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瓦多·阿连德》是一部讲述阿连德总统的纪录片。在影片上映的２００５年，推翻并杀害了阿连德总统的独裁者皮诺切特要十年后才寿终正寝，而亲自持枪反抗暴政的阿连德总统却早已经成为三十年前的过去。纪录片从遗物展示开始：总统绶带、皮夹、证件以及玻璃展柜中战损残缺的黑框眼镜。让人想起１９７０年，当选智利总统的阿连德身披总统绶带、戴着黑框眼镜，走向人群与人民握手，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和平手段执政的社会主义政权。
当时，在西方及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者普遍认为：对社会主义者而言，需要的只是赢得足够的选票来获取对议会的控制权。执政的社会主义者便可运用现有的国家机器来改造社会，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剥夺雇主阶级的权力。尽管此前多次通过议会引进社会主义的企图都以失败告终，但在六十年代末，在人民联盟领导下，这个战略在智利取得了首次胜利。和平过渡终于有了一个样板了，似乎从此以后十月革命道路就此过时了，永远地结束了。但是不久的事变却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阿连德为什么能够上台？当时智利人民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眼看革命可能胜利，人民群众拥护的阿连德就要成为智利人民的领袖，阿连德是以自由民主选举的方式上台的，美国如果公开的对阿连德政府采取敌对姿态，那么就违背他一直在世界上宣传的自由民主观念，等于自己打自己的脸，但智利开了这个南美社会主义的口子，美国如果毫无作为又会令自己盟友们尤其是南美国家感到。于是他们在有条件下同意阿连德上台，他们要阿连德不要动智利的反动右派军队，阿连德同意了，他们要阿连德不要武装智利工农，阿连德也同意了。
阿连德当选总统后，明确表示智利将实现社会主义，但不是使用暴力，也不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帮助，而是要用“红葡萄酒和馅饼”来实现。他在就职演说中保证效忠于多元民主制，宣告“智利是地球上第一个负有使命要树立第二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样式的国家”；智利“要树立第一个按民主的多元性的和自由的样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阿连德也许是太天真了，也许是认为事情要慢慢来，可是等到阿连德上台后，智利人民觉得万事大吉革命浪潮开始退潮后，美国暗中发动一系列经济打击，令智利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失去了大部分外部资金来源，同时支持智利反对组织，为他们提供了大量资金和设备。尼克松对中情局指示说“把智利经济搞垮，让阿连德上不了台，上了台也要赶下来”，时任美国驻智利大使则放言“阿连德治下，一粒坚果、一颗螺丝也不能进入智利。一旦阿连德上台，我们要尽全力使智利和智利人民陷入极端匮乏和贫穷中”。
１９７３年，智利军队发动了四·一二式的政变，以皮诺切特为首的军政府委员会发布公告，声称如果阿连德愿意投降就放他一条生路。阿连德总统将部下召集起来，告诉他们自己将在总统府献身。他头戴钢盔，手中则紧握着一杆由菲德尔·卡斯特罗亲自赠送的ＡＫ—４７自动步枪，那上面铭刻着“送给我战斗中的朋友和同志”的字样。在坦克、装甲车等重火力的掩护下，听命于皮诺切特的陆军士兵开始向总统府进攻，总统府内忠于阿连德的卫队与政变部队展开激战，双方互有伤亡。随后皮诺切特通过电话再次要求阿连德投降。阿连德坚决地回答说：“我不投降。这是给你们这些叛徒的回答。”利用停战的间歇，阿连德把一批妇女，其中包括他的女儿们送出了总统府。激战之后，阿连德的身旁仅仅只有十几名护卫和志愿战士。阿连德不愿让这些真正的战士在毫无希望的战斗中牺牲，他劝说同志们放下武器投降，他平静地说：“每个人都放下武器下楼，我是最后一个。”这位智利的总统身佩总统绶带，端坐在办公椅上，至死也未离开他的战斗岗位。２０１１年，智利法医部门公布了前总统阿连德的开棺验尸报告，确认在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１日的军事政变中，阿连德并非死于他杀，而是自杀。他用自己的最后行动告诉了我们，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如果不是过于天真的话，至少也是有条件的。
为什么工人阶级不能通过投票来打倒资本家？首先，资产阶级在它的“堡垒”周围控制着无数的机枪掩体。这些防御设施使任何长期的集结和包围成为绝不可能的事。它们可以被拆除，但这只有在特定时机到来时才做得到，即在各种情况出现巧合，使得敌人使用它们的能力短暂地削弱甚至完全丧失的时候才做得到，但是这个时刻绝不会延续很长。它被称做“革命危机”，这是因为，任何解除资产阶级防御的企图，都会使社会和经济的职能机构解体，并引起局势的极度紧张。这样，非但远远不能进行平静、安稳的包围，而且恰恰招致了欧洲共产主义战略首先要力图避免的事，即阶级力量之间无情的正面较量。只有不去碰那些机枪掩体，这种力量较量才能避免。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进行包围，甚至谈不上集结起包围所需要的主要力量。如果在议会里占了多数的社会主义者“逐步地”引进社会主义措施，此时真正的经济权力却仍保持在银行家手中。他们可以运用经济权力让整片工厂停工，制造失业，通过投机和囤集迫使物价飞升，把钱汇到国外以制造“国际收支”恐慌，发动新闻战把过失全推到社会主义者的内阁头上。智利阿连德政府面对的是银行家一手发起的更大破坏。有两次，整片工厂都因“老板罢工”而关闭，投机者让物价放起了风筝，商人囤积货物，以致人们为了生活必需品排起长龙。中国的走资派对付毛和造反群众的做法亦不外如是。
资本主义无法改良的第二个原因是，现存的国家机器并不是“中立的”，而是从头到底被设计来保护资本主义社会。改良主义者认为国家机构是中立的，社会主义者可以利用国家机器来阻止大企业对经济的破坏。可是看看国家机器运行的方式，以及真正发号施令的是谁，你会看到它并非中立。国家机器并不只是政府（内阁）。它是个巨大的组织，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分枝--警察、军队、法院，行政机构，国营企业管理者，等等。就职于国家这些不同分枝的很多人来自工人阶级--他们和工人一样生活和领取薪酬。但作决策的不是这些人。普通士兵不会决定要去哪里打仗，或要不要破坏罢工；社会保障事务所里的柜台职员不会决定要发放多少失业救济金。整个国家机器是以这样的原则构筑的：下级服从上级。在国家机构各部份中，最完美的例子就是训练武装力量--陆、海、空军和警察。士兵们参军时，早在被允许接触武器以前，他们被教导的第一件事就是服从命令，不管他们个人对该体制有何意见。他们被教导去做可笑的操练，也是出于这个道理。如果在阅兵场上他们能不假思索地服从疯狂的命令，估计在接到射击命令时他们同样能不假思索地那么做。在任何军队里，最可恨的罪行就是拒绝服从命令--兵变。这个罪过被视为如此严重，以至在英国，战争期间发生兵变仍要处以死刑。下达命令的又是谁呢？很不幸，指挥系统里的任何环节都不是民选代表。军队是个庞大的杀人机器。掌管它的将军虽然对当选的政府负责。但士兵被训练去服从将军而非政治家。假如将军发布给士兵的命令不合当选政府（内阁）的意愿，政府无法取消这些命令。而且因为军务总是机密的，将军很容易向他们所不喜欢的政府隐瞒自己干了什么事。在生死关头，将军能够开动他们的杀人机器，根本不听政府，政府则拿它没办法。
那么，将军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出身牛津或者西点，加入了某些团体，他们跟大公司的所有者关系密切，出入于同样的豪华夜总会，混迹于同样的社交集会，分享同样的观点。行政长官、法官和警察局长也一样。这些都决定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他们背后则是垄断资本的银行家。皮诺切特背后的支持者就是华尔街的金融集团。他的口号就是“用政变稳定金融秩序”。因此，如果左派政府当选，它首先将面临银行家阶级大规模的经济怠工（关闭工厂，向海外转移钱财，囤集必需品，通货膨胀物价攀升）。有人认为这不会引起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全面对抗，而且甚至不必从根本上破坏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无产阶级就可以逐渐夺取“统治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在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利用这些资料来实现所预期的利润时，经济才能正常运转。当利润率下降时，以及当所实现的利润比所预期的要少时，对资本家们来说，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就会下降，如果把新积累的资本用于生产投资，便不能保证立即收益。这样，投资、生产和就业便会在一段时间内下降。此时，一次危机会接踵而来，这主要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不老实”，也不是由于他们想策划反对左派政府的“阴谋”（虽然这些因素确实起了一定作用），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必然联系。任何一系列涉及劳动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真正改革，以至任何对资产阶级统治机器（“垄断资本”的统治机器）的全面攻击，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因而，它们不可避免地会破坏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结构。此时，资本主义式的反应——投资的停止、经济平衡的破坏、资本的流失、以及通货膨胀的加速——就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反应反过来又会招致群众生活水平的下降，而这个下降只会使阶级斗争尖锐化和加深社会危机。这样，就会触发一场真正的经济和社会的大动荡。在这场大动荡中，认为可以长期地和平静地对资产阶级统治堡垒进行“包围”的观点就彻底变得荒谬透顶了。如果包围者们此时不迅速地和坚决地采取行动，他们就有被埋在堡垒残骸底下的危险。
如果阿连德政府企图运用“宪法手段”即立法来对付这种破坏，它会发现自己束手束脚。上议院一定拒不批准这些法律--最少搁置九个月。法律如被通过，法官将进行“释法”以缩减它的效力。行政长官、将军和警察局长将以法院和上议院的决定来证明自己不愿执行部长的指令是正当的。如果社会主义者顶住了所有这些压力，那时将军们将着手推翻一个合法的政府。阿连德政府将无力对付经济混乱--除非它违反宪法来行动，号召行政机关的普通成员、警察和士兵反对他们的上级。
改良主义之为死路的第三个原因在于，议会“民主”包含有内设机制，用以防止任何表现出革命性的运动得以通过。只有当人民大众开始在实践中通过斗争改造社会，他们才会相信自己能够管理社会。当千百万人占领工厂，或参加总罢工，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才会突然显得很现实。但是，只要旧统治阶级的权力没有被根除，它总会有办法使占领或罢工浪潮消退。这也是为什么反工会的法律几乎总是包含着一个强制条款：工人在无记名投票期间要放弃罢工。当工人呆在家里，从电视和报纸当中接受观念，而不是在群众大会上团结起来并能够听到其他工人辩论的时候，他们的团结和信心会大打折扣。议会选举制度内设了无记名投票和冷却期。比如，要是政府屈服于群众罢工，它可能说：“好吧，等三个星期，来一场普选可以民主地解决问题。”在此期间，工人的信心和团结也随之消褪。雇主则有充分理由可以把好战份子列入黑名单。资产阶级的印刷品和电视可以再次开始正常地履行职能，鼓噪本国现政府的观点。警察则可以逮捕“煽动份子”。当最后举行选举时，投票将不再反映工人斗争的高峰状态，而是罢工后低潮时的状态。在１９６８年的法国，戴高乐将军的政府正是这样利用选举的。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和工会通知工人结束罢工，戴高乐则赢得了选举。
有人会举出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来作为例子，可是印度究竟得到了什么？讲穿了，那个时候中国的武装斗争正风起云涌，蒋家王朝对中国共产党的武力进攻正面临着惨败。英国是最会在关键时刻做出妥协的，在那个时候，如果不让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上台，承认印度名义上的独立，印度共产党中必然会有人起来搞武装斗争，印度将成为第二个中国。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成功后，印度的社会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大多数人民仍然过着悲惨的生活，在印度共产党中倒有不少人以为可以靠着议会斗争和和平过渡进入社会主义了，直至最后取消了革命。阿基诺夫人上台后，菲律宾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曼德拉上台后，为他的出狱斗争了二十七年的温妮得到的是一纸离婚证书，至今南非广大黑人仍然过着悲惨的生活，土地和几乎一切仍然在白人种族主义者手里。
马克思主要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论证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革命原则，说明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用巴黎公社式的革命政权来代替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这并不等于不用旧的人员。没有那个政权能够这样而存在。阿连德总统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实现所有能使生产按照社会化和计划化经济的规律恢复起来的条件，这要求无产阶级夺取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镇压任何有能力阻碍这个社会主义“正常化”的资产阶级势力。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它不能容忍对私有财产的任何尊重以及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任何屈从。共产主义意味着打破各种幻象——无论是官僚幻想，还是宪政幻象，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自治才是现代政治的唯一出路。如果不能形成劳动者的互信和自治，那么人类只能接受奴役的命运。牢记阿连德总统的血的教训，牢记他在最后拿起枪杆子和敌人殊死作战的示范，已经流去的献血是不可挽回了，但不要让他的鲜血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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