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伊拉克 寻找中东“模范”--《休克主义》第十六章

《休克主义》

第十六章  消灭伊拉克 寻找中东“模范”

内向的精神分裂症或忧郁症患者好比用高墙团团围住的城市，所有城门紧闭，拒绝和世界其他国家贸易······在城墙上炸开缺口后. 可以和世界重建关系。不幸的是，我们不能控制轰炸造成的损害程度。

            ——英国精神病学家怀利 (Andrew M. Wyllie)  针对电击治疗的看法，1940年

后9.11的世界中，我认为适度使用暴力，可能具有治疗效果。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柯恩 (Richard Cohen)撰文支持入侵伊拉克

2004年3月，我抵达巴格达还不到三小时，一切都不太顺利。首先，我们出了机场检查关卡，事先约定的车子没有出现，我的摄影师斯特恩 (AndrewStern)和我必须在已经号称“世界最危险的道路”上设法搭便车。我们抵达位于热闹的卡拉达区 (Karada)的旅馆时，迎接我们的是爱尔兰和平运动分子伯明翰 (Michael Birmingham)，他在美国侵略伊拉克前搬到巴格达。我请他帮我介绍几个关心伊拉克经济民营化的伊拉克入。他告诉我们：这里没有人关心民营化，大家只关心生存。

    接着我们激烈争论在战区推动政治目标的伦理问题。伯明翰并没有说伊拉克人支持民营化计划，只是说大部分人有更迫切的烦恼，他们担心自己做敬拜的清真寺有炸弹爆炸，或是发现堂兄弟消失在美国管理的阿布格莱布监狱。他们想的是怎么得到明天的饮用水和洗澡水，不是外围公司是否想把伊拉克的供水系统民营化，然后在一年后把水卖给他们。他主张外人的职责是设法记录战争与占领的实况，不是决定什么事情是伊拉克的当务之急。

    我极力为自己辩护，指出把这个国家卖断给贝泰和埃克森美孚石油，不是我编造的幻想；在白宫派驻伊拉克的特使布雷默带头推动下，民营化已经进入初期阶段。好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报道美国在多家旅馆的宴会厅里举办商展，拍卖伊拉克的国家资产，形成超现实的场景：穿着护身盔甲的业务员用血肉横飞的故事，吓唬前来参观的商人，美国贸易官员却对大家保证，实际情形没有电视上看到的那么糟糕。“地上还血迹斑斑的时候，是最好的投资时机。”在华府的“第二次重建伊拉克”研讨会上，有位出席者认真地这么说。

    在巴格达很难找到有兴趣谈经济的人，其实并不意外。策划侵略伊拉克的人坚决相信休克主义，知道伊拉克人忙着应付紧急事务，可以把伊拉克切割开来拍卖，而且可以把结果当成已经完成的交易。对新闻记者和行动主义者来说，我们似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部放在惊人的实际攻击上，忘了得到最大利益的关系人根本不到战场上来，而且在伊拉克可以获取许多利益：伊拉克不但有世界第三大的已证实石油蕴藏，也是拒绝依据弗里德曼自由资本主义设想、建立全球市场潮流的最后堡垒；这种潮流征服拉丁美洲、非洲、东欧和亚洲后，阿拉伯世界变成了最后的一块边疆。

    伯明翰和我反复辩论之际，斯特思想到阳台上抽烟，当他打开玻璃门时，房间似乎瞬间被抽成真空。窗户外面是一团像岩浆一样的火球，深红色中夹杂了一些黑色。我们抓起鞋子，穿着袜子，跑下五层的楼梯。大厅里到处都是碎玻璃，街角的黎巴嫩山大饭店 (Mount Lebanon Hotel)变成废墟，跟旁边的房子一起被1000磅的炸弹夷为平地，这是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到当时为止最大的攻击事件。

    斯特恩提着摄影机冲到爆炸案现场，我努力克制自己，最后还是跟了过去。我到巴格达才三小时，就打破了自己不追逐炸弹的原则。回到旅馆后，所有独立记者和非政府组织的人都在喝亚力椰子酒 (arak)，设法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每个人都对着我笑，说：“欢迎来到巴格达!”我看看伯明翰，我们两个都默默承认，刚才的辩论他赢了。战争本身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是炸弹决定这里的一切，不是新闻记者。”的确如此，炸弹不只'是把氧气吸进爆炸圈里，也吸引了一切，包括我们的注意力、同情心和怒火。

    那天晚上，我想到两年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碰到的杰出记者艾库娜 (Claudia Acuna)，她给我一本华尔士写的《作家写给军事执政团的公开信》。她警告我说，极端的暴力可以阻止我们看出暴力背后所代表的利益，某方面来说，这一点已经表现在反战运动上。为什么发动这场战争？我们的解释很少超过几个简单的答案，就是石油、以色列、哈利伯顿。我们大部分入决定反战，是反对误以为自己是国王的总统，以及他那位想在历史上留名的英国跟班的愚蠢行为。至于其他的想法，比如说战争是合理的政策选择、筹划侵略伊拉克的人使出残忍的暴力，是因为他们不能用和平手段打开中东的封闭经济体，暴力程度和其中的利益正好成正比······我们完全没兴趣。

    美国政府向大众推销侵略伊拉克时，立论基础是害怕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毁灭武器，因为照沃尔福威茨 (Paul Wolfowitz)的说法，大规模毁灭武器是“每一个人都会赞同的说法”。换句话说，大规模毁灭武器是最小公约数的借口。大部分支持这场战争的知识分子喜欢比较精确的理由，就是“模范”理论。很多主张这种理论的大师都自认为是新保守主义分子，根据他们的说法，恐怖主义出现在阿拉伯与穆斯林世界的很多地方：9. 1帕勺劫机者来自沙特阿拉伯、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黎巴嫩；伊朗用金钱支持真主党 (HezboUah)；叙利亚窝藏哈玛斯组织 (Hainas)的领袖；伊拉克送钱给巴勒斯坦自杀炸弹的家属。对这些拥护战争的人来说，他们把攻击以色列和攻击美国混为一谈，好像两件事没有差别，这种想法足以把整个中东地区，全都当成孕育恐怖分子的温床。

    因此他们会问，要怎么对付这个产生恐怖主义的地区？受到意识形态遮蔽，他们看不出美国或以色列政策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更不可能看出这是挑衅行为；他们以为真正原因是这个地区缺乏自由市场民主制度。[1]

    因为无法一次征服整个阿拉伯世界，就必须挑出一个国家作为触媒。正如同相信这种理论的头号媒体宣传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美国要侵略这个国家，“把这个国家变成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中心的不同模范”，进而在整个地区引发一系列的民主与新自由派浪潮。美国企业研究所大师穆拉其克 (Joshua Muravchik)预测，在“德黑兰与巴格达”将“引发遍及伊斯兰世界的海啸”，同时，主要的保守派分子、布什政府的顾问莱丁说，目标是 “一场改变世界的战争”。[2]

    这个理论的内在逻辑是把对抗恐怖主义、传播资本主义和举行选举绑在一起，变成单一方案：“清除”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建成庞大的自由贸易区，然后它就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的选举结果，这样好比三合一的特餐。布什后来把这种目标简化成简单的一句话：“把自由传播到有麻烦的地区。”很多人把这种情绪误解成过分乐观的民主承诺，但是模范理论的核心其实是另一种自由，是70年代带到智利、90年代带到俄罗斯的那种自由，也就是让西方跨国公司可以饱餐新近民营化国家的自由。布什宣布伊拉克的主要战斗结束才八天后，就清楚地说明这件事，宣布“在十年内，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的大计。切尼的女儿、苏联休克治疗历程专家丽丝·切尼 (Liz Cheney)负责推动这个计划。

    9. 11攻击后，侵略某个阿拉伯国家、把这个国家变成模范的想法开始流传，有好几个国家成为可能目标，包括伊拉克、叙利亚、埃及，或是莱丁属意的伊朗。然而，伊拉克却有很多值得推荐的地方，伊拉克除了拥有庞大的石油蕴藏之外，在沙特阿拉伯看来没有以前那么可靠的时候，伊拉克也是适于设立军事基地的中心地点，而且萨达姆动用化学武器对付人民，使他变成大家容易仇视的目标。另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因素是，美国人较熟悉伊拉克。

    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是美国最近一次动用几十万部队、发动大规模的地面攻势。战争结束后12年里，五角大楼一直用这场战争作为研讨会、入员训练以及精心研发战争游戏的范本。有一篇对拉姆斯菲尔德深具启发的论文，就是这种后赛局理论的例子。这篇论文叫作《震慑：达成快速掌控》，是1996年由国防大学一些策略专家写的，这篇论文定位为全方位的军事教条，其实探讨的是如何再打一次波斯湾战争。这篇论文的主要、退役海军中校乌尔曼 (Harlan Ullman)解释说，之所以会推动这个研究计划，原因是有人问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时的空战指挥官洪纳 (Chuck Homer)将军，问他和萨达姆作战时，觉得最困扰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说，他不知道应该把针刺向哪里，好让伊拉克军队崩溃。把“震”“慑”这两个名词凑在一起的乌尔曼写道：“震慑意在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沙漠风暴战争能够再打一次，我们如何能在一半的时间以内，用比较少的兵力，打嬴这场战争？关键在于找到洪纳所说把针刺进去的地方，我们以这些地方为目标，可以让敌人立刻崩溃。”论文群相信，如果美军有机会再跟萨达姆作战，一定会非常善于找到这些“插入点”，因为新的卫星科技和精准武器的突破，使美军可以用空前精确的方式，把针插进去。

    选择伊拉克还有另一个好处，美军忙着幻想用有天壤之别的进步科技，再打一次沙漠风暴行动时，伊拉克的军事能力却急速退步，不但受到禁运侵蚀，武器检查计划更使伊拉克军力几乎土崩瓦解。这点表示，和伊朗或叙利亚相比，伊拉克似乎是最容易打胜仗的地方。

    托马斯·弗里德曼谈到选择伊拉克作为模范的用意，说得很直率。他写道：“我们不是要在伊拉克扶植国家，我们要创造一个国家。”这样说好像是在21世纪里，找一个阿拉伯产油大国、凭空创造出一个国家来，是很自然、甚至是“很高贵”的事情。弗里德曼像很多人一样，原来支持战争，后来却宣称自己预料不到美军入侵伊拉克后会带来大屠杀。我们很难想象他怎么可能忽略这种细节。伊拉克不是地图上空旷的地方，从过去到现在，伊拉克的文化和人类文明一样悠久，带有崇高的反帝国主义自尊、强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深厚的信仰，大部分成年男性都受过军事训练，如果要在伊拉克 “创造国家”，原来已经存在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从一开始，没有说出口的假设就是：原来的国家有很大部分会消失，以便清出空地，进行宏伟的试验；这个构想的核心，一定包括极为激烈的殖民暴力。

    30年前，芝加哥学派的反革命首次从教科书上跳到现实世界，也希望把国家消灭，然后创造出新的国家。1973年的智利就像2003年的伊拉克一样，原意是要当作整个骚动的美洲大陆的模范，而且很多年里，智利确实是模范。1970年代实施芝加哥学派理念的残暴政权很清楚，如果他们理想中的新国家要在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诞生，整个人民和他们的文化都必须 “连根”拨起。

    在遭受过政治清洗的国家，大家会集体努力，面对这段残暴的历史：设立真相委员会、挖掘万人冢，开始审判坏人的战争罪行；但是拉丁美洲的军事执政团并非独立行动，很多文件显示，他们在政变前后都受到华盛顿支持。例如1976年阿根廷政变时，成千上万的年轻行动主义者被人从家里抓走，军事执政团得到华府充分的财务支持。(基辛格说过：“如果有什么事情必须做，你应该要快快傲。”)那一年福特担任美国总统，切尼是他的幕僚长，拉姆斯菲尔德是国防部长，基辛格的行政助理是一位野心勃勃、名叫布雷默的年轻人。这些人没有面对真相，没有因为他们支持各国军事执政团的角色而经历司法程序审判，还继续享受漫长而顺利的事业生涯，事实上，好日子太过漫长，以至于30年后他们仍然活跃，准备在伊拉克发动惊人却更凶暴的类似实验。

    布什在2005年的就职演说中，把冷战结束到反恐战争开始的期间，说成是“休生养息的岁月，接着是大火熏天的日子”。侵略伊拉克，代表猛然回归自由市场圣战早年的手段：不受任何干涉，使用最厉害的休克手段，强力侵袭并排除建立模范政商财团主义国家的障碍。

    接受中情局资助的精神病学家卡梅伦在“拆解”病人时，会让病人退缩到婴儿状态；他相信，如果一点点休克有助于达成目的，那么更多的休克会更有用。他用自己所能想到的一切来轰炸病人的头脑，包括用电力、迷幻药、感觉剥夺、感觉超载，任何能抹杀旧有东西而得到空白白纸的方法，好让他铭刻新的思想和模式。侵略伊拉克的策略就是这样，只是白纸大多了。策划这场战争的人评估所有的休克手段，决定全部采用，包括闪电战、军事轰炸、配合精巧的心理作战，随后用最快速、最彻底、最空前的政治与经济休克治疗计划。如果有任何抵抗，就把反抗分子一网打尽，再予以“无情的凌辱、拷打”，作为补充手段。

    分析伊拉克战争时得到的结论经常是：侵略的部分“成功”，但是占领的部分失败。这种评估忽略了侵略和占领是一个策略的两面：最初的轰炸意在洗净画布，以便在上面建立模范国家。

战争是场大规模酷刑

    对策划2003年侵略伊拉克的人来说，“在什么地方把针插下去”的答案似乎是：在每一个地方都插下去。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中，五星期内大约发射了300枚战斧巡航导弹。2003年时，一天里就发射了380多枚。3月20日到5月2日的“主要战斗”期间，美军在伊拉克投下的炸弹3万多颗，还有2万枚精密导引巡航导弹：之前生产的所有这种导弹，67%都射向伊拉克。

    轰炸期间，巴格达一位三个小孩的妈妈穆沙说：“我非常害怕，没有一分钟不听到、感觉到炸弹炸在某个地方，我觉得伊拉克没有一寸的土地是安全的。”这点表示震慑作战达成了目标。震慑作战公开挑战不得集体惩罚的战争规矩，创造这种学说的人以此自豪，震慑作战不只是以敌人的军事力量为目标，也以“整个社会为目标”：集体恐惧是这种策略的重要一环。

    震慑作战还有一个凸出的特点，那就是十分了解战争是有线电视新闻的奇观，能同时表演给好几种观众看，包括敌人、美国人和任何想要制造麻烦的人。震慑作战手册宣称；“这种攻击的视觉效果透过CNN，同步在全世界播出，对联军支持者的正面冲击，以及对潜在威胁者的负面冲击，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3]从一开始，伊拉克战争就被人认为是华盛顿向全世界传达的信息，所用的语言是火球、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摇撼整个都市的震动。萨斯金德 (Ron Suskind)在《1%教条》(One Percent Doctrine)一书中解释说，对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而言，侵略伊拉克的主要动机是希望创造一个实际的范例，告诉任何莽撞到取得毁灭性武器，或是以任何方式藐视美国权威的人，要他们好好规范自己的行为。这种策略比较不像是战争策略，而是 “全球性的行为主义试验”。

    战争总是有一部分是表演，总是一种大众传播的形式，但拉姆斯菲尔德利用他在企业界学到的手段和媒体知识，把恐怖营销变成了美国军事理论的核心。冷战期间，担心核武攻击是吓阻策略的核心，但重点在于核导弹留在发射槽里。这次攻击不同，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战争动用了核子弹之外的所有力量，展示了意在轰炸感官、左右并且影响情感的大秀，传播持久的信息，目标经过精心选择，力求具有象征价值并且适于在电视上产生冲击。从某方面来看，拉姆斯菲尔德的战争理论是他“改头换面”计划的一环，跟常常拖着他、要他慢下来的将领所主张“以武力对付武力”的战场策略大不相同，反而和他宣布要对战到永远的恐怖分子相像多了。恐怖分子不会透过直接的对抗争取胜利，而是尝试用可以在电视上展现出来的惊人画面，同时展现敌人的弱点还有自己制造残忍事件的能力，以便瓦解大众的士气。这是9·11攻击背后的理论，同样也是侵略伊拉克背后的理论。

    震慑通常只是表现为压倒性火力的战术，但这个理论的其看法深厚多了：他们宣称，震慑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蓝图，“直接针对敌人的集体反抗意志”，所用的方法是美国军事体系另一个部门熟悉的工具：利用意识剥夺和意识超载，造成迷失与退缩。《震慑))清楚反映中情局的侦讯手册：“用粗浅的话来说，快速主导将会掌控环境，瘫痪敌人的感觉和对事件的了解，或是使敌人在这方面超载。”目标是“使敌人完全失能”。所包括的策略涵盖“实时操纵感官与输入内容······实际上就是‘把灯光开开关关'，让任何可能的挑衅者认清或了解自己的武力、最后是自己的社会，会碰到什么状况与事件”，以及“在特定地区，剥夺敌人沟通与观察的能力”。伊拉克遭受这种大规模酷刑的实验历时好几个月，而且早在炸弹投下前很久就开始了。

加深恐惧

    加拿大公民埃拉 (Maher Arar)是特别引渡计划的受害者，2002年他在肯尼迪机场被美国谍报人员抓走然后送到叙利亚，侦讯他的人用的是历经试验、证实有效的刑讯技巧。“他们要我坐在椅子上，有一个人开始问我问题······如果我回答得不够快，他会指着角落上的金属椅子问：‘你要我用这东西吗？’······我吓坏了，他们不需要动手，我就会说出所有的话，避免遭到酷刑!”埃拉碰到的技巧叫作“展现刑具”，或是照美国军方的术语叫作“加深恐惧”。刑讯的人知道，自己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是囚犯自己的想象；往往只要展现可怕的刑具，就会比动用刑具还有效。

    侵略伊拉克的日子愈来愈接近，五角大楼征用美国新闻媒体，让伊拉克的“恐惧加深”，战争爆发前两个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播出一项报道，一开始就说：“他们把这一天叫作攻击日，攻击代表极为惨烈的空袭，会让萨达姆的军队无力或不愿意作战。”节目把《震慑》的乌尔曼介绍给观众，乌尔曼解释说：“这会产生一种综合效果，就像投在广岛的原子弹一样，不用几天或几星期时间，而是在几分钟之内产生这种效果。”节目结束之际，主持人丹·拉瑟 (Dan Rather)撇清责任：“我向各位保证，这项报道没有国防部认为可能帮助伊拉克军方的信息。”其实他可以讲得更明白：这则报道和同时期其他的报道一样，是国防部加深恐惧策略密不可分的一环。

    伊拉克人靠着私接的卫星电视或海外亲友的电话，接收这些可怕的报道，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里，都在想象震慑的恐怖。这个阶段本身变成强而有力的心战武器。这次会比1991年糟糕吗？如果美国人真的认为萨达姆拥有大量毁灭武器，会不会发动核子攻击？

    侵略开始前一周，答案出现了，五角大楼邀请华盛顿的军事记者，到佛罗里达州的艾格林 (Eglin)空军基地，进行特别的实地参访，亲眼看看特大空中爆炸武器 (Massive Ordnance Air Blast，MOAB)的实验，但是军方每一个人都把这种炸弹叫作“炸弹之母”(Mother of AU Bombs)。这种炸弹重2.1万磅，是历来所生产过最大的非核炸弹，照CNN记者麦金泰尔 (Jamie McIntyre)的说法，这种炸弹可以产生“1万英尺高的蕈状云，看起来和感觉起来都像核子武器

    麦金泰尔在报道中说，即使不动用这种炸弹，这个炸弹的存在“仍然可能产生心理冲击”——暗示他默认自已在发动这种冲击所扮演的角色。伊拉克人像关在监牢里接受侦讯的囚犯一样，看到刑具。拉姆斯菲尔德在同一个节目中解释说：“我们的目标是要清楚展现联军的实力，足以彻底压制伊拉克军队，使之不战而败。”

    战争开始后，巴格达居民遭到大规模的感官剥夺，巴格达的感觉刺激一个接一个被切断；最先失去的是耳朵。

    2003年3月28日晚上，美军逼近巴格达时，伊拉克通信部遭到轰炸，变成一片火海，巴格达的4个电话交换机中心遭到大量的碉堡克星炸弹攻击，切断了几百万具电话的通信，以电话交换机中心为目标的攻击继续进行，一共有12处电话交换机中心遭到攻击。到4月2日，整个大巴格达地区，几乎没有一具电话可以通话。[4]在同样的攻击中，电视与无线电转播站也不能幸免，以致躲在家里的众多巴格达家庭连一点微弱的信号都不可能收到，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根本听不到消息。

很多伊拉克人说，空袭中造成最大心理伤害的事件是摧毁电话系统，也是最大的折磨。因为到处都可以听到、感觉到炸弹爆炸，却不能打电话到几个街口之外，看看心爱的人是否还活着，也不能向住在国外的亲戚报平安。驻在巴格达的新闻记者被绝望的居民包围，哀求他们借用片刻卫星电话，或是在他们手里塞进电话号码，哀求他们打电话给伦敦或巴尔的摩的兄弟或叔伯： “告诉他一切安好，告诉他说父母都平安，跟他问候，告诉他不必担心。”这时，巴格达大部分药房的安眠药品和抗忧郁药品都卖光了，整个城市找不到半颗安定(Valium，编按：一种抗焦虑剂，可改善失眠症状)。

    接着遭到摧毁的是眼睛。英国《卫报》4月4日报道： “傍晚的轰炸中听不到爆炸声，感觉不到有什么变化，但是突然间，整座有500万人居住的城市陷入无边无际的可怕暗夜中。只有路过汽车的头灯能够消除黑暗，带来一线光明。”巴格达居民困在家里，彼此不能通话，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也看不到外面。就像关在中情局黑牢里的犯人一样，整个城市好比加上了脚镣手铐，罩上面罩，接着又被剥光衣服。

安慰物品

    在敌意的侦讯中，摧毁囚犯的第一阶段是剥夺囚犯的衣服，拿走能够引发囚犯自我意识的任何物品，也就是所谓的安慰物品。对囚犯特别有价值的物品，如((古兰经》或囚犯重视的照片，经常用公开侮辱的方式处理，传达的信息是“你什么都不是，我们要你变成什么人，你就是什么人”；这么做的本质就是要剥夺人性。伊拉克人集体经历这种毁灭过程，看着最重要的制度遭到亵渎，历史文物用卡车载走，就此消失。轰炸严重伤害伊拉克，但是接下来不受占领军抑制的抢劫，才是最彻底抹杀国家灵魂的恶行。

    《洛杉矶时报》报道： “千百个抢匪砸毁伊拉克国家博物院的古代陶瓷，搬空展示柜，抢走黄金和其他古物，这样根本就是掠夺人类社会的最初记录。博物院17万件无价的收藏品中，80%不见了。”国家图书馆收藏伊拉克出版的每一本书、每一份博士论文，如今成为焦黑的废墟。宗教事务部大楼烧到只剩骨架，有千年历史、用鲜明图案装饰的《古兰经》消失无踪。巴格达一位中学老师宣称：  “我们的国家传统消失了。”当地一位商人谈到国家博物院时说： “这是伊拉克的灵魂，如果国家博物院不能收回遭到抢掠的珍宝，我会觉得我自己灵魂的一部分被偷走了。”芝加哥大学考古学家吉普森(McGuire Gibson)说，这样“等于是脑叶切除术，整个文化的深层记忆、延续几千年的文化被移除掉”。

    还好主要靠着神职人员在抢掠期间，组织抢救队伍，才收回了一部分文物。但是很多伊拉克人仍然相信，切断伊拉克的记忆是故意的，是华盛顿大计的一环，意在切割历史悠久的坚强民族，用美国人自己的模范取代。70岁的阿卜杜拉告诉《华盛顿邮报》： “巴格达是阿拉伯文化之母，他们希望扫除我们的文化。”

    战争计划人员很快指出，洗劫是伊拉克人干的，不是外国军队所作所为。而且拉姆斯菲尔德的确没有计划要洗劫伊拉克，但是他也没有采取措施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或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予以阻止。这种过错不能光是以疏忽两个字就能打发。

    1991年波斯湾战争期间，伊拉克有13座博物馆遭到抢匪抢劫，因此有十足的理由，可以相信贫穷、对旧政权不满以及普遍的混乱环境，会促使若干伊拉克人用同样的方式反应(尤其是几个月前，萨达姆已经释放所有的囚犯)。重要的考古学家早已警告过五角大楼，在攻击前，必须拟定无懈可击的计划，保护博物馆和图书馆。3月26日，五角大楼发给联军司令部的备忘录中，根据重要性，列出巴格达16处绝对必须保护的地方，排第二的就是博物馆。其他人也警告并且敦促拉姆斯菲尔德派出一队国际警察随军同行，维护公共秩序，但这个建议同样遭到忽视。

    然而，即使没有警察，巴格达也有够多的美军，可以派一些人到重要的文化场址，但就是没有付诸行动。很多报道指出，美军坐在装甲运兵车里，在市区停留，看着货车载着抢来的东西一辆一辆开过去，直接反映出拉姆斯菲尔德“事不关己”的漠视态度。有些单位自动负起阻止抢掠的责任，也有军队加入抢掠的例子。巴格达国际机场遭到军人彻底破坏，根据《时代》杂志的报道，军人砸毁机场的家具后，再转往跑道上的民航机： “美国士兵为了寻找舒服的坐椅和纪念品，拆毁了很多飞机的设备，割裂椅子、破坏驾驶舱设备，把每一扇挡风玻璃都砸破了。”估计伊拉克国家航空公司蒙受了一亿美元的损失。在早期争议性很大的部分民营化计划中，这家公司是最先拿出来拍卖的资产。

    官方为什么完全无意阻止抢掠，后来两个在占领军政府中担任重要角色的人提出了一些解释，一位是布雷默的高级经济顾问麦佛森(Peter McPhersOn)，另一位是占领军政府高等教育重建部门总监艾格瑞斯托 (John Agresto)。麦佛森说，他看到伊拉克人抢走国家资产，包括汽车、巴士、政府部门的设备时，一点也不觉得困扰。麦佛森的职责是担任伊拉克最高级的经济休克治疗专家，责任是急遽缩小国家的规模，把国家的资产民营化，这点表示抢匪实际上正好助他一臂之力。  “我认为有人夺取国家机器，或是把原本属于国家的货车开走，似乎就自然而然产生了民营化，这样很好。”麦佛森是里根政府时期的官场老手，坚决相信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把抢掠看成是“缩小”公共部门的一种形式。[5]

他的同事艾格瑞斯托在电视上看到巴格达抢掠横行时，也看到一点希望。他把自己的责任当成“这辈子再也难逢的机会”，他负责从头改造伊拉克高等教育制度，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解释说：把各大学和教育部全都搬空，提供了“干干净净、从头开始的机会”，是让伊拉克学校得到“最好现代设备”的机会。很多人显然信以为真，如果他们的任务是“创造国家”，那么旧国家剩下的一切只是妨碍。艾格瑞斯托过去担任新墨西哥州圣约翰大学(st．John’s College)校长，这所大学以《圣经》课程闻名。他解释说，虽然他对伊拉克一无所知，却克制自己，在前往伊拉克前不看跟伊拉克有关的书籍，这样他到达时“会尽量保持开放的心胸”。艾格瑞斯托希望自己像伊拉克的大学一样，完全是空无一物的白纸。

    如果艾格瑞斯托看过一两本书，可能会慎重思考是否需要消灭一切，重新开始。例如，他原本可以了解禁运扼杀伊拉克前，伊拉克拥有中东地区最好的教育制度，拥有阿拉伯世界中最高的识字率。1985年时，89％的伊拉克人识字。相形之下，在艾格瑞斯托家乡的新墨西哥州的人口中，有46％的人实际生活中看不懂文字，有20％的人口不会“基本的算术，不能把销售发票上的总额加起来”。’[6]但是艾格瑞斯托极为相信美国制度的优越性，似乎不能接受伊拉克人可能希望解救并且保护本身的文化，也无法理解他们可能觉得文化遭到摧毁是锥心之痛。

    这种新殖民主义的盲目，是反恐战争中屡见不鲜的主题。在美国管理的关塔那摩湾监狱里，有一个房间名叫“爱合”，若狱方认定囚犯不是敌方作战人员，不久就要释放，就会把囚犯带到那里，让他们看好莱坞电影，大吃特吃美国垃圾食物。遭到拘禁的英国人伊卡巴(Asif Iqbal)和两位朋友，被称作“提顿三人帮”  (Tipton Three)，他们出狱回国前，获准到爱合好多次。他说： “我们可以看激光视盘、吃麦当劳、吃必胜客(Pizza Hut)，基本上非常放松。在这个区域，我们没有上脚镣手铐，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待遇，其他日子我们像平常一样回到牢房!有一次，联邦调查局官员李斯利(Lesley)带来品客(Pringle)马铃薯片、冰淇淋和巧克力，这是我们回英国前最后一个星期天的事情。”他的朋友艾贺梅德(Rhuhel  Ahmed)猜想，这种特殊招待“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搞错了，拷打我们两年半，希望我们会忘掉这件事”。

    艾贺梅德和伊卡巴是在前往阿富汗参加一场婚礼时，遭到北方联盟 (Northem Alliance)逮捕。他们被痛打、注射不明药物、处在压力的情况下许多小时；被剥夺睡眠，强迫剃毛发，剥夺所有的合法权益29个月。却以为可以用品客强大的诱惑力，要他们“忘掉这件事”，而狱方的计划也确实是这样。

这实在难以相信，不过话说回来，华盛顿的伊拉克侵略计划大致就是如此：震撼并且恐吓整个国家，刻意摧毁伊拉克的基础建设，在伊拉克的文化和历史遭到破坏时毫不阻止，然后用无限量供应的廉价家电和进口垃圾食物打发一切。在伊拉克，这种消灭文化、再用文化取代的循环不是理论而已，全都在几星期内展开。

    布什任命的伊拉克临时政府长官布雷默承认，他初到巴格达时，抢掠仍然盛行，秩序根本没有恢复。“我从机场开车进城时，巴格达实际上还在着火呢。路上没有车辆行人，完全没有电，没有石油生产，没有经济活动，连一个执勤的警察都没有。”然而，他对这种危机的解决之道是立刻彻底开放伊拉克的边界，对货物进口完全没有任何限制：没有签证费、关税、检查，也没有机场税。布雷默到任两周后，宣布开放伊拉克贸易。一夜之间，伊拉克从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从受到联合国制裁的严格限制、不能从事最基本贸易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

    小货车开着抢劫来的东西，前往约旦、叙利亚和伊朗，寻找买主；同时迎面开来的是一队又一队的平板货车，上面高高堆着好莱坞的数字激光视盘和约旦的卫星天线，准备在巴格达卡拉达区的路边卸货。就在一种文化遭到焚烧、拆成零件待售时，另一种事先包装的文化涌人，取代旧文化。

    准备加入这场边疆资本主义实验的美国企业中，有一家叫作新桥策略公司，这家公司由布什政府的前任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署长欧尔鲍创立，他希望利用最高层的政治关系，协助美国跨国企业分得伊拉克的一杯羹。该公司一位合伙人兴冲冲地说： “获得宝洁公司产品流通权就像金矿一样，一家货色齐全的7-Eleven超商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杂货店；一家沃尔玛可以接管全伊拉克。”

    整个伊拉克就像关塔那摩爱合关的囚犯一样，美国人准备用品客和流行

文化来收买，至少这是布什政府的战后计划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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