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克里斯汀·戈德西，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俄罗斯和东欧研究所教授，著名人类学家。柏林墙倒塌后，戈德西于1990年前往东欧旅行，亲眼目睹了东欧剧变后东欧民众最初的欣喜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混乱和社会秩序的崩溃，这激发了戈德西研究该地区社会剧变的学术兴趣。30多年来，戈德西定期访问东欧地区，并在保加利亚和统一后的德国东部地区生活了三年多，对东欧剧变后东欧普通人生活（尤其是女性的生活）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到目前为止，她已经出版发表了15本相关学术著作与90篇学术论文，包括《黑海的红色里维埃拉：性别、旅游和后社会主义》（2005年）、《东欧的穆斯林生活——“后社会主义时代”保加利亚的性别、种族问题与伊斯兰教的转变》（2010年）等。
本文原链接：Socialist countries employ more women in math and science (qz.com)
在HBO制作的《切尔诺贝利》的第二集中，女主角乌拉娜·霍梅乌克（由艾米莉·沃森饰演）对一位苏联共产党男性领导人说了一句尖刻的话：“我是一名核物理学家。而在你担任副书记之前，一直在一家鞋厂工作”。
这段对话暗示了对传统性别角色的精彩颠覆。事实上，编剧克雷格·马津虚构了霍梅乌克这一人物，以表彰社会主义女性在科学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科学和医学领域，苏联人比我们更进步”。马津在综艺节目“TV Take”中说：“苏联有相当大比例的女医生”。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东欧集团国家积极推行了促进妇女进入以前由男性主导的职业的政策，并通过提供有工作保障的育儿假和国家补贴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来支持妇女的全职就业。
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中的女孩
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现象。鼓励妇女和女孩读书并从事数学和科学相关工作，是社会主义工程送给人类的一份厚礼。
这对美国来说尤为及时，因为美国即将迎来总统大选，而候选人提出了可以提高女性的政治代表性、提高工资报酬以及支持更具包容性的医疗保健的政策主张。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继续与工作场所中令人沮丧的性别不平等斗争的时候，我们值得研究一下苏联时代所提供的蓝图。
即使在冷战结束三十年后，学者们仍然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和前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女性在能力和职业成功方面存在巨大差异。2018年，一项名为“数学、女孩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对基于自我报告的数学学业成绩和标准化考试成绩的数据库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将前东西德地区作为一个天然实验室，分离出资本主义教育与社会主义教育的历史影响。结果发现，在缩小与男孩的性别差距方面，前东德地区的少女明显优于德国西部地区的同龄人。
研究人员发现，“与西德的女生相比，东德的女生对自己的数学能力没有那么焦虑，也更有信心”，而且在与男生竞争的情况下也不容易被吓倒。
通过进一步比较欧洲大陆儿童的标准化考试成绩，还发现有证据表明，“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曾经属于苏联集团的欧洲国家在数学方面的性别差距较小”。在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数学能力的性别差距完全消失了。
医学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2018年每四名医生中就有近三名是女性——占75%，而美国只有34%。在整个前东欧集团，女性在整个冷战期间主导着医学领域，以至于在1975年，苏联实际上引入了配额制，以增加男性在医学院就读的比例。
在技术和工程领域，2017年欧盟前五大性别比例最均衡的科技工作队伍中，有四个位于前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保加利亚从事信息和通信技术工作的女性比例最高，达到27%，而欧盟的平均比例为17%。
2018年，在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女性比例最高的前10个国家中，有8个在东欧。
2017年，保加利亚在这些领域的女性比例也是最高的；在保加利亚，每三名理工科专业学生中就有一名是女性，占33%。在整个欧盟，平均比例为17%，其中荷兰为6%，比利时为8%，这很可能是因为女生避免学习不太可能找到工作的专业。
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鲜明的差异呢？东欧国家曾一度将男女平等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产物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战后的苏联以及二战后的整个苏联集团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对妇女所进行的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培训远早于西方国家。
例如，1970年在罗马尼亚工程学院就读的学生中有43%是女生，在苏联所有工程学院学生中有39%是女生，在保加利亚有27%是女生。而美国在1976年只有3%的工科学士学位由女性获得。
再平衡行动
但是，不仅仅是由于国家对教育的投资造成了这种差别。社会主义者明白，由于生育和家庭责任，妇女在劳动力自由市场上总是处于劣势。如果对婴儿的照护工作会迫使妇女间歇性退出劳动力市场，雇主就会认为她们是不太可靠的员工，这意味着她们的薪酬较低，而且从长远来看，投入到她们职业发展中的资源也较少。在研究、创新和产品开发需要迅速进行的科技职业中，女性有可能暂时离开劳动力大军的观念使她们成为不理想的员工。
在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保加利亚等国，国有技术企业——如在东德制造 Robotron计算机或在保加利亚制造Pravetz计算机的企业——可以更放心地雇用合格的妇女。
家庭责任对妇女工作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由妇女承担的许多家务劳动已经被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化了。托儿所、公共食堂和公共洗衣房，以及广泛的疗养院网络，意味着妇女在私人领域的护理工作减少了。当孕妇休完受工作保护的带薪产假后，国家很容易就会安排一名合格的大学毕业生来临时替代她完成其所承担的工作。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科学、数学、医学和工程学领域茁壮成长，更多的女孩开始在这些领域求学。如今，女性在充满活力的技术领域中所占比例较高，这是社会主义政策的直接结果，这些政策既鼓励女性进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又通过提供公共社会服务来减轻她们的家庭责任。
切尔诺贝利的乌拉娜-霍梅乌克（Ulana Khomyuk）可能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她代表了20世纪东欧的一个宝贵教训，非常值得铭记：
女孩和妇女的能力并不比男孩和男人差，但如果没有制度性的干预措施来鼓励她们学习并使她们从非正式的照料工作中解放出来，科学和医学等领域的性别差距将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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