国家安全机构是一个需要绕过的障碍，不是一项可以利用的资产。从国防部长或国家安全顾问的角度看，职业军官、职业外交官或情报分析人员不是合作伙伴，而是竞争对手。这些职业人员不是有利于行使行政职权，而是使之复杂化或加以阻挠，从而追求他们各自机构的利益。可是，因为这些国家安全机构是行政权力的基础，帝国总统是最不愿意公开承认国家安全机构内在缺陷的人。结果，美国人民一直被蒙在鼓里，认为不管犯了什么错误，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等依然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不可缺少的机构。
就这样，这个国家安全机制延续了下来。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它的活动改善了美国人民的安全，而是因为只要它存在，就永远有理由维系带来地位、影响和大量财富的政治安排。这些机构表现不佳本来可以让人合理地质疑：没有它，美国会不会变得更好？相反，失败却会带来越多调整和改革，以及几乎总是更大程度的机构扩张。国家安全机构把局面弄得越糟，它就会越枝繁叶茂。与此同时，总统们绞尽脑汁地寻找绕开、回避或封闭这些机构的方法。
乔治•W•布什政府上台时，已经视这个国家安全机制为敌人了。“9•11”事件前一天，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把国防部职员集中到五角大楼礼堂，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今天的主题，”这位国防部长开始说道，
是对美利坚合众国安全构成威胁而且是严重威胁的敌手。这个敌手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堡垒。它通过发布五年计划，实施管理。从它的首都，它企图对不同时区、大洲和海洋的人们发号施令。它凭着令人难以忍受的一致性，窒息了自由思想，压制了新鲜观点。它破坏了美国的国防，将我国公民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这个敌手听起来像是前苏联，但是它已经消失了。我们今天的对手更加狡猾，更加充满敌意。你可能认为我说的是世界上最后一批年老体衰的独裁者。但是，他们的日子也不长了，他们的力量和规模与这个敌手无法相比。
这个敌手近在眼前。它，就是五角大楼的官僚机构。
拉姆斯菲尔德沉迷于对付这个内部敌人，对真正的敌人却视而不见。就在他说这话的时候，距离敌人对他的总部发动直接袭击已经不到24小时了。
2001年9月11日之后，这届政府依旧视官僚机构为敌人。从表面上看，这个国家安全机制没能预见或阻止“9•11”袭击，必须再一次进行大的改组。主要结果是将多个负责国内安全的机构（如海岸警卫队、特勤局、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和其他负责移民、海关、运输安全、边境巡逻的机构）整合起来，组建又一个部级部门；将多个负责情报搜集和分析的机构集中起来，并进一步扩展其行动。其实，这次改革给已经头重脚轻的行政部门再增加两个新的官僚机构：国土安全部和美国情报系统。
同时，像肯尼迪及其继任者一样，布什总统也努力不让国家安全机构挡住前进的道路。他使用了看来行之有效的方法：把国家安全机器中有潜在麻烦的部件边缘化；不管资历如何，将亲信安排到高级职位上；在方便和必须的时候干脆绕开这些机构。
甚至在“9•11”之前，布什政府就已经开始设法将参谋长联席会议边缘化，不断地将唯命是从的人派到参联会主席办公室。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改革派就想解决这些困扰参联会的问题，做法是赋予参联会主席更大权力，削减各军种参谋长的权力。20世纪90年代初，科林•鲍威尔将军主掌参联会，比尔•克林顿总统这时深有体会：一个有头脑、有魅力、有个性的参联会主席会让总司令的日子不好过。1993年初，鲍威尔利用“军队中的同性恋”争论体面地将了新总统一军，建立了克林顿时期的军民关系模式。同年晚些时候，18名美国士兵在摩加迪沙的混战中被击毙，鲍威尔及其同僚巧妙地将责任推到文职官员身上。
鲍威尔1993年退役后，克林顿选择了一位不像鲍威尔那样敢于阻碍总统行动自由的人取而代之。乔治•W•布什总统（或者代表他做事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延续了这一做法。实际上，拉姆斯菲尔德有过之而无不及。克林顿1993年在参联会手里失去的尊严在10年之后才得以弥补。哪位高级军官敢表达对入侵伊拉克的怀疑，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副手保罗•沃尔福威茨就会把他揪出来不断羞辱。2003年2月，陆军参谋长埃里克•新关（Eric Shinseki）将军在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作证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占领伊拉克会带来巨大挑战，将需要几十万兵力。这与布什政府模糊但乐观的预测相左。新关的坦率立即招致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副手的指责。非常恼火的沃尔福威茨对媒体表示，这位将军的评估“非常离谱”。新关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很快被迫退役。
新关的命运给其同行上了一课。在拉姆斯菲尔德领导的五角大楼，将军们不敢提问；他们不表达独立的观点，对国会也是如此；他们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对此，没有人比汤米•弗兰克斯（Tommy Franks）将军更能心领神会。他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策划并实施了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在取悦拉姆斯菲尔德方面，弗兰克斯简直是迫不及待。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布什总统问他本人对此有什么看法，这位将军回答道：“先生，我们部长现在怎么想、过去怎么想、将来怎么想，我就怎么想。”
美国走上全球反恐道路之时，高级官员本身对军民之间的互不信任气氛负有很大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拉姆斯菲尔德的严厉是文官对军方两面三刀、阴谋诡计的报复。军方的劣迹可以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固执任性的各军种参谋长们逼得第一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James Forrestal）精神崩溃，最后自杀。如果说参谋长们罪有应得，但整个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拉姆斯菲尔德等文职官员不再相信高级军队领导人能够提供不受无关想法影响的专业军事建议。于是，汤米•弗兰克斯成为布什政府俯首帖耳的干将，这个国家毅然走向身陷伊拉克的困境。
中央情报局也是同样的情况。虽然乔治•特内特（George Tenet）不是布什总统任命的，是克林顿时期的二手货，但布什留用了他，甚至在中央情报局有关“9•11”的重大情报失误之后依然如此。原因好像很明白：总统可以依靠乐于奉承的特内特告诉他想听到的东西。的确，特内特让总统非常放心地认为，证明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成为“大力灌篮”，为布什总统因其他原因而对伊拉克发动的预防性战争提供基本理由。国务院的分析人员可能对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入侵伊拉克的智慧）心存疑虑，但只要特内特在那儿亦步亦趋，他们的观点一点用也没有。
尽管唯命是从的特内特担任中情局局长，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还是担心中情局会阻碍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的计划。2002年9月，他在自己麾下设立了“特别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lans，简称OPS），负责独立评估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及其与“基地”组织的关系。这一倡议的灵感不言自明：拉姆斯菲尔德害怕特内特领导下的中情局分析人员不愿使用既定的脚本。国防部长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副总统办公室的高级官员，都认为中情局的人不可信。
创建特别计划办公室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批评者指责国防部长重用鹰派新保守主义者，他们渴望战争，如有必要还会编造假账。可是，假定有关各方都是出于好意，这仍然是一个让人忧心的插曲：实际上，国防部长办公室是在指责国家最高情报机构在重大安全问题上编造事实。虽然媒体把这个问题描述为华盛顿运行方式的例证，即部门间斗争的平常例子，但实际上它说明存在更大问题：主要的国家安全机构实际上不遵循共同的国家利益定义。
在实际运行中的问题是：如果奥萨马•本•拉登发动袭击时没有中央情报局和参联会，如果国会1947年没有创建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美国的情况会比现在差吗？也就是说，如果布什总统只能依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机构，一个大小适中的主管外交的国务院和两个主管军事事务的小型内阁机构，他会把伊拉克搞得更糟吗？更直白地说，国家安全机构历经60多年的演变，它到底增加了什么价值？如果答案是“没有”，也就是说，如果投资回报基本上为负数的话，那么也许现在应该考虑废除这个显然没用的机构了。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
由于国家安全机构的明显缺陷，帝国总统们转向别处寻求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建议。中央情报局或参谋长联席会议总是告诉总统想听到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努力或许依然具有一些边际效用。不过，在紧急征求意见时，总统日益依靠较小的亲信圈子，而不是散漫、吵闹的官僚机构。对总统的个人忠诚，而非机构内的官阶，成为影响力的最终决定因素。
在这个国家安全危机永久化的时代，严肃问题总是在私下、幕后处理。这才是真正运作当代政治的地方。实质性的行动只涉及少数几个玩家，多数不是选举出来的官员，他们的决议多数是在秘密帷幕之后作出的。
从一开始，这种做法就蕴涵着两种理念。第一种理念认为，通过咨询一批亲手挑选的“智囊”，总统有可能作出更好的决定。虽然“决定者”最终拍板，但作出决定的实际过程是集体进行的，总统听取老练、机智、世故的顾问们的意见，顾问们依靠拥有专业知识的官员。
第二个理念认为，这些顾问必须只为最高行政长官服务，不为他人效力。只有保证咨询意见不公之于众，“智囊”才会坦率、诚实地讲话。这是寻求“行政特权”的基础。
其实，一般来说，“智囊”认为公众甚至国会干涉政策制定即便不是危险的，显然也是无益的。他们认为，国家安全非常复杂，超出普通公民的知识范围，因为他们也会受短期的、情绪化的考虑影响，无法形成冷静的、长期的观点。普通大众反复无常，把握不了这些事务。他们不识大局，察觉不到微妙变化，缺乏果敢决断。寻求真正战略途径的总统只能依靠老练的内部人士，他们充满理性，不带偏见，信息灵通，人脉广泛，掌握标准的政治词汇，了解世界实际运转的方式。
总的来说，国家安全精英极其鄙视公众，虽然他们对此一般都秘而不宣。对媒体讲话时，他们尊重所有熟悉的政治习惯，经常充满敬意地提及美国人民的“意愿”。
可是，这个面具经常滑落，公然暴露出这些内部人士毫不关心无知大众的想法。“如果你真的有民主，做人民想做的事情，”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曾经顺口说道，“你每次都会犯错。”艾奇逊的话表达了他的个人观点，也准确总结了国家安全精英的基本看法：民意不可信；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民众的角色是提不同意见。高级官员如何让民众顺从？迪安•艾奇逊解释道：依靠宣传。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向民众解释政策时，“要说服民众，限制条件必须让位于简洁，准确和细节必须让位于直白甚至蛮横”。他的意思是不能事无巨细地讲述真相，而是传递“比真相还清晰”的观点。
总统依赖“智囊”绝不是最近才有的现象。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时期，他雇用爱德华•M•豪斯当他的亲信、密友和外交纠纷调解专家。这一传统的高潮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批优秀公民（从华尔街）轮转到华盛顿，占据了罗斯福政府的高级职位。这批人包括艾奇逊、W•埃夫里尔•哈里曼、罗伯特•洛维特、约翰•J•麦克洛伊、罗伯特•帕特森和亨利•L•史汀生。这是东部权势集团的化身，其成员功成名就、腰缠万贯、自信满满，许多人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都认为，在国家危急时刻到政府任职是职责所系。他们乐于使用权力，他们洋溢着自信，他们有共同的世界观和对美国在世界上合理地位的看法。
把这一传统浪漫化是错误的。回头看来，这一传统狭隘、顽固、恃才傲物。虽然其成员表现出令人钦佩的贵族责任感，但他们大多对社会公正和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在种族和宗教问题上，他们表现出符合他们阶级和时代的偏见。可是，他们的爱国情操不容置疑。史汀生传统的拥趸把自己看做国家的公仆。虽然他们具有保守主义倾向，但他们的努力超越了党派考虑。他们的目标是保护美国，不是迎合美国生活方式中的社会或经济安排。在20世纪40年代，保卫国家意味着增强国家实力，使美国跻身世界大国前列。在很大程度上，史汀生及其同人成功地实现了这个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敲响了这一传统的丧钟。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找到它开始衰落的日期。1945年9月21日，刚过78岁的国务卿史汀生终于离开了华盛顿，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继续待在华盛顿，成为一个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人物。
虽然今天人们已经淡忘，但当时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这很能说明问题。史汀生出自长老会教徒世家，是耶鲁大学菲利浦学院、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华尔街成功律师的典型。他结婚很早并一直忠诚于妻子。他积累了优秀的公职记录：1918年在法国服役，担任过菲律宾总督，当过4年国务卿，两次主掌战争部。对史汀生的崇拜者来说，他代表着“信任、真理、公正、美德、依法办事、责任感，是一个光芒四射的榜样”。
福里斯特尔是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徒，贫苦移民的儿子。他虽然上过普林斯顿大学，但中途辍学。投身华尔街后，他加入了迪伦–里德投资公司，展现出赚钱的天赋。随着职位不断上升，他于1938年成为这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1940年，他去了华盛顿，接连担任多个高级职务。福里斯特尔的个人生活一路蹒跚：妻子是一个荡妇和酒鬼，他本人则是十足的酒徒、粗心大意的父亲、不加节制的色鬼。他野心勃勃，反复无常，心神不定，狂妄好斗，暴躁异常。福里斯特尔陷入极度孤独之中，醉心于政府工作，徒劳地逃避从孩提时就萦绕在心头的恶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史汀生是“旧华盛顿”的门面。他一直在华盛顿工作，目睹了所有事情。即使如此，他不喜欢过度反应，不惊慌失措。他表现稳重、谨慎和镇定。
福里斯特尔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情，既高度警觉，又急于行动。他是一个伪现实主义者，声称应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却极度误判美国面临的形势。福里斯特尔认为坐等事件发生就是自找不可接受的风险。危险就在前面，需要作出紧急反应。即便最轻微的延误也会招致世界末日般的溃败。这简直就是迪克•切尼“百分之一学说”的前身。当然，正是这种精神促使福里斯特尔从1945年开始动员华盛顿对抗所谓的“红色法西斯”威胁，声称致力于“在全世界实践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斯大林政权要发动“世界革命”。
福里斯特尔不是一个满脑子都是智慧的人。他缺乏定力和判断力。他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病态、内心痛苦的人。但他给美国政策留下了持久印迹，对之后各代“智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口口声声崇拜史汀生，却以福里斯特尔为榜样，草木皆兵，帽子掉了也要拉响警报。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福里斯特尔的后继者挤进了总统顾问的内圈，紧张地担心着最坏情况，敦促立即采取行动主动防范灾难。伊拉克战争的倡导者也算是他的嫡系传人。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担心忧心忡忡的美国有朝一日会成为“军营国家”。他的告别演说最为鲜明地表达了这种关切。虽然艾森豪威尔的警告实在太中肯了，包括强调“警惕而智慧的公民”有必要提防“军工集团”滥用权力，但他最担心的事情毕竟没有发生。美国今天不是一个军营国家。可是，毫无疑问，美国政治精英遵循的是军营心态，念念不忘安全问题，把军事力量看做解决国际问题的最佳手段。詹姆斯•福里斯特尔就是这种军国主义思维的教父。
如果他有嫡系继承人的话，那这个人就是保罗•尼采（Paul Nitze），一个夸大威胁的大师，一个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战后“智囊”。如同福里斯特尔，尼采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迪伦–里德公司工作，赚了大钱。1940年，他追随福里斯特尔去了华盛顿，并一直待在那里，成为国家安全机构的固定成员。在接下来的40年里，不管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外围，尼采都是一个国家安全政治的重要玩家。可是他最为持久的贡献是在早期作出的，标志着詹姆斯•福里斯特尔的对抗传统取代了亨利•史汀生更为温和的传统。当时，尼采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即国安会68号文件，简称NSC 68）的主要起草者。这份报告是1950年初为杜鲁门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视国安会68号文件为战后美国治国方略的基础文件。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的确如此，甚至更甚。国安会68号文件让我们感觉到战后遵从“智囊”的传统已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了。
两个事件促使杜鲁门1950年1月命令国务院和国防部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紧急（当然也是秘密）评估。虽然这两个事件不算小事，但尼采的主要贡献是把它们吹得无限大，把它们当成彻底调整美国政策的基础。在这件事情上，他最终取得了胜利。
第一件事是苏联于1949年8月试爆了一枚核弹。苏联的试验没有动摇美国的整体核优势，也不意味着克里姆林宫拥有了一件可运载的武器。它的直接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突然失去绝对核垄断地位让美国人大吃一惊，掀起了美国集体潜意识深处早已存在的恐惧，即纽约和旧金山有朝一日会遭受广岛和长崎的命运。
第二件事是1949年10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与苏联的核威胁相比，这件事并不出乎意料。美国官员早就预料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会最终输给共产党人。可是，即便这个结果是可以预测的，也不值得美国欢迎。从华盛顿的角度看，北京变红是西方的重大挫折。即便如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没有威胁美国的能力。在北京，共产党掌握了执政权力，但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使中国成为强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年后，美国处于其实力和影响力的巅峰。但是，国安会68号文件称，美国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不仅这个共和国而且文明本身的毁灭”突然成为一种现实可能。其实，美国的制度“面临历史前所未有的更大威胁”。至少尼采1950年春是这样描述美国面临的形势的。
这种世界末日意识表达了尼采对苏联及其意图的认识。“在一种新的狂热信仰推动下” ，克里姆林宫正在寻求“将其绝对权力强加给世界其他地方”。苏联以“压倒性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渗透和威胁”，试图“将自由世界置于其统治之下”。国安会68号文件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苏联的计划是“完全颠覆和强行摧毁非苏维埃国家的政府机器和社会结构，以服从和受制于克里姆林宫的机关和结构取而代之”。“持久的危机、冲突和扩张”是苏联政策的本质。所有这些都与美国的善意姿态形成鲜明对比。美国政策从本质上体现出“世界观的宽容性，出发点的慷慨性和建设性，国际关系上不具贪婪性”。
这场竞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由对抗“卑鄙奴隶制度”的继续。国安会68号文件赞成“自由观念是历史上最具感染力的观念”，并进而解释说，苏联认为自由是“永恒且持久的威胁”。为了消除这种威胁，苏联领导人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针对自由制度的进攻。国安会68号文件敲响了警钟，称“苏联实际拥有的军队远远超过保卫国家领土的需要”。根据尼采的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际上已被严重损伤、尚未进入恢复阶段的）苏联已经拥有明显的力量优势。而且，它正在日益“扩大其战争准备与自由世界疏于战备的差距”。
要应对这一史无前例的威胁，尼采预言只有三种选择：孤立主义；预防性战争（即对无法进行报复的国家首先进行核打击）；“更快提高”美国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国安会68号文件拒绝第一种选择，认为那等于投降。它对第二种选择不屑一顾，认为那样“不得人心”，而且“在道义上具有腐蚀性”。这样只剩下第三种选择。尼采建议大幅度提高国防支出，重点放在加快氢弹的开发上；增加安全援助，训练和装备友好国家的军队；努力改善内部安全，提高情报搜集能力；加大隐蔽行动力度，“煽动和支持苏联集团内部的动乱和起义”。国家安全应成为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所以国安会68号文件呼吁抑制国内支出。它也主张增加税收，获得资助改善军备所需的资源。实际上，“尼采主义”为美国政策永久军国主义化开出了一剂药方。
然而，增加军事支出不一定意味着普通美国人要勒紧裤腰带。国安会68号文件提供了一种前景，认为“这一计划的经济效应是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增加额会超过用于更多军事和外援目的的数额”。换言之，美国既能买得起大炮，也买得起黄油，而且其实，生产更多枪炮可能会带来更多黄油。
对尼采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卖点。高水平的军事支出不仅不与国家长期经济繁荣相背，而且会为持久繁荣奠定基础。这种观点显然是想说服政府官员，尤其是杜鲁门本人，因为他担心把大量资金投向国防会造成负面的国内影响。这就是“尼采主义”持久吸引力的一个来源：改善军备不仅带来更大安全，也会带来更大的物质富足。
可是，直到命运以朝鲜战争的形式出面干预，杜鲁门才被说服。对于一个四面楚歌的总统来说，朝鲜半岛上爆发战争是又一个不受欢迎的意外事件。但对尼采来说，好运来的正是时候。朝鲜战争的爆发看起来印证了国安会68号文件中的分析：在克里姆林宫的指挥下，国际共产主义显然正在全速前进。在近期美国历史上，这不是“智囊”们最后一次冲动地赋予一般意义的事件极大重要性，另一次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结果是清除了对尼采处方的剩余疑虑，国安会68号文件成了教条。国防支出在规模上增加了两倍，所增加的支出没有用于对朝作战，而是资助了尼采提议的改善军备计划。美国政策的军国主义化就这样在热切期待中拉开了序幕。
如果这份文件仅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它不会在这里引起我们的注意。国安会68号文件的意义不止于此。虽然今天多数美国人不熟悉这份文件的内容，但尼采的这部“杰作”对当代美国政策的意义，不啻于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或“门罗主义”对19世纪美国政策的意义。它提供了一把钥匙，可以解释之后几十年的大多数事件。
即便今天，对迈克斯•布特、托马斯•唐纳利（Thomas Donnelly）、弗雷德里克•卡根（Frederick Kagan）等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国安会68号文件仍具有护身符般的意义，是“一贯性大战略”的样板。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卡根称，尼采的著作提供了“美国作为全球大国必须遵循的安全政策观”。但是，一些人看做是一贯性的东西，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则是贴着妄想狂花边的极度焦虑、妄自尊大的错觉和对真相的漠然不顾。今天读国安会68号文件，就如同走进了憎恨、惧怕和恐慌的温室，正是这种情绪组合促成了伊拉克战争，与现实相去万里。国安会68号文件就是一场散布恐惧的演习，是从尼采时代至今所有“智囊”的惯用伎俩。
这个模式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尼采式的人物占据华盛顿内部人士位置，发出危险警告，大声疾呼立即采取行动。就像起草国安会68号文件一样，之后的事情有时是在幕后导演的，是完全华盛顿风格的情景剧。启动国会调查，成立各种委员会，智库发表厚厚的报告，增强了这种紧张感。故意向媒体透露消息，让人感觉事情可能比看起来还要糟糕。危险总在浮现。（“要一直提升这种威胁，”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9•11”后这样敦促其下属，“让美国人民认识到他们被世界上的暴力极端者包围了。”）美国总是落在后面，而应对措施总是发展急需的新能力或采取更为激进的步骤，当然还要给五角大楼、情报机构及其他国家安全机构更多资金。
自从形成以来，“尼采主义”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精英们不断追寻的典范。1950年尼采开创的方法甚至在今天仍有其价值。他展示了妖魔化美国敌人的好处，从而把微小关切变为严重威胁，把严重威胁变为特大威胁。他创造了巧妙设计“选择”的技巧，推导出预先设定的结论，因而让分析人员成为事实上的决策者。他表明，用“和平”和“自由”等委婉语替代扩张主义，美国人的理想就能很容易用来掩盖美国的野心。然而最重要的是，尼采表明用散布恐慌来驱动决策程序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消除障碍、打开荷包方面，“尼采主义”创造了奇迹。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尼采的亲自领导下，出现了让人惊慌失措的“轰炸机差距”报告，称苏联已经在战略轰炸机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之后不久，“导弹差距”的传言又登上报纸头版头条，称苏联人在远程导弹方面把美国远远甩在了后面。无处不在的尼采又成为《盖斯纳报告》（Gaither Report）的主要，大力鼓吹这种关切。
20世纪50年代末，内部人士极度担心苏联的战略优势太大，已经破坏了“微妙的恐怖平衡”。美国威慑敌人的能力正在下降，可能很快消失。20世纪70年代末，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乔治•H•W•布什召集了一批“智囊”调研这一关切，尼采是其中主要人物。这个所谓的“B队”得出结论，事态比设想的更为糟糕：美国已经大大落后，苏联首先发动核打击已经成为现实可能。苏联的威胁还未消失，1998年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对美国弹道导弹威胁评估委员会”又警告称，美国低估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等国导弹计划带来的威胁。
从国安会68号文件虚无缥缈地描述苏联能力和意图开始，所有这些警告证明都是不准确的。在每个案例中，“尼采主义”的支持者都扭曲事实，夸大危险。艾森豪威尔时期的轰炸机和导弹差距是想象力过分活跃而虚构出来的。虽然苏联核武库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所增加，但它远远没有掌握先发制人的能力。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的结论也证明这些纯属虚构。但在每种情况下，就像国安会68号文件一样，这些“智囊”们的叫嚣都取得了预期效果。
就像国安会68号文件一样，这些看似严格的分析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小团体思维，导出事先设定的结论，反映有关人员的偏见、政策议程和职业利益。乔治•W•布什的下属没有发明这种为某项政策而篡改事实的想法。他们只是把这种过去60年在国家安全政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厚颜无耻的技巧提到了新的高度。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位代表者是保罗•沃尔福威茨。正如尼采是福里斯特尔的继承人一样，沃尔福威茨也可被视为尼采的后继者。20世纪70年代，沃尔福威茨崭露头角，成为“B队”的初级成员，为尼采效力。20世纪90年代，他作为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再次浮出水面。在此期间，他在国务院、国防部担任各种职务，在职务阶梯上稳步上升。虽然沃尔福威茨不被公众所知，但在内部人士中间，他已经获得后起之秀的美名——有头脑、有想象力，对刚刚浮现的新威胁极其敏感，对美国既有智慧带来的限制无法容忍。
对沃尔福威茨来说，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是一种宗教替代品。他是虔诚的信徒，对历史的目标和美国在实现这个目标中的天定角色毫无怀疑。沃尔福威茨认为美国实力充足且能自我补给，于是一直急切地想让这种实力发挥作用。冷战结束使这种激进倾向更加明显。沃尔福威茨也认为，这场胜利把美国抬升至绝对优势位置。“伴随巨大的影响事态的能力，”他写道，“需要厘清如何最好地运用这种能力塑造未来。”此外，根据他的判断，无所作为的风险虽然难以衡量，但有可能超过采取行动的风险。
在沃尔福威茨塑造未来的手段中，军事力量被赋予核心作用。在老布什总统领导的国防部工作时，他就曾经名噪一时，在一份文件中主张永恒且无疑的全球军事领先地位应成为冷战后政策的基石。多数民主党批评者指责这一主张是军国主义化的“美国治下的和平”蓝图。然而，当民主党人1993年入主白宫的时候，他们也开始着手培育一个大胆使用军事力量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比尔•克林顿向索马里、海地和巴尔干半岛派出军队，轰炸塞尔维亚、苏丹、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时沃尔福威茨抱怨的不是美国政策过于鲁莽，而是依然胆小怯懦。他指责“克林顿政府见风使舵而不是直取命脉”。这种见风使舵“会使将来的问题不断累积”。沃尔福威茨对堆积问题不感兴趣，他想消除问题。
2001年9月11日发生袭击事件时，沃尔福威茨又出现在政府内，这次他是乔治•W•布什麾下国防部的二把手。对沃尔福威茨来说，近3 000名美国人被杀害是一场可怕的悲剧，也提供了众多机遇。这是一劳永逸终结见风使舵倾向的机会。就像尼采利用苏联原子弹、中国革命和后来的朝鲜战争为重建美国军事力量辩护一样，沃尔福威茨现在利用“基地”组织的袭击为释放美国军事力量而奔走呼号。他认为，直取敌人命脉的时刻显然已经到来。
伊拉克提供了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所谓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迫使布什政府采取行动。萨达姆的这些武器有可能落入恐怖分子之手，沃尔福威茨后来评论道，“这是大家都认同的事情”。伊拉克人民在萨达姆铁蹄之下所遭受的苦难，又赋予了这场冲突一个适当的道义借口，让布什政府把一场可以选择的战争标榜为解放战争。
沃尔福威茨期望这样一场战争具有变革性质。废黜萨达姆将成为“21世纪西方自我定位的历史时刻”，当然，这种定位的核心是“自由和民主等价值观”。推翻萨达姆可能会在伊斯兰世界掀起政治变革浪潮。沃尔福威茨本人希望依靠“解放世界上这个最重要阿拉伯国家的天才人民”，“为美国人、阿拉伯人和其他善良的人民”创造一个和平与和谐生活的机会。他感觉“很难相信”会有什么其他结果。
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对沃尔福威茨来说，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使用武力的新规范。从名义上讲，这场行动的目标是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推翻残暴的独裁者，排尽恐怖主义“沼泽”的水源。但更为根本的目标是解除对美国使用武装力量的所有限制。
于是，“9•11”之后，沃尔福威茨开始大胆闯入尼采本人原先不敢涉足的范围，鼓吹“预先自我防御”政策，即预防性战争。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袭击后不到48小时，他已经直截了当地宣称，作为对“9•11”事件的反应，美国不愿把行动局限在与恐怖阴谋直接相关的人身上。将奥萨马•本•拉登及其同伙绳之以法是远远不够的。相反，美国计划对所有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发动“一场广泛而持久的战役”。目标不仅限于未来的恐怖分子本身。美国执行“终结所有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的政策，清除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和“安全港”。在国安会68号文件中，尼采至少还装模作样地提供了几种选择以供考虑。而对“9•11”之后的沃尔福威茨来说，选择只有一种：永无休止的全球战争。
“9•11”之后数小时内，沃尔福威茨已经要求采取军事行动来清除萨达姆了。结果，批评者后来给他贴上了误入歧途的伊拉克战争主要设计师的标签。更严重的指控是，他应为预防性战争概念合法化负主要责任。历史将记住沃尔福威茨，他是杜撰“布什主义”的知识分子型斯文加利①。在国安会68号文件中，尼采斥责预防性战争为“令人讨厌的”。沃尔福威茨现在则称其为可以允许、必需的，甚至是有吸引力的。
对1940年前的多数美国人而言，寻求全球永久军事优势好像含糊其辞，格格不入。这种前景可能让普鲁士人激动不已，却不可能让皮奥利亚人②有所触动。1950年后，如果有人认为美国不愿意成为军事领先国家，那简直无法容忍。这是尼采取得的赫赫成果。
2001年前，尽管尼采竭尽全力鼓吹军营心态，但多数美国人依然声称武力是最后的手段。政治家们依然认为战争应当避免。至于预防性战争，它仍然是不妥当的行为。“9•11”后，预防性战争被推崇为美国政策的核心准则。各派政治家都声称支持“全球战争”，即使冲突会持续数十年甚至数代人，他们的热情也不会消减。其实，对美国来说，战争已经成为一种永恒状态。至少在华盛顿，这一显著进展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去探讨这场无限期战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影响。全球战争之外或许还有替代方案，但这种可能性无人理会。这是沃尔福威茨取得的成果，并随着入侵伊拉克而达到顶峰。
尼布尔曾经写道：“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的虚假安全是权力的安全。”战后时期的“智囊”们，从福里斯特尔到尼采再到沃尔福威茨，都从不动摇地忠诚于这种金玉其外的安全观。
 伟大的帝国梦与永无休止的战争
“布什主义”是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实施以来最重大的国家安全倡议。其意义远远超过与之齐名的“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尼克松主义”、“卡特主义”和“里根主义”。
毋庸讳言，在构建这个学说时，布什政府没有征求国会的同意。它甚至也没有征求美国人民的意见。由沃尔福威茨领导的一批“智囊”看到有机会对国家安全政策进行革命性改造，并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机会，向总统推销自己的观点，然后以法令的形式付诸实施。
“布什主义”为入侵伊拉克提供了基本依据。布什政府的沃尔福威茨等人深信能速战速决，取得决定性胜利。作为战争目标，伊拉克的吸引力不在于它的强大可怕，海湾战争和10年的制裁已经使萨达姆的军队虚弱无力，而且他基本上没有了空军。伊拉克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看起来弱不禁风。入侵伊拉克肯定非常容易，理应如“闲庭信步”一般。沃尔福威茨等人期望利用这场胜利来巩固“布什主义”，展现其效力，并为未来更多实践铺平道路。简言之，有了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任何对使用美国军事力量（以及行使帝国总统特权）的限制都会烟消云散。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9•11”事件所启动的这些计划的范围。这些计划一开始就在伊拉克遇上了问题，但这不应让美国忽视一个事实，即清除萨达姆从来不是最终的较量。入侵伊拉克只是一个惊人阴谋的组成部分。“9•11”后给布什提供建议的“智囊”们希望先拿一个弱小对手开刀，以一场轻松的胜利为未来更大的胜利搭建舞台。
早在1997年，沃尔福威茨就认为，清除掉萨达姆“将为美国政策开辟新的选择”。新的选择指的是创造施展美国力量的新机遇，从而根据美国的利益塑造未来。“现在看来非常困难或不可能的行动，”沃尔福威茨轻松地预测道，“在走出最初几步后将变得更为可行”。这就是“布什主义”的基本目的：它赋予布什政府一个自行生效的授权，让它在未来采取任何需要的步骤。
虽然未来的步骤还在公众视线之外，但肯定是宏伟的步骤。“我们现在是帝国了，我们行动的时候，就会创造出自己想要的现实，”布什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曾经对记者罗恩•萨斯金德（Ron Suskind）说，“我们是创造历史的演员……你们，所有人，都只能研究我们做的事情。”“布什主义”为创造那种现实提供了主要工具。依靠军事力量，白宫将行动起来。其他所有人，包括官僚机构、国会、美国人民和整个世界，都只能在一旁观看。
当然结果证明，完成最初几步的难度已经远远超出沃尔福威尔茨的预期。我们习惯于尊重那些秉承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的“智囊”，但今天的伊拉克却成了这种尊重的终极表现。“布什主义”第一次应用就翻了船。
从这场灾难中吸取教训的努力只关注那些操作性问题。有人告诉我们，美国需要更准确的情报。军队必须提高反叛乱能力，更好地策划“下一场战争”的“第四阶段”，即占领和重建战败国所需的一整套行动。士兵需要更好的装备，既能防止简易爆炸装置（IED）的袭击，又能区分叛乱分子和无辜平民，准确消灭前者而保全后者。
然而，对战术和行动的关注转移了人们对政治领域更重要缺陷的思考。在这方面，如果放在1945年以来国家安全政策的更大背景下，伊拉克战争应当给予美国以下教训。
第一，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是美国例外论最为有害的表现形式，为制定合理政策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当实力处于上升状态时，美国可以装模作样地解释历史的目的或上帝的意愿。今天，美国已经不能继续放纵这种自负了。
尼布尔曾经写道：“整个历史的戏剧是在一个很大的意义框架内上演的，人类无法理解和控制。”接受这一格言中的真理应该是被选举或任命担当高级职位的前提。如果决策者依然故我、狂妄自大，他们将会招来更大灾难，让伊拉克遭遇相形见绌。
第二，美国人再也负担不起一个不起作用的政府。绵延数代人的准危机状态制造了近乎灾难的后果，扭曲了美国的宪法。在这个关头，认为白宫换一张新面孔、把国会控制权从一党交给另一党、再次努力治理国家安全机构就能改变局面，等于忘记了美国数十年的经历。
如果总统聚敛过多权力，如果国会软弱无能，如果国家安全机构无可挽回地破产了，那么美国人民只能责怪自己。他们让民主任人劫持。而劫持者不会主动归还他们抢劫的东西。
被人劫持的一个后果是培养出新一批政治精英，他们有既得利益，愿意延长这场危机、扩大自己权力的源泉。这些人在寻求和平、推进自由事业的幌子下设计政策，倡导战争，制造混乱。
继续听从这些精英的意见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伊拉克战争应该让人明白的第三个教训。今天“智囊”们提供的建议正是智慧的反面。其实，按照“9•11”以来贯穿美国政策的鲁莽误判来说，如果依靠随意挑选出来的公民的意见，而不是咨询练达世故的内部人士，总统们能得到更好的服务。毕竟，到头来要由普通公民的子子孙孙来打“智囊”们策划的种种战争。
“智囊”们可能表面上或看起来心肠不坏，指责他们无中生有显然不太公平。但从福里斯特尔时代、尼采时代直到现在，他们不断误判和夸大存在的威胁，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毫无疑问，今天的“智囊”视自己为忠诚的爱国者。毫无疑问，他们甚至初衷良好。但这是不够的。保罗•沃尔福威茨自己写道：“如果美国总统的一项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仅凭本意的纯洁或正直，是不能为这项政策开脱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那些为总统提供建议并造成可怕后果的人。他们辜负了人们的信任。

第三章
军事危机

“战争是最伟大的审计员。”历史学家科雷利•巴内特（Corelli Barnett）曾经如此评论。“9•11”以来，美国经历了这样的审计，并被证明不合格。这一不利的判断完全适用于美国军队。
英勇不是衡量军队强大与否的标准，坚忍、耐力和技术水平也不是标准。强大的军队是能够完成预定任务的军队。自从乔治•W•布什发起全球反恐战争以来，美国军队从未达到这个标准。
2001年9月11日之后，布什设计了一项大胆的进攻战略，发誓“直击敌人，打乱其计划，把严重威胁消灭在其浮现之前”。军方提供了展开这一攻势的主要手段，美国军队很快陷入多线作战。
其中两条战线最受重视，即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条战线的任务是进行摧毁性打击，迅速取得具有重大政治、经济意义的决定性胜利。在每条战线上，尽管美国军队展现了英勇、坚忍、耐力和技术水平，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兵力还是捉襟见肘。问题不在于努力的程度，而在于取得的结果。
在阿富汗，美国军队没有剿灭“基地”组织的领导层。虽然推翻了曾经统治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的塔利班组织，但没有清除塔利班运动，它没过多久就卷土重来。本想打一场短暂的战役，但阿富汗战争却成为一场漫长的战事，近7年过后，依然看不到尽头。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美国的对手正在不断强大。战争的结局依然令人难测。
在伊拉克，事态的发展非常相似，轻易的成功被后来的不利掩盖了光芒。美国的入侵开始于2003年3月19日。6个星期后，白宫高举旗帜欢呼“任务完成”，布什总统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战斗行动已经结束”。但事实证明这一说法不可信。
攻陷巴格达之后不久，富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戴维•弗拉姆（David Frum）和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宣称，“伊拉克自由行动”是“美国能够迅速赢得全面胜利的生动而具有说服力的证明”。统率军队入侵伊拉克的汤米•弗兰克斯将军谦虚地把自己一手缔造的成果说成“其杰出性在战争记录中无与伦比”。回头看来，众多此类判断只能被认为滑稽可笑。一场本应在2003年4月9日巴格达奥费多斯广场结束的战争只不过刚刚开始。战斗绵延了数年，美国付出了惨重代价。伊拉克战争成了越南战争的翻版，所幸的是规模稍小一些。
人们的设想原本不是这样。就在几年前，观察家们一直宣称美国拥有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军事实力。这是美国强大的外衣。军队看似不可战胜。例如，著名军事评论家迈克斯•布特在2002年写道，美国军力卓越的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的霸权国家，如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随着美国“在战争的方方面面”拥有了“无可匹敌的力量”，他写道，盟国已经成为累赘，“我们不太需要别人的帮助”。
布特把这个说法戏称为“大总管学说”（Doctrine of the Big Enchilada）。没出一年，美国军队占领了巴格达。他又进一步声称：美国军队甚至远远胜过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布特洋洋洒洒地写道，美军在击溃萨达姆时展现的技巧，足以让“欧文•隆美尔和海因茨•古德里安等久负盛名的将军相形见绌”。
所有这些都被证明是夸夸其谈。如果全球反恐战争得到了一个不容否认的结论，那就是对美国军事能力的估计都是赤的夸大其词。布什政府对美国军事效力的错误自信是一种让国家付出惨重代价的战略误判。甚至在秘密行动、精确武器、即时通信时代，武装力量也不是灵丹妙药。即使在所谓的单极时代，美国的军事力量也被证明相当有限。
为什么美国人如此夸大军事力量的效用呢？答案在于三大错觉的交互作用。
第一个错觉是：美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彻底改造了武装冲突。结果是让武力更精确、更有识别力而且可能更人道。五角大楼设计了全新的“美国战争方式”，赋予军队前所未有的军事能力。2003年4月巴格达陷落之后不久，布什总统兴奋地宣称：“我们应用了新的技术力量……用速度和难以置信的精确性打击敌军。通过创造性战略与先进技术的结合，我们正在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定义战争。在这个战争新时代，我们可以瞄准政权，而不是国家。”
区别对待政权和国家至关重要。通过使用这些新军事技巧，美国能够清除任性的外国领导人及其亲信，而不必伤害这个领导人统治下的广大人民。导弹可以击穿总统官邸的房顶，而不必摧毁整个首都，使武力具有了此前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政治效用，减轻了从古到今对使用武力的道德限制。武力曾经是大棒，现在却成了手术刀。总统讲这番话的时候，这种认识在许多军官和国家安全专家中已经司空见惯。
这就是一个必胜公式。对军事威力的信心反映并强化了冷战后对美国价值观普世性的信心。结合在一起，它们就成了看似不可阻挡的组合拳。
伴随这种组合而来的是更大的野心。20世纪90年代，国防部的目标发生了变化。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而非单纯的国家安全，成为其明确职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这一全新的“美国战争方式”作了最为全面的阐述。他说，运用武装力量实现所谓的“全方位优势”，即发挥两种“手段”（技术创新和信息优势）的潜力，在各种形式的战争中占据明显领先地位。
全方位优势与军事相关，如同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名的“历史的终结”论断与意识形态相关一样，两者都声称揭示了终极真理。福山称，民主资本主义是政治经济演变的最终阶段。而全方位优势的支持者们说，这一概念是现代战争演变的最终阶段。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最初几天和最初几周好像都证明了这些断言。
第二个错觉是：对于如何使用现在占据优势地位的军队，美国文职和军队官员都接受一套共同的原则。坚持这些原则，就能防止越战灾难再次降临在美国头上。如果政治家们像20世纪60年代的林登•约翰逊总统、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那样临阵退却，那些正确认识并吸取了现代战争教训的将军们可以挺身而出，制止他们的退却。
这些原则在“温伯格–鲍威尔学说”（Weinberger-Powell Doctrine）中得到了最为权威的表述，这一学说阐明了决定使用武力的时间和方式的标准。里根时期的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在1984年首次明确表述了这些原则。20世纪90年代初，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对此进行了扩展。然而，这一学说的真正是越战后军官团的成员。“温伯格–鲍威尔学说”阐明了军方自己从那场战争中得到的教训。这些原则也表明了高层官员防止越战再现的决心。
温伯格和鲍威尔声称，今后，只有在重要利益真正面临威胁时，美国才会投入战斗。这样做是为了追求具体而现实的目标。美国将动用必要的政治、道义和物质资源，实现速战速决。美国军队将迅速结束冲突，然后马上离开，绝不恋战。“温伯格–鲍威尔学说”的精神实质是不能随意放纵，目的是遏止好战文官的鲁莽轻率倾向。
第三个错觉是：军队和美国社会已经成功弥合了越战年代造成的分裂与分歧。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和解已经形成。“沙漠风暴行动”之后，“美国人民再次爱上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至少，这场战争的伟大英雄之一科林•鲍威尔将军是这么认为的。出于这种拥戴，一种新的军民契约已经达成，其基础就是相信在某种胁迫之下，美国人会最终“支持军队”。这个国家再也不会抛弃它的士兵了。
美国志愿兵部队（AVF，名字虽然有些误导人民，但它依然是职业军事建制）是这一新契约的首要表现。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已经开始庆祝AVF成为联邦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际功能与公开宣传的一样。AVF意味着美国致力于维持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而AVF就是“美国之队”。冷战后，AVF维持着美国强权下的全球和平，而没有干扰美国平民对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人们怎么能不喜欢它呢？
“9•11”以来的事件揭穿了这三个错觉的真实面目。在实践检验中，这一全新的“美国战争方式”只是发了一下光，但还不是黄金。即使不是公开欺诈，兜售“全方位优势”的将军们也是明目张胆地玩忽职守。按照过去20年的记录来评判，美国军队只是在敌人成人之美般作战时才会取得决定性胜利，而萨达姆的死亡急剧降低了这种可能性，未来再也找不到这样善解人意的对手了。说到留下的后患，从索马里到巴尔干，从中亚到波斯湾，比比皆是。
说到“温伯格–鲍威尔学说”，文官遵守上述条款的意愿也被证明是暂时性的。众所周知，1993年，面对鲍威尔时，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极想知道，“如果我们不使用军队，您一直谈论的卓越军队有什么用呢？”奥尔布赖特沉迷于让美国士兵消除世界顽疾，并且她的想法很快占了上风。左倾空想家与好战政客专家组成的奇怪联盟成功撕碎了对使用武力的限制。“人道主义干预”大行其道，风行一时。20世纪90年代，不管将军们发挥了什么约束力，其影响也没有挺过那10年。曾经看似不可磨灭的越战教训被遗忘得一干二净。
同时，人民与军队的和解也只不过是一种虚构的怪物。筹码投下之后，“支持军队”引诱来的只是姿态和作秀，而没有有约束力的承诺。“9•11”事件没有使人们急着应征入伍，穿上军装，人们反而更喜欢让别人家的孩子去追捕恐怖分子，推广民主，确保获得世界上的能源储备。在这场表面上具有震撼意义的全球战争中，美国人却更喜欢家乡的体育英雄，而不是保卫美利坚帝国遥远势力范围的士兵们。汤姆•布雷迪（Tom Brady）在全国橄榄球联赛中打四分卫挣了数百万，作产品广告又挣了数百万。帕特•蒂尔曼退出职业橄榄球比赛，当了一名陆军突击队员，牺牲在阿富汗。然而，在这两个人中，布雷迪更体现了当代人对“爱国者”这个词的认识和理解。
可是，这三种错觉挥之不去，助长了对美国军事威力华而不实的期望。罗纳德•里根以来的每届总统都为这些期望推波助澜，都利用总司令一职扩展椭圆形办公室的帝王特权，也都依靠军事力量来掩盖或治理这个国家挥霍浪费习惯所造成的问题。
“9•11”之后，这些幼稚的期望达到了极致，认为由意志坚定的最高行政长官支配的武装力量无所不能。在未能预见和防止对美国本土的破坏性袭击之后，布什总统继续以全球反恐战争为借口，推进宏伟的新军事企图，争取无限的行政权力，而这些都是在确保美国人民“安全”的伪装下进行的。这位总统否认“9•11”事件与美国以往政策有任何联系，他的全球反恐战争宣言把公众反思这些政策的任何企图都扼杀在了萌芽之中。实际上，布什是想利用战争集更大权力于一身，并转移公众注意力，让人们不去关注美国以往行为造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后果。
只要美国军队还享有战无不胜的美名，就依然有可能伪称宪政秩序和美国生活方式健康无虞。为了根除恐怖主义，发动无限期的全球反恐战争似乎依然有些道理。毕竟，有什么人或什么事情能阻止不可阻挡的美国大兵呢？但是，一旦这项美名被人质疑，其他问题便会暴露无遗。这就是伊拉克战争陷入困境后美国的情形。困扰政治制度的痼疾，包括极不负责任的国会、支离破碎的国家安全机制以及不称职的帝国总司令，都不可能不被人注意了。美国生活方式中的自我破坏元素同样如此，尤其是美国越来越迷恋于外国石油，因而在全球范围内备受迁就，也备受指责。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发动长达数十年（如果不是数代人的话）战争的思维变得极其荒谬。
明眼人都看得出，过去7年的事态彻底推翻了“大总管学说”。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等雄心勃勃的记者可能依然认为，随着21世纪的来临，五角大楼“已经占据了整个地球，其军队准备瞬间涌入最偏僻的地区”，整个地球已经成为“美国军队的战场”。但是，任何拥有普通智商的下士都比他们清楚真相，都不会接受这些哗众取宠的空话。阿富汗战争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伊拉克战争也已进入第五个年头，类似迈克尔•巴龙（Michael Barone）的评论家可能还会信心满满地说“对美国军队来说，没有什么任务不能完成”。但是，巴龙不会被召回交战地带，接受第二次或第三次战场洗礼。
布什总统号召美国士兵去做的事情，与他们能够做到的事情之间有巨大差距，这就是今天困扰美国的军事危机。对于一个习惯于视军事力量为王牌的国家来说，这个差距的含义是不可小视的。
吸取的偏偏都是些错误的教训
要全面认识这场军事危机，需要了解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的教训是什么。这两场战争，还有“9•11”事件本身，将成为乔治•W•布什遗产的核心内容。这些教训应当构成美国新的、更为现实的军事政策的基础。
在某些方面，思考这些教训的努力正在进行。这些反思来自布什政策的左右翼批评者，也来自具有改革意识的军官。宽泛地说，这一努力迄今已经产生了三个明显的结论。无论单个来看，还是整体而言，它们都颠覆了作为布什总统全球反恐战争基础的冷战后军事错觉。为了替换这些公认的错觉，他们提出了新的学说，但同样是误入歧途。到现在为止，从美国“9•11”之后军事经验中吸取的教训都是错误的。
第一个教训是：武装力量，尤其是陆军，必须认识到伊拉克和阿富汗带来的挑战不仅决定了军队的现在，也塑造了军队的未来，即某些狂热者津津乐道的“下一场战争”。发现叛乱分子、国家建设、培训和指导“驻在国”军队、人口安全与控制、赢取人心，这些都将是工作重点，在未来数十年，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将让美国军队忙乱不已。
短暂干预并取得决定性胜利不再适用，长时间驻军将成为常态。像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一样的大规模常规冲突的可能性被降到最低。未来将充满小规模战争，极可能是频繁、漫长和持久性的。
虽然先进技术在这些冲突中仍占据重要位置，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只要可能，战士们将依靠“非动态”方式，像外交官、调停人、救援工一样履行职能。毫无疑问，美国士兵仍会进行战斗，但借助社会学最新研究成果，他们也将展现出文化敏感性，更不用说掌握当地语言和风俗了。正如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2007年10月所言，“恢复公共服务，重建基础设施，促进善治”现在已经成为士兵的分内职责，“所有这些非传统能力已经进入军事思想、策划和战略的主流，而且也必须如此”。
这一前景意味着要精确地解读具有政治目的的军事行动。硬力量和软力量将实现融合。战场上的士兵既充当警察，也是社会工。这一前景也意味着放弃那些催生“转型”、“震慑与威吓”和“网络战”等豪言壮语的乌托邦幻想，因为它们将战争与政治割裂开来。
当地条件决定使用的战术，意味着五角大楼设计适用于冲突各个方面的单一技术模板不再有效。说到低烈度战争，武装部队将采取不同于南北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做法，但更像美国1898年在菲律宾、20世纪20年代在中美洲的军事经历。军官们不再从格兰特、乔治•巴顿、诺曼•施瓦茨科普夫指挥的战役中寻求灵感，转而研究战后英国和法国在巴勒斯坦、马来亚、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等地的军事介入行动。
总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浴血奋战的军官们看到了未来，看到了更多像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样的地方。尽管“全方位优势”的设计者们为了维持军事优势，希望高科技打击力量具有前所未有的致命性、广泛性、精确性和灵活性，但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退役的老兵们更清楚军队需要什么。他们依然致力于占据全球领先地位，但同时认为这种追求不仅需要先进武器，也必须能够让军队在地面活动，留守下去。反过来，这意味着必须有充沛的兵源和后方足够的耐心。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9•11”之后的战争留给人们一个截然不同的教训。与越战时期的抱怨相似，这种观点认为，美国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策的缺陷与美军在战场上的实际表现无关，却与华盛顿那些愚蠢文官多管闲事有很大关系。简言之，问题不在于军队本身，也不在于指挥官，而在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常务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和副国防部长道格拉斯•费斯（Douglas Feith）之流，是他们不让军队履行职责。
约翰•巴提斯特（John Batiste）少将的指控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约翰•巴提斯特曾在拉姆斯菲尔德时期的五角大楼工作，后来愤然退役，成为这位国防部长最不客气的军事批评家。“拉姆斯菲尔德可怕的战略决定导致了美国军人毫无必要的阵亡。”巴提斯特在2006年9月声称。这位退役将军认为，拉姆斯菲尔德个人“应对美国及其盟国按照错误计划投入战争负责”。不过这只是开头。拉姆斯菲尔德还
违反战争基本规律，拒绝进行缜密的军事计划，无视萨达姆•侯赛因倒台后缔造和平所需的艰苦努力，为阿布格莱布监狱等暴行创造了条件，进一步激起了武装叛乱，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解散了伊拉克安全部队建制，（而且）用过度限制性的“清除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策束缚了指挥官们的手脚。
这个问题也不仅限于拉姆斯菲尔德本人，还包括他的主要副手们。巴提斯特称，拉姆斯菲尔德身边是一些“与他志同道合、对他百依百顺的下属，他们没有把握住战争原则的重要性、伊拉克的复杂性和战争的人道层面”。这个局面的后果大体上等于谋杀。“军队与敌人直接交锋时”，拉姆斯菲尔德“却束缚了指挥官们的手脚”。
这就是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得到的第二个主要教训，这个教训迎合了巴提斯特等牢骚满腹的军官们，迎合了急于让布什政府承担任何过错的民主党人，也迎合了曾经傲慢地倡导战争、现在却急于摆脱责任的新保守主义者。文官傲慢和误判的补救方法非常明显：它需要把文官与军官之间的平衡转向有利于将军们，解除对高级指挥官手脚的束缚。
从这个角度看，由伊拉克和阿富汗得到的最重要教训，是必须授予职业军事人员更大的权力。2007年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接手伊拉克的时候，正是事先观察这个教训如何破产的良好时机。这时候，从布什总统到国会的普通职员，都在屏息静气地等待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制定出对伊拉克的基本政策。
还有第三个角度，即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归罪于士兵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多多。根据这种观点，AVF本身就是个问题。军事历史学家阿德里安•刘易斯（Adrian Lewis）评论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原子弹发明之后，美国战争行为最重要的转型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文化、社会和政治上的，即将美国人民剥离到战争行为之外。”直到“9•11”之后，当布什政府在多条战线发起战争之后，这一转型的意义才彻底显现出来。
依靠志愿职业军人实际上给军队总体规模设置了上限。自愿入伍的新兵数量必定有限。漫长的战争降低而非提高了志愿当兵的集体意向。如果可以选择，多数年轻的美国人会选择其他机会，而不是应征入伍。总统向有色人种发出的号召不管多么热诚，公关活动不管设计得多么巧妙，薪水奖金不管多么慷慨，要扭转这种不愿当兵的倾向都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由正规兵员构成的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是人民的军队，人民对如何使用军队没有多大发言权。实际上，职业军队已经成为总统帝王般权力的延伸。部队何时在何地打仗，都由总司令决定。
最后，依靠职业士兵抽走了公民义务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使广大公民不再负有献身国防的义务。越战之后取消征兵制对消除那场冲突导致的分裂毫无帮助，相反，它使军队与社会的隔阂合理化了。就像修剪草坪、擦洗餐桌一样，为维系美国生活方式而打仗牺牲成了美国人花钱让别人代劳的事情。
于是，伊拉克战争的第三个教训主要是有必要修补军队与社会的关系。一个途径是彻底废止AVF。相对于依靠职业军人，或许恢复公民士兵传统才有意义。
恢复这一空洞传统的建议肯定让人想起重新建立某种形式的征兵制。为了替代以个人选择原则为基础的制度，那些对AVF不满的人倡导一种建立在强制服役基础上的制度。
这种制度的好处并非微不足道。在一定意义上，伊拉克和阿富汗暴露了依赖小规模职业军队所带来的行动、政治和道义问题，而征兵制好像提供了一种缓解这些问题的方法。
对那些担心现有军队战线太长的人来说，征兵制提供了一种扩张机制。军队规模可以增加两倍，基本上恢复了冷战时期的建制，限制地面战的人员短缺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像参议员麦凯恩和许多新保守主义者设想的那样，对伊拉克的军事介入维持10年或20年，甚至一个世纪，就成了可行的建议。
战争设计者再也不需要拆东墙补西墙，为支持A战事（伊拉克）而牺牲B战事（阿富汗）了。五角大楼已不再是只派遣区区3 000士兵增援伊拉克或再派几千人赴阿富汗，而是只要需要，就可以增派几十万士兵，于是“增兵”这个概念就有了全新意义。“伊拉克自由行动”的问题是“战地士兵”太少、无法完成占领和重建吗？重新设立征兵制，这个问题就消失了。创建大规模军队甚至可以让美国复活“温伯格–鲍威尔学说”，再次强调“压倒性力量”。
尽管伊拉克战争显然不受欢迎，但仍缺乏有政治意义的反战运动。对那些为此感到困扰的人来说，征兵制的吸引力各有不同。一些政治活跃分子期望伊拉克战争时代的征兵制能够起到越南战争时期征兵制的作用：掀起大规模抗议、改变政治动力，并最终阻止任何缺乏广泛民意支持的冲突。非志愿服役将使孩子们离开购物中心，走上街头。这将推动符合服役资格的孩子的父母把政治看做并非施舍权利的机制。这样一来，国会议员为了保住席位，会重新确定自己在战时的责任，不再仅是为白宫提出的支出提案盖橡皮图章。通过这种方式，征兵制能够复兴美国民主，恢复相互制衡的政府体制，限制占据行政部门的好战分子。
对那些有道义考虑的人来说，征兵制能够确保战时牺牲人员的平等分配。农村人口、有色人种、新移民和工人阶层不再是军人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了征兵制，政治精英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将再次分担应该分担的责任。享受美国生活方式的人都要献身国防，协助驻守更多遥远的帝国边疆。也许某一天，《标准周刊》、《国家评论》和《新共和》的编辑部员工也有机会服役，毕竟这些杂志总是为军事干预辩护，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前途。
改造军队，打“小规模战争”，授予将军更大权力，再次建立士兵与公民的联系，这些想法在表面上都具有一定吸引力。但是，经过更细致的分析后发现，每个想法都有巨大缺陷。它们都是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吸取的错误教训。
帝国的“小规模战争”
首先，“小规模战争”的显著特点不在于范围和持续时间，而在于战争目的。大国发动“小规模战争”不是为了自我防御，而是为了控制外国人民。给一项行动冠以“伊拉克自由”或“持久自由”的名字，不会改变这个现实。历史上，“小规模战争”就是帝国战争。美国现在进行的战争也毫不例外。
在“9•11”以来重新发现“小规模战争”的过程中，美国军官们还在军事文献中发现了一个相关的传统。三个书名主导着这一新的“小规模战争”准则。头两个来自法国：罗杰•特林奎尔（Roger Trinquier）的《现代战争》（Modern Warfare，1964年）和戴维•格鲁拉（David Galula）的《反叛乱战争》（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1964年）。这些由法国职业军人撰写的著作综合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队痛苦经历中得到的结论，先是在印度支那，后来在阿尔及利亚。第三个书名来自美国人：美国陆战队的《小规模战争手册》（Small Wars Manual），出版于1940年，编录了美国陆战队20世纪前30多年时间在加勒比海巡逻的经历。
这三部著作的共同点是它们的帝国背景。拿两本法国著作来说，它们描述了拒绝给予被统治人民自决权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最终失败了。法国军队有两项使命，一是将印度支那重新纳入帝国版图，二是维持殖民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90%人口是阿拉伯语人口和穆斯林）是宗主国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虚假说法。这两项努力都以凄惨和耻辱的失败而告终。
对美国来说，这个问题有所不同。美国对占领中美洲和加勒比殖民地没有特殊兴趣。它寻求的是秩序和准入权，赋予海军陆战队的使命，是在遵守华盛顿和华尔街制定的行为规范的同时，确保马那瓜和圣多明各等地的稳定。参加过这些行动的海军陆战队少将
斯梅德利•巴特勒（Smedley Butler）曾标榜自己是“资本主义的匪徒”。人们不必像他说的那样极端，就可以知道美国的目的在本质上也是帝国性的。法国寻求建立明明白白的帝国，而美国使用的方法不太直接，满足于不太正式的安排。
军队重新对这些论述“小规模战争”的经典著作感兴趣的背后，是默认现在预示着未来。在职业军人中间，这种反思倾向显然已经无法抗拒，他们认为下一场战争会酷似刚刚结束的战争，或者酷似正在进行的战争。1991年，高级军官们（不仅限于科林•鲍威尔将军）确信“沙漠风暴行动”揭示了战争的未来。但是，他们错了。到1999年的时候，许多像威斯利•克拉克将军这样的人认为，轰炸科索沃的“盟军行动”提供了未来行动的模板。但是，他们又错了。五角大楼的高层领导人没有因这些误判而却步，他们今天依然凝视着地平线，看到更多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遭遇到的那种武装叛乱。
确切地说，如果新任美国总统认同乔治•W•布什的帝国野心，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在21世纪前30年依然致力于在大中东地区实现20世纪前30年在加勒比地区的作为，那么极可能出现一个、两个甚至更多伊拉克。在那种情况下，改造美国军队专门从事武装调停、维持和平与国家建设（实施帝国统治的当代委婉说法）才“确有意义”。
可是，如果认为伊拉克战争决定军队的未来，就可能忽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鉴于在大中东地区实施美国的帝国野心（不只是“9•11”以后，而是几十年以来）所取得的成果，美国为什么还愿意坚持这种战略？除了改变军队，为什么不改变政策？为什么不追求更现实、更容易的目标，放弃“解放”（即控制）伊斯兰世界的计划，然后再相应地改造美国军队呢？
换句话说，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得出的第一个教训（五角大楼需要更加善于发动“小规模战争”）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更为根本的问题。与其把美国军队改造成帝国保安部队，还不如认识到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考虑是否可以设计一种非帝国性的外交政策。
难道说道格拉斯•费斯很蠢，就能证明汤米•弗兰克斯很聪明吗？
命运没有对策划和倡导伊拉克战争的决策者的声誉给予特别关照。但是，命运也没有对道格拉斯•费斯给予最残酷的打击。道格拉斯•费斯2001~2005年任负责国防政策的副国防部长，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领导的五角大楼的三号人物。
费斯出身律师，拥有思想家的气质。他擅长三思而后行。例如，拉姆斯菲尔德确信萨达姆•侯赛因与“9•11”劫机者有牵连。他也确信萨达姆藏匿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费斯的职责就是证明老板想要的东西。为了这个目标，他个人特别重视特别计划办公室的工作，适时地告诉拉姆斯菲尔德他想听到的东西。特别计划办公室的分析结果证明完全错误，但费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达到了老板的目的。
入侵就要开始的时候，拉姆斯菲尔德不想让任何局外人扰乱战争计划。这位国防部长尤其对国务院和一些军官认为伊拉克会带来一些挑战的说法感到恼火。他依靠费斯封住多管闲事者的嘴，把第四阶段计划建立在最好的假设之上。费斯又一次完成了任务。难怪拉姆斯菲尔德把这位下属说成是“难得的天才”，拉姆斯菲尔德有充分理由感到满意。
可是，拉姆斯菲尔德的设想好像站不住脚。不管费斯在余生取得什么成就，也不管他为自己的墓碑选择了什么铭文，历史将会记住这个“地球上最愚蠢的家伙”。
最具决定性的判断来自汤米•弗兰克斯将军。作为美国中央司令部2000～2003年的司令，弗兰克斯先是策划并指挥了入侵阿富汗的行动，之后又主导了入侵伊拉克的行动。弗兰克斯在美军攻陷巴格达之后马上退出现役，毫无疑问地成为美国最著名的高级军官，一时获得了类似娱乐界名人一样的地位。他也至少暂时得到了高度尊重，因为这位司令接连取得了两场所谓的决定性胜利。在2004年白宫举行的一个仪式上，弗兰克斯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乔治•W•布什称赞这位将军是位“才华横溢的战略家”。在阿富汗，弗兰克斯“仅在数周之内就击败了塔利班”。在伊拉克，他“击溃了萨达姆政权，不到一个月就攻入了巴格达”。由于这些成果，总统继续说道，“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民今天正在建设一个安全和永久民主的未来”。布什宣称弗兰克斯将携“解放者”的头衔进入历史。
同年，弗兰克斯出版了个人回忆录，该书迅即成为畅销书。《美国士兵》（American Soldier）的主要目的是为布什总统所讲的这个英雄故事添枝加叶，确保这位将军的一世英名——既是一位伟大的军官，也是两场历史性胜利的首席设计师。在数章节的描述中，弗兰克斯成为布什解放故事中的核心人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弗兰克斯开始猛烈攻击费斯以及其他可能成为胜利者花环竞争者的人。《美国士兵》成了一场争名逐利的演习。弗兰克斯把布什总统这位总司令描绘成一位介于热情的拉拉队员和无动于衷的旁观者这两个角色中间的人。虽然弗兰克斯没有直接批评布什总统，但其他人不会这么轻描淡写。这位将军嘲笑华盛顿文职官员“思想傲慢”，幻想仅凭空中力量“就能敲开大门，使流亡的伊拉克反对派组织高歌猛进，解放国家”。他指责白宫“反恐沙皇”
理查德•克拉克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吹牛者，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则是一位难打交道的上司，弗兰克斯一直耐心地在与之周旋。弗兰克斯也没能放过他的职业军队同行。他攻击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人员是“不要脸的”官僚，他们的建议加起来也不过是“视野狭隘的废话”。
简言之，谈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时候，弗兰克斯试图消除任何有关谁在主事的疑问：从头到尾都是他在主事。入侵计划是他一手拟订的，反映了他对如何发动此类战役的想法。弗兰克斯称，从“9•11”开始，中央司令部一直是“自下而上提出战略”，而不是坐等华盛顿“自上而下部署战术”。
于是，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得出的第二个教训（强调需要赋予高级军事领导人更多自由空间）马上遇到了问题：在酝酿阶段就放手指挥战争的将军称，在整个过程的每个步骤，关键决定都是他作出的。文职人员的干扰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弗兰克斯拒绝让文职人员插手。“我的名字不是威斯特摩兰，”他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咆哮道，他提及的这个人是在越南战争期间统率美国军队的将军，“我可不是唯命是从，让华盛顿给我们在机舱里和地面上作战的孩子们指点战术和目标。”
这样，如果形势在美军占领巴格达之后急转直下的话（事实的确如此），那么责任应该由发号施令的那个人来承担，仅仅指责华盛顿是不够的。如果军队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时还没有占领这个国家的明确计划，那么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个失误的首要责任应由军队指挥官来承担。如果计划上的失败导致后来叛乱的出现，首要责任当然还应由这位指挥官来承担。
除非《美国士兵》是一派胡言，否则因伊拉克的混乱而指责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费斯等文职官员是极其不公正的。因为他们没有发号施令，是汤米•弗兰克斯在发号施令。在这种情况下，放弗兰克斯一马是放弃军队的核心原则，即指挥官显然应为军队做到的和没做到的一切负责。
可是，不管弗兰克斯的失误多么严重，只指责他一个人也是不公正的。在阿富汗，他曾声称塔利班已经被“挤压得销声匿迹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高兴得太早了。在伊拉克，他也遭遇了失败。但这只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现象的表象：在从所谓的军事优势中争夺政治好处时，美国人的投资收益来得都是很龌龊的。
对于这个现象，一个经常被忽视的解释是，冷战后美国将军的素质连平庸都够不上。美国军队的整体素质虽然如日中天，但最新一代四星将军们却够不上这个水平。
这是一个当今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不愿爽快承认的小秘密。在美国前所未有地严重依赖军队来支撑全球领先地位的时候，美国军队高级领导人的素质却一直令人失望。军队热情很高，技术出类拔萃，但一流的将才却难得一见。
分析一下最近的军事历史，问题并不像巴提斯特和其他牢骚满腹的军官们说的那样，是高级指挥员缺乏权威。实际上，文职决策者赋予高级指挥官很大的计划空间和行动空间，问题是将军们没有聪明地运用他们的权威。
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比比皆是。首先是“沙漠风暴行动”，一场所谓的历史性胜利被两次严重失败弄糟了。第一个失败是，美军允许萨达姆军队的中流砥柱伊拉克共和国卫队逃过了一劫。第二个失败是，1991年3月1日签署的停火协议让这位独裁者拥有了足够的喘息空间，镇压了萨达姆内部政敌发动的起义。这些失误直接源于一线指挥官的错误判断。一个是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另一个是横加干涉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结果，萨达姆依然掌握着权力，美军依然在波斯湾安营扎寨，其后果证明极其严重。
指挥官的错误尽管较小，但也给翌年开始的索马里人道主义干预行动蒙上了阴影。美国指挥官不顾基本的安全原则和统一指挥要求，赋予军队清除军阀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Mohammed Farah Aidid）的任务，结果使军队陷入了他设置的陷阱。虽然后来这一事件被奉为英雄主义插曲，但这场著名的摩加迪沙之战几乎毫无意义。然而，这么一场小小的技术性挫折就让克林顿政府的索马里政策土崩瓦解，奥萨马•本•拉登甚至把这次失败解读为美国虚弱的证据。
在华盛顿，寻找替罪羊的行动几乎马上就开始了。批评者们一口咬住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Les Aspin），让他做替罪羊。他很快就失去了工作。但是，这场小型灾难的真正原因是，托马斯•蒙哥马利（Thomas Montgomery）少将和威廉•加里森（William Garrison）少将看错并严重低估了对手。结果，他们让自己的部队遭受了惨败。这一次还是愚蠢的将军为将来更大的问题埋下了祸根。
接着就是“盟军行动”，即1999年北约轰炸科索沃，由北约最高司令威斯利•克拉克将军策划并指挥。当代的文献把科索沃战争描绘为“奥尔布赖特的战争”，即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外交误判的结果。但是，科索沃战争同样也是一场“克拉克的战争”。
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是科索沃是否依然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塞族统治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坚持认为科索沃依然属于塞尔维亚，并用高压手段镇压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分离主义者。对克拉克来说，他的大脑里有更宏大的设想。他认为科索沃战争是一个机会，可以展示北约在冷战后依然有用，也可以验证他所喜爱的强制性外交理论，即“动用军队但不使用武力”，从而实现政治目标。克拉克期望仅仅威胁就足够：适当展示优势力量就会说服对手让步，不必真正扣动扳机。
于是克拉克决定与米洛舍维奇摊牌，相信可以带来一个干净利落、不必流血的结果。“我了解米洛舍维奇，”克拉克向华盛顿的官员保证，“他不想挨炸。”
米洛舍维奇得寸进尺，说克拉克是虚张声势，于是北约不得不开火。克拉克希望三至四天空袭就能让塞族人屈膝投降。他又错了。米洛舍维奇手里还有让人出乎意料的手段：在科索沃加大种族清洗力度，制造巨大难民危机，让克拉克防不胜防。同时，北约的轰炸行动一直在进行。78天之后空袭最终结束时，829架战机已经飞行3.8万架次，耗费2.8万件武器。北约炸弹炸死了约500个平民。克拉克的“动用军队但不使用武力”理论没有奏效。之后不久，这位将军便匆匆地提前退役了。
回顾这些误判的目的在于：汤米•弗兰克斯在策划和执行这两场战争中的明显缺点并不独特，它们是整个模式的一部分。冷战结束后，面对战时指挥挑战的高级军官们一次又一次地表现欠佳。
在伊拉克，弗兰克斯让出指挥权后，这个模式仍在继续。理查多•桑切斯（Ricardo Sanchez）中将2003年抵达巴格达时，他所继承的是此起彼伏的叛乱局面。他压制这些叛乱的努力取得了相反的效果：桑切斯眼睁睁看着局面更加恶化，阿布格莱布丑闻更是火上浇油。2004年，乔治•凯西（George Casey）将军接替桑切斯，主导伊拉克战事，结果伊拉克逐渐滑入类似全面内战的状态。桑切斯和凯西不仅没有完成预定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实际上反而成了更遥远的事情。
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于2007年2月接替凯西，带来了一套全新的反叛乱学说，并承诺派遣3万名士兵前来临时增援。在彼得雷乌斯任期内，伊拉克的暴力局面平静下来，但很大的原因是盟国部队开始拉拢逊尼派部落领袖，他们是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府的最强劲反对派之一。贿赂和枪炮支持让逊尼派转而对抗昔日盟友“基地”组织。这真好比是警察付钱让瘸子去抓阿飞。
观察家们对彼得雷乌斯的成就称赞不已。2008年，“伊拉克自由行动”进入第六个年头，这位将军成功地让这场战争远离了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但是，不管布什政府在政治上多么欢迎这个局面，现实局面的真正改善依然有限。彻底平定伊拉克局势依然是一个遥远的希望。“成功”只是一种稳定的僵持，很可能在未来几年仍将吸引美国军队的注意力。
这一状况的底线是：不管多么令人讨厌，文官的干扰不能完全解释冷战结束以来美军的糟糕战绩。有人说从施瓦茨科普夫到彼得雷乌斯的高级指挥官都受到了不合理的限制，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纵然有充裕的资源和较大的自主权，这些将军们也没把工作做好。战争是一项艰难的事业，质疑这些军官的良好愿望是不公平的。毫无疑问，他们都发挥了自己的最高水平。但是，在一次又一次战争中，高级指挥官的表现一直不如他们麾下的军队。
“在最高层次上，”温斯顿•丘吉尔曾评论道，“真正的政治和战略是一体的。”不管文职权威部门表述得多么不完美，将军的根本职责是维持政治与战略的统一，取得胜利，推进国家的更高目的。伟大的军官会让军队意志坚定，他们也会使战争和政治协调一致。
美国的军事传统中不乏这样的人物。乔治•华盛顿在担任大陆军司令时是这样的人物；南北战争时期的尤利西斯•格兰特是这样的人物，还有他的得力助手威廉•T•谢尔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陆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和欧洲盟军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应该也属于这一类人物。
从警报、远征和干预的数量看，冷战后时代或许是美国军事历史上最繁忙的时期，但没有一位将军具有称职的指挥才干。这一时期，行使战时指挥权力的高级军官并不缺少权威，他们缺乏的是能力。
恢复征兵制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主意
这让我们想到伊拉克战争的第三个表面教训：废除志愿兵制，恢复征兵制，从而消除军队与社会的隔阂。
征兵制是一个坏主意，有几个原因。首先，美国供养不起大规模义务兵军队。五角大楼正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美国的地面部队扩充9.2万人。预算办公室预计这一温和增长的费用约为1 080亿美元。为了训练、装备和维持当前现役部队，并支付当前行动的费用，五角大楼现在大约每年花费7 000亿美元。如果把军队规模扩大到300万，虽然不到总人口的1%，但足以维持“小规模战争”帝国战略，那么每年国防预算就会上升至1万亿美元。即使补充军队所需的兵源是存在的，钱却不知从哪里来。
军队也不需要这么多人，除非有非常具体的规定。越战结束时，理查德•尼克松首次提出废除征兵制，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也赞同这个想法。从那时起，除了海军陆战队，每个兵种都喜欢拥有一支训练有素、长期服役的“武士”队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解散了在以前战争中招募的义务兵，认为他们“的确没有价值、没有优势”。他可能违背了政治正确的原则，但他忠实反映了五角大楼的普遍看法。实际情况是，四星将军们认为公民士兵是一种麻烦，而非一种财富。
希望恢复征兵制可以给政治注入活力，就如同设想把耶稣请回圣诞节就会再次唤醒美国人的灵性一样。这个幻想虽然足够可喜，但它首先忽视了把宗教假日蜕变成购物狂欢的动力。
称赞尼克松总统终结了征兵制就如同认为是梅西商店（Macy’s）利用耶稣出生赚钱一样，这忽视了其背后的故事。尼克松放弃义务兵役制的时候，这个制度早已经奄奄一息了。是美国人终结了征兵制。在这场可鄙的战争中，他们收回了赋予联邦政府的特权，不能再命令公民去服兵役。尼克松是想挫伤反战运动的锐气，出于这个玩世不恭的原因，他同意了公众的要求。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它为新的共识奠定了基础，因而确认了服兵役是一种个人选择。很快，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中间派都表示拥护，这一安排成了永久性交易。
在“9•11”之后的短暂时间里，布什总统可能重新思考过这个共识。他可能提出过确立新型军民安排，让美国社会更广泛地分担兵役负担。也许想到“人民军队”会限制他个人的行动自由，布什还是肯定了现有安排。从那以后，布什政府的显著失误，尤其在伊拉克，使这个交易更显神圣。实际上，全球反恐战争复苏了越战时期的街头智慧，政客们要么无情，要么愚蠢，宁愿牺牲美国年轻人的生命，也不愿承认自己误判造成的后果。不管“基地”组织带来了什么威胁，多数有年轻儿女的家长都会视征兵制为子女幸福的更大现实威胁。
所以，不管征兵制在理论上有什么吸引力——或是让美国人告别懒散，或是提醒国会履行职责——在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今天，可能除保守主义福音派之外，没有选民会赋予联邦政府权力，让他们命令自己的儿女穿上军装。强制推行义务兵役制的立法几乎肯定会激起如20世纪20年代推行《禁酒令》时引起的反应，且会更迅速、更强烈。这样的法律将无法执行。
当然，征兵制能够纠正现行军事制度中的不平等，这样的想法具有无可辩驳的价值。对任何有良知的人来说，在整个国家麻木不仁之时，多次派遣士兵赴伊拉克或阿富汗执行战斗任务几乎不是一项可以接受的安排。这不公平、不公正，在道德上具有讽刺性。
但在美国历史上，公平或平等问题在塑造公共政策方面很少发挥决定性作用。目前也不是发挥类似作用的时候。如果是的话，我们就不会容忍社会上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依靠少量志愿者承担发动无限期全球战争的负担，可能会让美国人感到不安，但仅仅是不安，不足以促成改变。为了挽救这个国家的良心，政府可以用昂贵的合同雇佣兵来支援处境艰难的军队，但实际上不会影响公民做任何事情。其实，战争私有化（如使用臭名昭著的黑水公司）是默许兵役从公民职责转变为经济事业，背后的动机是金钱而非爱国主义。美国人可能不喜欢雇佣兵，但更多的人不喜欢将亲人派往世界另一侧的遥远国家。
简言之，虽然义务兵役制会继续成为愤怒社论和真诚读者来信的美丽话题，但国会真正推动立法、恢复征兵制的可能性为零。在这个例子中，国会的观点反映了美国人民的观点。不管有什么缺陷，越战之后创立的职业军队仍将保留下去。
战争是不可以被发明创造出来的
如果加速推进“小规模战争”、顺从高级军官的意见和废除志愿兵是从最近军事经历中得到的错误教训，那么正确教训是什么呢？
隐藏在这个简单问题背后的是几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冷战后美国备受吹捧的军事优势没有带来更大安全，却带来无限期的冲突？为什么当美国为“和平”和“自由”大动干戈之时，美国国境之外的世界更加任性、更加混乱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一下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抛给科林•鲍威尔的著名问题：如果结局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那么我们这支卓越的军队到底有什么用？
刚刚发生的一些事件给美国几个教训，为这些问题带来一些启示。首先，也许最重要的是战争的本质。伊拉克和阿富汗提醒美国，战争是不可以被发明创造出来的，不管乔治•W•布什和五角大楼的“军事革命”或“震慑与威吓”的倡导者持什么观点。
战争的本质是固定性、永久性、艰巨性和不可抑制性。战争永远伴随着不确定性和风险。“战争是机会的王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近两个世纪前写道，“没有什么其他人类活动有如此大的范围，没有什么其他事情需要如此持续不断、多种途径地与这个入侵者周旋。”计算机、互联网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发明都无法推翻这个判断。“那些屈从于战争狂热的政治家，”丘吉尔正确地指出，“不再是政策的主人，而是不可预测、不可控制事件的奴隶。”因此，那些认为创新技术和高新技术能让战争顺从人类意愿的想法，只是异想天开而已。
这些古老的真理在几个世纪中不断被确认，平常得近乎陈词滥调了。但自从冷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全球反恐战争开始后的头几年中，美国政治领袖以及几位高级军官的所作所为好像是说这些道理已经过时，或者至少不再适用于美国。
要理解困扰这些“军事思想家”的愚蠢，人们只需看看普通的简易爆炸装置或者路边炸弹，就知道这种想法对伊拉克、阿富汗的美军有多大伤害了。
侵略这两个国家的高科技部队忽视了这些土制炸弹带来的潜在威胁。有人指望美军行动的速度可以让敌人无法行动，甚至无法思考，更别说制造新的致命性武器了；配备高科技武器、拥有信息优势、迅即接近目标的小型部队就能决定战争的局面。2003年4月迅速推进巴格达好像证明了这一观念。“推进速度如此之快，让敌人乱了阵脚。”陆军副总参谋长杰克•基恩（Jack Keane）将军得意扬扬地说。
依靠电子技术进行观察、分析、决策和迅速行动的能力，显然赋予了美国军队一种不可超越的优势。伊拉克首都陷落后不久，
亚瑟•塞布罗斯基（Arthur Cebrowski）中将总结了这一观点：“速度至关重要。速度能够杀敌。这降低了附带损失，减少了美军伤亡。”速度似乎可以让美国军队用更少资源做更多事情。“速度是武力增强手段，”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军陆战队将军彼得•佩斯（Peter Pace）也表示赞同，“如果你可以在90天内将5个师派到世界任何地方，能与30天内派出3个师拥有同样的影响力吗？”
规模更小、更加灵活的军队好似也能完成更多的任务。2003年“伊拉克自由行动”比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使用的军队更少，
道格拉斯•费斯解释说，背后的理由是 “这次行动是战略性的，其意义十分深远”。国防部高层正指望用小规模入侵部队来推翻“没有数十万军队美国什么也做不成”的说法。费斯接着说道，这种“旧式思维”的问题，是“让我们的军队更加无用武之地”。在21世纪最初几年里，五角大楼确信自己已经发现了一个公式，让军队前所未有地“有用武之地”，即技术提高速度，从而产生行动和政治确定性。
简易爆炸装置（其制造成本与比萨饼制造的成本差不多）让美国的胜利快车戛然而止。作为一种可以选择的对抗武器，它让美国军队不可能取得像推翻萨达姆那样的决定性战果。美国人的进入速度相当快，但现在却发现出不去了。解放变成了占领，速度不再是战争的制胜法宝，继续驻军成了新要求。就像德国人在南斯拉夫、苏联人在阿富汗、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一样，在伊拉克的美国人现在也发现显著的优势只带来了全新的劣势。
机动性最强的军队现在却被道路和固定基地网络束缚着。美军行动不再是快速突袭，设置检查站和交通岗，以及下车巡逻成了显著特征。对叛乱者来说，寻找美国人目标成了相当容易的任务。而对美国人来说，发现叛乱者却成了更严峻的挑战，就更别说定位了。
尽管极力强调机动灵活，但在许多重要方面，美国军队却远不如对手更为灵活。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引发了更激烈的竞争。为了击溃这一不可预知的威胁，美国国防部已经投入100多亿美元（可能还要花更多），希望为士兵提供更佳的保护，赋予士兵更强的辨识和拆卸炸弹能力。同时，制造炸弹的叛乱者，尽管资源相对缺乏，却一直在改进简易爆炸装置的致命功能，并想出了更好的藏匿和触发这些致命武器的办法。根据简易爆炸装置造成的不断攀升的美军伤亡数量来衡量，叛乱者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远远优于五角大楼。
这一事态的意义既是战术性的，也是战略性的。受装备有简易爆炸装置的叛乱分子困扰，美军无暇应付其他正在迫近的威胁。布什总统的“全球战争”舞台在范围上大大缩小，美军在很大程度上被困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伊朗是所谓的“邪恶轴心”的一个成员，但其实际影响和地位却在提高。
所以，从布什总统的两场军事冒险中得出的第一个教训是：今天的战争与以往的战争没有区别，还是难以捉摸、难以驾驭、代价高昂、充满意外，且肯定会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只有真正精神错乱的人才会有其他幻想。
美国奇怪地迷恋上了武力
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第二个教训源于第一个教训。与整个历史上的情况一样，武力的功效依然有限。甚至在信息时代，武力“奏效”只限于特定范围的紧急情况。
这一教训直接涉及当今美国政治家的勃勃野心。
在冷战中，武力逐渐成为受美国人宠爱的政策工具。尼布尔在1958年写道，美国越来越“奇怪地迷恋上了军事力量”，非常令人担心。冷战的结果也无法影响这种迷恋。“9•11”之后，高压政治对华盛顿的吸引力达到新高度。对布什总统来说，“军事选择”一直“摆在桌面上”。他的政府把军事力量当成多用途工具，不再是最后手段，也不仅仅用于防御目的。相反，军事力量成了纠正偏失、改正错误的手段。
例如，布什总统时常宣称，在伊拉克，美国不仅是为保护自己及利益而战斗，也是为了推广民主和人权。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读这一所谓的自由议程。第一种解读从字面理解总统所说的话：他把战争看做解救和解放的工具。通过威胁使用或直接使用暴力，美国致力于让整个国家服从西方的自由价值观。这是布什希望通过保罗•沃尔福威茨让伍德罗•威尔逊再现。
另外一种解读是把自由议程看做玩世不恭，仅仅是为赤裸裸的侵略战略提供一点道德合理性。这里的想法是武力可以产生霸权。始于伊拉克的高压政治会让美国征服整个大中东地区。这是布什希望通过迪克•切尼让西奥多•罗斯福再现。
布什本人是倾向于威尔逊和沃尔福威茨的军事理想主义，还是倾向于罗斯福和切尼的军事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存有争议的话题。在他的内心，这两派思想很可能相互交织。美国总统喜欢把“美国为自由而战”这句格言既当做核心诉求，又当做权宜之计，布什显然不是第一位这样做的总统。
真正的重点在于美国无论打算解放还是主导，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事态表明，这一努力都没有奏效。
美国动用武力既不会解放大中东地区的人民，也不会让美国控制这个地区。美国正在走向失败。
在伊拉克，布什政府产生了一种摇摇欲坠、难以控制、反应迟钝的依赖性。
在推翻萨达姆5年之后，伊拉克政府依然不能保护其边界，管理其自身事务。美国发起了“国家建设工程”，相信其能再现1945年后在联邦德国和日本的成功，但这项努力却与联邦政府对卡特里娜飓风的反应一样糟糕。到2007年末，伊拉克的发电能力依然不能满足全国每天用电需求的一半。巴格达的家庭每天平均用电只有12小时，比“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统治时还少6小时。石油产量还没有达到美军入侵前的水平。关于管理美国援助方面的欺诈、浪费和无能的报道，已经司空见惯，很难持续一个新闻周期。
同时，布什政府的官员一再徒劳的抱怨、争论让伊拉克议会陷入瘫痪，猖獗的腐败吞噬了伊拉克政府的各个部门。如果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服务，那么很难说伊拉克政府是事实存在的。相比之下，索摩萨统治下的尼加拉瓜和费迪南德•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可以算是“善治”的典范了。
许多相同的判断也适用于阿富汗。“解放”之后，这个国家很快重新获得了世界第一非法毒品生产国的地位，到2007年，它提供了世界市场上93%左右的海洛因、吗啡因和其他鸦片剂。美国扶植起来的阿富汗政府依然虚弱无能。阿富汗总统反思自己的实际权限时，得到了一个讽刺性头衔——“喀布尔市长”。同时，塔利班依然非常顽固，具有很大的韧性。虽然正式名称没有变化，但“持久自由行动”已经悄悄地变成了“持久义务行动”。对华盛顿来说，从阿富汗传来的主要“好消息”是：在这里，美国至少不是孤军奋战。与以往一样，北约分担了支撑新秩序的责任。但是，甚至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即使不是数十年，西方部队也要在阿富汗再待上数年。
虽然全球反恐战争的铁杆支持者有不同看法，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事态已经表明，继续依靠高压手段不会让美国实现目标。不管实际目的是让伊斯兰世界民主化，还是“制服”伊斯兰世界，军事“选择”肯定不是问题的最佳选项。
在这个方面，从这两场战争得到的教训是美国曾经依靠直觉就能认识到的。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小说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所言，“靠打仗解决问题，就好像是去妓院根除性病一样”。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还有许多人们没有想到的问题。
马上采取行动是通往安全的唯一道路吗？
“布什主义”本身为第三个教训提供了基础。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的道德传统一直坚决拒绝“预防性战争”这一概念。“9•11”事件让一些人确信这一传统已经不再适用。安全关切高于一切，让采取行动成为更高的道德义务。陈旧的限制必须让路。可是，美国对预防性战争的实际体会表明，即使将道德考虑搁置一旁，今天发动战争去消除未来可能的威胁也是愚蠢至极，不会收到效果。
布什政府接受了一种不同的观点。根据“百分之一理论”，为了防止“9•11”再次发生，只要有一点遭到袭击的可能，就要迅速预先采取行动。
在2002年西点军校开学典礼讲话中，布什总统解释了其中的缘由。他说，“9•11”事件彻底颠覆了冷战时期的“遏制”和“威慑”理论。因此，美国需要在威胁变成现实之前将其消除。“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位总统的结论是，“通往安全的唯一道路就是采取行动”。布什誓言采取行动。简言之，美国擅自授予自己首先打击的无限特权。
在这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忠告依然值得认真考虑。
冷战初期曾经有过一个“百分之一理论”版本。苏联1949年打破美国的核垄断之后，好像美国人面临“要么赤化、要么消亡”的选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美国立即运用来之不易的战略优势，就能避免这种选择。这就是对苏联进行首先打击的理由：在苏联建成庞大核武库之前进攻苏联，美国依靠突然袭击就能消灭对手，实现永久和平与安全。
尼布尔认为这种推理极其可怕。他写道，“预防性战争的想法”，会诱使冒进的人“挑选最有利的时刻发动他们认为不可避免的敌对行动”。但他接着写道，“我们必须运用所有道德资源抵制这种想法”。根据尼布尔的判断，“预防性战争”概念无论从法律上还是实际上都是失败的。它不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也是丧心病狂的。“历史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包括最为可能的事情。只要战争还没有发生，我们就依然有可能避免战争。那些认为冷战和热战没有区别的人，要么是流氓，要么是傻瓜。”
在20世纪下半叶，历届美国总统都持有这种谨慎的看法，从而避免了核灾难。2002~2003年，这种理论也没能大获全胜。但在伊拉克，“流氓”和“傻瓜”却打起了他们自己的战争。
可是，旨在展示“预防性战争”功效的军事行动的成效正好相反。使入侵伊拉克成为迫切需要的表面威胁（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根本不存在。战争的预期结果遥遥无期。战争成本比布什政府中任何人预想的都大得多。
历史一再表明了预防性战争的非理性。如果世界需要再次证明这一点，那么布什总统做到了。伊拉克战争告诉我们为什么“布什主义”是个糟糕的主义，为什么必须要废除这一理论。在寻求决定何时适合使用武力的原则指导时，美国应当遵循“正义战争”传统，不仅因为这个传统符合美国的道德价值观，也因为它为健康的治国之道提供了有益的指引。
制定战略——一项逝去的艺术
最后是第四个教训，与战略的制定有关。美国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策效果表明，在政府高层官员和高级军官中间，这已经成为一项逝去的艺术。
冷战结束以来，文职官员倾向于将战略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布什总统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总统的自由议程本应为如何开展全球反恐战争提供一个蓝图，但他只有堂皇的抱负，没有严肃的评估实现目标的手段。
越战结束之后，军官倾向于将战略与行动混为一谈。没有人比汤米•弗兰克斯更生动地阐释了这种倾向，这多半是他那本透露内幕的回忆录的功劳。
为了满足公众的口味，弗兰克斯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过分谦虚的乡村男孩，一个惊叹于自己成就的、来自得克萨斯西部的孩子。但实际上，弗兰克斯认为自己是一名精通本专业的学者和独树一帜的思想家。在军阶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他“博览过许多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著作，从孙子、克劳塞维茨、罗素和甘地那里积累了智慧”。
虽然弗兰克斯用古代中国和德国思想家的名言来扮靓自己的故事，但他自己的思想从来就没有摆脱过平庸。例如，在第一次受命策划入侵伊拉克时，弗兰克斯坐下来，手里拿着记事本，勾勒出其决胜“模式”。《美国士兵》非常自豪地再现了其手写表格原件，即一个矩阵，由七条横线组成，列举了美国的各种能力，与之交叉的是九条纵线，代表萨达姆权力的源泉。在特定的交叉点（共36个）上，弗兰克斯画上一个“放射星”。据弗兰克斯称，这个矩阵提供了一个设计巧妙的范例，可以叫做“基本大战略”。
对弗兰克斯矩阵的因果分析表明，这远远算不上什么战略。对门外汉来说，他的矩阵也缺乏政治背景。它视野狭窄，毫不关心未来战斗的后果。它孤立地看待伊拉克问题，忽视了其他地区大国关系，没有指出战争会如何改变这些关系，不管它们是好还是坏。它基本不考虑历史，不顾及文化、宗教和民族认同。它也没有道德层面，甚至没有说清楚目的是什么。
自从苏联不再是一个常规的对手之后，美国一直未能有效地解决这个根本困境，“9•11”事件更加强化了这种困境。现在是美国直面这个困境的时候了。那些应该负起主要责任、制定大战略的政治精英们一直心存幻想，要么试图实现永久全球霸权，要么试图按照美国的形象改造世界。同时，那些能够戳穿这些幻想、帮助美国政策回归现实主义的军事精英们，则迷恋于战役和战斗，指挥者的主要工作成了组织协调军品物资。
汤米•弗兰克斯等自诩的斗士们决意排除道格拉斯•费斯等文职官员的干涉，将战场当成职业军人的专属领域，故意轻视其政治目的和潜在政治意义。弗兰克斯及其同代士兵从来没有因为越南战争而原谅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本能地认为文职官员是麻烦制造者，一直游荡在他们自己合法的势力范围内。阻止这种不受欢迎的蚕食行为成为一项绝对责任。
重申对战争行为的职业垄断权，需要在政治和战争中间画出最鲜明的分界线，从而防止将军事和非军事考虑纠缠在一起。因此，在环境舒适的总部中同步经历战争的高级指挥官（如弗兰克斯）仍然坚持把自己标榜为“参战者”。他这么做不只是出于象征性原因，拥有这种身份使他可以保有军官们现在顽固争夺的特权。
好像出于疏忽，攻克巴格达（或喀布尔）成了战争的首要（几乎唯一）目的。结果是一场在极其天真的战略氛围中进行的战争，弗兰克斯等斗士和费斯等文职人员都认为，只需几次速战速决的行动，其他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打仗当然是战争不可缺少的内容。但真正扣动扳机、投掷炸弹的人可能不欣赏或者赞同打仗的方式，因为从本质上讲，战争也是而且总是具有政治性的。其实，如果战争要有合理的原因和结果，它就必须服从于政治。实现这种服从正是战略的核心。
许多因素造成了美国今天所处的军事危机：贪婪、嫉妒、误算、意识形态障碍、国际体系的性质、前人罪恶招致的报应、文职军人的傲慢。所有这些都值得一提。但在《美国士兵》中，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因素被生动展现出来：指挥不利，扭曲了战争的目的。
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四个教训归结为：事态表明，美国精通战争只是一种虚幻的自命不凡。即便今天，战争依然受制于潮汐或天气，很难说顺从于人类的控制。表现更为努力、投入更大资金、使用更先进的技术、设计新颖战术，甚至提高指挥水平，都不可能让美国逃避这个现实。
更进一步说，冷战后美国占据军事优势的说法也是似是而非的。使用军事力量不可能让美国摆脱由经济文化危机带来的困境。坚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是自找麻烦，必将导致不可避免的过度扩张、破产和毁灭。
从结果方面看，美国在冷战后尤其是“9•11”以来的军事表现，一直不令人信服。这种平庸的“成功”记录让一些观察家，尤其是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需要规模更大的军队或者不同以往的军队，实际上是想再次大幅度提高国防支出。
但是问题不在于美国的军队——他们很好，每个公民都希望维持现在的水平——而在于国家强加给士兵的一些要求。国家与其扩充或改革军队，还不如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这意味着保护他们，不再让他们承担2001年以来滥用军力的后果。
美国不需要更大的军队。它需要一个更小（也就是更谦虚）的外交政策，给予士兵符合他们能力的任务。谦虚意味着放弃冷战后和“9•11”催生的狂妄自大，也意味着约束帝国总统，不要指望依靠军队实现这些幻觉。

结论
实力的极限：一个不愿意承认的现实
在银装素裹的艾奥瓦州，大获全胜的总统候选人在一片欢呼中宣称：“变革的时代来到了。”他誓言将削弱游说者的势力，为所有人提供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障，削减中产阶级税务负担，终结伊拉克战争和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团结美国和世界应对21世纪的共同威胁”。在最初的年代，渴望得到这片土地上最高职位的人大胆地承诺让家家有肉吃。当今时代，奥巴马则放眼应对“恐怖主义和核武器、气候变化和贫穷、种族灭绝和疾病”。
这个议程令人赞赏。但是，如果说某个人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就能在所有这些方面采取决定性行动，这简直就是在屈服于世界上最大的幻想。不管候选人放言什么和普通选民相信什么，四年一次的总统竞选不是推动变革的运动。真正的目标是确保连续性，保持当今华盛顿所有机构和安排的完整。受雇担任竞选顾问的前政府官员，对遏制总统过度膨胀的权力没有兴趣，他们只是想分享并使用这些权力；站在候选人背后的退役将军们，也不想拆解这个强调国家安全的国家，他们只是想维持并扩展这种状态。那些谴责金钱对政治的影响的候选人，非常善于向有钱人献殷勤，以聚敛数百万竞选捐款。
毫无疑问，总统竞选很重要，但是其重要性并不像媒体极力渲染的那样。2009年1月20日不管谁入主白宫，美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即美国人的期望与愿意或能够做到的事情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将依然顽固棘手。总统任何有关旨在消除挥霍浪费、改革政治体制、设计更现实军事政策的倡议，可能顶多只能产生有限的效果。
自相矛盾的是，认为合适的人承担起总统和总司令之职就能万事大吉的想法，对维持现状是有好处的。依靠新总统解决所有问题让人期望有简单、无成本的解决办法，允许普通公民免除自己对当前国家困境的责任。那些宣称鄙视华盛顿所代表的一切的人，按照自己的政党归属，期望又一位约翰•F•肯尼迪或罗纳德•里根再次让事情回到正轨。他们坚守一种幻想，认为一位得到明确授权的首席行政官员会“改变”华盛顿运行的方式，让美国恢复健康。可是，根据过去半个世纪历届总统的表现来判断，那些依靠白宫实现超度的公民肯定会失望。这也包括肯尼迪和里根，因为他们留下的遗产也是毁誉参半，远不像他们的支持者宣称的那样。
“政治圈里的人都会撒谎，但他们撒谎时如此轻而易举，这是让人苦恼的事情。”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开始时，好莱坞大腕戴维•格芬（David Geffen）对克林顿夫妇作出的这一激烈评论，立即成了新闻标题。对有些人来说，格芬的评论有些讽刺挖苦的味道。但实际上，他只是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
政治需要巧妙的掩饰。那些有志于总统职位的人许下宏大的诺言，但同时又慎重地回避复杂问题，避免人们质疑他们变承诺为现实的能力。大谎言不是有关减税、全民保健、恢复价值观、通过展示美国领导地位实现世界和平的许诺，而是一些秘而不宣的事实：自由也有阴暗面；国家与家庭一样，最终也必须量入为出。尽管许多信誓旦旦的声明谈及这一点，但历史的目的依然是高深莫测的。最重要的是：实力是有限的。政治家们在沉默中故意忽略这些问题。结果，美国人性格中最为持久的元素（自觉性）一直不知去向。
四年一次的总统就职仪式一再确认了这种倾向。在上天选定的时刻，在国会大厦前的台阶上，这个典礼成了“美国的早晨”。竞选获胜者已确定。刚刚宣誓就职的总统入主白宫，欢欣鼓舞地期望历史很快恢复正确走向，这个国家将重新走上正轨。这些期望的确有动人之处，但也有令人难过的地方，就好像受到家庭暴力的妻子期望这一次丈夫会真正履行诺言，不再向她举起拳头一样。
对于受虐待的妻子来说，依赖性肯定会让她继续遭受折磨。当她拒绝这种倾向并开始掌控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改变才会真正开始。这样的比喻也适用于美国人民。
对美国而言，在消费主义时代追求自由就包含一种依赖性，依赖进口商品、进口石油和信贷。不管承认与否，美国人民的第一欲望是：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们获得这些商品、石油和信贷。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满足这一欲望，部分通过在国内分配这些赏赐之物（国会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部分通过在国外追求帝国野心（主要是行政部门的职责）达到。
许多公众人物（甚至总统）时常声称依赖性可能不是什么好事情，但降低这种依赖性的有意义行动却一直难得见到。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华盛顿权力的核心（首先是白宫和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高层官员）实际上受益于这种依赖性：它提供了地位、权力和特权的来源。设想一下，如果美国真的实现了能源独立，对五角大楼会产生什么影响：美国中央司令部会失去工作，中东及其周边的数十个基地将被关闭，海军第五舰队将被遣散，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火合同将可能取消。
所以，美国政治阶层并不是在解决依赖性问题，而是在刻意加剧这个问题。他们不是承认美国的实力不是无限的，而是寻求加速消耗这种实力的政策。“9•11”以来就是这种情况。
对铁杆民族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而言，承认这种极限意味着战线的收缩或不可逆转的衰落。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承认美国实力的极限是遏止近几十年损失的前提，是维护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以来数代人来之不易的成果的前提。继续假装美国无所不能只能加剧美国面对的问题。美国人忽视依赖性的意义，决策者继续认为美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管理世界，这种状况持续越久，当账单到期的时候，美国将下滑得越为急速。
另一方面，现实地认识这些极限会创造调整政策、补充资源甚至更新机制的机会。极限会让美国重新思考古老的真理，推动创新思考，释放创造能力。
以外交政策为例，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曾把治国的精髓描述为寻找“狭隘利益与全面利益、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交会点”。这一表述抓住了启蒙现实主义的核心。尼布尔知道自我利益决定国家政策，睦邻爱人适用于人际关系，不适用于国际政治。尼布尔曾经评论道：“要求一个国家‘自我牺牲’不属于道义责任的范畴。”可是尼布尔也知道，当自己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协调一致时，一个国家才能更容易满足自己的利益。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至少在处理与重要盟国的关系时，美国坚持了这一理念，尽管有许多不完美。在美国领导下，西方实现了有限、有条件但同时是真实、可贵的团结。虽然破坏盟国团结的事情经常出现，但美国及其伙伴修补了分歧（或同意保留不同意见），从来没有让争论导致彼此彻底疏远。许多因素促成了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西方团结的显著持久性，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政治家愿意严肃对待联邦德国、日本和英国等同伴的关切。对付苏联的威胁是首要任务，但降低全面战争风险也是重要使命，这就是利益交会点，它成为盟国团结的基础。在对待伙伴时，美国不只是发号施令，还与之协商谈判。简言之，美国之所以能够领导西方，是因为它避免了滥用领导权。
“9•11”之后，布什总统抛弃了这一做法。他确信美国实力无人能敌，对寻找交会点毫无兴趣。相反，他开始发号施令。以前没有哪位总统顽固坚持要求众多他国政府“必须”做什么。布什却要求各国作出选择：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不共戴天。通过其自由议程，这位总统甚至发誓“清除邪恶世界”，声称他的政府有权惩恶扬善、替天行道。
毫无疑问，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强大无比。但是，考虑一下过去几年的事情，尤其是伊拉克战争，这位总统“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最后通牒显得愚蠢了到极致，他消灭邪恶的诺言也显然荒谬可笑。他的政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
然而，尼布尔的交会点理论告诉我们，一旦我们承认布什的自由议程不能奏效、不可持续，就不难设计出另外一种战略手段。
例如，恐怖主义是一种绝对现实的威胁。通过夸大这一威胁，布什总统让美国陷入了无限期全球反恐战争，但这一战略不可能成功。布什政府及其支持者想让美国人相信除了发动全球战争，没有其他替代方案，这简直是在胡说八道。
一种替代方案是遵循遏制战略。这一战略曾经效果不错，而且针对的是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它同样能够再次成功，成为建立有效国防的框架。冷战期间，遏制战略的主要目的是挫败克里姆林宫扩大影响的努力。今天，遏制战略的目的应当是防止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扩大影响。
这一战略的基本方向是防御性的，但其最终目标不是容忍而是征服。冷战时期的遏制创造了苏联不可能获胜的竞争。时间一长，这一威胁逐渐消亡，苏联最终因内部问题而崩溃。新的遏制战略应当有类似的目标，让恐怖主义自己暴露不足，让这一威胁消亡的日子来得更早一些。
重新确立遏制战略不意味着创建新的北约或资助新的马歇尔计划，而是意味着加强对恐怖分子活动的监视，维持多边警备，防止恐怖袭击，清除恐怖主义网络。它也应当拒绝给予恐怖分子避难所，切断他们达到目的所需的资金来源。
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不排除与对手的选择性接触，今天也是如此。遏制战略应当允许甚至支持双方之间的教育、文化和知识交流。它应当为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某些学生提供在西方学习的机会。它也应当包括公共外交内容。但是，不管多么有用，这些倡议顶多只能产生有限效果。美国影响整个伊斯兰世界看法和态度的能力依然是有限的。
更进一步说，美国人应当放弃自以为是的想法，他们以为有义务在自由问题和政教关系方面指导别的国家的人民。
布什总统的自由议程吸引到了微不足道的国际支持。结果，在“解放”大中东时，美国发现自己深陷其中，承担了大部分重任。旨在遏制暴力极端者的战略对美国盟国本应更有吸引力，也能够说服它们承担更多工作。
布什总统坚持认为战争是恐怖主义最好的解毒剂，这让他难以找到美国与他人的交会点。其他国家同样认为恐怖主义是一个问题，只不过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不同意见。总统甚至不愿意承认存在其他重要问题，让“狭隘利益与全面利益”产生交会点，这进一步破坏了通力合作的基础。要修补布什时期留下的遗产，的确需要美国再次关注这些问题，其中有两个更为迫切：核武器和气候变化。
对美国来说，废除核武器应当是一项紧迫的国家安全重点。保护我们这个星球也是重点，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对的巨大挑战。解决这两个问题必定需数十年之功。但是，消除核武器比消除“邪恶”更为可行、更容易实现。改变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将影响人们每天的生活方式，但也不比改变大中东地区更困难，因为后者需要改变10多亿穆斯林的思维方式。
作为布什总统误入歧途的全球反恐战争的替代，这两个问题提供了交会点，成为正确战略的基础。在每种情况下，是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不是社会改革主义而是自我利益）提供了行动的动力。其中心思想不是拯救世界，而是确保美国人民的福祉。
核武器是无法使用的。在任何情况下，它的使用都是政治和道德灾难。对美国来说，即使是作为威慑手段，它也正变得没有必要。而且，核武器不可能阻止敌人对美国使用这种武器，尤其是恐怖分子正急切地想获得他们自己的核能力。
其实，事情正好相反。通过拥有处于战备状态的战略核武库（而且坚持认为1945年向日本两座城市投掷原子弹是正确的），美国实际上是在坚持认为核武器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合法的作用。在这种时候，竭尽全力防止未来使用核武器，最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
而且，这一天正在临近，美国不必依靠核武器，也能威慑俄罗斯和中国等核国家。现代常规武器有可能成为更有效的威慑基础，它们具有致命的、准确的、灵活的二次打击（甚至首次打击）能力。精确制导常规武器也不像核武器一样具有道德复杂性。因此，它们可以使用，有更大优势，从而增强了可信性。
冷战结束时，美国已经储备了约2.3万件核武器。到2007年，这个数字约是5 736枚各类核弹头。虽然削减数量好像令人难忘，但这只是一种姿态，算不上什么成就，就像一位长期吸烟者把吸烟量从每天三盒减为两盒，就错误地认为这种习惯已经得到控制。即便有人认为核武器具有实际功效，那么什么目标需用100多枚核弹头来摧毁呢？对美国核武库进行更大规模的削减，将总数量降到至多几百枚，才是合适的。
就核武器而言，狭隘利益与全面利益的交会点非常清楚：这种武器应当全面销毁。从哈里•杜鲁门时期到现在，历届总统都哀叹核武器的存在，不断誓言要全面消除这种武器。现在也许的确到了践行诺言的时候了。
同样，气候变化也是美国福祉乃至世界福祉的潜在威胁。在这里，国家利益和国际公共利益的交会点好像不言自明：更加有力地降低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排放水平。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污染国之一，这是当前美国行使自由所带来的不幸的副产品。单独行动，美国人不可能遏制气候变化。但是，除非美国行动起来，否则有效应对这个全球威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保护环境意味着削减全球矿物燃料消费规模，开发替代能源。在这个领域行使领导权不仅能够拯救地球，还会增强国家安全。削减石油进口还可能减少美元流向诅咒美国的恐怖分子，这应当是遏制战略的基石。完美的安全只是一种幻想。但是，谈到将安全问题置于可容忍的限度之内，自给自足比拥有大规模军队更有意义。
无疑，进行严肃、长期、全国性的努力，开始转向后矿物燃料经济肯定是代价高昂的想法。然而，与其花费数万亿美元强迫伊斯兰世界民主化而收效甚微，不如投入几万亿美元进行能源研究，或许后者能够真的产生一些有用的东西。从曼哈顿计划到太空竞赛，再到互联网开发，大规模技术创新一直是美国的强项。相比之下，涉及大力推动国外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美国的记录顶多是好坏参半。自从2001年9月以来，这一记录简直就是糟糕透顶。
共同努力削减核武器将招致一些风险。共同努力消除气候变化的影响意味着很多不方便，至少在近期内还会有些牺牲。但是，那些将自由等同于消费和自我实现的人们，对风险或牺牲没有任何胃口，即使今天的无动于衷意味着明天承担更大风险、作出更痛苦的牺牲。
只要美国人依然掩耳盗铃，坚持认为美国的实力没有极限，他们就不可能做这些事情。相反，在政治领导人的教唆下，他们会继续幻想某种形式的全球战争能消除恐怖主义。美国将改进并提高其核打击能力，而对其他国家寻求类似能力表示无比愤怒。美国人将把气候变化当成鸡毛蒜皮的问题。他们将大量消耗进口石油，无节制地消费进口商品，沉溺于帝国梦想。华盛顿将始终发布傲慢的声明，证明民主即将取得全面、永久的胜利。
同时，美国人民将不理会账户结算的限令，不去平衡预算、控制消费、付清债务。政客们在不必要的战争上浪费美国军事力量时，他们将依然温顺服从。他们将允许为政策失败负责的官员逃避责任。他们将容忍首都令人惊讶的无能和混乱，指望新总统处理好上届总统弄糟的问题。用尼布尔的话说，他们将坚守“把‘生活水平’当成美好生活最终标准、把技术完善作为文化和社会道德价值观保障手段的文化” 。首要的是，他们敬奉自由，但不去评估其内容，计算其成本。
“面对令人困惑的问题，真心实意地接受错误的解决办法，”尼布尔在半个世纪前写道，“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更添了一分凄楚。”这个判断今天依然正确。如果顽固地坚持认为这是历史上大国从未遇到过的问题，美国将重蹈那些国家的覆辙，无视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所带来的危险。
尼布尔曾评论道，对任何国家来说，“试图获取短期自我利益会危及其最终利益。如果承认这个事实，他们也总是承认得太晚”。这句话的两个部分都适用于今天的美国。为了扩大此时此地拥有的一点点利益，美国人越来越会毁掉未来。所以他们就这么继续下去，不顾及哪怕给自己带来的后果，那么就更别提对儿女和子孙后代的影响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就这样无情地走向终结。“在历史终结的时候，”我们的预言家曾写道，“社会秩序将在努力证明自己不可毁灭的过程中自我毁灭。”如果顽固地坚持认为其他国家必须服从的规则不适用于自己，美国人看似决意是要再次证明尼布尔的自我毁灭预言了。

致 谢
本书出版之时正值我在波士顿大学工作10周年之际。出色的学生和同事们使我在波士顿大学的教学生活成为一段脱胎换骨的经历。我尤其感谢系主任查尔斯•德尔海姆和埃里克•戈尔茨坦的慷慨支持。
在完成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还获得了其他各方面的帮助。我想感谢大都会图书公司的萨拉•伯什特尔给予我的信任和信心。我的编辑汤姆•恩格尔哈特简直棒极了，不论大主意还是小点子，他都如同是智慧的源泉。我不仅吸收了他的观点，也受益于他永远充沛的能量与精力。维基•哈丽很漂亮地完成了书稿审读工作。
我还要感谢老朋友比尔•阿金、克里斯•格雷、劳伦斯•卡普兰和戴维•沃尔什让我借鉴他们的想法。我也对乔•布朗、康纳尔•萨沃伊等几位研究助手及时的贡献表示谢意。干得很棒，小伙子们！
我也许不该这样讲，但我已不再把约翰•赖特看做代理人了。他成了我的挚友，是智慧和建议的源泉，在这个时候还是一种慰藉。
我亲爱的南希在迄今已算得上漫长的人生旅程中一与我风雨相伴。2007年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不易。一年来，她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大度和尊严。她永远是我灵感的不竭来源。
我将本书献给我们的儿子安德鲁•约翰！巴塞维奇。他于2007年5月13日牺牲在了伊拉克战场上，成了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约4 000名美国军人之一。对他的朋友和家人来说，他留下的记忆永远神圣。作为他的母亲和父亲，我们将永远思念他。

美利坚帝国项目”简介

《美国的极限》是“美利坚帝国项目”中的一本。
在军事力量无人能敌的时代，美国这个全球超级大国的领导者们越来越具有帝国野心。这种目标和政策的显著变化是怎样发生的？这条道路的前景又将会如何？
美国的战略思维和军事经济态势发生了许多变化，“美利坚帝国项目”则是对这些变化的回应。帝国一向被认为是对美国民主遗产的冒犯，现在却对美国与世界关系的界定带来威胁。“美利坚帝国项目”出版质疑这一状况的著作，旨在考察美国帝国追求的根源，分析它们对美国国内外的影响，讨论取代这一危险趋势的方案。
本项目的策划者是汤姆•恩格尔哈特和斯蒂夫•弗雷泽。他们是资深编辑，同时也是历史学家、作家。在亨利•霍尔特公司的支持下，大都会图书公司（Metropolitan Books）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包括：诺姆•乔姆斯基的《霸权或生存》（Hegemony or Survival by Noam Chomsky）；查尔默斯•约翰逊的《帝国的悲哀》（The Sorrows of Empire by Chalmers Johnson）；詹姆斯•卡罗尔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 by James Carroll）；埃尔•菲斯根的《如何在全球化中成功致胜》（How to Succeed at Globalization by El Fisgón）；迈克尔•克莱尔的《血液与石油》（Blood and Oil by Michael Klare）；瓦尔登•贝洛的《统治的困境》（Dilemmas of Domination by Walden Bello）；彼得•埃伦斯的《战争大国》（War Powers by Peter Irons）；罗伯特•德赖弗斯的《魔鬼游戏》（Devil’s Game by Robert Dreyfuss）；杰里米•布雷彻、吉尔•卡特勒、布伦丹•史密斯合编的《以民主的名义》（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edited by Jeremy Brecher, Jill Cutler, and Brendan Smith）；诺姆•乔姆斯基的《帝国野心》（Imperial Ambitions by Noam Chomsky）；阿尔弗雷德•麦考伊的《质问酷刑》（A Question of Torture by Alfred McCoy）；诺姆•乔姆斯基的《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 by Noam Chomsky）；格雷格•格兰丁的《帝国的工厂》
（Empire’s Workshop by Greg Grandin）。
如想了解“美利坚帝国项目”的更多情况和即将出版的图书，请登录www.americanempireproj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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