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在4月17日于校园内搭建起“加沙团结营地”（Gaza Solidarity Encampments）以来，团结巴勒斯坦的呼声便如同燎原之火，迅速蔓延至美国的多所高等学府。校方和警方对于学生和平抗议的暴力回应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5月7日的一次直播连线采访中，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博士学生（全名未详）Christopher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警察和美国学校与以色列当局的共谋关系:
“这所大学从未理解、接受或考虑过这场学生运动的一点……就是对加沙声援的坚持远超过了对个人安全、职业前景和薪水的担忧。作为生活在一个致力于武装种族灭绝的国家的公民，作为一名与致力于种族隔离的机构合作、共同训练军队和开发技术的大学的学生，抗争是我们的基本义务。”
这一番鞭辟入里的批评罕见地在主流媒体福克斯旗下的Fox 32 Chicago上全文播出。
如果说美国学校的抗争浪潮源自美国对以色列暴力机器的巨额投资，那么英国学校的反抗运动又展现出了怎样独特的面向？无论是在西方主流媒体还是中文世界，关于英国学生团结巴勒斯坦的抗争运动的报道都显得相对稀缺，这甚至在网络上激起了对英国学生“进步”与“激进”精神的质疑之声。知名英国记者米里亚姆·弗朗索瓦（Myriam François）在推特上转发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视频，并抛出了一个挑衅性的问题：“英国学生都去哪儿了？”
事实上，在英国，以团结巴勒斯坦为主题的小型学生抗议活动和宣讲会从未间断，然而这些声音在主流媒体上却往往被刻意淡化。历史学家卡罗琳·霍费尔（Caroline Hoefferle）在其著作《漫长的六十年代的英国学生运动》（British Student Activism in the Long Sixties）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英国媒体在报道六十年代学生抗议活动时的矛盾之处。她指出，媒体一方面将这些学生描绘为暴力的危险分子，而另一方面，当学生采取和平行动或未引发革命时，媒体又转而贬低他们，认为与法国和美国的抗议活动相比，英国学生的行动显得软弱无力、微不足道。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界及随后几十年的媒体报道中得到了广泛支持，至今仍鲜有质疑之声。
自3月12日至4月15日，伦敦大学学院（UCL）的学生和教职工携手成立的巴勒斯坦行动组织（UCL Action for Palestine），占据了主教学楼（又称威尔金斯楼）的杰里米·边沁室。他们提出了从军火公司撤资，为UCL的巴勒斯坦学生设立奖学金，以及纪念在以色列空袭中不幸罹难的UCL校友、巴勒斯坦诗人和学者雷法特·阿拉雷尔（Refaat Alareer）等多项要求。这次占领行动成为了UCL近200年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抗议，最终，在教务长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承诺设立巴勒斯坦奖学金基金，并着手调查UCL与特拉维夫大学及以色列军火公司的合作关系等积极进展后，这场占领活动才告一段落。
在长达34天的占领期内，杰里米·边沁室被更名为“无种族隔离区”，每一天，几乎都有围绕巴勒斯坦正面临的危机进行的宣讲，音乐活动、工作坊和电影放映。摄：UCL Action for Palestine
早在2月20日，伦敦大学金匠学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学生们便采取了行动，占领了斯图亚特·霍尔教授大楼（Professor Stuart Hall Building），并在短短一周后，他们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校内游行。
图为伦敦大学金匠学院的学生们制作的横幅，上面列出了他们的抗议诉求。摄：Goldsmiths for Palestine
受到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校园运动的鼓舞，华威大学于4月26日率先在校园内设立了“加沙团结营地”。随后，布里斯托、纽卡斯尔、爱丁堡、曼彻斯特、利兹、牛津和剑桥的校园内也相继搭建起支持巴勒斯坦的帐篷。
4月29日，约克大学宣布将撤资，终止与主要生产或销售武器和国防相关产品或服务的公司的合作关系。5月3日，伦敦大学金匠学院与设立营地的学生达成协议，同意实施一项全新的道德投资政策，抗议学生有机会向财务委员会提交“金匠学院与以色列共谋的证据”。此外，学院还承诺以被以色列射杀的半岛电视台巴勒斯坦裔美国记者希琳·阿布·阿克勒（Shireen Abu Akleh）的名字命名媒体系的一个演讲厅，以此纪念她无畏报道以色列罪行、追求真相的勇气和决心。同时，学院也表示将重新考量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HRA）中宽泛的反犹主义定义（其中便包含了反犹太复国主义）。
英国大学学生团结巴勒斯坦的道路上，同样也遭遇了诸多阻力。其中，保守党去年7月通过的反抵制法案（Anti-Boycott Bill），禁止地方政府、大学和基金会抵制以色列，无疑为他们的抗争增设了一道屏障。而更为隐蔽的，是大部分学校采纳了IHRA对反犹主义的定义，这一举措使得许多师生难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讨论巴勒斯坦的实际情况。根据英国中东研究学会（BRISMES）和欧洲法律支持中心（ELSC）在去年9月联合发布的报告，IHRA的定义不仅侵犯了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更对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心理健康、声誉以及职业前景造成了严重损害。在这样的环境下，关于巴勒斯坦局势的讨论和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性活动，不是被直接取消，就是在严密的监视下勉强进行。更甚的是，相关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社交媒体帖子也遭受了无端的监控，连学术出版物、课程大纲和阅读清单都未能幸免于审查的命运。
若说德国对巴勒斯坦运动支持的压制源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阴影及其扭曲的愧疚感，英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时期所犯下的暴行，以及协助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的过往，又该如何被正视与反思呢？近五年来，英国社会发起了名为“去殖民化大学”（Decolonising the University）的体制内运动，其初衷旨在追求平等、多样性和包容（Equity, Diversity, Inclusion EDI）。然而，在巴勒斯坦问题这一议题上，该运动却屡次遭遇学校的冷漠与忽视，这引发了广大师生对EDI原则是否空有其表的批评。
正视历史共谋
事实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施行的集体惩罚，很大程度上承袭了英国在1920-1948年间对巴勒斯坦统治的模式。曾任职以色列国防军的高层人物摩西·达扬（Moshe Dayan）和伊加尔·阿隆（Yigal Allon），在早年即在以残暴著称的犹太复国主义信徒、英国军官查尔斯·奥德·温盖特（Orde Charles Wingate）麾下效力。他们不仅沿用了英国统治时期修建的监狱和拘留设施，还继承了一系列法规，特别是那些用于镇压巴勒斯坦人民反抗的“紧急状态法”，以及颇具讽刺意味的，在那个时期用以规范犹太复国主义军事团体行为的“国防（紧急状态）条例”。如今，这些措施在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几乎被全盘复制。
这些法规公然剥夺了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使宵禁、文字审查、建筑物占领，以及未经审判的逮捕、监禁和驱逐成为了常态，更遑论他们寻求律师帮助的权利。它们还纵容了对有攻击嫌疑者及其亲属家园的肆意摧毁，将巴勒斯坦人的身体当作人肉盾牌和扫雷工具（这一做法源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此外，任何携带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标识的人都会受到严厉处罚。多年来，以色列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断指责哈马斯等巴勒斯坦团体利用平民作为人盾。然而，真相却恰恰相反，而这一切都要追溯到英国帝国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恶劣先例。
经过近二十年的和平抵抗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在1936年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起义。这场起义旨在终结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扶持，并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然而，英国却以残酷的镇压作为回应，导致大量阿拉伯成年男子遭受杀害、打伤、监禁和流放。这一残酷镇压的恶果在1948年的大浩劫（Nakba）中显现无遗，巴勒斯坦在面对犹太复国主义民兵组织时几乎不具备还击之力。最终，超过三分之二的巴勒斯坦人民被迫背井离乡，流亡异国。巴勒斯坦历史学家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认为，在起义期间，英国对阿拉伯抵抗运动所实施的武装镇压，正是其助力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为显著的表现之一。
1936 年，阿拉伯起义期间，在巴勒斯坦的英国士兵。摄：SZ via Alamy
尽管英国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受剥夺历史上的合谋尚未被当今的英国学生广泛用作抗争的筹码，但历史债务终有清算之日。近年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巴勒斯坦研究中心举办了一系列工作坊，探讨了英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时期的殖民遗产、大浩劫的历史，以及巴勒斯坦难民的抗争历程。
就在今年3月，巴勒斯坦行动组织（Palestine Action）更是对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内阿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的画像进行了喷漆抗议，红色颜料意在象征自《贝尔福宣言》（1917）发表以来，无数巴勒斯坦人民遭受屠戮所流下的鲜血。贝尔福，这位臭名昭著的英国殖民委员和外务大臣，正是通过这份宣言，公然宣布了英帝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坚定支持，从而无情地将本属于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这片与英国毫无瓜葛的土地——拱手让出。
巴勒斯坦行动组织对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内的贝尔福画像进行了喷漆抗议。摄：Palestine Action
此外，巴勒斯坦行动组织的英国成员还采取了更为直接的行动策略，他们不仅干扰了以色列武器制造商埃尔比特系统公司（Elbit Systems）在英国分支机构的正常运作，还封锁了跨国军火巨头英国宇航系统公司（BAE Systems）的总部。位于普雷斯顿郊外的萨姆斯伯里航空港更是频繁成为他们的行动焦点，这个基地专门生产F-35隐形战机的后机身，而这些战机正是以色列用以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屠杀的凶器。
5月7日，爱丁堡大学“为巴勒斯坦伸张正义”社团（Justice For Palestine society）的成员们，因数月来向学校提出撤资要求的努力未获回应，决定在前校长贝尔福（任期1891-1930）的办公室外设立营地，并发起了一场“绝食抗议”（hunger strike）。她们表示，“我们拒绝不加甄别地从这所大学获取教育资源 – 这所历史上曾因与阿瑟-贝尔福勋爵的紧密关系，直接导致了巴勒斯坦被殖民的大学。我们拒绝因沉默而沦为同谋，因为我们的大学在经济和学术上，仍然继续支持着以色列这个非法的种族灭绝国家”。
殊途同归
那些发出“英国的学生都去哪儿了？”疑问的人，或许从一开始就将比较的关注点放错了位置。一位在伦敦的参与者提到，美国的学生运动为其带来了强烈的共鸣和抗争形式的启示。其所在团体不仅会借鉴这些经验，更会结合英国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造和创新，以回馈这个跨越国界、为同一正义事业而紧密团结的网络和运动。
兰卡斯特大学政治生态学家凯·赫伦（Kai Heron）在《新阿拉伯人报》（The New Arab）的采访中也强调：“将不同学生运动按激进程度排序，这种做法显然是偏颇的。美国和英国的学生行动都旨在终结加沙的种族灭绝，以及反抗西方政府和大学在其中所扮演的共谋角色。在这一共同目标下，美国和英国的学生运动无疑是在各自独特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以不同的逻辑和策略各自展开。”
赫伦进一步指出，占领已成为美国学校首选且极具成效的抗议策略，这主要源于大学管理层对抗议活动的严厉打压。而相较之下，英国的学生抗议活动中警察的介入虽不常见，但仍有先例。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学生未曾经历过警方和大学对学生抗议活动的极端反应，如大规模的学生停课处罚，撤销学生签证等。然而，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军事化的警察国家，此类情况更为严峻。“在得克萨斯州、佐治亚州和其他州的校园里，警察无端的暴力行为既令人震惊又似乎完全在意料之中。这些场景在媒体上成为了一个奇观。由于美国警察在驱散人群时，往往将暴力作为首选手段，这些校园内的录像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对学生和教职员工处境的同情与愤慨。”
当地时间2024年5月1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内，警察与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对峙。
赫伦认为，英国学校的管理层在应对学生抗议时，不会像美国那样直接依赖警察介入，从而迅速激化冲突。相反，他们更倾向于利用技术手段和安全法规来削弱抗议活动的声势和可见度。“这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
此外，校内外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对支持巴勒斯坦学生的无情打压、诽谤和骚扰也让美国学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然而，这些大学的管理层在保护支持巴勒斯坦学生的权益上几乎无所作为。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数代美国学生肩负着高昂的学费负担，这种压力之下，他们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抗争体系。相较之下，英国学生在这一消耗战中的历史相对较短，仅有15年。
另一个导致两地学生运动差异的重要因素是，美国大学在全球资本和金融领域与以色列相关公司的联系更为紧密，这使得抵制、撤资和制裁（BDS）的呼声更为迫切。以哥伦比亚大学的“种族隔离撤资”项目为例，该项目呼吁学校将其高达136亿美元的捐赠基金从与以色列存在关联的公司中撤出，这些公司不乏微软、亚马逊和Alphabet等科技巨头。同样，哈佛大学（490亿美元）、耶鲁大学（410亿美元）、康奈尔大学（100亿美元）等众多美国顶尖学府也面临着来自学生团体的类似诉求。相较之下，英国大学中捐赠基金最高的牛津大学也仅为70亿英镑，而伦敦规模最大的大学的捐赠基金更是远低于此（3亿英镑及以下）。此外，在美国，捐赠者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他们能够通过向校方施加压力，阻碍学生反对以色列占领的诉求。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政治经济学家阿肖克·库马尔（Ashok Kumar）补充道，相较于英国，美国校园的研究更偏重于军事领域。“这些研究产出的武器和技术滋养了美国的军事和监狱产业，成为其捐赠基金如此庞大的重要推手。”一位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读，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组织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透露，该校的应用物理实验室频繁涉足军事情报的研究与开发，且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军队经常到学校招募人员。“我们如今所抗争的政府体系，实际上已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大学之中。”
英国大学同样是以色列战争罪行的同谋，它们置BDS运动关于断绝与以色列机构和公司一切联系的呼声于不顾。以利兹、曼彻斯特、诺丁汉和伯明翰等大学为例，它们与欧洲最大的军火制造商之一的英国宇航系统公司（BAE Systems）签订了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而这家公司正在制造用于监视和杀害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装备。这一行为使得这些大学在无形中沦为了战争武器研发的外包商，而那些利用战争谋取利益的公司也借此利用大学的名誉来为自己进行“洗绿”（greenwashing）。尽管如此，库马尔认为从规模和影响力上看，英国与美国仍然有着天壤之别。
然而，若将美国大学的企业化程度作为参照系，它很有可能成为阻碍其它地方学校进行变革的借口。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学生们发现，学校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监控学生，尤其是那些积极参与并支持巴勒斯坦抗争的学生。这些资源，原本可以用在提升校园空间上，比如完善学校的残障设施。就在5月14日，伦敦大学学院从事残障研究的博士生安娜·兰德尔（Anna Landre）与亚非学院的学生们携手合作，为亚非学院的团结营地建造了一个无障碍坡道。她们的初衷不仅在于让坡道在营地活动结束后继续服务于残障学生，使其能够出入校园里唯一的绿地（学生们已持续三年向亚非学院提出为这片绿地建立无障碍设施的需求，而兰德尔她们仅用3.5天就完成了这项工作），更希望无障碍设施能够成为未来其它营地建设的标准。
伦敦大学团结营地的无障碍坡道。摄：@annalandre
“金匠学院支持巴勒斯坦”（Goldsmiths for Palestine）的组织成员，建筑系博士生罗伊辛·阿格纽（Roisin Agnew）还洞察到大学建筑构造对学生运动形式的潜在影响。她指出，美国的大学，特别是纽约的学校，以其紧凑且富有凝聚力的空间布局，为抗议和扎营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因此，当学生抗议运动兴起时，美国学校的管理层常常感受到更为强烈的威胁。相比之下，英国的大学，特别是伦敦的众多学校，其校园布局则显得较为分散。她还观察到，华威大学作为英国首个设立营地的大学，其校园环境与美国的校园颇为相似。
结语
虽然对欧美大学的学生运动的关注最终落脚点需要回到争取加沙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反占领和返回家园的权利上，但理解不同国家的语境以及反抗策略的差异，对于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地团结起来，共同推动正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如另一位在伦敦的参与者所说的那样，“我在巴勒斯坦的声援里，体会最深刻的，是对团结的承诺来自于具体的劳动，爱远方的人不是天真，但对这份爱的考验其实就在眼前，在手边。为伴侣、为朋友、为同辈、为远方的人，为自己的同道如此磅礴如此广阔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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