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意识形态的反弹
真正的资本家灾难
世界很乱，必须有人清理。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condoleezza Rice)
谈侵略伊拉克的必要性，2002年9月
布什想象出的中东和别人不同，实际上可能跟他对中东相当无知有关。要是他到过中东，看到中东很多功能失常的地方.他可能会灰心。布什没有见过日常实际状况.因而对这个地区可能的样子得以保持一种梦想。
——萨卡里亚(F|dTeed Zakaria).《新闻周刊》专栏作家
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圣经·启示录》第2l章第5节(中文和合本)
伊拉克战争进入损害控制模式已经太久，很容易让人忘掉这场战争应当如何开展的原始设想;但是在占领初期，由美国国务院在巴格达举行的研讨会中，的确有个包装得很好的设想。这场会议有14位俄国和东欧高级政客与官僚参与，包括前财政部长、前中央银行总裁和前副总理。他们在2003年9月飞到巴格达国际机场，然后穿戴作战钢盔和护身盔甲，急匆匆赶到高墙围着的城中城绿区，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政府“联军临时政府”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过去就设在此地，现在则是美国大使馆的所在地。这些要人贵宾在萨达姆过去的会议中心里，对一小撮有影响力的伊拉克人上课，传授资本主义转型。
波兰前右翼财政部长贝尔卡(Marek Belka)是主要讲者之一，他在布雷默指挥下，已经在伊拉克工作好几个月。根据国务院有关这次会议的正式报告，贝尔卡灌输伊拉克人的信息是：他们必须把握这种混乱时刻，“强力”推动“会让很多人失业”的政策。贝尔卡说，波兰的第一个教训是“没有生产力的国有企业应该立刻卖掉，完全不必花精神用公款解救”。(他没有提到民众的压力迫使团结工会放弃快速民营化计划，波兰也因此免于俄罗斯式的崩溃。)他提到的第二个教训更大胆，这时巴格达沦陷已经五个月，伊拉克陷人人道灾难中，失业率高达67%，营养不良到了失控的程度;唯一能够拖延大规模饥荒的，是伊拉克家庭仍然收到政府补贴的食物和其他民生物资，就像贸易禁运期间由联合国管理的石油交换食物计划。如果加油站有汽油可以供应，他们也可以花几十美分就加满油箱。贝尔卡告诉伊拉克人，这种扭曲市场的赠品必须立刻废除。他强调，“发展民间部门要从取消补贴开始”，这些措施“比民营化更重要，更具有决定性”。
接着上台的不是别人，就是叶利钦的前副总理盖达尔、俄罗斯休克治疗计划的总工程师。国务院要盖达尔到巴格达，似乎认为伊拉克人不知道他因为跟黑道大亨关系密切，也因为政策造成数千万俄罗斯人穷困而声名大坏，在莫斯科已经被人视为贱民。[1]萨达姆统治期间，伊拉克能够接触到的外界消息有限，不过参加绿区会议的这些人大都是刚刚回国的流亡人士，1990年代俄罗斯内爆时，他们看的是美国人办的《国际先驱论坛报》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这次奇怪的会议，是由伊拉克临时工业部长陶菲格(Mohamad Tofiq) 透露给我，当时新闻界并没有报道。好几个月之后，我们在他的巴格达临时办公室里见面(旧工业部已经变成烧黑的骨架)，他仍然还在嘲笑这次会议。据转述，伊拉克人咒骂穿着防弹背心的客人，告诉他们，布雷默打开边界、无限制地开放进口的决定，已经使饱受战争蹂躏的人民生活严重恶化，如果进一步削减汽油补贴，取消食物补助，占领军就要面对革命。至于明星讲师盖达尔，陶菲格说：“我告诉主办会议的一些人，如果我要在伊拉克鼓吹民营化，我会请盖达尔来，然后告诉他们：‘以前的规矩全都反过来就对了。’”
布雷默开始在巴格达当政的时候，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警告说：“伊拉克得到的休克治疗形式，比在前苏联推动的还激烈。”这个说法相当正确。根据华盛顿最初的计划，伊拉克会像90年代初期的俄罗斯一样，变成待开拓的边疆，但这一次排在队伍最前面，等着争取稳赚的几十亿美元的是美国公司，不是伊拉克、欧洲、俄罗斯的竞争对手。而且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止痛苦的经济变革，因为在伊拉克跟前苏联、拉丁美洲和非洲不同，转型不需要IMF官员与满怀幻想的当地政客协调配合，发号施令的是走廊另一边套房里的美国财政部;华盛顿连中间人都省了，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变成辅助性的角色，美国是前锋，也是核心。布雷默就是政府;一位美军高级官员告诉美联社，跟伊拉克政府谈判没有意义，因为“此时此刻，我们要跟自己人谈判”。
这些因素使伊拉克的经济转型跟先前实验的国家不同。90年代里，所有小心翼翼、努力不要让“自由贸易”看起来像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做法，现在全被抛弃。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仍有轻装版的自由贸易，还有刻意保护的谈判，但是如今也有不需代理人或傀儡的重装版自由贸易，直接在先发制人攻击的战场上为西方跨国公司抓取新的市场。
主张“模范”理论的人现在宣称，他们的战争就是在这个地方出了严重问题，如同斐尔在2006年下半年所说的：“根本错误是把布雷默送到伊拉克。”弗鲁姆同意，华盛顿应该在“伊拉克的重建上，安排某个伊拉克人”。结果华府却把布雷默派去，让他住在萨达姆的蓝绿色圆顶共和宫，接收国防部用电子邮件发来的贸易与投资规章，打印出来，签署之后，用命令强加在伊拉克人身上。布雷默不是沉默的美国人，不是在幕后操纵布局的人，他有着美洲最热门电影明星的模样，喜欢新闻记者，似乎有意炫耀他宰制伊拉克人的绝对权力，喜欢搭乘闪亮的黑鹰直升机在伊拉克来回视察，身边由黑水公司提供的美国私人安全佣兵保护，总是穿着已成他象征的固定服装，也就是布鲁克斯兄弟(Brooks Brothers)笔挺的西装和米色的天柏岚 (Timberland)皮靴。皮靴是他儿子送他到巴格达上任的礼物，还附了一张卡片写道： “去踢那些人的屁股，老爹。”
布雷默自己承认对伊拉克一无所知，他告诉过一位访问他的人说：“我一直住在阿富汗。”然而，无知并不要紧，因为他只要搞清楚一件事就够了：他在伊拉克的核心任务是灾难资本主义。
2001年9月11日，他担任保险巨擘马殊集团(Marsh & McLennan)总经理兼“高级政治顾问”。这家公司在世贸中心双子星大楼的北大楼设有办公室，并在攻击中遭到摧毁。最初几天，公司700名员工不知所终，最后证实有295人死亡。正好一个月之后，就是2001年的10月11日，布雷默创立危机顾问公司(Crisis Consumng Practice)，这是马殊集团的新设单位，专门协助跨国公司为可能的恐怖攻击和其他危机做好准备。布雷默接着宣扬他在里根政府期间担任反恐无任所大使的经历，提供顾客完整的反恐服务，从政治危机保险到公关都包括在内，甚至建议客户应该囤积什么东西。
布雷默早早打进国土安全产业，对他的伊拉克任务来说是理想的准备，因为布什政府采用在9·11事件中首创的反应方式来重建伊拉克：也就是把战后的伊拉克，当成一个令人兴奋、充满随心所欲、毫无限制、可以赚到惊人暴利的首次公开募股(IP0)。因此布雷默虽然可能踩到了很多人的痛脚，但他的任务却绝对不是要争取伊拉克的民心，而是要让伊拉克准备好，以便推出伊拉克公司。从这种角度来看，他最初恶意十足的决定显然有着清楚的逻辑一贯性。
布雷默取代小心翼翼的加纳(Jay Gamer)将军，成为美国在伊拉克的首席特使。他在伊拉克的最初四个月里，几乎把所有的时问都放在经济改革上，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加起来等于古典芝加哥学派的休克治疗方案。美国侵略伊拉克前，伊拉克经济靠着国家石油公司和200家国有企业支撑，这些公司生产伊拉克的民生基本物资，也生产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包括水泥、纸张和食用油。布雷默履新后的下一个月，宣布这200家公司必须立刻民营化，“把没有效率的国营企业交到民间手中，对伊拉克的经济复苏至为重要”。
接着布雷默推出新的经济法令，为了吸引新外国投资人参与民营化拍卖，并在伊拉克建设新工厂和零售通路，他制定了一套激进的法令，《经济学人》用溢美的辞藻，说这是“外国投资人和捐助机构在发展中市场梦寐以求的东西”。有一项法律把伊拉克的营利事业所得税率从大约45%，一律降为l5%(直接从弗里德曼的作业手册中拷贝过来)。另一项法令容许外国公司拥有百分之百的伊拉克资产：这样是为了预防俄罗斯的惨剧再度发生，以免绝佳的资产都落入当地黑道大亨手中。更好的是，投资人可以把在伊拉克赚到的利润全部汇出去;不必转投资，也不用缴税。这项法令也规定，投资人可以签署期限长达40年的租约与合约，到期后可以续约，这点表示未来的民选政府必须承受占领军政府签署的合约。华盛顿没有动手的一个领域是石油业，因为伊拉克顾问警告说，在伊拉克政府就任前，把国家石油公司民营化的任何举动，或是宣称拥有未开发石油蕴藏的所有权，会被伊拉克人视为战争行为。但是临时政府却从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拿走了价值200亿美元的收入，随心所欲地花掉。[2]
白宫极为重视为崭新的伊拉克经济揭开序幕，因此决定在占领初期推出崭新的货币，这点在运送作业上是重大任务。英国得利来公司(De La Rue)负责印制，钞票由机队运来，用装甲车辆和货车送到全国，至少跑了1000趟;这时，一半的人民仍然没有水可喝，交通信号故障，犯罪猖獗。
虽然执行这些计划的人是布雷默，优先事项却直接由最上层决定。拉姆斯菲尔德在参院委员会作证时，描述布雷默的“全面改革”是创制“自由世界最开明、最诱人的租税与投资法律”。投资人起初似乎很欣赏这方面的努力。几个月内，就传说麦当劳要在巴格达市区开店，这是伊拉克加入全球经济的终极象征;喜达屋豪华旅馆(Starwood)投资的资金几乎已经到位，通用汽车计划在伊拉克新建一座汽车厂。在金融方面，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银行汇丰集团(HSBC)取得合约，要在伊拉克全境开设分行，花旗集团宣布计划，要对伊拉克未来的石油销售，提供巨额的贷款保证。壳牌、英国石油、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俄罗斯的鲁克石油(Lukoil)等石油业巨擘都进行试探性的接触，准备签署合约，要训练伊拉克公务员最新的开采科技和管理模式，相信自己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
布雷默的法律意在创造能够激发投资热潮的环境，但这些法律不完全是原创的，它们只是先前休克治疗实验中所用法律的加速推动版。但光是等待法律生效，并不能让布什的灾难资本主义内阁满意。伊拉克的实验进入了大胆的新领域，就是把侵略、占领与重建变成令人兴奋、完全民营化的新市场。这个市场就像国土安全体系一样，是利用庞大的公共资金创造出来的。光是为了启动重建热潮，动用的资金就包括美国国会拨出的：380亿美元、其他
国家提供的1 50亿美元，以及200亿美元的伊拉克石油收入。
初期投资数十亿美元的方案宣布后，论者以赞赏的角度将之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布什也援用这种比喻，宣布重建是“马歇尔计划以来最大的同类财务投资”。布什也在占领伊拉克的头几个月里，在电视转播的演说中宣称：“美国以前完成过这种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协助振兴战败国日本和德国，而且在他们建立代议政府时，跟他们并肩作战。”
然而，拨用在伊拉克重建上的数十亿美元资金最后去向如何，却跟布什引用的历史毫无关系。根据原始的马歇尔计划，美国企业因为输送机具和食物到欧洲而获益，但是马歇尔计划的目标很清楚，是要协助受到战争蹂躏的国家经济复苏，变成自给自足的市场，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培养能够资助国内社会服务的税基：最后的结果很明显，今天德国和日本的混合型经济就是证明。
事实上，布什内阁推动的是反马歇尔计划，几乎在大家所能想象的每一方面，都跟马歇尔计划正好相反。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保证会进一步伤害伊拉克已经严重受创的工业部门，造成伊拉克的失业率飞跃上升。马歇尔计划禁止外国公司投资，避免外国公司利用这些国家的脆弱状态，布什的计划却全力吸引美国企业(只剩下几根骨头，丢给参加“志愿联盟国家”的公司)。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原因是在“美国优越、伊拉克差劲”的露骨种族主义想法支持下，窃占伊拉克的重建资金，而不只是常见的邪恶“贪腐”和“没有效率”而已。
伊拉克工厂完全没有收到这些钱，因此不能重新开张、奠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本地创造就业机会、资助社会安全网。在这个计划里，伊拉克人几乎完全没有地位。大部分由美国国际开发总署负责发包的这些联邦政府合约，就像是某种盒装的国家组件，在弗吉尼亚州和德州设计，然后在伊拉克组装。就像临时政府一再宣称的，整个计划是“美国人民送给伊拉克人民的礼物”，伊拉克人只要把盒子拆开就成了。组装过程中，甚至不需要工资低廉的伊拉克劳工，因为哈利伯顿、贝泰和加州的工程业巨擘柏诚公司 (Parsons)等美国大包商，宁可进口他们认为比较能够控制的外国劳工。伊拉克人再度变成又惊又怕的旁观者，首先被美国的军事科技震慑，接着又被美国的工程与管理能力震慑。
临时政府员工甚至美国政府员工的作用，就像国土安全部门产业一样，越来越不重要。布雷默的手下只有1500人，却要统治幅员广大、人口2500万的国家。相形之下，哈利伯顿在这个地区就有5万个员工，其中很多人都是当了一辈子公务员后，受到民间部门高薪吸引转业的人。
政府力量微弱、民间企业力量强大，再度反映布什内阁利用伊拉克的重建(布什内阁可以完全控制重建，在国内却不能完全控制联邦政府官僚机构)实施完全外包、政府空洞化的构想。布什政府认为，伊拉克的政府功能中，没有一种功能“重要”到不能发交给包商办理，最好能够交给向共和党提供资金，或是在竞选时能够供应体面工作人员的包商。布什政府常用一句老话，规范参与伊拉克重建的外国势力所有层面：如果任务能够交给私人企业，一定要由私人企业完成。
因此，法律可能是由布雷默签署生效，经济的设计与管理却由民间会计师负责。大型国际会计与顾问公司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旗下的毕博公司(BearingPoint)取得2.4亿美元的合约，负责在伊拉克建立“市场导向的制度”;这份合约有107页，提到“民营化”51次，原始合约大部分是由毕博公司草拟。智库获得发挥智力的工作，英国的亚当·斯密研究所 (Adam Smith Institute)得到协助伊拉克公司民营化的合约。民间保安公司和国防包商负责训练伊拉克的新军队和警察：例如戴恩(Dyncorp)、文奈尔(Vinnell)和凯雷集团旗下的USIS。从事教育事业的公司负责草拟后萨达姆时代的课程、印制新教科书：华盛顿的管理与教育顾问业者首创公司 (Creative Associates)，赢得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合约，负责这些事情。[3]
同时，切尼在伊拉克采用哈利伯顿公司在巴尔干半岛开创的模式，也就是把基地变成哈利伯顿式迷你城市，只是规模变得更大。哈利伯顿除了负责兴建和管理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绿区从一开始就是哈利伯顿管理的城市国家，从道路维修、害虫防治到电影院和迪斯科之夜，一切事情都由哈利伯顿公司负责。
联军临时政府的人力实在太少，无法监督所有包商，此外，布什政府认为，监督是可以外包办理的非核心功能。因此以2850万美元的代价，聘请科罗拉多工程与营建业者西图集团(CH2M Hill)和柏诚公司合组的合资企业，监督另外四家大包商。连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制度”的工作都民营化，以价值4.66亿美元的合约，发包给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研究公司(Research Triangle Institute)，但是三角研究公司到底有什么资格能够在穆斯林国家建立民主制度，却一点也不清楚。该公司的伊拉克分公司经营阶层主要是高级的摩门教徒，比如像是梅菲尔德(JameS Mayfield)，他告诉自己在休斯敦的教会，认为应该可以说服穆斯林拥抱《摩门经》，让他们认为《摩门经》与先知穆罕默德的教义相容。他在发回国的电子邮件中，想象伊拉克人会替他竖立雕像，把他视为伊拉克“民主之父”。[4]
这些外国公司空降伊拉克之时，伊拉克200家国营企业则因为长期缺电而动弹不得。伊拉克过去拥有中东最先进的工业经济，现在伊拉克最大的企业在自己国家的重建工程中，连小小小包商的合约都拿不到。伊拉克企业若要参与这股淘金潮，便需要紧急发电机和一些基本维修材料;以哈利伯顿把军事基地盖成像美国中西部郊区的速度来看，这些需要应该都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伊拉克工业部的陶菲格告诉我，他一再提出供应发电机的请求，指出伊拉克17家国营水泥厂具有优势地位，能够供应重建所需要的建筑材料，也能够为数万伊拉克人创造就业机会。结果这些工厂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到：没有得到合约，没有拿到发电机，没有得到任何帮助。美国公司像进口劳工一样，喜欢用高达十倍的价格，从外国进口水泥。布雷默发布的经济命令当中，有一条命令特别规定不准伊拉克中央银行融资国有企业(这件事好几年后才有人报道)。陶菲格告诉我，这等于联合抵制伊拉克工业，并不是因为实际的理由，而是基于意识形态。他说，负责决策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相信公共部门”。
伊拉克民间公司无法跟越过开放边界、蜂拥而来的进口产品竞争，因而纷纷倒闭，布雷默的幕僚却没有说什么安慰的话。布雷默的副手弗莱合 (Michael Fleischer)在伊拉克企业家的一次聚会中，证实伊拉克企业面对外国竞争，的确会有很多公司倒闭，不过这正是自由市场美好的地方。他雄辩滔滔地问：“你们会被外国企业打倒吗?答案要看你们自己而定，只有最优秀的伊拉克企业会生存下来。”他的话像盖达尔一样，据报道，盖达尔谈到俄罗斯中小企业因为休克治疗而倒闭时说：“这又怎么样?半死不活的就该死。”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布什的反马歇尔计划完全没有达成原来的目的。伊拉克人不把企业重建当成“礼物”，大部分人认为这是现代版的抢掠;美国企业的速度与效率不但没有让任何人觉得惊奇，反而把“重建”的字眼，变成像伊拉克工程师所说的“没有人笑得出来的笑话”。每一次错估形势都造成反抗的水平升高，外国军队则用镇压对付，最后使伊拉克沦落成暴力横行的地狱。根据大部分可信的研究显示，到2006年7月，伊拉克战争已经夺走65.5万名伊拉克人的生命，要是美国不侵略或占领，这些人都不会牺牲。
2006年11月，退休美国陆军军官彼得斯(Ralph Peters)在《今日美国报》上写道：“我们的确给伊拉克人独一无二的机会，让他们建立法治的民主制度，但是伊拉克人宁可沉迷于旧有的仇恨，忏悔式的暴力、种族偏执和贪腐文化中。看来怀疑论者说对了：阿拉伯社会不能支持我们所知道的民主制度。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暴力造成巴格达街头血迹斑斑，不但是伊拉克政府无能的象征，也象征在有组织人类行为的任何领域中，阿拉伯世界完全无法进步，我们看到了文明的崩溃。”彼得斯虽然特别鲁莽，很多西方观察家却得到同样的结论：都是伊拉克人的错。
但我们不能把侵略与占领伊拉克，跟吞噬伊拉克的教派分裂与宗教基本教义分开来看。虽然在战争之前，这些力量的确已经存在，却比美国把伊拉克变成震撼实验场前微弱多了。大家应该记住，2004年2月，美国侵略伊拉克11个月后，牛津国际研究公司(Oxford Research Intemational)的民调发现，大部分伊拉克人希望拥有世俗化的政府，只有21%的受访者赞成“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制度，只有14%的人把“宗教政治人物”列为自己偏爱的政治人物。六个月后，占领进入比较暴力的新阶段，另一项访调发现，70%的伊拉克人希望以伊斯兰法律作为国家的基础，至于教派之间的暴力，在占领的第一年里，几乎从来没有听过。第一件重大事故，也就是2004年3月阿舒拉节(Ashoura)期间，什叶派清真寺遭到炸弹攻击，也是美国侵略一整年后的事情。毫无疑问的，占领深化并点燃了这些仇恨。
事实上，今天所有撕裂伊拉克的力量，包括猖獗的贪腐、凶残的教派主义、急剧上升的宗教基本教义和行刑队的残暴，全都跟着布什反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同步升高。萨达姆遭到推翻后，伊拉克迫切需要修补裂痕、重新统一，而且应该这样做。这个过程只能由伊拉克人领导，然而，伊拉克就在这种危险时刻，转型变成割喉竞争的资本主义实验场，这种制度造成个人和小区互相倾轧，剥夺了数十万人的工作和生计，而且用外国占领人员的免责权，取代了正义的追求。
现在伊拉克这么悲惨，不能简单归咎于布什的无能和任用亲信，也不能简单归咎于伊拉克人的教派主义或部落主义。这是确确实实的资本主义灾难，是战后贪婪彻底解放造成的噩梦，是因谨慎而忠实执行不受限制的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造成的“彻底失败”。至于伊拉克的“内战”问题和侵略行动背后最核心的政商财团主义计划之间有何关联，还无法详述，只能初步讨论。我认为这个过程是意识形态回过头袭击释出这种意识形态的人，是意识形态的反弹。
大家最清楚的反弹案例是布雷默第一个重大行动造成的，也就是解雇大约50万名国有事业员工，其中大部分是军人，但也包括医生、护士、教师与工程师。这项行动叫作“去除复兴党行动”，本意原是要清除政府中效忠萨达姆的分子。毫无疑问的，这是动机之一，却不能说明为什么裁员规模这么大，对整个公共部门的攻击这么凶狠，惩罚不是高官的一般劳工。
这场整肃很像智利的皮诺切特接受弗里德曼建议，推动休克治疗计划，删减政府支出25%，还附带对公共部门进行攻击。布雷默毫不隐瞒他对伊拉克“斯大林式经济”的反感，他用这个名词形容伊拉克国营公司和众多规模庞大的政府部门，而且他也不欣赏伊拉克工程师、医生、电机人员和道路兴建工人的专业技术与累积多年的知识。布雷默知道大家对失业会很生气，但是他的回忆录说得很清楚，他并没有想到突然切掉伊拉克的专门职业阶级，会使伊拉克的国家机构无法继续运作，因而妨碍他自己的任务。这种盲动跟反萨达姆的心态无关，完全是基于对自由市场的狂热。只有极度偏向认定政府完全只是负担、公共部门员工全是废物的人，才可能做出布雷默这样的抉择。
这种意识形态的盲目，毫无疑问造成了三种冲击：将技术人员调离现职因而破坏了重建的可能性，削弱了世俗伊拉克人的声音，助长了愤怒人民的反抗。几十位美军和情报部门高级官员承认，布雷默解散的40万士兵中，很多人直接参与新兴的反抗运动，就像海军陆战队上校韩姆思(Thomas Hamnles)所说：“现在你搞出几十万个拥有武器的人(因为他们带着武器回家)，这些人知道怎么使用武器、前途茫茫、又有理由对你生气。”
同时，布雷默做出典型的芝加哥学派决定：大开边界，无限制开放进口，又允许外国公司拥有百分之百的伊拉克资产。这触怒了伊拉克的企业阶级，很多人的反应是用自己剩下的极少数收入来资助反抗运动。调查记者葛兰姆(Patrick Graham)在逊尼三角地区(Sunni Triangle)采访第一年的伊拉克反抗运动后，在《哈泼杂志》(Harper’s)上写道：“新的外国投资法律容许外国企业几乎不花什么钱就买断很多工厂，触怒了伊拉克企业家，因为外国产品蜂拥而人，他们的收入暴跌……这些企业家知道，暴力是他们唯一的竞争优势，这是很简单的事业逻辑：伊拉克的问题愈多，外国人就愈难打进来。”
白宫决心预防未来的伊拉克政府改变布雷默的经济法令，引发了更多意识形态反弹;从国际货币基金发布第一项“结构调整”计划以来，就一直用方法“锁住”危机初期做的改革。从华盛顿的观点来看，布雷默的法律是世界上最开明的投资法令，如果伊拉克政府能够在几个月后掌权且改写这些法令，那实在没什么道理。因为布雷默大部分的法令处在法律上的灰色地带，布什政府的解决之道是为伊拉克制定新宪法，而且下定决心，不惜流血，也要完成任务：首先是制定临时宪法，锁住布雷默制定的法律，接着是制定永久宪法，希望达成同样的目的(却失败了)。
很多法律专家对华府一心一意制宪深感困扰。表面上，伊拉克没有迫切的需要，不必从头制定新宪法，伊拉克1970年制定的宪法虽然遭到萨达姆漠视，但还相当合用，而且伊拉克有其他更为迫切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制宪过程是任何国家(就算是承平时期)可能遭遇到的最痛苦过程，会使每一种紧张、对立、偏见和潜在的不满浮上表面。把这种过程强加在后萨达姆时代分裂而破碎的伊拉克(还强加两次)，大大提高了国内产生纷争的可能性，各种谈判造成的社会鸿沟根本无法弥补，甚至可能造成国家分裂。
很多伊拉克人认为，布雷默把伊拉克200家国营公司民营化的计划，和取消所有贸易限制一样，是美国发动的另一场战争。工人都知道，要让这些公司吸引外国投资人，高达三分之二的劳工一定会失业。我在伊拉克一家大型国营公司听到一个故事，这公司拥有七座生产食油、香皂、洗碗精和其他基本物资的工厂，让我深深了解宣布民营化制造了多少新的敌人。
我到巴格达市郊的这座厂区采访时，碰到了马穆德(Mahmud)。马穆德很有自信，才25岁，留着干干净净的胡子。他说，美国占领伊拉克六个月后，他和同事听说有个计划要卖掉他们的工作场所，都“深感震惊，如果民间部门买下我们的公司，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裁员，以便赚钱。我们会被迫沦落到很悲惨的命运，因为这座工厂是我们唯一的谋生方法”。包括马穆德在内的1 7位工人，对未来深感惊恐，就到经营阶层的办公室跟一位经理人争执，接着打起架来，有一位工人打了经理人，经理人的保镖对工人开枪，然后把枪口对着他。他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几个月后，发生了更多暴力事件。经理人和他儿子上班途中遭到枪击，受到重伤。我们的会晤结束时，我问马穆德说，如果工厂不顾他们的反对，还是要卖掉，会有什么结果。他和善地笑着说： “有两个选择，不是我们把工厂放火烧成平地，就是我们自己到工厂里炸得粉身碎骨，但是工厂绝对不会民营化。”这是众多初步警告之一，警告布什团队绝对高估了自己用休克手段让伊拉克人屈服的能力。
华盛顿的民营化美梦还有另一个障碍，就是支撑占领本身的自由市场基本教义。临时政府因为排斥所有跟国家有关的东西，联军临时政府用极度不足的人力和资源，从绿区发号施令，推动野心勃勃的计划，尤其是在面对马穆德之类工人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施政。诚如《华盛顿邮报》记者钱德拉赛卡兰说的一样，临时政府的组织空有骨架，只指定了三个人负责推动伊拉克国营工厂民营化的艰巨任务。一位东德来的代表建议这三位孤零零的职员说： “你们根本不必开始。”东德出售国家资产时，指派了8000人负责推动计划。简单地说，临时政府本身就太过于民营化，无法让伊拉克民营化。
问题不只是临时政府人力不足，而且这些人力都缺乏对公共部门的基本信念，缺乏信念完成从一无所有重建国家的复杂任务。诚如政治学家伍尔夫 (Michael wolfe)所说：“保守派无法好好治理，原因跟素食者做不出世界一流的红酒炖牛肉一样，如果你认为自己被迫做不该做的事，那就不可能把任务做好。就统治而言，保守主义是灾难的代名词。”
伊拉克的情形确实是这样，很多人都说临时政府中的美方官员年轻、没有经验;事实上，一群20来岁的共和党员担负重要职务，监督伊拉克130亿美元的预算。毫无疑问，这批所谓的童子军成员太过年轻，不过这还不是他们最大的毛病。这些人不只是随随便便由政治任命的亲信而已，而是美国针对所有凯恩斯主义遗迹进行反革命的先锋部队，其中很多人都跟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有关，这个基金会从1973年创立以来，就一直是弗里德曼主义的大本营。因此不管他们是22岁跟着切尼的实习生，还是六十好几的大学校长，他们在文化上，都对政府和统治反感，这种反感在他们国内废除社会安全制度和公共教育系统时很有用，但实际上要建立已经遭到摧毁的公共制度时却毫无用处。
事实上，很多人似乎认为这种过程没有必要。负责重建伊拉克医疗保健制度的哈夫曼(James Haveman)，在意识形态上极为反对免费的公共医疗，以致他在这个小孩死因70%为腹泻之类疾病的伊拉克、在早产儿保育器是用防水胶带黏在一起的伊拉克，却决定他最优先的任务是让药品流通系统民营化。
绿区缺乏有经验的公务员不是一项疏忽，而是意味着从一开始，占领伊拉克就是政府空洞化的激进实验。等到一辈子在智库里纸上谈兵的人抵达巴格达时，重建最重要的任务已经全部发包给哈利伯顿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等公司。绿区的人身为公务员，工作只是管理零用金，负责把包在收缩膜里的整迭百元大钞发给包商。这种情形鲜明地显示出政商财团主义国家可接受的政府角色：就是像输送带一样，把公款输送到民间手中;要做这种工作靠的是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念，远比丰富的现场经验来得重要。
美国坚持伊拉克采用严格的自由市场制度，不准有国家补贴，也不准有贸易保护，之所以会让伊拉克人这么生气，这种不停的输送带角色是原因之一。弗莱合对伊拉克企业家演讲时解释说：“接受保护的企业永远、永远不会有竞争力。”然而，哈利伯顿、贝泰、柏诚、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三角研究公司、黑水和所有在伊拉克占重建便宜的美国公司，都是庞大保护主义帮派的一员;美国政府用战争替他们开创市场，甚至禁止他们的对手加入竞争，然后付钱请他们工作，同时保证利润，而且利润全都是纳税人出的钱。弗莱舍面对这种讽刺的状况，似乎完全不受影响。芝加哥学派圣战的核心目的是瓦解新政形成的国家福利制度，现在他们在这种政商财团主义新政中赢得了最后胜利，形成比较简单、比较赤裸裸的民营化形式，甚至不必把大笔的资产移转出去，只要直接让企业大吃特吃国家的资金，不必投资，不必负责任，还有像天文数字般的利润。
这种双重标准具有爆炸性，但同样深具爆炸性的是有系统地把伊拉克人从重建计划中排除。大部分伊拉克人经历了禁运和侵略的痛苦，自然认为自己有权从国家的重建中得到好处：不只是从最后结果得到好处，而且要从过程创造的就业机会中得到好处。数以万计的外国劳工拥进伊拉克，为外国包商工作，这在伊拉克人看来就是侵略的延伸。这样不是重建，而是用不同方式伪装的毁灭：彻底消灭伊拉克人引以为国家光荣、又跨越教派的强大本国工业。布雷默统治期间，美国资助的重建工程只雇用了1.5万名伊拉克人，数字低得惊人。我和伊拉克裔美国人席多(Nouri Sitto)在绿区见面时，他告诉我：“伊拉克人认为，所有这些合约都流进外国人手中，这些外国人引进自己的安全警卫和所有工程师，我们被人认为只是旁观者，你还期望什么?”席多搬回巴格达，协助临时政府重建，但是他不愿意说空话。“经济是恐怖主义和不安全最大的原因。”
大部分暴力直接针对外国公司，还有这些公司的工程与员工;有些攻击显然来自以扩大混乱为指导原则的伊拉克国内势力，例如基地组织。然而，如果从一开始，一般伊拉克人就把重建视为全国计划的一环，或许他们会像捍卫自己的小区一样捍卫重建计划，惹是生非的人想达成目的就会困难多了。
布什政府原本只要规定接受美国税款的公司必须进用伊拉克人推动工程，也可以直接把很多工作包给伊拉克公司。实际上，布什政府好几年里都没有采用这种常识性的简单做法，因为这样做跟他们的基本策略冲突，无法把伊拉克变成新兴市场经济泡沫;每个人都知道，泡沫不是依靠规定和管制而膨胀起来的，没有法规才能让泡沫膨胀。因此，包商打着速度与效率的旗号，可以随心所欲雇用任何人、随心所欲向任何国家进口、随心所欲把工程转包给任何公司。
如果在美国侵略后半年内，贝泰公司的水管可以送来干净饮水，家里有奇异生产的电灯照明，病弱的人在柏诚公司新建的医院里得到治疗，街头有戴恩公司训练的警察巡逻，很多公民(不过并非所有公民)应该会压下被排除在重建过程外而产生的怒火。但是这些事情都没有做到，早在伊拉克反抗势力开始有系统地以重建工地为目标前很久，情形就很清楚，在这么庞大的政府工程中，应用自由放任原则是一场大灾难。
外国公司免于所有法律规章的约束，大致上可以豁免刑事起诉，掌握保证可以收回成本、赚到利润的合约，因此这些包商的所作所为根本就可以预料到：他们拼命诈欺。伊拉克人称为“头头”的大包商，进行复杂的转包计划，在绿区、甚至在科威特市或安曼(Amman)设立事务所，然后转包给科威特公司，科威特公司再转包给沙乌地人，沙乌地公司发现形势变得太危险时，终于以合约价值的几分之一，转包给伊拉克公司。民主党众议员多尔根 (Bvron Dorgan)以巴格达一件空调设备合约为例，指出上述的转包关系：“合约转到小包商手里，再转到另一个小包商手里，经过四层转包，空调设备合约的价款变成付给四层小包商，第四层小包商最后在房间里装上电扇。不错，美国纳税人付出冷气机的价格，钱经过四次转手后，像冰块在房间里移动一样，结果是伊拉克某间屋里装了一架电扇。”更重要的是，伊拉克人在这段过程中，看着援助资金被人盗用，国家却备受煎熬。
2006年11月，贝泰公司打包离开伊拉克时，把自己无法完成工程的原因归咎于“过重的暴力包袱”。但是早在伊拉克武装反抗造成情势紧张前很久，贝泰公司就已经违约。从重建的第一批中小学起，便招致当地居民不满。2004年4月初，伊拉克陷入暴乱状态前，我参访巴格达中央儿童医院(Baghdad Central Children’s Hospital)，这家医院理当由另一家美国包商重建完毕，但是走廊上有很多裸露的污水管，没有一个马桶可以用，负责维修的工人非常穷，穷到没有鞋子穿，他们是小小小包商，就像在自家厨房桌上缝制衣服的妇女，其实是沃尔玛百货(Wal-Mart)的小小小小包商。
诈欺行为持续了三年半，一直到所有负责重建的美国大包商撤出伊拉克为止，他们领走了几百亿美元，大部分工程却没有完成。柏诚公司得到1.86亿美元，要兴建142所卫生诊所，最后只完成了6所。甚至大家当成重建成功题材的工程都遭到质疑，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2007年4月，美国检察官到伊拉克调查美国包商完成的八项工程，其中有一所妇产科医院、一套净水系统，却发现“七项工程都已经不能如同当初的设计运作”。《纽约时报》也报道，2007年伊拉克电力网的发电量远低于2006年。到2006年12月为止，所有主要重建合约接近结束时，司法部总检察长调查87件美国包商在伊拉克涉嫌诈欺的案子，发现占领期间贪腐横行不是管理不当的结果，而是政策决定的结果，因为如果要把伊拉克当成狂野西部资本主义的新边疆，就必须免除所有法律的约束。
布雷默的临时政府不会努力阻止各种弊案、附带交易和骗局，因为临时政府本身就是骗局。临时政府虽然号称是美国占领当局，但是除了名义之外，临时政府是否具有占领当局的特性却不清楚。恶名昭彰的卡斯达公司 (Custer Battles)贪腐弊案爆发后，审理法官清晰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两位旧员工出面举发，使这家保安公司遭到起诉，罪名是履行临时政府核发的重建合约(主要是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工程)涉嫌诈欺，诈骗美国政府数百万美元。这个案子的根据是公司内部文件清楚显示该公司做两本账，一本是自己的内账，另一本是向临时政府请款用的账目。退休准将谭特(Hugh Tant)作证时指出，这件诈欺案“很可能是我在军方服役30年来见过最恶劣的案子”。(卡斯达公司涉嫌的很多违法行动中，据说有一件是盗用伊拉克拥有的机场堆高机，将它们重新油漆，然后向临时政府请领租用堆高机的费用。)
2006年3月，弗吉尼亚州一位联邦法官做出对该公司不利的判决，判定该公司犯了诈欺罪，勒令该公司缴交1000万美元的损害赔偿。这家公司于是拿出一份泄露内情的辩词，要求法官推翻判决，宣称临时政府不是美国政府的一部分，因此不受美国的法律管辖，包括不受美国的《虚假申报法案》 (False Claims Acf)约束。这份辩词的意义很重大：布什政府已经豁免在伊拉克营业的公司，使他们不受伊拉克法律约束;如果临时政府也不受美国法律约束，就表示包商完全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不论是美国还是伊拉克的法律。这次法官的判决对该公司有利：他说，有很多证据显示，卡斯达公司对临时政府“诈欺性地虚增发票金额”，但是他裁定原告“未能证明这些请款是对美国政府提出”。换句话说，在伊拉克经济实验的第一年里，美国政府在伊拉克只不过是个幻影：伊拉克没有政府，只有一个漏斗把美国税款和伊拉克石油收人转给外国企业，完全无法可管。这一来，伊拉克变成了代表反国家反革命最极端的体现，变成了空洞的国家，就像法院的最后判决，伊拉克是空无一物的地方。
临时政府把几十亿美元转交给包商后，也解散了，原来的职员回归民间部门。弊案爆发时，没有一个人留下来为绿区可怕的记录辩护，但是伊拉克人却感受到丧失几十亿美元的切肤之痛。贝泰公司宣布撤出伊拉克一周后，伊拉克电力部一位工程师说： “现在的情况糟糕多了，虽然美国公司签订了金额惊人的合约，情况似乎没有改善。”莫苏尔(Mosul)一位出租车司机问道：“什么重建?我们今天得喝没有经过处理的水，水厂是几十年前盖的，从来没有维护过，电力一天只供应两小时，我们现在退步了，因为没有瓦斯，我们现在都到森林里找柴火来煮饭。”
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教派冲突兴起，是最致命的反弹形式，也是重建彻底失败的直接原因之一。占领者显示自己无法提供包括安全在内的最基本服务，清真寺和地方民兵填补了虚空。年轻的什叶派教士萨德尔(Moqtada al-Sadr)，特别善于在巴格达到巴斯拉的什叶派贫民窟里，进行他自己特有的影子重建，吸引了忠诚的徒众，也暴露出布雷默民营化重建的失败。他初期利用信徒对清真寺的捐款，后来可能也利用伊朗的协助，设立很多中心，派出电工，修理电线和电话线，安排清运当地垃圾，装设紧急发电机，推动捐血活动和指挥交通。他在占领初期说：“我发现了一个真空，没有人填补真空。我能够做什么，我就去做。”他也把在布雷默统治下没有希望的伊拉克失业青年组织起来，发给他们黑色制服和生锈的卡拉希尼克夫步枪(Kalashn~kovs)，结果就是今天伊拉克教派战争中最有力的部队曼迪军(Mandi Army)，这些民兵也是政商财团主义留下来的负债：如果重建能够为伊拉克人提供就业机会、安全和各种服务，萨德尔就不会有这种新使命，还拥有众多的新信徒。结果，美国企业的失败，奠定了萨德尔成功的基础。
布雷默统治下的伊拉克，是芝加哥学派理论的必然下场：公共部门员工人数被减到最少，而且大部分是约聘员工，住在哈利伯顿盖的城市国家里，任务是签署由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草拟的对企业友善法律，把一袋又一袋的现金发交西方包商。西方包商靠着佣兵保护，自己躲在完全豁免法律追诉的保护网里，四周全都是愤怒的人民，人民逐渐转向宗教原教旨主义，因为这是空洞化国家里唯一的力量来源。现在的伊拉克就像俄罗斯的帮派主义和布什的任用亲信主义一样，是五十年来推动世界民营化的圣战所造成，这种产物不但没有跟创造者断绝关系，反而应该视为是背后意识形态最纯净的化身。
[1]侵略和占领伊拉克的主要角色当中，很多人都是当初要求俄罗斯进行休克治疗的华府原班人马：老布什制定后苏联时代的政策时，切尼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是国防部副部长，赖斯是老布什俄罗斯转型的主要顾问。对这些要角和几十位比较不重要的人来说，90年代俄罗斯的经验虽然造成平民的悲惨处境，却经常被当成伊拉克转型可以仿效的模范。
[2] 其中约有88亿美元经常被人称为“伊拉克消失的数十亿美元”，因为2004年这些钱消失在美国控制的伊拉克各部门之间，几乎无影无踪。2007年2月，布雷默在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里，为自己的监督不周辩护，他说：“我们的最优先事务，是恢复伊拉克的经济活力，第一步是尽快把钱送到伊拉克人手中。”委员会质问布雷默的财务顾问、退休海军上将奥利佛(DaVid Oliver)，问他消失的几十亿美元哪里去了，他回答说：“是，我了解，我是说这样有什么差别?”
[3] 首创公司的员工、伊拉克裔美国人拉敏(Ahmed al-Rahim)解释：“当初的构想是我们可以 制定出课程，直接送到伊拉克。”结果伊拉克人抱怨“美国搞的东西有些是不可接受的，全都报废了”。
[4] 事实上，三角研究公司在好几个城镇阻止当地伊斯兰政党以民主方式取得权力，因此被赶出了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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