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叙利亚当前的难民危机，除了迟迟无法启动和平谈判的内战问题，自2014年以来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东北部和伊拉克北部一带大幅扩张控制范围，甚至引发美军介入发动多次空袭，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有些人或许认为，为了解决伊斯兰国这个“邪恶”的组织，国际社会在美国带头下出手干预也是合情合理之事。然而，不管是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或是伊斯兰国，说穿了原本就是国际地缘政治角力之下的产物。近来，以对抗伊斯兰国之名，亲美的伊拉克宣布要与俄罗斯、伊朗及叙利亚分享情资，美国亦先后将与俄罗斯、伊朗针展开晤谈，在伊朗公开主张“打击伊斯兰国，叙利亚政权不能垮”之余，据传美方也可能不再坚持近年来大力声讨的另一个“邪恶”──阿萨德政权──必须下台，但仍在盘算俄罗斯、伊朗后续对待叙利亚的态度是否符合己方利益。
这些看似前后充满矛盾的局势发展，再再说明了中东地区的战祸往往根源于政治算计，同时也凸显了有些动辄将故事说得非黑即白、善恶分明的激昂“人权”叙事可能大有问题。这篇原发表于美国独立调查报导网站Consortiumnews.com的文章，就带我们回到2011年2月的叙利亚，重新回顾所谓的“内战”究竟怎么发生。认为，西方社会的鹰派一心一意想塑造“极权政府血腥镇压民主浪潮”的形象，使得他们选择性地无视叙利亚问题的复杂性，反政府势力亦投其所好、不断餵养夸大甚至错误的资讯，最终导致了内战冲突难以止息。
叙利亚全国一半人口成为难民是事实，但原因远比“极权政府迫害人民”要复杂许多。(照片来源：SOFREP)
叙利亚内战自2011年爆发以来，已经造成近25万平民丧生、全国足足有一半人口流离失所，形成过去25年以来世界上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在此同时，激进的伊斯兰派别持续发展其势力──美国中情局官员在2013年称这是“当前美国国家安全首要威胁”──使得恢复和平及人权的机会看来空前地遥遥无期。
该被究责的对象很多，尤其是美国及其盟国里奉行干预主义的那些人。他们称叙利亚总统阿萨德(Bashar al-Assad)是一位无比邪恶的独裁者，以合理化自己支持反伊斯兰势力、拒绝促成认真和平谈判的立场。当然，阿萨德之所以有这种形象，跟他的政权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伊始之际对平民示威者的残酷镇压有直接的关係。
国家保护责任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ICR2P)是联合国的外围组织，他们大致总结了对叙利亚问题的一般看法：“2011年3月中旬要求释放政治犯的抗议活动是叙利亚危机的预兆。该国国家维安部队以野蛮的暴力回应一开始只是和平示威的广大群众。自2011年夏天起阿萨德拒绝停止攻击抗议群众，也不愿意落实抗争者诉求的实质改革。2011年7月，目击者、受害者、媒体及公民社会纷纷提出指控，政府军任意监禁、虐待平民，并且部署及使用了重型火力。”
2011年8月，随着对叙利亚政府罪行的批判性揭露，欧巴马与欧洲领导人要求阿萨德“面对叙利亚人民完全拒绝其政权的现实”并“靠边站”。华府方面展开新一轮经济制裁，使得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巴沙尔.贾法理(Bashar al-Jaafari)控诉：“美国正在发起一场针对我国的人道主义和外交战争。”
不过，所谓“2011年9月以前叙利亚反对运动多为和平抗争”的一般看法，其实有误，或至少是不完整的。事实上，反政府运动几乎从一开始就带有暴力的成分，并且可能正意在诱发阿萨德政权激烈反制、使这个国家走上极端。
虽然我们无法正当化叙利亚政府军前前后后犯下的无数罪行，然而被大部分媒体和政府忽视的许多事实指出，叙利亚的悲剧应该是一场共业。西方和波湾国家的领导人关上了谈判和解的大门，却反而开启了大屠杀以及致使极端伊斯兰主义反对派崛起的道路，这使得他们要求叙利亚“改朝换代”的顽固主张少了几分道理。
还原引发内战的“暴力”真相
叙利亚南方靠近约旦边界的德洛拉(Dara’a)是2011年率先出现多起抗议、导致内战爆发的动盪核心地区。因为一场专家所称“自数千年前肥沃月湾(Fertile Crescent)农业文明兴起以来最严重的长期乾旱与农作歉收”，该地区许多务农家庭变得一无所有，带着绝望而愤怒的心情涌入德洛拉，使得该地区的反政府情绪不断滋长。
2011年反政府示威最初发生在南部遭逢大罕之苦的贫穷地区。(照片来源：AFP/Getty Images)
2011年3月初，德洛拉警方逮捕并毒打了几名在墙上绘制反政府涂鸦的高中学生，结果造成示威者聚集在当地一座清真寺(毫无疑问受到了当时“阿拉伯之春”浪潮的启发)。示威者发动了争取政治权利和反对腐败的游行，高呼“真主、叙利亚和自由”。报导指出叙利亚警方为了驱散群众，使用了水砲、警棍甚至开枪射击，造成3位抗争者死亡。官方媒体随后宣称，游行民众里有“渗透者”砸车、破坏财物、袭警，导致“混乱与暴动”。
接着示威者又展开反击，导致情势每下愈况。一名以色列记者撰文指出：“为了缓和局势，政府曾经罕见地抛出释放被关押的学生的条件，然而在其后的暴力事件中，7名警察被杀害，巴斯党(Ba'ath Party)1总部和法院大楼被烧毁。”另一篇报导则指出，大约在4月初，曾发生杀手设下埋伏杀害二十多名赶往德洛拉的政府军人的事件。
阿萨德总统也尝试稳定局势。他派遣有亲族关係的高阶政府官员前往德洛拉，承诺一定会追究警方朝抗争者开火的责任。此外，他撤换省长以及一名政府维安部队的将军，也释放了那几名最初被逮捕(因而引发这波抗议事件)的学生。
阿萨德还宣布了几项全国性的改革，内容如同联合国针对叙利亚问题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所指出：“改革内容包括组建新内阁、解严、取消国家安全最高法院、大赦，并在新的法规中明定公民参加和平示威的权利。”然而以上措施未能满足走上街头的抗争者，他们宣布德洛拉为“解放区”，结果就落入了政治学家查尔斯.特里普(Charles Tripp)的观察：“这对当局来说已经过度挑衅。于是自4月底展开的新一波军事行动，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即便是人命──也要重新确立政府对局势的控制。”
这一次，阿萨德政权毫不留情地做出回应。根据纽约时报引述当地居民的说法，政府以坦克和士兵围攻城镇，维安部队切断其水源、电力和电话线，在屋顶上部署狙击，然而，根据另一份报导，不知名的杀手同一时间在德洛拉城中杀害了19名叙利亚军人。
冲突被简化为“坏人残杀好人”
武装驳火不断发生使得阿萨德政权加强镇压，反过来又造成更遍地开花的反政府示威。(照片来源：AP)
在此同时，透过社群媒体推波助澜，抗议活动开始延烧至其他城镇。到了4月底，政府军据信已杀害几百名抗争者，但数十名军人也于这段期间丧生。举例来说，4月上旬9名叙利亚士兵前往班尼亚斯(Banyas)镇压示威活动，却在城外的高速公路上被伏击枪杀。西方媒体宣称他们因拒绝对示威者开火而遭叙利亚国家维安部队暗杀，但这个天马行空的说法为奥克拉荷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兰迪斯(Joshua Landis)所驳斥。
一位在巴黎活动、主张非暴力抗争的叙利亚反对派领袖告诉兰迪斯，曾经有3个团体与他接触，宣称要“提供资金及武器予叙利亚反政府军”，其中包含几位他不愿指名的亲美叙利亚反对派人士。他当时即高瞻远瞩地警告，任何提供金钱及武器给反政府军的行为都是在“推他们去自杀”。
兰迪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媒体和分析者不愿承认武装分子日益活跃，他们宁愿诉说一个正邪之争的简单故事。当然，绝大多数反对派是和平的，而且正遭遇政府部队和狙击手的致命攻击，但故事为何不能直面这个事实：手段并不和平的武装分子，也同样涉入其中。”
同时他也指责西方媒体对2011年6月初一场大屠杀事件有类似误报。当时在靠近土耳其边界的穆斯林兄弟会大本营──爵萨拉勒雪侯勒(Jeser al-Shagour)──有140位警察及维安部队成员被反政府组织所杀，但部分西方媒体不加查证地复述他们从当地社会运动者那里听来的消息，表示大屠杀的受害者是因发动兵变反抗上级而被政府军所杀。兰迪斯指出，一段这场战斗的影片“确切佐证了府方对该事件的原始说法：驻扎在该市的士兵被有组织的武装反对派所击破。”
在叙利亚中北部大城哈马(Hama)，则流出另一段反抗军将政府军人尸体往高架桥下丢弃的影片。根据CNN在2011年8月2日的报导，“一位不愿具名的重要反政府运动人士告诉CNN，官方电视台的报导是正确的。那些尸体的确是被自伊克拉返国参加反政府战斗的战士杀害的叙利亚祕密警察。”虽然他坚称这种暴力在反政府阵营绝对是例外，而非常规，但同时也承认这样的行为“使得叙利亚政府宣称被武装团伙锁定，显得有几分可信”。
反抗叙事为国际介入制造藉口
此后不久，美国私人情报公司斯特拉特福(Stratfor)的一位分析师警告同仁不要被反政府方的宣传误导：“反对派必须找到方法使阿拉伯之春的叙事得以继续，因此关于政权残暴以及反对者力抗的新闻源源不绝，是可以预见的。虽然可以确信有示威者和平民被杀害，但比起被政府镇压的其他地方，并没有足够证据显示大规模杀戳发生。儘管安装有50釐米机枪的坦克曾被用来驱散示威者，但斯特拉特福尚未见过重型武器被用于屠杀平民或造成明显的战斗损害。”
2011年8月，就在西方国家领导人呼吁阿萨德辞职前几天，兰迪斯正确地预言该政权不会简单地退居一旁，静静地让反对派接掌：
“叙利亚的分歧太深，复仇和种族清洗的恐惧，恐将替眼下征伐割裂的景况，争取长达数十年的支持。假若曾有叙利亚领导人愿意和平的转移权力，或者建立某种形式的制宪会议，他们早就已经这么做了。叙利亚人的尊严如此匮乏和破碎，是叙利亚苟延残喘的一部分现实……”
“叙利亚挤满了一无所有的人，他们只有很少的教育资源，几乎没有可能展望更好的机会、更有尊严的生活，暴力和违法乱纪的潜在危险极高，最令人担忧的是各反对派之间缺乏领导人。”
但是，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再加上他们在土耳其和波斯湾的盟友们──无视了类似兰迪斯立场的建议，不愿寻求对话与和解，而选择短兵相接，深化内战。
“光是因为叙利亚可能变成另一个利比亚，形成不宣而战而且更糟的情势，美国人就应该关注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前中央情情报局分析师菲利浦.居劳帝(Philip Giraldi)在2011年12月就已提出警告，“北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已秘密介入叙利亚冲突，土耳其率先成为美国的代理人……北约的秘密战争运输机已抵达位于边境城市伊斯肯德伦(Iskenderum)的土耳其军事基地，送去了取自比利亚强人格达费(Muammar Gaddafi)晚期武火库的武器，以及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Libyan Transitional National Council)的志愿者。经验丰富的他们将传授当地组织者如何对抗训练有素的士兵，也就是他们对抗格达费军队的技巧。”
“伊斯肯德伦也是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2的根据地，法国和英国的特种部队训练员协助训练叙利亚武装反政府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特种部队提供通信设备和情报，使得反政府军的战斗人员能避免叙利亚政府军集结兵力。”
叙利亚自由军(FSA)得到来自外部的指导与援助，因而能与政府军对抗，但他们犯下的战争罪行却也不在少数。(照片来源：Emin Ozmen/AFP/Sabah Press)
努斯拉阵线(Nusra Front)是反政府武装势力中的极端激进派，甚至也被西方列为“恐怖组织”了。(照片来源：Karam al-Masri/AFP/Getty Images)
保护是一种责任，而非火上浇油
基于这些事实，我们该做些什么?
首先，即使反对派的宣传语言多少夸大其与大马士革政权之间的对抗，我们仍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联合国和民间人权组织的报告：阿萨德政权沿袭了数十年的独裁统治、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犯下反人类罪、谋杀、酷刑、战争罪、任意逮捕和拘留、性暴力，任意攻击、掠夺和破坏财产等罪行。
然而，这些对叙利亚政府军的指控，将这一系列冲突的缘由导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部分人权组织也承认，从2011年夏天开始，武装反对势力对平民犯下多起针罪行。2012年3月，国际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发出公开信给叙利亚反对派领导人，谴责“武装反对分子的犯罪和其他虐待行为”，包括绑架和拘禁政府支持者，对维安部队成员和平民使用酷刑，以及袭击敌对的什叶派和阿拉维派穆斯林。
西方媒体虽然没有对这样的报告视而不见，但轻描淡写的程度显而易见。他们显然倾向持续聚焦于阿萨德政权如何如何邪恶这种排场更宏大(也更简单)的叙事。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乌克兰，西方媒体因为同情乌克兰反对派，而对其右翼势力于2014年2月以暴力政变推翻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政权的问题轻轻放过。
西方政权(包括奥巴马政府)长期以来都採取双重标准，选择性地以“人权”为理由要求他国政权更替。许多参与反阿萨德运动、背后有美国撑腰的国家，例如沙乌地阿拉伯和以色列，无论是在家里或对邻国(比方说加萨、叶门和黎巴嫩)，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与犯下战争罪的纪录都多如牛毛。
就像在利比亚和伊拉克一样，“人权”在叙利亚成了一个方便的武器，支持着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长期野心──藉着推翻关键的阿拉伯政权以改写中东权力地景。原本应该是救死扶伤的崇高事业，反倒造成更多叙利亚人民的牺牲。
历史告诉我们，战争本身即是对人权最大的威胁。我们共同的“保护责任”(译註：此处呼应文章开头提到国家保护责任国际联盟的R2P原则，即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必须从限制武装冲突萌芽与扩散做起，而非以人权之名，火上浇油。
面对叙利亚人民颠沛流离的战争苦难，我们当然有“保护责任”，但这绝对不是画出一个“邪恶”标靶所能达成的事。(照片来源：ABC News)
注释：
1. 巴斯党(Ba'ath Party)全名为“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或“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通常简称“复兴党”。1947年成立于大马士革，是一个非宗教、民族主义的泛阿拉伯政党，以叙利亚和伊拉克为主要势力范围，但后来两国的党派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政党。叙利亚复兴党自1963年在老阿萨德(Hafez al-Assad)的领导下发动政变夺权以来，一直是叙利亚的执政党。党中成员主要是阿拉维派，长期接受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援助，坚决反对英、美，不承认以色列。
2. 2011年8月，叙利亚反政府的各方势力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创建名为“叙利亚全国委员会”(Syrian National Council, SNC)的政治联盟，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 FSA)即为该联盟底下的一个武装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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