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国家增速放慢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复苏的步子相应显得比较大。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4%，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6%，高于全球经济的增长率。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的大规模救助与美联储率先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实现了“私人债务国家化”，有效地降低了私人部门的杠杆率。在2007年至2014年间美国债务比率(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了13个百分点，其中政府债务比率上升了35个百分点，而公司债务比率、家庭债务比率与金融部门债务比率均有所下降。相比之下，同期全球债务比率则提高了17个百分点。美国的“去杠杆化”业绩优于大多数经济体，可以说美国针对自身的结构调整走在了其他国家前头。其次，页岩气革命为美国经济提供了一个“意外红利”。围绕页岩气开发与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这一点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再次，奥巴马政府所致力推动的“再工业化”与“制造业回归”政策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进而成为经济复苏的一个新动力。
然而，美国经济复苏的“一枝独秀”并没有带动全球经济强劲复苏。这一方面源于全球经济的运行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如全球贸易增长难以充当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更重要的是，危机之后各国结构调整的步伐出现了差异。
全球经济整体复苏缓慢反过来还有可能阻碍美国经济复苏的进程。其一，受复苏乏力的制约，全球石油价格大幅下跌有可能危及美国对页岩气产业的投资。和危机前不同，美国已经成为世界能源生产大国。油价下跌对美国经济正在产生双刃剑效应——在刺激消费的同时抑制投资。其二，外部世界需求不振与美元汇率走强正在削弱美国的出口动力。2014年美元的实际汇率大幅升值，其结果是，扣除石油项目之外，美国的经常项目账户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了3%，逼近金融危机前4%的高点。其三，受投资与出口乏力的制约，同时也得益于家庭杠杆率下降、油价下跌与低利率的驱动，美国有重新走负债消费发展模式的风险。以2014年第四季度为例，经济增长率为2.6%，其中个人消费支出的贡献度达到了2.9个百分点，创下了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纪录。
全球经济增长的两极分化给全球可持续的复苏带来两大风险：一是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加困难。在美联储面临加息压力之际，日本央行、欧洲央行继续选择量化宽松政策，众多新兴市场国家也被迫执行宽松货币政策。二是在全球杠杆率持续攀升的背景下，各国因担忧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会推迟这些国家的改革与结构调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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