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2000年1、2月间在美国纽约、芝加哥和三藩市举行的斯巴达克思同盟(Spartacist League)公众大会上所作报告的中文译文。报告人是史迪芬·辛格(Steffen Singer)同志,斯巴达克思工人党(Spartakist Workers Party, SpAD)期刊《斯巴达克思》(Spartakist)的主编。斯巴达克思工人党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ICL)的德国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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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8日,柏林墙倒塌十周年,苏联前首脑戈尔巴乔夫(Gorbachev)、德国帝国主义前首相科尔(Kohl)和美国前总统布什(Bush),共同出现在电视台的一个谈话节目上,谈论他们是如何组织民主德国1990年的反革命的。戈尔巴乔夫说:
“在民主德国事态发展的影响下,我们改变了对德国统一进程的立场。而一个尤其关键的局面是在(1999年。1月出现的。从本质上讲就是发生了结构性的崩溃。一个威胁产生了──一个混乱大动荡的威胁。这是从1月3日开始的,并且几乎每天都在加剧。”
1990年1月3日,在纪念为从法西斯手下解放柏林而牺牲的苏联红军战士的特雷普托(Treptow)纪念碑下,25万人参加了反法西斯、拥护苏维埃、拥护社会主义的大动员。他们来到这里示威反对法西斯分子在1989年12月底对这座纪念碑的亵渎。正是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发起了这一统一战线。我们在东柏林的工厂、工人区、火车站,尤其是向外籍工人,散发了13万张传单。我们写道:
“12月28日对特雷普托苏联阵亡英雄纪念碑的可耻亵渎在千千万万工人和民主德国的各阶层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反感和愤怒。这一挑衅的矛头也是指向我们这个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工人国家的。”
我们警告说:“法西斯主义的重新抬头仍是一个极端主义的边缘现象。重新统一的大德国的第一次危机一出现,法西斯主义就会再次威胁整个人类。然而在今天,西德和东德的社会民主党(SPD/SDP)则是制造这种大德国的主要工具。现在掐死这只法西斯主义的九头怪兽就是减弱社会民主党的渗透。”我们强调:“社会民主党是反革命的特洛伊木马!”
我们提出了如下的要求:“建立在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控制下的联合工人民兵!工人和士兵委员会要掌权!建立列宁主义- 平等主义的政党!……外籍工人必须享有完全的公民权!通过工人委员会指导的集中计划来复苏经济!不出卖民主德国!……建立一个红色苏维埃的德国!”
工厂的工人们是这场动员的骨干。起初,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Unity Party/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SED/PDS),东德的斯大林主义执政党,拒绝响应这一示威的号召。但当他们认识到东柏林的工厂支持我们的号召时,洛塔·彼斯基(Lothar Bisky),东德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的一个领导人,对我们说,“你们有工人们”。东德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就这样被迫响应了示威的号召。
就这样,25万人倾听了托洛茨基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论战,即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与东德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的论战。这是自托洛茨基在苏联被禁和左派反对派在那里于1920年代后期被摧毁之后,托洛茨基主义者第一次能够在一个畸形工人国家向大批群众讲话。我在此引用几段我们同志的讲演:
“一场政治革命正在我们中间爆发,且在发展。我们必须保卫它。
“西德帝国主义,在西德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下,寻求逐步的在经济上的吸收和在政治上的融合,这能够把这场政治革命转化成社会反革命。绝对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必需与之斗争!……
“是的,通过工人统一战线阻止纳粹!我们必须想得更远些。我们的经济受着浪费和过时之害。统一社会党的政党专政已经表明它是没有能力与此作斗争的……
“列宁说,‘政治是浓缩的经济。'争取决定权和治国权的斗争必须掌握在工人委员会手中,以便可以做出让大多数人满意的合理决定……
“苏联自然要走同样的道路,而那也会帮助我们一齐来解决经济和政治问题并且保卫我们两个国家。我们的工人的国家,它们目前正在一个过渡阶段,摆脱了资本主义,但当然还未达到社会主义……
“我们为了铸造一个新的工人政党而斗争,一个权利平等、义务平等的政党,一个具有列宁、李卜克内希、卢森堡精神的政党。通过统一战线行动来阻止纳粹!工人和士兵苏维埃要掌权!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
反革命对前民主德国的严重破坏
东德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和戈尔巴乔夫对特雷普托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幽灵感到恐惧。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工人阶级在民主德国掌握政权。于是他们就改弦更章公开支持资本主义的吞并(Anschluss)。正如戈尔巴乔夫在电视节目上描述当时与民主德国领导人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所说的:
“正是在那个时刻,莫德罗告诉我,说我必须在那同一天就要说明,虽然我们一直到那时还在谈论他们两国之间的某种条约联盟,德国人且大多数德国人,今天公开支持德国的统一……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告诉他(科尔),我们这些苏联领导人采取这样的基本观点,不管德国统一采取什么形式,经过多长时间,这是德国人他们自己的权利。”
正如我们所警告的和与之斗争的,反革命给前民主德国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它的整个工业被摧毁,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二十或更高,青年的情况就更糟了。在西德则是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不断的攻击,以打击工会的力量并摧毁工业薪水的合同制。妇女所受的打击最大,前民主德国百分之六十的妇女失去了她们的工作,堕胎的权利也在受到攻击。资产阶级想要摧毁退休金制度、教育制度和医疗制度。
与此同时,加剧的种族主义的国家恐怖被用来分裂工人阶级。无数的移民和避难者,甚至在德国出生的年轻人,都被遣返出境。法西斯主义者在危险地增长,每天都有法西斯的凶杀和恐怖。反犹太主义有了急剧的上升,以致在几个月前死去的犹太人社区领袖要求保证他不被埋在德国,以免自己的坟墓被法西斯炸掉。他前任的坟墓已经被炸三次了。
在东欧,劳动民众的处境更为恶劣。与此同时,整个西欧爆发了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攻击的大规模激烈斗争。为了资产阶级庆祝柏林墙倒塌十周年,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资本主义政府,雇庸了亲政府的作家和艺术家中最流行的一群,来到位于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的勃兰登堡门,却只有一万五千人捧场;相比之下,有两百万人参加了公元二千年的庆祝。这是因为大多数德国和欧洲的工人看不出对于柏林墙倒塌有什么值得庆祝的。
在那一台电视节目上,科尔对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表示不满。资产阶级正在推动一场“共产主义灭亡”的攻势,声称在1989-90年每个人都渴望资本主义,而1990年1月3日的特雷普托动员与他们这场攻势却完全不相容。只举一个例子:有一本很厚的载有科尔在1989-90年间的谈判会谈记录的书,大约有一两千页厚。其中从1989年12月底我们提出号召在特雷普托的统一战线示威一直到1990年1月底的会谈记录被标成“机密”,而且这些部份在再版时被删除。
与此同时,奥斯威辛的资产阶级发动了一场企图把民主德国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等同起来的阴险攻势。前纳粹集中营的旧址被用来作“红军的罪恶”和“为了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即主要是纳粹分子)的展览。在柏林墙倒塌的周年纪念日上,资产阶级的法庭把三名民主德国的领导官僚送进监狱去服长刑──因为他们曾是民主德国工人国家的代表──并且把这同纽伦堡审判相提并论。
资产阶级想要在这场攻势中抹杀的是在1989-90年间面对的这样一个问题: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在1989年有一个革命的形势。列宁把革命的形势定义为这样一种形势,即统治者无法用旧的方式统治,而被统治者不愿被旧的方式统治。1989年10月,在民主德国执政的官僚阶层垮台了;示威在扩大,在戈尔巴乔夫的帮助下,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昂那克(Honecker)于10月底下了台。正在东德畸形工人国家发展的是一场萌芽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关键的问题是:由哪一个阶级来统治?这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即工人阶级驱逐官僚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或者是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即西德的资产阶级来接管民主德国。
十月革命和斯大林主义的热月政变
我们当时所为之奋斗的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这一斗争必须以捍卫无产阶级财产所有制的原则为基础。要想明白在1989年所发生的事件以及我们是怎样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就不得不从1917年的俄国革命讲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一场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随着战争的爆发,许多第二国际的政党跑到了本国的资产阶级那边。他们在把各国工人阶级送去残杀别国的阶级兄弟中起了关键作用,成了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即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却执行着资产阶级的纲领,也就是说他们所保卫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统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导致了俄罗斯帝国的工人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中推翻了沙皇。他们建立了苏维埃,即工人委员会。大多数的工人和士兵在当时相信孟什维克,即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而孟什维克把政权交还给了资产阶级。他们与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成临时政府,即人民战线。孟什维克当时在苏维埃中系多数,把苏维埃服从于资产阶级政府,以最终解散苏维埃而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式共和国为目标。
这就意味着战争要被持续,以保卫资产阶级的财产,反对工人来保护资本家的工厂,反对农民来保护大地主。早就从孟什维克中分裂出来的布尔什维克,明白社会民主党是不会由于向其施加压力就为工人利益服务的,而是力争使基层的工人与其社会民主党领导断绝开。布尔什维克号召苏维埃与资产阶级决裂并号召“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是孟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不愿意这样做。
在从1917年2月到10月的斗争进程中,工人和士兵们认清了孟什维克是不会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不会与资产阶级决裂,不管给其施加多么大的压力。于是,工人和士兵们与孟什维克决裂,被赢到布尔什维克一边来。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领导了工人革命;在一场以武装的工人阶级和士兵为基础来粉碎资产阶级国家的起义中,苏维埃夺取了政权。
世界资产阶级想方设法要摧毁这一革命。前所未有规模的内战接踵而来,14个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了苏联,以帮助俄国的反革命军队白军。苏联红军,在托洛茨基领导下,在入侵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的帮助下,击败了反革命的进攻。
布尔什维克非常清楚地明白,落后的苏维埃俄国如果一直孤立是生存不下去的。他们把十月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开始。把革命扩展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去是必需的。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列宁和托洛茨基创建了共产国际以作为领导世界革命所必需的政党。
俄国革命是对全世界被压迫民众的鼓舞。在世界大战结束时,革命的浪潮席圈欧洲。在其它地方的社会民主党,正如他们的俄国副本一样,行动起来从工人手中拯救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新建的各国共产党太年轻而缺乏经验,无法把这些革命领向胜利。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德国,革命性的危机也是最尖锐的。社会民主党调用了法西斯的反革命军队,Freikorps,血洗了1918-1919年的革命。他们崭去了年轻的共产党的头颅,杀害了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这两位德国无产阶级的杰出革命领袖。
1923年,一场不同寻常的革命性危机震撼德国。德国工人指望德国共产党(KPD)来领导他们,但是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却指望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来领导革命,甚至与他们一起加入了一个议会式的,即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当德国共产党让革命形势从手边溜走时,在被破坏严重的苏维埃俄国的工人阶级变得士气低落,因为这意味着俄国革命的继续孤立。1924年初,一个以斯大林为首的保守的官僚阶层乘机篡夺了政权,把它从无产阶级手里夺走。从这个时刻起,统治苏联的人,统治苏联的方式,统治苏联的目的,都发生了改变。
那是一场政治反革命,但却不是社会反革命。官僚层是以计划性的集体经济为基础的;他们是从那里榨取特权的。然而,他们并不拥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仍是国有的。官僚们可以管理工厂,但是他们不能拥有工厂;比如说他们不能把工厂传给子孙。它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不稳定的官僚阶层。这一官僚层有着双重性:它敌视工人阶级,因为它不得不反对工人来保护自己的特权和统治;与此同时,他们的官僚特权又是源引于从胜利的十月革命中诞生出来的计划经济的。同时,世界资产阶级敌视苏联官僚层并竭力要摧毁苏联。
1924年,斯大林提出了“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教条,与激发了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道而驰。第三国际因而由世界革命的工具变成了世界革命的障碍。它的任务不再是领导工人夺取政权,而是讨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以使他们不进攻苏联,以便在那里建设“社会主义”,但不在其它任何地方。托洛茨基领导左派反对派同苏联和第三国际的退化进行了一场不屈不挠的斗争,并反对斯大林主义者以捍卫布尔什维克的纲领。
苏联粉碎纳粹德国
在德国,1923年革命的失败使法西斯得以抬头,并在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德国被经济大萧条所震撼之时,有了很大的增长。面对巨大的阶级分化,德国资产阶级施放了法西斯这条恶犬。工人阶级想要与之斗争。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却不想发动其工人阶级基础,因为一旦工人们行动起来,他们就不会仅仅停止于击退法西斯,而会继续去扫除滋生法西斯主义人渣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同时,共产党拒绝动员起来与社会民主党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来一方面粉碎法西斯主义者,另一方面证明共产主义纲领比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纲领的优越性。这样的一个统一战线本来可以在斗争过程中把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基础从其背叛性的领导层那边争取过来,并由此打开通向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正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左派反对派当时所为之奋斗的。
1933年初,希特勒未放一枪一炮就上了台。法西斯主义者摧毁了工人阶级所有的组织,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他们开始了灭绝种族大屠杀,即一场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以及几百万同性恋者、吉普塞人和共产党人的大屠杀。1941年,纳粹政权入侵苏联,妄图把世界的六分之一重新带回到资本主义的剥削之下。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无条件地在军事上保卫苏联。但是我们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中并不支持任何一方,而是为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它们而斗争。正是苏联红军,尽管有斯大林,粉碎了纳粹政权。近三千万苏联公民为此献出了生命。
苏联红军胜利之后,斯大林主义者,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以他们自己的手法,在东德和东欧废除了资本主义。面对帝国主义的冷战敌视,苏联官僚层在那些红军系领的东欧国家废除了私有财产,以便使新政权与苏联的政权相一致。战后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不是象十月革命那样由一个觉悟的无产阶级进行的,而是在原资本主义政权被战争摧毁之后自上而下以军事-官僚式的方式进行的。定性地来讲,战后的在所有畸形工人国家的政权都与斯大林主义退化几十年后的苏联基本相同。这包括南斯拉夫、中国、北朝鲜、越南和古巴,它们之间的区别,如果有的话,也是量的区别。对生产资料的没收是我们所保卫的一个进步的措施。但正如托洛茨基在苏联红军于1939年晚间进入波兰东部时所辩论道的,这种没收不是一个关键的政治上的标叉,除非在财产所有制上的改变导致了无产阶级在觉悟上和组织上的提高。从这一决定性的观点出发,他在《捍卫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写道,“莫斯科的政治,从整体上来说,完全保持着其反动特性并且依然是世界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戈尔巴乔夫的“市场改革”──反革命的前奏
我们无条件地在军事上捍卫了苏联退化工人国家和东欧畸形工人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内部的反革命。与资本主义不同,那些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不是要追求最大的利润,而是要取得最大的总产量,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只能梦想的社会体制。在民主德国,没有失业或是无家可归者。而且,比如说,我的曾是放畜娃的母亲能够去学习并成为一名电子工程师。
百分之九十的民主德国妇女有工作,而为使其成为可能,国家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托儿所系统;还有所谓的“婴儿年”,既当孩子出生时你会得到一年完全保薪的假期;在学校里所有的孩子都会有饭吃,等等。然而与此同时,斯大林主义者会灌输反动的家庭价值观念,妇女在下班之后不得不干所谓的第二班的家务。过去,百分之九十五的民主德国人口是无神论者──根本不存在宗教的物质基础。即使到今天,正如一家知名的资产阶级报纸抱怨的那样,教堂还无法在前民主德国得势,而且受到敌视。
与此同时,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力图压制工人阶级的任何独立思维和独立政治表达,因而工人阶级处于分裂状态并且在政治上被解除了武装。当时有一个叫作斯塔西(Stasi)的庞大的秘密警察机构,监视工人阶级和那些被认为是反对政权的人。
尽管有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存在,因为计划经济,苏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这也是在巨大的代价和苏联劳动群众的牺牲之下取得的。但在劳动生产率上,苏联的经济还是显著地落后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社会和经济消耗极大,老的那一套大量投资和抄袭技术的官僚做法在过去却曾取得了很大成效。可是到了七十和八十年代,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它已经到了极限。苏联陷于相对的经济停滞。正如托洛茨基在其1936年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观察到的:“在国有化的经济之下,要提高品质,就要求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有一种民主主义,要求批评和创意之自由,──而这些条件却与畏惧,扯谎和谄谀的极权政制不能相容的。”
于是,当时的苏联官僚层头目戈尔巴乔夫引进了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市场社会主义”意味着放向集中计划,把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引进到计划经济中。即把工厂与工厂,工业与工业对立起来去争夺原料和消费者。生产不再是为了需求,而是为了利润。这种追求把工业和消费者对立起来。这也把较为富有、更为工业化的地区与较为落后、不太工业化的地区对立起来,从而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增长和苏联的解体。这些“改革”显著地暴露出了官僚层其中一翼的胃口,即试图通过一块块地吞食工人国家并力求把自己变成有产阶级来巩固他们不确定的经济特权。
与此同时,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从阿富汗撤走了苏联红军,把阿富汗妇女交给了美国中情局支持的野蛮残忍的圣战者。我们把这种行经称为背叛,并向阿富汗政府提出组织一个国际纵队与圣战者作战。阿富汗政府谢绝了我们的这一提议,我们转而为在与圣战者作战的被围困的贾拉拉巴德尔城募集捐款。我们在当时说,在阿富汗与帝国主义作战要比在莫斯科与反革命作战要好。
柏林墙的倒塌
1989年夏,大批民主德国公民流往西方,极大地损坏了计划经济。在那时,作为其“市场改革”的一部份,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只以国际市场价格和货币向其它畸形工人国家出售石油和原材料。
情况越来越清楚,民主德国不能再继续老样子了。从1989年10月初,民主德国开始出现示威,并逐周增长。昂那克想用军队对付示威者,但戈尔巴乔夫和在民主德国的苏军指挥部不同意。10月底,昂那克倒台。1989年11月4日,东柏林百万人示威。在那里你会看到许多亲社会主义的旗帜和口号,如“要共产主义理想”,“反对特权”,“建立工人委员会”等等。五天之后,柏林墙倒了。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国际执委会立刻召开会议,24小时之后,第一批领导同志飞往了德国,支援当时共产主义同盟的德国支部,德国托洛茨基主义同盟,以介入这场萌芽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给东德工人阶级提供领导。这是共产主义同盟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国际的三分之一的成员都在德国,我们投入了我们所有的一切。
12月8日,我们出版了第一期《工人新闻通讯》(Arprekorr),以日报的形式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集体组织者和建立领导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所必需的政党的手段。这份报纸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德国所有的城市里,涌现出了一组组的青年或者工人,分发《工人新闻通讯》。我们把他们组织成斯巴达克思小组(Spartakist-Gruppen)。
为了一个工人委员会的红色德国！
我们用我们的纲领进行了介入,为了一个工人委员会的红色德国,为了一个革命的统一:通过在东德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去驱逐斯大林主义官僚层,通过在西德的社会主义革命去推翻资产阶级。我们明白,德国是被一条阶级的界线分裂着的,问题是:革命或是反革命的统一。我们用我们的口号“不出卖民主德国!”清楚地表达了我们对后一选择的反对。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为了在东德和西德建立同一个政党而斗争,反对两个政党的观点,即一个在东德,一个在西德。我们组织了东德斯巴达克思小组的成员访问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工业中心鲁尔地区。
在民主德国,我们遇到了一种建立于斯大林主义的谎言和欺骗之上的矛盾的错误意识。这种人民战线式的世界观取代了以阶级斗争观点为基础的革命的世界观,换之以错误类别,如“热爱和平的国家”,“进步的人民”或者帝国主义的“各翼”。在民主德国的人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被保护的“在半个国家内的社会主义“之中,并且外面的世界是一个本质上来说不可改变的、敌对的世界,不存在阶级矛盾。我们的革命统一的纲领戳穿了这一错误意识,但是当时普遍存在着一种对在西德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的怀疑。
同一时期,在西德,资产阶级在社会民主派的工会官僚们的帮助下,用给予工人增加很多工资的手段转移了一场强大的冶金工人的罢工。这样的罢工本可以有力地揭穿这种错误意识,即在西德的革命是不可能的,在那里没有阶级矛盾。
在前民主德国进行政治革命的可能性早于几十年前的1953年就被提出来过。随着斯大林之死,东德工人们看到了革命的机会,开始了一场政治革命。东德工人在西柏林示威,要求建立一个冶金工人的政府,并且告诉他们在西德的阶级兄弟:我们会清扫东柏林,你们来清扫波恩(当时西德的首都)。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调动了苏联军队的坦克,救了东德斯大林主义者。
在于1989年秋开始的萌芽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中,我们号召创立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就象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那样。工厂的工人们找到我们,问我们如何建立这样的委员会。在工厂中,应选举可以被撤换的代表,这些代表不比普通工人多拿工资,他们在工人委员会中负责决定采取怎样的政策,即如何防止卖掉工厂,如何阻止法西斯分子和保卫外籍工人的社区,并且最终如何治理整个社会。这些委员会将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等等。
在东德有工厂民兵,即战斗小组(Kampfgruppen)。他们的建立是用来防止另一个1953的,但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在工厂里的工人国家的保卫者。在每一个工厂里都有这样的分队,他们可以得到象炮和坦克那样的重武器。1989年11月,当东德统一社会党的组织在工厂层次上消失的时候,这些战斗小组具有真实潜力成为一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结晶点。
我的父亲在战斗小组中。在1988年的时候,他们不仅训练如何保卫工厂来防犯故意破坏者,或者是如何与北约(NATO)的入侵进行斗争,他们而且也训练如何驱散示威。[战斗小组成员]对此有极大的忧虑。我父亲告诉我,他所在的分队非常不喜欢这一点。1989年10月初,当我第一次参加示威的时候,在决定是否参加某一示威前,人们会查询各战斗小组在讨论什么,发现他们是否会行动起来反对示威。他们并不会。因此,斯大林主义者们在1989年12月初解散这些小组是一个非常有意识的决定,这样就缴了工人阶级的枪。
由于我们的宣传,东德军队国家人民军的一些单位创立了士兵委员会。一些这样的委员会在军队中分发了《工人新闻通讯》。正是这些单位被惊慌失措的斯大林主义者们解散了。在特雷普托示威中,一位士兵委员会的代表听了我们的演说,走上台来,说“你们号召组织士兵委员会──我在这,我要发言。”但是斯大林主义者不让他讲话。我们从东德这样的士兵委员会中招收了一些同志。
在1989-90年间我们对东德的介入中,我们号召建立一个新的列宁主义-平等主义的政党。1989年12月初,斯大林主义的执政党统一社会党召开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为期一周的会议。他们抛向了旧的领导并在他们原先的名字上加上了“民主社会主义党”。这增强了许多亲共产主义的工人和统一社会党基层党员的幻想,以为现在称为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统一社会党是可以被改革的。但它是不可以被改革的。新的领导层──格列格尔·盖西(Gregor Gysi),洛塔·彼斯基和汉斯·莫德罗──心目中的英雄就是反对和对抗十月革命,并使1918-1919年的德国革命出轨的社会民主党人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和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我们号召建立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与之对抗。
“平等主义”这几个字清楚地指出我们对官僚特权的反对。我们不是要改革老的统一社会党,而是要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共产党。你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不简单地号召建立一个托洛茨基主义政党。斯大林主义者散布了几十年的谎言,说托洛茨基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是法西斯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反革命的。我们收到学生和工人的来信说“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写的,而且也想为之而斗争,但是你们怎么可以称自己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呢?”为了揭露斯大林主义者的谎言并与之作斗争,我们以“托洛茨基主义:它不是什么和它是什么”为题,出版了一期《斯巴达克思》(德文版第14号,1989-90年冬)。
德国革命统一这一斗争的关键,铸造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以及一个新的列宁主义-平等主义政党的关键,是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与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作斗争。在民主德国有不少从越南、古巴、莫桑比克、安格拉和波兰来的外籍工人。他们没有公民权,不得不与其他本地居民分开居住。虽然他们在名义上领取同等工资,但实际的工资并不总是这样。如果一个越南女工怀了孕,就会被送回越南。这是与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与我们所为之奋斗的工人国家相悖的。在革命之后的苏维埃俄国最早发布的法律之一就是每一个在那里居住而且没有剥削工人或者农民的人都享有完全的公民权。
我们提出口号,“所有移民都必须享有完全的公民权!”这是与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主义隔阂进行斗争的关键。在我们的日报《工人新闻通讯》上,我们用多种语言,包括越南语、葡萄牙语、波兰语、西班牙语还有俄语,发表了国际主义的问候语。这些外籍工人可以为建立政党把革命带到他们本国提供一座活生生的桥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古巴的斯大林主义者命令所有在东德的古巴工人和学生回国,以免他们感染上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和由工人委员会统治的思想。我们对苏联的无条件军事捍卫也是十分关键的。在东德有很深的亲苏情绪。苏联红军粉碎了纳粹政权而且是防犯北约的重要力量。
然而我们纲领所产生的共鸣并不只限于东德。从土耳其来的移民工人是西德工人阶级的一个战略组成部份,集中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且与西德的社会民主党更为疏远。西德社会民主党加剧了在其所保卫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的种族隔阂。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西柏林的办公室是位于一个叫作哈克维的土耳其移民组织的指挥部。他们把办公室的很大一部份给我们使用,因为他们明白,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帝国主义将意味着大大加剧的德国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恐怖。与此相反,在东德成功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将会给种族主义以巨大打击,并且会是对西德社会革命的一个巨大鼓舞和促进。
我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斗争的另一方面是号召德国、波兰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我们对苏联红军所做的工作就是这一远景的一部份,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纲领带回苏联。人们必须明白,东德所面对的西德帝国主义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之一,它的军队则是北约的第二劲旅。苏联红军和民主德国军队处于面对北约的前沿。
我们在苏联红军的军营里受到很好的接待,所遇到的是对我们的极大兴趣和乐于接受。虽然我不得不告诉你,在那里卖报纸并不容易。我们的一支卖报纸的小队去了其中一个军营,并且一间间屋子走。我们或是偷偷地溜进去的,或是与军官们打下了默契。战士们见到我们非常感兴趣也很高兴,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把带去的出版物卖光了。与此同时,我们每走到一个营房,战士们就会拿出一瓶伏特加烈性烧酒,你就会为国际主义干一杯,为保卫苏联干一杯,等等。所以到最后,这支小队不但把带去的出版物全部卖光了,而且都醉倒了,没有一个同志记得自己是如何摸回家的。我们后来受邀到红军营地给指战员讲演。我们把托洛茨基主义带给苏联工人和士兵的愿望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与当时并不少见的反波兰的沙文主义进行斗争是十分重要的。你要知道东德是东殴畸形工人国家中经济最强的一个。当时在东德存在着一种极为落后的意识,认为“我们是最好的,别人不会工作,不会组织,而且懒惰”,以及诸如此类的垃圾想法。我们对波兰工人的国际主义问候是非常重要的。1990年5月初我们发表了“致波兰工人信”,先在东德又在波兰发表。一个来自波兰斯大林主义的青年团中的小组得阅了这封信。他们之后给我们写信,我们开始与他们接触,并由此产生了我们的波兰支部,波兰斯巴达克思小组(Spartakusowska Grupa Polski)。
我们对波兰工人采取的方式的关键是我们对由美国中情局和梵蒂冈支持的“团结工会”的坚决反对。那只不过是一个假冒的工会──顺便说一句,那是帝国主义唯一喜爱的“工会”。他们刚刚在1989年上台并领导了一场反革命。可以想象,在波兰为反对由反革命带来的对工人的攻击而爆发的罢工,会对东德工人有多大的影响。反之亦然,在德国成功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会激发波兰工人去推翻“团结工会”。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罗莎·卢森堡,德国工人的一位杰出革命领袖,她就是出身波兰犹太家庭而且也是革命的波兰工人党的领袖。
革命报纸
列宁在其1902年《怎么办?》一书中解释到,报纸是革命政党的集体组织者。这正是你会在真实生活中通过我们的日报《工人新闻通讯》和半月刊《斯巴达克思》(Spartakist)所看到的。随着第一期《工人新闻通讯》在12月初出版,到12月底,我们工作的很大一部份就是把一捆捆的每期报纸发往东德各地。我们每天卖一万到一万二千份《工人新闻通讯》。那是平均销量。
在大约1990年1月我们动员特雷普托示威期间,我们的一个同志来到东德城市罗斯托克,走进一家旅店,作了一个讲演,说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行动和工人士兵委员会掌权的必要性。那位同志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旅店应该给我们提供打字机和纸张,而且我们还需要印刷机。经过一场利与弊的大讨论,一位维修工人走过来对我们说,“3xx房,那有一部打字机。我知道到哪里可以弄到印传单的纸张。”这就是我们特雷普托的传单怎么罗拉斯托克得以印刷的。当回到他的汽车时,我们的同志在车前玻璃上发现了一份我们的《工人新闻通讯》。很显然,我们在罗斯托克有一个斯巴达克思小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找到他们,并组织那些分发《工人新闻通讯》的组织者们,作为新的列宁主义-平等主义,即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核心。我们必须训练他们去建立和扩大斯巴达克思小组。
与此同时,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们出版了一期题为“托洛茨基主义:它不是什么和它是什么”的《斯巴达克思》。这是一本批判斯大林主义者和假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小册子。有些假托洛茨基主义者也介入了东德,并都支持了反革命。我们把这些组织称作“中派”,即“言词上革命,行动上机会主义”。在一个革命前夕的形势下,与中派斗争的重要性比平时还要显著。当新的一层层工人和青年被政治化的时候,揭穿中派的面具就尤其重要,以免人们被他们改良主义纲领的伪革命的词藻所欺骗。
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就是这样的中派组织中的一个。他们在1980年代初期从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的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分裂出来。当工人力量1990年2月在东德介入的时候,他们的爱尔兰小组在当时有一个大标题,“打倒斯大林主义,打倒帝国主义。”这暴露了一个经典的“第三阵营”的立场,即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畸形工人国家之间划等号,这意味着对反革命的支持。他们忙着欢呼最右翼分子,包括公开的法西斯分子,对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的总部的攻击。那是在1月中期特雷普托之后,西德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正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共产主义攻势的背景下发生的。工人力量而且还要求苏联红军立即撤军东德。所有的假托洛茨基主义者最终都支持了反革命。
还有一个叫作布尔什维克趋势(Bolshevik Tendency, BT)的小集团,他们这一群是由几个在1980年代第二次冷战的压力下背向我们组织的心怀怨恨的前成员创建的。他们宣称在东德并不存在萌芽的工人政治革命,并且把斯大林主义者宣告为主要的敌人。但如果不是无产阶级,是谁来推翻斯大林主义者呢?他们怀恨地攻击我们不把西德社会民主党这个反革命的特洛伊木马请到特雷普托的讲台上!我们当然不会!再加一点:社会民主党那时正忙着在东德南部和纳粹一起示威,挥舞德国国旗,一同叫喊,“德国──统一的祖国!”那就是布尔什维克趋势的胃口所在。
斯巴达克思小组
在第一期《工人新闻通讯》出版的一两周内,它就在东德所有的主要城市中分发。那些分发它的人是出于同意我们所为之奋斗的纲领而这样做的。这份报纸作为党的集体组织者的作用可以在1989-90年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最为重要的是真正组织起那些分发报纸的人,建立联络,从政治上训练他们,因为斯巴达克思小组是建立领导政治革命所必需的革命政党的手段。它们是把我们纲领的威力通过组织的力量转化成国家政权和工人阶级统治的社会的一种手段。第一个斯巴达克思小组是在1989年12月21日在柏林成立的。
使党在新的政治形式下摆正方向总是需要内部斗争的。这一斗争中的一个口号是“在东德任何事都是可能的!”这是平白的事实。在东柏林,我们的办公室是到一个文化中心和那里的工人谈话而得到的。他们经过讨论把整层都给了我们,只收了象征性的租金。他们决定反革命就一定意味着文化中心的结束。为了防止它发生,他们愿意把房间和电话给我们使用。
举另一个例子。我们在特雷普托示威时差一点没有拿到我们的报纸。在东西柏林分界线上交通大堵塞,我们运载刚刚印刷出来的《工人新闻通讯》的卡车被堵住了。我们的同志下车走到东德边防战士面前说,“我们是斯巴达克思。我们必须要去这场特雷普托示威,而我们运载报纸的车被堵在那边。我们必须把这些报纸叉时运到示威地点。”斯巴达克思和《工人新闻通讯》已经在士兵中有名气。士兵们对我们说,“把车开出这条行车道。那边有一条给外交官的路;从那条路走,我们会给你们引路。”报纸就这样叉时到达了示威地点。这显示了什么是革命性的形势:所有事情都颠倒过来。在昨天还看起来没有办法的事情,今天一切都成为可能。觉悟是变化很快的。
1990年1月21日,我们创立了德国斯巴达克思工人党(Spartakist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SpAD),由斯巴达克思小组和德国托洛茨基主义 同盟(Trotzkistische Liga Deutschlands)融合而成。斯巴达克思工人党承担起了与由特雷普托之后所发起的把东德急忙推向吞并的反革命攻势的斗争。
特雷普托的确是转折点。从那以后,东德的斯大林主义者组织了一场向着反革命的惊跑。德国的资产阶级进入疯狂状态,发动了一场闪电战,这也是针对斯大林主义者的。当时有一个所谓的圆桌会议,一场包括所有东德反对组织以及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和东德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聚会。社会民主党站起来大声训斥斯大林主义的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你们怎么会与那些称我们是反革命特洛伊木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站在同一个讲台上?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盖西站起来基本上说:我们和你们一样被特雷普托吓坏了,我们也不喜欢托洛茨基主义者所说的以及所发生的事情,号召特雷普托示威是一个错误。东德当时的政府头子,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的莫德罗,宣告了成立一个新的秘密警察的计划。我让你们自己来想这是针对谁的。后来,在1月底,莫德罗公开宣称,“德国──统一的祖国!”
这对最先进的工人是个很大打击,因为他们还紧守着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并希望它会是一种阻止反革命的路障。托洛茨基在论及西班牙革命时已经解释过,工人们不容易与那个把他们带入政治生活的政党决裂。斯大林主义者明白这一点,并用此来争取时间。与此同时,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打开所有的大门让德国资产阶级进来。整座整座的工厂被买掉,并把最先进的工人置于一个带全薪的“零小时工作周”,即不让他们上班了。德国资产阶级向东德注入了几十亿的德国马克。
我们宣传的重点,也转移到强调抵制这一把东德工人阶级慌忙推向反革命的协调一致的攻势的必要性上。一次又一次地,我们打出“对资本主义吞并说不!”的大标题。我们说,对反革命说不!组织起来反对出卖我们的工厂!谁给了厂长和其他斯大林主义官僚权力来出卖不属于他们的工厂?这些工厂属于我们工人阶级!
与资本主义统一德国的反革命前景相反,我们提供了一个德国和俄国无产阶级联合的革命前景。这也是针对东德工人中极为错误的信念,以为西德的工人阶级缺乏任何革命能力。东德工人对我们说,在西德的革命也许可能,但不是在今天或明天,而我们不得不现在就行动。如果我们起来斗争,就会立即面对强大的西德帝国主义、北约、法西斯分子,等等。
苏联局势不稳。一方面,民族主义紧张加剧,反革命活动上升,特别是在波罗的海的加盟共和国。另一方面,西伯利亚爆发了震惊了官僚层的强有力的矿工罢工,苏维埃被自发地建立起来,等等。我们提出口号,“苏联和东德以工人民主为基础建立联邦!”
1990年3月的选举是一次关于要不要资本主义统一的全民表决,即要不要资本主义反革命。我们清楚地阐明每一个组织都必须对这一生死问题在工人阶级面前表明立场。一次又一次地,我们的中心观点是一个清晰、明确和响亮的“不!”
为了争取最多的反对反革命的选票,为了使亲社会主义的工人摆拖支持反革命的假左派组织,为了分裂而重组那些在即将到来的全民表决的影响下两极分化的左派组织,我们提出了如下互不竞争协议:如果某个组织叉备清楚地、公开地、明确地在书面上表明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统一,我们就会号召我们的支持者在我们没有参加竞选的地方投票给他们的候选人,而其他政党也同样号召他们的支持者在他们没有参加竞选的地方投我们一票。结果表明,我们是唯一为反对资本主义反革命而斗争的组织!
斯大林主义:革命的掘墓人
在资产阶级的攻势下,工人阶级的先锋层日益绝望。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到哈雷的城市清洁工人那里,看到我们的竞选标语同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即当时在西德政府中系领导地位的政党,的标语并排挂在一起。我们问,那是什么?那并不是一个我们想与之并排的政党。工人们告诉我们:我们要么去革命,那么我们就投你们的票,要不然就走资本主义,选最有关系和最能弄到资本的党。这样的两极分化的确给你一个工人们有多么绝望的概念。
3月18日,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投票给了以基督教民主党或是社会民主党为基础的联合体,即资本主义统一。我们把这一苦涩的事实告诉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第四帝国在东德大选获胜。”反革命胜利了,这不仅是德国工人阶级而是世界工人阶级的痛苦失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包括西德马克的引入,东德军队和 警察的解散,等等,基本上在那时就决定了。正是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领导了反革命,正是社会民主党这一反革命的特洛伊木马和所有的假左派支持了反革命。只有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与反革命进行了斗争并给工人阶级提供了革命领导。
这场反革命导致资产阶级发起了一场所谓的“共产主义灭亡”的胜利主义的攻势。他们的一个意识形态家甚至宣告了“历史的终结”。与此同时,这场反革命在世界范围内逆转了工人阶级的觉悟。这种状况尤其深刻,正是因为反革命是从内部由斯大林主义官僚层领导的。正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宣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比的优越性。
我们的政党也不免疫于社会的压力。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前领导成员之一,简·诺顿(Jan Norden),无法面对在德国的反革命灰暗现实。他提出了一个无知和反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认为将会有一个工人阶级大规模的抵抗,认为社会民主派的前斯大林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党会分裂,等等。这导致了一系列对民主社会主义党的迁就和屈膝,基本上否定了我们在1989-90年的革命领导作用以及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反革命领导角色。
这种对民主社会主义党的迁就在1995年1月柏林的一次公众大会上达到了高峰。诺顿向民主社会主义党中的斯大林主义者们伸出了双手,把他们描绘成民主德国的“附着物”,而民主德国于五年前就被摧毁了。他声称斯大林主义者在当时甚至不能“想象到一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在特雷普托之后这一可能性一直象恶梦一样困扰着他们。一遍又一遍,诺顿断言道在1989-90年间没有革命的领导。那么我们介入的整个目的又是什么呢?当然不是要和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去亲热。
基本上,诺顿是向资产阶级“共产主义灭亡”的攻势屈膝,而去寻找无产阶级以外的力量和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以外的纲领。随后发生的反对这一修正主义的内部斗争是重新武装我们国际为新的十月革命而斗争的关键(见我们的《国际通讯》第38期,“诺顿‘小组'──托洛茨基主义的可耻叛逃者”)。过于怯懦而不去建立一个派别在党内为他们的立场斗争,诺顿一组人于1996年以违反纪律而制造了他们自己的开除。他们后来成立了国际主义者小组(Internationalist Group, IG)。过后不久,国际主义者小组的行动证明了它严重的机会主义特性。他们吹捧一群巴西的工会机会主义者,叫作钢铁工人斗争(Luta Metalurgica)。这些机会主义者屡次犯下阶级的背叛:为了保全他们的支持者(一个前警察)的工会主席的职位,而把瓦尔塔·瑞当达市政工人工会拖上资产阶级的法庭。
向新的十月革命前进！
1990年夏天,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发起了一场内部讨论以评估我们在东德的介入并深入吸取教训,以及去理解在东欧和苏联进一步发展的事件。在东德的事件的发展没有完全象托洛茨基所预料的那样。1933年,在《苏联的阶级本质》中托洛茨基写道: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移是苏难性的这一论纲,不但蒙用于历史向前狂奔的革命时期,而且也蒙用于社会向后倒转的反革命时期。声称苏联政府已经渐进地从无产阶级的变成资产阶级的,打个比方说,只是倒放改良主义的电影。”
1990年政权从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的转变的确是苏难性的,而德国资产阶级的确摧毁了东德工人国家。然而,托洛茨基提出过预测,说要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并逆转深入的无产阶级革命是需要内战的。在讨论中,我们特别提到托洛茨基过于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革命与畸形工人国家中的社会反革命的相似性。资本家直接拥有生产资料,并因此被迫暴力抵抗对其制度的推翻,以保护自己的财产;而无产阶级政权的维持主要在于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托洛茨基本人对这一关键因素在几部著作中都有论述。这场讨论中的两份文件,分别由约瑟夫·西摩尔(Joseph Seymour)和艾尔博特·圣约翰(Albert St.John)所著,发表于《斯巴达克思》(英文版)第45-46期(1990-91年冬)。
这场讨论为我们介入苏联动员工人阶级反对反革命作了叉备。戈尔巴乔夫对东德反革命的支持增强了在苏联的反革命。当叶利钦(Yeltsin)在1991年8月政变时,我们号召苏联工人动员起来粉碎叶利钦派反革命。这一政变为公开的反革命打开了大门,这是一个中心重要的事件,但问题还没有最终决定。我们没有立刻把苏联一笔勾销,而是为阻止反革命的巩固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苏联多民族的工人阶级,由于斯大林主义者1923-24年篡夺政权后,在政治上支离破碎,而被美国中情局支持的亲叶利钦的假“自由工会”以及许多斯大林主义残孽的沙文主义流毒所瘫痪。这样叶利钦便得以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巩固起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最终摧毁了从十月革命中诞生出来的工人国家。
尽管有资产阶级攻势,但共产主义完全没有灭亡。它活在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所产生的阶级斗争中,活在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纲领中。无产阶级的觉悟正是革命的关键也是与反革命斗争的关键。这种觉悟不是自发的而必须由革命政党带给工人阶级。托洛茨基在《十月教训》一文中,与失败的1923年德国革命对比,从成功的俄国革命中吸取经验。他解释道的:“没有党,离开党,越过党头上,或拿别的东西代替党,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我们[1999年]10月23日在美国纽约的成功的工人/黑人动员把三K党赶出了纽约市。这一动员显示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先锋政党的领导下走在所有被压迫民众前列时的力量。向新的十月革命前进!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所为之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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