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的义务是进行革命——我所认识的菲德尔•卡斯特罗
米格尔•罗德里格斯 魏文编译
他从青年时代就思考个人权力的问题。他曾经认为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身上是危险的，我认为那是真诚的。但是历史的结果是他的权力越来越大，这是他原来未曾希望的。
40多年以前，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举行的第12次工人大会闭幕式上发表演说时，提出了一个愿望：“在将来，很少人或没有任何人能拥有我们在革命开始时拥有的权力，因为一个人拥有那么大权力是危险的”。这位古巴革命者当时不可能想象他所担心的这种情况延续了几十年。
这次生病后他将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转交给他的弟弟劳尔，这使得世界范围内对这个人以及一位出色的政治活动家生活历史上很少有的互相矛盾的评论像雪片似地飞来。
在20世纪的后半叶，从他关于非殖民化进程事件的方向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言论和行动来说，他是第三世界影响最大的领导人之一。
我曾经在古巴生活了8年。不只一次聆听他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上发表的长达数小时的演说，或是纪念7月26日在古巴岛上其他城市发表的演说。关于如何处理一种个人巨大的权力与人道主义之间的矛盾，我曾经问过自己，卡斯特罗在做出决定时有巨大的权力，他同时又热爱儿童，声援全世界被压迫和被排斥的人。那种因为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和仇恨把菲德尔说成是“血腥的独裁者”的人是虚伪的，他们自己知道这类指控是虚假的。
对古巴多少有一些了解的人不会不知道在古巴人民和他们的总司令之间存在着一种十分亲密的关系。几乎全体居民都热爱他。他的同胞们对他是绝对信任的，这是一种他没有鼓励的感情，也许这使他感到不安，因为他清楚任何领导人不论多么有天才，不论多么明智，都不能取代集体，集体是推动历史的力量。
任何媒体的诬蔑总是拒绝生活的证明。将一位人民热爱和领导国家近半个世纪的领导人说成“独裁者”，这是荒谬的，是一种背信弃义。古巴领导人和他的人民团结一致是对他们的敌人的漫骂的嘲笑。
菲德尔的伟大自然在于他引起敌人和诬蔑者对他的仇恨，与此不可分的是出现了一代追随者。在古巴和世界上这些追随者的队伍在扩大。这种事对古巴没有用处，因为对伟大的人物无条件颂扬的倾向总是消极的。还因为没有完美的统治者。菲德尔自己清楚这一点，他不喜欢人们把他说成是一个“超人”。他就是他，一个会死的人，一个由钢铁的意志锤炼的人，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一个有革命的人道主义的人，但他也是一个对个人局限性有清楚认识的人。
菲德尔在大学里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后来在监狱里他又深入学习这些著作。但是他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运动的结果。破坏 “拉考布雷号”的恐怖袭击，美国策划和资助由肯尼迪总统通过的雇佣军对古巴吉隆滩的侵略，这些都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卡斯特罗认为，“我现在和将来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使华盛顿发抖。卡斯特罗再次表明捍卫革命的决心，让古巴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是当时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选择。菲德尔多次坚持评估力量对比的重要意义。他承认在领导古巴革命的进程中犯了许多战术上的错误，但是他认为没有犯任何重大的战略上的错误。这对保卫革命是决定性的，他的功绩是很明显的。
早在马埃斯特拉山上开展武装斗争期间，他就表现了伟大战略家的天才。但是后来在长期对付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8任美国总统曾经承诺破坏古巴革命，均告失败），他展现了在确定前进方向的时刻独特的能力。这发生在革命的关键阶段，在一个极大的转折中，他的演说和罗曼蒂克时代的实践打破常规，做出了痛苦的然而是正确的选择。
古巴曾经处在经济灾难的边缘，当时苏联向它伸出了援手，没有这一联盟，一切都将沉沦。付出的代价当然是很高的。后来革命进入了他们所说的“一个灰色的时期”，出现思想上的辩论，在多个领域有创造性。
切•格瓦拉，一个有前途的新人，菲德尔认为他是同伴，是很多人敬佩和喜爱的人，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并不总是一致的。格瓦拉在离开古巴前往非洲的辞别信中承认了这一点。他对没有能够更早地完全接受卡斯特罗的领导能力和战略眼光感到遗憾，他认为总司令（菲德尔）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唯一的革命者。
在20世纪欧洲一代最辉煌的职业革命者当中，列宁作为无可争议的领袖是杰出的。菲德尔没有那么幸运，这也是不可能的。在革命胜利以后，为了对付历史提出的巨大的挑战，古巴起义军革命干部的核心人数是不够的。陪同菲德尔的一代人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经受锻炼，他们在一个被美国封锁的小国里成长，古巴是没有宣布的战争的受害者。
一些历史学家批评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唯意志论者，说他从大学开始在领导人民的斗争中经常表现出来。而卡斯特罗说他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马蒂思想”，认为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与来自鲁斯•卡瓦列奥和瓦雷拉理想主义的结合，这证明古巴革命是对历史逻辑的一种挑战。在攻打蒙卡塔兵营时是这样，在乘“格拉玛”号时是这样，在马埃斯特拉山的游击战争中是这样，在后来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冲突中也是这样。
抵抗的决心和来自古巴人民在战斗中大无畏的勇气使抵抗能够坚持下去，在今后人类历史的几个世纪中将永远记住它。事实是史诗般的东西不能以一般的道理去解释。为了理解菲德尔的独特之处，一般的政治学已显得不够了。我认为在他身上综合了神话英雄与现代英雄的特点，促使他进行一场战斗，这已变成为历史。菲德尔使人想起阿吉莱斯（传说中古代特洛亚战争中的英雄）、马蒂（古巴民族独立战争的领袖）和玻利瓦尔（南美洲的解放者之一）。他从希腊人和委内瑞拉人继承了超人的勇气，渴望接受表面上不可能的挑战。但是，菲德尔从来不追求荣誉，他没有野心。他与阿吉莱斯不同，没有穿越大海去摧毁当代的特洛亚，但他的人们却穿越大洋，去声援其他国家为自由而战的人民。
卡斯特罗从古巴人马蒂身上学到任何革命如果没有对生活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忠诚，就不可能获胜。作为人，他也有那三个人的一些缺点。我记得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革命者的义务是进行革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很少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如此一贯地无限和绝对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想象他在病床上感觉不到对他的疾病发出的诬蔑的飓风，但为另一场感情、尊敬和钦佩的飓风所感动。各国人民和革命者不论他在哪里，都希望他尽快康复，都感谢他为人类所做出的一切。
在危机的时刻，菲德尔几乎将党和国家的重担都放在自己的肩上，这是有负面影响的。因为意识到生命的规律，他知道对他会死去的身躯的要求多于他所能够和应当做的部分。
在身体康复以后，他可能再过一些年，更加意识到人类革命的现实，不再为日常的任务消耗精力，而是利用时间向他的人民和世界传播他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他作为当代的阿吉莱斯和玻利瓦尔的学生的教训。
（环球视野摘译自2006年8月9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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