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资本家本色
俄罗斯与野蛮市场的新时代
你决定接受每个国家追求匡正时弊者的委托．在既有的社会体系框架下进行理性实验。如果你失败，理性变革将受到举世的严重曲解，只剩下正统派和革命派靠斗争来解决争议。
——凯恩斯给罗斯福(F．D．Roosevelt)总统的信．1933年
我2006年10月访问萨克斯那天，整个纽约市都笼罩在灰蒙的细雨中，街上每隔约五步就点缀着鲜艳的红色。刚好那一周是波诺(Bono)的红色商品计划(Product Red)盛大推出的时候，纽约市也感染了广告活动的气氛。抬头就能看到广告广告牌上巨大的红色iPOd和亚曼尼太阳眼镜，每个公交车亭都有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或佩内洛普‘克鲁兹(Penelope Cruz)穿着各种红衣服的海报，市内每家嘉普(Gap)店面都全力配合产品推出，第五大道的苹果商店散发着玫瑰色的红光。“一件背心可以改变世界吗?”一则广告问。是的，可以，我们确信如此，因为其中一部分获利将捐给全球基金(Global Fund)，用以对抗艾滋病、肺痨和疟疾。“买到它停止!”两天前电视转播波诺与欧普拉．温芙瑞(Oprah Winfrey)在大采购时，他这么说。
我有预感，那一周想采访萨克斯的记者大多数会想问这位超级巨星经济学家，对于用这种时尚新方法来筹募援助基金有什么看法。毕竟，波诺以“我的教授”称呼萨克斯，而我走进哥伦比亚大学的萨克斯办公室(他在2002年离开哈佛大学)时，迎面就看见一幅两人的合照。在这么光鲜亮丽的慈善活动中，我感觉自己有点像是来扰局的，因为我想谈这个教授最不喜欢的话题，一个他曾在记者访谈中威胁要挂电话的话题。我想谈俄罗斯，以及那里到底出了什么差错。
萨克斯是在俄罗斯休克治疗一年后，才开始自己的转型，从全球震撼医生转变成全世界最敢言的援助贫穷国家运动者。这个转型多年来造成他与正统派经济圈的前同僚与共事者冲突不断。就萨克斯来说，他本身没有改变——他一向致力于协助一些国家借由巨额援助和取消债务，以发展市场经济。多年来他认为有可能透过与IMF和美国财政部合作而达成这些目标，但当他来到俄罗斯现场，发现讨论的方向已经改变，而且面对的官员冷漠的程度令他大感震惊，导致他采取与华盛顿的经济官僚较冲突的立场。
以后见之明来看，俄罗斯无疑代表了芝加哥学派十字军演进的新里程碑。在早期70年代和80年代的休克治疗实验室，美国财政部和IMF都希望至少获得表面上的成功——因为它们是实验，意味将成为其他国家跟进的典范。70年代的拉丁美洲独裁政府因为攻击工会和开放边界，而获得持续贷款的奖赏，即使部分背离芝加哥学派的正统思想也是如此，例如，智利仍然由国家控制全世界最大的铜矿场，还有阿根廷军政府慢动作的私有化。玻利维亚是第一个在80年代采用休克疗法的民主国家，因此获得新援助，部分债务也被免除——这发生在90年代桑契斯进行私有化之前。在第一个采取休克疗法的东欧集团国家波兰，萨克斯毫无困难地取得巨额贷款，而且同样的，最初的计划遭遇强力反对后，波兰的大规模私有化也陷于牛步。
俄罗斯不一样。“太多震撼，太少治疗”是普遍的看法。西方强权在要求最痛苦的“改革”上毫不通融，同时对回报俄罗斯的援助金额始终十分悭吝。连皮诺切特都曾以贫困儿童的粮食计划来缓冲休克治疗的痛楚；华盛顿的放款机构却觉得没有必要帮助叶利钦，反而把俄罗斯推入霍布斯式(Hobbesian)的梦魇。
与萨克斯深入讨论俄罗斯并不容易。原本我想引导谈话跨越他刚开始的防卫。(“我是对的，他们完全错了。”他告诉我。还有，“问桑莫斯，别问我；问鲁宾(Bob Rubin)，问克林顿，问切尼他们对俄罗斯的演变有多高兴”。)我也想跨越他的沮丧。(“我在当时是真的想做点事，结果证明徒劳无功。”)我的目的是想更了解，为什么他在俄罗斯会失败得这么惨，为什么萨克斯出了名的好运就在那个关键时刻用完了。
萨克斯现在说，他一抵达莫斯科就知道情势已经不太相同。“我一开始就有预感……我从一开始就很生气。”俄罗斯正面临“一个第一级的总体经济危机，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严重最不稳定的危机”，他说。对他来说，唯一的对策很清楚：他为波兰拟订的休克治疗措施，“以便让基本市场力量尽快开始运作——加上巨额的援助。我想的是一年300亿美元，大致分成150亿美元给俄罗斯，150亿美元给各共和国，如此才能展开和平与民主的转型”。
我不得不说，只要牵涉到他在波兰和俄罗斯推行的严厉政策，萨克斯的选择性记忆确实众人皆知。在我们的访谈中，他不断美化他要求的快速私有化和大规模削减支出(简而言之，就是他现在拒绝使用的“休克治疗”，他辩称当时指的只有狭隘的价格政策，而非改造整个国家)。根据他对自己角色的记忆，休克治疗只扮演不重要的角色，他几乎完全专注在募款上；他说，他为波兰拟订的计划是“稳定基金、赦免债务、短期财政援助，与西欧经济整合……叶利钦的小组要求我帮助他们时，我提议的基本上是相同的事”。
萨克斯说法里的重要事实没有争议：争取巨额援助是他为俄罗斯规划的重心——这也是叶利钦屈从整个计划的动机。萨克斯说，他的蓝图是以马歇尔计划为本，即二次大战后美国拨给欧洲重建基础设施和工业的126亿美元(相当于今日币值的1300亿美元)的计划——这个计划普遍被认为是华盛顿最成功的外交作为。萨克斯说，马歇尔计划显示，“当一个国家陷于混乱时，你不能期望它靠自己以有秩序的方法站起来。所以，我对马歇尔计划最感兴趣的是……只需要不算太大的财政挹注，就为(欧洲的)经济复苏步上轨道奠定基础”。刚开始时，他相信华盛顿有同样的政治意愿，想把俄罗斯转变为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就像二次大战后对西德和日本的坚定承诺。
萨克斯相信他可以从美国财政部和IMF争取到一套新马歇尔计划，而且理由很充分。《纽约时报》在那段期间形容他“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他记得在担任波兰政府顾问时，曾“一天内在白宫筹到10亿美元”。但萨克斯告诉我：“当我提议为俄罗斯做同样的事时，白宫完全没兴趣。IMF的人只是瞪着我，好像我疯了。”
虽然叶利钦和他的芝加哥男孩在华盛顿不乏仰慕者，却没有人愿意拿出他们嘴巴说的援助。这表示萨克斯要求俄罗斯推行激烈的政策，但他无法履行自己的承诺。就是在这时候，他开始近乎自我批判。“我犯的最大的个人错误，”萨克斯在俄罗斯的大挫败期间表示，“是对叶利钦总统说：‘别担心；援助马上会到。’我深信那些援助对西方来说太重要、太关键了，所以它不能像以前那样搞砸。”但问题不只出在IMF和财政部没有听萨克斯的话，也出在萨克斯还未得到任何保证前，就大力促销休克治疗——一场数百万人付出惨重代价的豪赌。
当我重新拿这些问题问萨克斯时，他重申自己真正的过失是误判华盛顿的政治气氛。他记得一场与老布什任内的国务卿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的谈话。萨克斯提出他的看法：如果任由俄罗斯的经济动乱继续沉沦，可能会引发没有人能控制的情势：大规模饥馑、国家主义复辟，甚至法西斯主义，对一个唯一过剩的产品是核子武器的国家来说确实不智。“你的分析或许很正确，但它不会发生。”伊格尔伯格回答。然后他问萨克斯：“你知道今年是哪一年?”
当时是1992年，克林顿即将打败老布什的美国大选年。克林顿竞选策略的核心是，布什忽略国内经济的破败，一意追求海外的光荣(“问题是经济，笨蛋”)。萨克斯相信俄罗斯是那场国内斗争的受害者。他也说，他现在知道还有别的因素：许多华盛顿的权力掮客仍在打冷战。他们视俄罗斯崩溃为地缘政治的胜利，可以确保美国的超级强权地位。“我没有那种心态。”萨克斯告诉我，听起来像一个童子军误人《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的情节一样，而他也经常给人这种感觉。“对我来说，那只是‘好极了，这是一个可怕政权的终结。现在，让我们真的来帮忙(俄罗斯人)。请大家投入所有力量……’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在政策规划者的心里，那种想法是疯了。”
尽管他遭受挫败，萨克斯并不觉得那段期间的俄罗斯政策是出于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他说，那主要是“纯粹的懒惰”所造成。他当时很希望来一场激烈辩论，谈谈到底应该提供援助给俄罗斯，或完全交给市场解决。但是他碰到的是集体冷漠。他说，他很讶异当时没有严肃的研究和辩论可供重大决策参考。“对我来说，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人努力。让我们至少花两天辩论这件事——但我们从未这么做!我没看到有人努力工作，‘卷起袖子，我们来认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来搞清楚怎么回事’。”
当萨克斯谈论“努力工作”时，他是在回忆新政、大社会(Great Society)和马歇尔计划的美好时代，当时来自常春藤联盟的年轻人围坐在指挥桌，卷起袖子，四周尽是空咖啡杯和成叠的政策文稿，大家针对利率和小麦价格争议得面红耳赤。这是决策者在凯恩斯主义最盛时期的行事风格，也是面对俄罗斯灾难“严重性”应该有的做事方法。
但把放弃俄罗斯归咎于华盛顿的集体懒惰，对提供解释没有帮助。也许了解这段过程更好的方法是，透过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偏好的“市场竞争”观点来看。当冷战如火如荼进行而苏联仍未解体时，全世界的人可以选择(至少理论上来说)他们想消费的意识形态；当时有两极，且两极间也有不少选项。这表示资本主义必须争取顾客；它必须能提供诱因；它必须是个好产品。凯恩斯主义向来代表着资本主义也必须跟其他意识形态竞争的事实。小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不仅是为解决大萧条的急迫问题，也是因为在美国人民遭到放任式自由市场的蛮横打击后，一股要求采取不同经济模式的强大运动必须加以安抚。有些人想要激进的经济模式：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100万美国人投票给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候选人。愈来愈多美国人密切注意路易斯安那州的平民主义者参议员惠朗(Huey Long)，他主张所有美国人都应享有2500美元年所得的保障。小罗斯福在解释为什么在1935年把更多社会福利加进新政时，说他要“抢先一步做惠朗想做的事”。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工业家不情愿地接受小罗斯福的新政。市场锐利的锋刃，必须以提供公共部门就业，及确保没有人挨饿来软化——资本主义的存亡正面临考验。在冷战期间，自由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免于这个压力。事实上，50年代前后这段期间资本主义的成就，即萨克斯所说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北美洲的工人保障、退休金、公共医疗和国家支持最穷困的人民——是出于面对强大左派必须作出重大让步的务实需求。
马歇尔计划是在这种经济大势下使用的终极武器。战后的德国经济陷入危机，大有淹没整个西欧的危险。同一时候，许多德国人被社会主义吸引，迫使美国政府选择将德国分裂成两半，而不愿冒让整个德国崩溃或转向左派的危险。在西德，美国政府利用马歇尔计划建立资本主义体制，其用意并非为福特汽车或席尔斯(Sears)建立快速获利的新市场，而是期待它的成功能造就繁荣的欧洲市场经济，消弭社会主义的吸引力。
到1949年时，这表示得容忍西德政府采取任何完全非资本主义的政策：国家直接创造就业、大举投资公共部门、补贴德国企业，以及强大的工会。美国政府当时采取的政策，是1990年代对俄罗斯或占领伊拉克时难以想象的，当时政府不顾大企业的反对而延迟开放外国投资西德，以便遭战争打击的德国企业能在复苏前避免竞争压力。“当时的判断是，让外国公司进入会像放任海盗劫掠一样。”以马歇尔计划的历史著作备受赞誉的卡罗琳·艾森博格(Carolyn Eisenberg)告诉我：“现在与当时主要的差别是，美国政府不把德国当摇钱树。他们不想激起民怨，而认为如果开放德国供劫掠，将阻碍整体欧洲的复苏。”
艾森博格指出，这种政策并非出于利他主义。 “当时苏联像一把上膛的枪，而德国经济陷于危机，还有一大群左派，他们(西方)必须很快争取德国人民归顺。他们真的认为是为拯救德国的灵魂而战斗。”
艾森博格对创造马歇尔计划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描述，道出萨克斯的工作有一个长期存在的盲点，包括他晚近值得称赞的致力于争取大幅增加对非洲的支出。这个盲点是，大规模的平民运动几乎从未被提及。对萨克斯来说，写历史完全是精英的事，只要用对技术官僚，执行正确的政策，就已足够。就像休克治疗计划是在拉巴斯和莫斯科的秘密地点草拟的一样，理所当然的，援助苏联300亿美元的计划也应只凭他向华盛顿提出浅显的理由就能实现。然而，正如艾森博格指出，提出马歇尔计划并非基于慈善，甚至不是靠合理的论据，而是出于对民众反抗的恐惧。
萨克斯景仰凯恩斯，但他似乎对凯恩斯主义终于能在美国实现的原因不感兴趣：难缠、凶悍的工会的要求，以及声势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者，使原本太激进的方案变成实实在在的威胁，进而使新政看来像是可接受的妥协。群众运动迫使不情愿的政府采用萨克斯鼓吹的做法，但萨克斯不愿承认这点却造成严重的后果。其中之一是，萨克斯看不到他在俄罗斯面对一个昭然若揭的政治现实：俄罗斯绝不会有马歇尔计划，因为当年会有马歇尔计划就是因为有俄罗斯。在叶利钦废除苏联时，那把迫使马歇尔计划形成的“上膛的枪”已经解除武装。少了它，资本主义突然可以堕落到最野蛮的形式，不只是在俄罗斯，而是全世界。苏联既已崩溃，自由市场现在已独占全球，这表示已不再需要任何干扰其完美平衡的“扭曲”。
这就是对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承诺(亦即：如果他们接受休克治疗，他们将突然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正常的欧洲国家”)的真正悲剧所在。那些正常欧洲国家(拥有稳健的社会安全网、工人保障、强大的工会与社会医疗体系)的兴起是因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妥协，现在已不再需要妥协，所有西欧的温和社会政策也陷于四面楚歌，就像它们在加拿大、澳洲和美国遭到围剿一样。这些政策不会引进俄罗斯，当然更不会获得西方资助。
基本上，这种摆脱一切束缚的解放，就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或称作新自由主义，或在美国所称的新保守主义)：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去除凯恩斯附加物的资本主义，处于独占阶段的资本主义，一套可以为所欲为的体系——不再需要努力争取我们这些顾客，可以反社会、反民主和恣意展现其粗鲁。只要共产主义仍是威胁，凯恩斯式的绅士协议就会继续存在；一旦这套体系崩垮，所有妥协的痕迹最后都可能被抹除，以便达成弗里德曼在半世纪前为他的运动设定的纯正主义目标。
这就是福山1989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说，夸张地宣告“历史终结”的重点：他并非真的宣称世界上已不再有其他思想理论，而只是说共产主义既已崩垮，不再有其他主义的力量强大到能成为势均力敌的竞争者。
因此，萨克斯视苏联崩溃为摆脱极权统治的自由，准备卷起袖子开始帮忙，但他的芝加哥学派同僚却视之为不同性质的自由——终于摆脱凯恩斯主义，以及像萨克斯这些昧于现实的社会改革家的自由。从这个观点看，对俄罗斯袖手旁观虽令萨克斯愤怒不平，却不是出于“纯粹懒惰”，而是在实践放任主义：放手不管，不作为。所谓袖手旁观是指所有负责俄罗斯政策的人(从前老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切尼、财政部副部长桑莫斯，到IMF的费歇尔)确实有事可做：他们都在执行纯粹的芝加哥学派理论，让市场施展最狠的本事。俄罗斯比智利看起来更像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践，预告了十年后同样的这一批玩家，将在伊拉克创造的“要钱不要命”(get-rich-or-die-trving)式的反乌托邦。
这种新游戏规则于1993年1月13日在华盛顿特区首度亮相。那是一场小而重要的会议，只有受邀者能出席，地点在杜邦圆环(Dupont Circle)卡内基会议中心十楼，距白宫只有七分钟车程，离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总部也只有一箭之遥。举足轻重、为世银和IMF拟订策略而闻名的经济学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举办了这场会议，视之为新自由主义部族的历史性聚会。出席者包括许多显赫的明星“技术政治家”(Technopol)，他们站在运动的最前线把芝加哥主义散播到全世界。这些人有现任和前任的西班牙、巴西和波兰的财政部长，土耳其和秘鲁的央行总裁，墨西哥总统的幕僚长，以及一位巴拿马前财政部长。他们之中还有萨克斯的老朋友、他尊崇的巴尔舍诺维奇(Leszek Balcerowicz)，即波兰休克治疗的策划者，还有他的哈佛同僚罗德里克，就是曾证明每个接受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国家都已深陷危机的经济学家。日后出任IMF第一副总裁的克鲁格(Anne Krueger)也在场。最热心宣传皮诺切特的智利前部长皮涅拉(Jose Pinera)无法恭逢其盛，因为他正密切追踪智利的总统选举，但他还是送来一份详尽的报告。当时仍担任叶利钦顾问的萨克斯将发表主题演说。
会议参与者一整天陶醉在经济学家最爱的休闲活动，商议如何让不情愿的政治人物采用不受选民欢迎的政策。选举过后应该多快推出休克治疗?在猝然发动攻击的情况下，中间偏左政党是否比右派更有效率?最好先警告大众，或是以“巫毒政治”出乎人民意料较佳?虽然会议取名为“政治改革之政治经济学”——刻意显得有点乏味，似乎有意误导媒体的兴趣——不过一位与会者诡秘地表示，其实真正的主题是“马基雅维里经济学”(Machiavellian economics)。
萨克斯聆听这些讨论几个小时，直到晚餐后他步上讲台发表演说，题目带着典型的萨克斯风格：“经济急诊室中的生活”。他的情绪显然很高昂，台下的听众也准备好聆听这位曾高举休克治疗火炬进入民主时代的偶像的演说。萨克斯并未陶醉在沾沾自喜中，后来他对我说，他决心利用这场演说，尝试让这群大权在握的听众了解俄罗斯情势的严重性。
他提醒听众二次大战后挹注欧洲和日本的援助“对日本日后的惊人成功极其重要”。他提及收到传统基金会——弗里德曼主义发源地——一位分析师的来信，萨克斯说，这位分析师“强烈主张俄罗斯应该改革，但不是靠外国援助俄罗斯”。“这是自由市场理论家的共识——而我也是其中之一。这言之成理，但却是个错误。市场无法包办一切；国际援助极其重要。”他说，放任主义的偏执观念正把俄罗斯带向灾难，“不管俄罗斯的改革者多么勇敢、聪明和幸运，他们不靠大规模的外来援助不可能成功……我们就快错过这个历史性的机会了”。
当然萨克斯获得一轮掌声，但热烈程度只算微温。为什么他赞扬大手笔的社会支出?台下的听众正在进行一场拆解新政的全球十字军，而不是再制造一个新政。在接续的讨论会中，没有一位与会者支持萨克斯的挑战，还有几位发言反对。
萨克斯告诉我，他尝试借由演说“解释一场真正的危机会是什么情景……传达急迫感”。他说，在华盛顿作决策的人往往“不了解什么是经济动乱。他们不了解所引发的脱序状态”。他想让他们面对现实世界“有一股动力可能把情势推往失控，直到引发其他灾难，直到希特勒趁势崛起掌权，直到发生内战，或大规模饥馑，任何情况都可能……你必须采取紧急的协助作为，因为一个不稳定的情势绝对会走向愈来愈不稳定，而不会走向正常的平衡”。
我忍不住想，萨克斯无法充分说服他的听众。与会者都十分熟悉佛里德曼的危机理论，而且许多人曾应用在自己的国家。大多数人完全了解经济崩溃会有多混乱和动荡，但他们从俄罗斯得到一个不同的教训：痛楚和错乱的政治情势正迫使叶利钦快速变卖国家财富，这是明显而有利的结果。
会议只得靠主办人威廉森把讨论带回那些务实的优先事务。萨克斯是这场盛会的明星，但威廉森才是听众心目中真正的大师。威廉森头发渐秃、不适合上电视，但政治立场的偏执却相当耸动，“华盛顿共识”这个词——也许是现代经济学最常被引用、也最具争议性的词——就是他创造的。他以主持严密的闭门会议和讲座著名，每场会议的目的都是为测试他大胆的假说。在1月的会议，他有一个急迫的目标：他想一劳永逸地测试他所谓的“危机假说”。
威廉森在他的演说中没有警告要拯救哪个国家免于急迫的危机；事实上，他狂热地谈论引发巨变的事件。他提醒听众一些无可争辩的证据，显示只有真正尝到苦难的国家才愿意吞服市场苦药，只有遭到震撼的国家才会躺下来接受休克治疗。他宣称，“最黑暗的日子才能创造最好的机会，让人们了解必须进行根本的经济改革”。
威廉森以他无人能及的技巧，揭露金融世界的潜意识，并一派轻松地指出这引发一些有趣的问题
我们一定会问，刻意挑起灾难以铲除改革的政治障碍是不是合理?例如，在巴西早巳有人建议，是否值得故意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以便让大众惊吓到接受这种改变……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理论上不会有人赞成1930年代中期的德国或日本走向战争，只为了获得战败后接续的飞快成长。但一场较小规模的危机能否发挥同样的功效?可不可能设计一场假危机，能够不必付出真危机的成本而带来同样的效果?
威廉森的发言代表休克主义的大跃进。在满屋子的财政部长和央行总裁、人数多到足以办一场经济高峰会的这个场合，主动制造严重的危机以推动休克治疗的想法已被公开讨论。
至少有一位与会者在演说时觉得有必要撇清与这种邪说的关系。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经济学家托伊(John Toye)说：“威廉森建议，挑起人为的危机以触发改革可能是好做法，我们最好解读他的用意是在逗笑。”但没有证据显示威廉森是在逗笑。事实上，有许多证据显示，他的想法已被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最高级金融决策者采用。
威廉森在华盛顿开会的隔月，我们看到美国掀起一波对“假危机”的新狂热，虽然当时很少人了解它是一套全球策略的一环。1993年2月，加拿大正陷于金融灾难，至少一般人从新闻和电视中得到的结论是如此。“债务危机迫近”，全国性报纸《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以头版大标题疾呼。一家全国性大电视台的特别报道说：“经济学家预测明年某个时候，或两年内，财政部副部长将走进内阁，宣布加拿大的信用已经耗尽……我们的生活将急剧改变。”
“债墙”(debt wall)这个词突然变成新语汇，它的意思是，虽然现在的生活似乎舒适平和，但加拿大已严重入不敷出，影响力巨大的华尔街公司如穆迪(Moody’s)和标准普尔(s&P)，很快就会把我们的国家债信评等从完美的三个A调降下来。万一发生这种事，机动性超强的投资人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新规范下，将随时从加拿大撤资，移到较安全的地方。然后有人告诉我们，唯一的对策是大幅削减部分社会计划的支出，如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果不其然，执政的自由党就这么做，虽然他们不久前才以创造就业的政纲当选为执政党(加拿大版的“巫毒政治”)。
预算赤字的歇斯底里最高潮之后两年，调查记者麦奎格(Linda Mc Quaig)揭露，少数几个加拿大的智库缜密地煽动并操纵这种危机感，尤其是贺维研究所(C．D．Howe Institute)和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这是弗里德曼一向大力支持的智库)，背后的赞助者则是几家最大的银行和企业。加拿大确实有赤字问题，但并非由失业保险和其他社会计划的支出造成。根据加拿大统计局，问题出在高利率导致债务价值膨胀，就像80年代沃尔克震撼导致发展中国家债务膨胀一样。麦奎格前往穆迪的华尔街办公室，与主管公布加拿大债信评等的资深分析师涂格利亚(Vincent Truglia)谈话，涂格利亚向她透露惊人的内幕：加拿大的企业主管和银行家不断向他施压，要求他发表贬抑加拿大财政的报告，但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加拿大是优良而稳定的投资标的。“我处理的国家中，从来没发生国民希望降低自己国家评级的例子，而且是不断要求。他们认为加拿大被评得太高。”他说，他经常接到其他国家的代表打电话，抗议他给的评级太低。“但加拿大人比外国人更看轻自己的国家。”
对加拿大金融圈来说，这是因为“赤字危机”是发动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在涂格利亚接那到些奇怪的电话前，一项要求政府削减医疗和教育等社会计划支出，以降低税率的大规模运动已经发动。由于这类社会计划受到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因此要把削减支出合理化的唯一方法，便是威胁国家经济可能因此崩溃，陷于全面危机。但穆迪机构继续给加拿大最高的A++债信评级，因而使维持世界末日气氛变得极为困难。
在那段期间，投资人对混淆的信息感到很困惑：穆迪对加拿大很乐观，但加拿大媒体不断报道国家财政的惨况。涂格利亚受够了加拿大发布政治操纵的统计数字，担心自己的研究遭到质疑，于是采取非同寻常的措施，发表一篇澄清加拿大政府支出“并未失控”的“特别评论”，甚至隐约批评右派智库使用的狡诈统计手法。“近日公布的数项报告，大幅夸大加拿大的预算债务部位，其中有些数字被重复计算，另一些则作了不恰当的国际比较……这些不正确的计算可能导致加拿大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被夸大。”穆迪发表特别报告后，“债墙”并未迫近的说法传开来一一但加拿大的企业界并不高兴。涂格利亚说，他发表报告后，“加拿大一家大金融机构的人……打电话给我，对着我大吼大叫。这还真罕见”。
等加拿大人发现“赤字危机”是企业资助的智库夸大操纵的结果时，生米已煮成熟饭——预算已遭削减并实施。直接的结果之一是，加拿大提供给失业者的社会计划被大幅削减，而且再也没有恢复，虽然后续数年出现了预算盈余。这种危机策略在这段期间不断被利用，1995年9月，一卷录像带被泄露给加拿大新闻界，内容是安大略省教育部长在一次公务员闭门会议中说，在宣布削减教育支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改革前，必须先泄露一些描绘悲惨情况的信息，以便创造必要的惊慌气氛，虽然这些信息可能言过其实。他称这种操作是“创造有用的危机”。
华盛顿的“统计舞弊”
在1995年，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言论都充斥债墙和经济即将崩溃的说法，要求政府加速削减支出并进行更大规模的私有化，而且弗里德曼学派的智库总是高声疾呼危机来临。不过，华盛顿最有权势的金融机构不但愿意借媒体制造危机的表象，也很乐于以具体措施创造货真价实的危机。在威廉森发表“点燃”危机的言论两年后，世界银行的首席发展经济学家布鲁诺(Michael Bruno)公开呼应这种说法，但也未引起媒体注意。在1995年突尼斯国际经济学会(IEA)的一场演说中(后来由世界银行以论文出版)，布鲁诺告诉500位来自58国的经济学家，国际已逐渐形成共识，认为“一场够大的危机或许能震撼原本不情愿的决策者，使他们采取能提高生产力的改革”。布鲁诺举拉丁美洲为“深度危机似乎有效的主要例子”，尤其是阿根廷。他说，总统梅内姆和财政部长卡瓦洛的表现杰出，“利用紧急气氛”推动深度私有化。为了不让听众有机会忽略他的论点，布鲁诺说：“我一直强调一个大主题：深度危机的政治经济效应，往往为激进改革带来有利的结果。”
基于这个事实，他宣称国际机构不只要利用既有的经济危机来推动华盛顿共识，还必须先发制人，切断援助以使危机更恶化。“不利的休克(例如政府岁入或外部资金流入减少)实际上可能是好事，因为它能缩短(改革的)延迟。‘情况没有坏到底前不会好转’的想法会自然浮现……事实上，一场高通胀危机对一个国家的好处，强过在比较不严重的危机当中拖泥带水。”
布鲁诺承认，加深或制造严重的经济崩溃十分可怕——政府可能发不出公务员薪水，公共基础建设可能荒废，但身为芝加哥学派的门徒，他呼吁听众把这种破坏当作创造的第一阶段。“随着危机加深，政府确实可能逐渐枯萎，”布鲁诺说，“这种发展有一种好结果，就是在推动改革时，顽抗团体的力量可能已被削弱——一个采取长期对策而扬弃短期权宜措施的领导人，可望赢得对改革的支持。”
芝加哥学派对危机的沉溺已迅速席卷知识界。短短几年前，他们才只是推测恶性通胀危机能创造震撼政策所需的震慑条件，现在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竞鼓吹制造失败国家，只因为危机能提供从废墟中重头来过的机会，而世界银行的经费却来自178国的公帑，其宗旨是重建和强化困顿的经济体。
多年来外界盛传国际金融机构玩弄威廉森所说的“假危机”，胁迫一些国家任其摆布，但要证明其事却十分困难。最详尽的证词来自一位转为告发者的国际货币基金幕僚布德夫(Davision Budhoo)，他指控IMF伪造数据，只为了宣告某个贫穷但意志坚定的国家经济陷于危机。
布德夫出生于格林纳达(Grenada)，是接受伦敦政经学院训练的经济学家，并且以不同流俗的个人风格在华盛顿智库圈特立独行：他留着一头爱因斯坦型的竖直头发，宁愿穿风衣而舍弃西装。他在IMF工作12年，职务是为非洲、拉丁美洲和他的祖国格林纳达设计结构调整计划。IMF在里根与撒切尔时代大幅右转后，思想独立的布德夫感觉他在工作岗位愈来愈坐立不安。IMF当时在忠贞的新自由主义信徒总裁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领导下，挤满狂热的芝加哥男孩。布德夫1988年辞职时，决定把自己奉献给揭发IMF的秘密，他先写了一封了不起的信给康德苏，用的是十年前法兰克写给弗里德曼的控诉语气。
这封信一开始就以IMF资深经济学家罕见的热情语调说：“在我担任IMF幕僚12年，历经正式的基金现场工作1000个日子，兜售你的药方和魔术袋给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非洲的政府和人民后，今天我辞去工作。对我来说，辞职是无价的解脱，因为我的解脱让我得以跨出救赎的一大步，希望因此可以洗净我自觉手上沾满的几百万名贫困、挨饿者的血……那些人流的血多到像河里的水。那些血也逐渐干涸，在我全身各处凝结；有时候我感觉全世界的肥皂也无法洗去我以你的名义做的事。”
然后他开始陈述他的指控。布德夫指控IMF以统计数字当作“致命”武器。他不厌其烦地细数他在80年代中期以基金职员的身份，参与精心计划的“统计舞弊”，在IMF的报告中夸大富藏石油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的情况，以便让这个国家显得比真正情况更不稳定。布德夫声称，虽然IMF掌握了正确的信息，但却把一项衡量劳动成本的关键数字夸大为两倍多，使该国的生产力大幅下降。在另一个例子中，他宣称IMF“几乎是凭空捏造”庞大的未清偿政府债务。
布德夫说，这些“明显的疏失”是刻意而非“马虎计算”的结果，却被金融市场当作事实，并立即把特立尼达归类为高风险国家，进而切断其融资。该国的经济问题——起因于主要出口物资石油的价格下跌——很快变成灾难，因而被迫向IMF乞求纾困。然后IMF要求该国接受布德夫形容的IMF“最致命的药”：裁员、降低工资，以及“全套”的结构调整政策。他叙述这个过程是“以诡计故意阻断该国的经济救生索”，以便“先摧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经济，然后促成改变”。
2001年去世的布德夫在他的信中明白指出，他的控诉不只是因为少数官员对待一个国家的方式。他形容IMF的整个结构调整计划就是一种大规模的酷刑，让“‘因痛苦而尖叫’的政府和人民被迫在我们面前屈膝，挫败、惊惶而混乱，乞求我们以同情心和君子风范对待，但我们残酷地嘲笑他们，毫不留情地继续施以折磨”。
这封信公开后，特立尼达政府委托两项独立的研究，调查信中的陈述，并发现信中所述果然是事实：IMF膨胀和假造数字，对该国造成严重伤害。
不过，尽管指证历历，布德夫爆炸性的控诉却消失得几乎无声无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委内瑞拉外海的一群小岛，除非该国人民冲进IMF在十九街的总部，它的抱怨不太可能引起世界注意。但这封信在1996年被改编成一出叫《布德夫先生的IMF辞职信》的戏，在纽约东村一家小剧场演出。这出戏出乎意料获得《纽约时报》好评，称赞它“不同寻常的创意”和“别出心裁的道具”。这则简短的戏评是《纽约时报》唯一提到布德夫名字的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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