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美墨边境非法移民形势日渐失控，美国联邦政府与得克萨斯州围绕该问题的博弈迅速升级，甚至有兵戎相见的趋势。共和党主政的25个州州长联名“站队”得州，众议员玛乔丽•格林甚至提出“国家离婚”的建议。这看似荒谬的纠纷背后有何玄机？
我店新近出版的《失衡的利维坦》一书，开篇即提出了“两个美国”的概念，为我们分析了美国分裂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症结。
在过去的 20 世纪里，美国逐步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冷战之后更成为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与此同时，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观念、文化都出现了新的裂变，经济社会结构的分化，思想观念、政党政治、国家治理的两极化，孕育了“两个美国”：一个是以往中国人熟悉的自由主义的美国A（USA），一个是特朗普以来大部分中国人才注意到的保守主义的美国B（USB）。
当今美国社会分裂的根源实际上是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和由此导致的严重的阶层分化。这让美国在晚近40余年，尤其是21世纪第一个20年中变成了一个“无共识社会”。在这个“无共识社会”中，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歧成为贯穿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主线。
实际掌控国家的上层精英有意模糊阶层分化的事实，导致两大政党不约而同采取了“阶级分化问题的种族化处理方式”，将种种分歧转化成种族政策分歧，人们的注意力被牢牢锁定在各种“种族竞标”策略之上。两党政客也总能靠激发种族愤怒、文化分歧的政治路线获得更多政治资源。政治竞争的高度市场化，既依赖又放大了“两个美国”之间的斗争。
《失衡的利维坦》凝结了多年来对美国政治的学理思考和对美国实地考察的心得，试图探究美国问题的深层机理——毕竟，美国社会的裂变所形成的“无共识社会”并不是有益的经验，而是需要记取的教训，是给中国、也是给世界的未来留下的命题。
*文章节选自《失衡的利维坦：美国分裂的文化与政治根源》（欧树军 著 三联书店 2024-1）
得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在美墨边境设置带刺铁丝网等屏障拒绝移民进入
两个美国（节选）
文 | 欧树军
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让整个西方世界陷入经济滞涨，阶层分化愈加严重，美国的社会分裂不断加剧，自由主义社会共识逐渐破产，自由主义的价值多元走向逆向种族主义，保守主义的文化寻根开始赢得更多人心，蕴含于二者之中的平民主义也愈益极端化。美国社会的大分裂，在20世纪50、60年代激起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文化内战”。
在新政自由主义的助力下，自由主义原本在教育、医保、社保、扶贫和平权等社会经济领域，以及家庭稳定、严惩犯罪、尊重传统地方关系和邻里关系等文化价值观领域，都拥有更大的政治优势，但自由主义者并未将其与多数美国人，尤其是美国中下层白人的价值共识融合起来，反倒把重心放在对少数群体或族裔的平权补偿上。反对失衡的平权补偿因此成为保守主义的大纛，保守主义者正是从自由主义者那里认识到：“所谓社会保守主义者，就是有一个女儿正在上高中的自由主义者”；俄亥俄州代顿小镇上的47岁家庭主妇，这些“既不穷，也不黑，更不年轻”的人，才是手握美国未来的真正多数，并因此在犯罪率、禁毒、宗教、同性恋、堕胎、贫困、就业等社会经济议题上代表多数美国人，与代表少数群体的自由主义者分道扬镳。新政自由主义的大政府、监管资本、社会开支和福利制度曾经占据绝对优势，但高涨的犯罪率、严重的社会骚乱和公共权威的危机，让自由主义陷入困境，让保守主义回潮。双方在政府与市场、政府规模、社会开支、减税政策、国防政策等政治议题上也互不相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巨大分歧，既成就了尼克松、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和特朗普，也成就了卡特、克林顿、奥巴马和拜登。
后冷战时代美国的政治衰败，正是其市场社会本质和新自由主义实质的周期性产物。正如亚当·斯密在18世纪后半叶基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教训所看到的，市场经济的赢家总是希望把财富支配力转换成政治影响力。美国宪法所框定的分权体系固化成了少数富人把控政治体系的合法渠道，利益集团游说成为合法的政治腐败，少数精英自上而下地掌控政治、法律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多数民众对政治、法律和政策过程的影响力微不足道。职能的混同取代了权力的分立，不仅立法部门攫取行政部门的职能，对行政部门发布自相矛盾的复杂任务；行政部门也丧失决策自主性，政府变得僵化、失去创造力、朝三暮四、效率低下；司法部门也希望扩大政府职能，高度专业化、终身任职的法官享有立法权、政策制定权并通过司法权干预政策执行，诉讼成本大增，美国公共政策的质量严重下滑。在现实政治世界中，美国政府三个分支的分权并未带来良性的制衡，反倒走向相互否决，少数商业精英、政治精英和利益集团借助权势操纵政治经济规则，占据政治经济支配地位，他们的权力失去制约，“少数的统治”在21世纪的美国复活了。
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因此把美国政治的衰败概括为19世纪家族制的复辟，其根源在于中产阶级的规模大幅萎缩。美国政治学者雅各布·哈克和保罗·皮尔森（Jacob S. Hacker & Paul Pierson）则将其概括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阀统治借助平民主义在两极化美国的复兴，其主要表征为：选举重心从参议院和选举人团向农村州倾斜，参议院阻止法案通过的作用不断强化，联邦和州政府选举极易受党派势力操纵，保守主义者控制法院。这些因素都再次昭示着美国宪法的核心特征，即，立场坚定的少数人足以合法地压制多数人的意愿，并更有能力统治多数人。简言之，在美国的现代共和政体中，僭主制、寡头制、暴民制超过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坏政体的成分压倒了好政体。
1月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雪中的白宫。新华社
事实上，上层精英在美国社会结构中的规模很小。美国政治学者托马斯·戴伊（Thomas R. Dye）和社会学者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研究发现，美国上层人士约有4102人，其中4037人来自商业、金融、保险企业及其所控制的媒体、政治捐款组织、律师和说客职业、教育机构、基金会、民间和文化组织，65人来自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这四千余人控制着美国一半以上的工业资产，一半以上的银行资产，四分之三以上的保险资产，还控制着美国的电视网、投资公司、有影响力的报纸和主要的媒体集团，以及超过一半的私人基金会资产和三分之二的私立大学捐赠基金，掌管着位于纽约和华盛顿的美国最大、最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和美国主要的民间和文化组织，他们的政治竞选捐款也最多。因此，晚近40年来，市场资本主义的高歌猛进，既是冷战时代的美国向其市场社会本质的回归，也是后冷战时代的美国社会分裂、共识崩塌的最大病灶。洛克菲勒、摩根、杜邦、福特、沃尔顿、梅隆、杜克、哈特福特、奥林、华生与费尔菲尔德等三四十个家族化的资本集团，以及高盛、雷曼、所罗门兄弟等犹太金融集团，借助法治武器，把利润来源建立在对消费者的牢固绑定上，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垄断帝国，控制着美国经济。美国的华特迪士尼、菲利普-莫里斯国际、纽蒙特矿业、Facebook、宝洁、万事达卡、亚马逊、苹果、微软、谷歌等跨国企业不仅左右着美国国内经济，对世界经济也有很大影响。美国25个私立大学垄断了上层精英的教育和培养机制，社会的向上流动之路拥堵严重。美国的医保支出占GDP的比例全球最高，但美国人的健康水平却并不高，人均寿命在医保支出超过8%的12个国家中排名垫底，婴儿死亡率最高，还有4000万人没有医保，这是因为，美国资本集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举攻破医疗、养老等专业领域，将后者的知识权威变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利润源泉，专家的职业伦理及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关系大大恶化。信息巨头通过颇具社会主义色彩的公司福利鼓励自由创新，借助技术权威，形成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所说的更牢不可破的“高科技封建割据”，推动着信息资本主义帝国在美国的兴起，将监控资本主义变成美国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也让美国手握信息资本霸权，使之在“去工业化”之后，仍能凭借金融资本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继续在全球经济和价值链条中攫取高额利润。商业垄断帝国、专业领域的资本化和“高科技封建割据”，这些市场资本主义在美国的现代堡垒，让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最顶层的1%的富人，普罗大众在四五十年间止步不前，社会流动性严重流失。美国的“新钱”与“旧钱”、民族资本与跨国资本之间的斗争，左右着美国的前途命运。
机理不调，行之不远。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今，“一个美国”又重回“两个美国”：这次的主角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双方都试图将美国历史从两百年拉长至殖民以来的四百年，把各自版本的“美国例外论”追溯至“两个新英格兰”：自由主义的美国例外论延续了“新英格兰例外论”，将新英格兰视为不同于旧欧洲的新大陆，将美国视为个体自由和民主意愿的示范区，美国就是世界；保守主义的美国例外论延续了“新旧英格兰同源论”，将新英格兰和美国的体制、制度和道路溯源英格兰和欧洲，将美国视为共和主义的保留地，美国只是美国。双方紧紧围绕“一个少数族裔的美国与一个多数白人的美国”展开斗争，竭力绕开“一个（多数）穷人的美国与一个（少数）富人的美国”。
尽管美国社会分裂的实质在于阶级政治而非身份或文化政治，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却总是围绕种族问题展开。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种族歧视是美国的原罪，大政府干预是补偿赎罪之必需；保守主义则主张大政府才是症结所在，少数族裔受益过多，多数白人遭遇逆向种族主义。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分歧，总是被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转化成种族政策分歧，政策的制定执行总是建立在对美国各种族尤其是少数族裔的细分之上，人们的注意力总是被牢牢锁定在各种“种族竞标”策略之上，两党政客也总能靠激发种族愤怒、文化分歧的政治路线进而获得更多政治资源。政治竞争的高度市场化，既依赖又放大了“两个美国”之间的斗争。经济生活被家族化的新旧资本利益集团把持，政治生活被权贵化的垂垂老者掌控，文化生活被种种政治正确斗争撕裂，种族问题依然无解，少数族裔的下层地位日益结构化，多数白人的中产梦想摇摇欲坠。总之，正是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和阶级分化的日益加深，让美国在晚近40余年，尤其是21世纪第一个20 年中变成了一个“无共识社会”。
在这个“无共识社会”中，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歧成为贯穿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主线，个人主义、自由、平等、民主等“美国信念”，以及上帝选民论、美国例外论，都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个版本。无论哪个版本，30年前的苏东剧变冷战终结都是它们的高光时刻，也是多数美国人对美国精神和美国道路最有信心的时刻。“历史终结论”名噪一时正是因为抓住了三十年前美国精神的时代特征。
在21世纪的第一个20 年中，2001 年9·11 事件、2007年次贷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2020年美国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让卡特时代的迷茫感、失落感、挫败感、不自豪感重新回到美国人的精神世界。尽管特朗普政府意味着某种杰克逊民族主义或小罗斯福式平民经济民族主义的回归，但特朗普本人却没有杰克逊，更没有小罗斯福那样的政治能力和政治威望，美国社会由来已久的分歧、分裂、分化仍然看不到缓和的可能。自由主义者更加寄希望于多元主义；保守主义者更加认为美国需要回归美国自身，放弃不切实际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幻想，目光向内，解决内在社会问题，让美国复兴。马车的两个车轮依然行进在不同的方向上，都希望按照自己的变革意愿前行。需要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的保守主义内外政策代表的是多数美国人的利益和意志，拜登政府所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晚近50年来逐渐失去代表美国多数人的能力，这就意味着，美国社会的大分裂更可能让多数美国人在整体上更趋于保守化，两极分化越严重，社会心态总体上就越保守，内政如此，外交也如此。美国社会问题，尤其是阶级分化问题的种族化处理方式，已经变成一种结构化的铁笼，其内部弹性目前来看仍不足以推动形成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根本性重组。
2020年11月14日，特朗普支持者在华盛顿举行大规模游行。路透社
在这20年中，只有9·11事件让美国各个阶层达成了短暂的反恐共识。尽管反恐共识赖以存在的敌人既模糊又脆弱，但深刻改变了当代美国，拉开了美国政府部门持续至今的紧急状态序幕，也让美国再次寄希望于通过对外侵略战争来缓解内部困境。国内的反恐共识稍纵即逝，国外的反恐战争债台高筑，收入分配不公加剧阶层分化，阶级问题种族化的政治路线坚不可摧，美国社会的大分裂变成了美国思想界的最大共识。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对美国社会的大分裂忧心忡忡，他在新作《浮沉世纪》（2020）中将其概括为美国社会的倒U型发展。但这恐怕并非美国一国的问题。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莱克纳-米兰诺维奇（Lakner-Milanovic）的大象曲线（2013），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2013）和《资本与意识形态》（2020）所揭示的，正是晚近50余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工人阶级停滞、中产阶级萎缩和顶层富人大增，以及非西方世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持续增加。不平等时代的美国与世界将何去何从，变成了时代之问。
对于世界各国而言，美国社会的裂变所形成的“无共识社会”并不是有益的经验，而是需要记取的教训。美国社会陷入了恶性循环，政治体制的寡头化，经济生活的“去工业化”，资本金融化的货币主义反革命通过牺牲工人权益来换取经济复苏，巩固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又反过来加强了美国政治经济的寡头化。因此，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军事和金融霸权大国，可以借此向世界各国征收铸币税，但这一帝国霸权收益却并未用来平衡美国国内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这推动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从全球化趋势的受益者变成受损者。今天能让美国人继续团结在一起的，是美国的帝国结构带来的国家利益和美国人的低生活成本、高生活水平，而支撑这一点的又是美国的国家实力。考虑到其孤悬于两洋之间优越的地理位置，地广人稀的人口-资源禀赋优势，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传统，如果没有外力作用，美帝国怪兽及其国家利维坦的衰落仍然会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这个“无共识社会”将会走向何方？这也许是留给整个21 世纪的大问题。
在过去的 20 世纪，美国逐步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以及后冷战时代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与此同时，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观念、文化都出现了裂变，经济社会结构的分化，思想观念、政党政治、国家治理的两极化，孕育了一个失衡的利维坦。
贯穿在美国古今之争中的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的斗争，凝结了晚近五六十年来美国两大政党、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例外论之间南辕北辙的撕裂，更延续了殖民时代“两个新英格兰”背道而驰的分裂底色。本书追索其背后的历史记忆、政治斗争、文化分歧，并且深入当代美国最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亨廷顿的思想轨迹，从而更恰切地理解美国的国家性质与国家航向，以及更为现实的现代政治世界与现代政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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