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2024年11月2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在亚特兰大市政中心向佐治亚州的选民致意。图片来源：梅丽娜·马拉（Melina Mara），《华盛顿邮报》引自Getty Image
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将白宫和国会拱手让与特朗普领衔的共和党。由于该党在外界印象中经常呈现出“建制进步派”的形象，今年的惨败也被一些进步人士视为某种耻辱。但当我们拿起放大镜，聚焦美国各地方群众的具体生产生活，就会发现“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民主党建制多年来日趋严重地迈向唯选票导向的功利化，绩效认定的僵死化，对大众直接民主的冷漠化，早已令基本盘选民心灰意冷，为其失败埋下伏笔；同时，读者也能从这则报道中直观看到，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焦点，不会因党派团体原地踏步而停止移动，知识精英熟稔的“性别”、“种族”等范畴不会停止与其它社会因素（如本文涉及的治安问题）重组糅合，形成全新议程。进步主张不能沦为指标化、景观化的“政治正确”，而必须从大众切实面对的、动态演替的、时空非均质的不平等问题中提炼，并在具体行动中形成方案。
译者注：在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中，民主党支持者的投票热情相较上次大选大幅减退，使民主党建制派挑选的总统候选人哈里斯遭受重创。这篇报道有助于读者思考选民热情减退的根源何在。顺带一提，报道发表于大选前一天，而民主党最后真的失去了佐治亚州……
我们将会在后续推出新伙伴的访谈稿，敬请期待···
文| Jessica Washington
译| James X
按| 钝感超人光波
周六下午，阳光直射在挤满停车场的数万名佐治亚人身上，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在亚特兰大市政中心停车场发表了她在周二选举前的最后陈述，哈里斯说，选择很明确，“不到90天，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主人不是他，就是我。”
哈里斯在选举的最后阶段临时访问亚特兰大，这表明该地区对她的竞选活动有多么重要。四年前，佐治亚州支持乔·拜登，打破了民主党在总统选举中连续近30年的失利。拜登以大约12000票的优势险胜，这要归功于组织者日以继夜地动员民主党选民投票。这些组织者对于哈里斯在该州的胜利至关重要，根据FiveThirtyEight的民调平均值，唐纳德·特朗普在该州的领先优势目前只有1个百分点。
但就在几英里外，另一个规模较小的集会正在举行。德文·巴灵顿-沃德（Devin Barrington-Ward）的亲密支持者聚集在亚特兰大市政厅的台阶上，支持他竞选最近空出的市议会席位。这场选举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它与总统选举同时进行，还因为它部分取决于亚特兰大人过去三年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警察之城（Cop City）。
巴灵顿-沃德是当地活动家，也是黑人未来主义者组织（Black Futurists Group）的负责人，他是唯一一位公开反对“警察之城”的候选人。“警察之城”是一个计划耗资1.09亿美元的警察培训设施，尽管亚特兰大居民普遍抗议，但以民主党籍市长安德烈·迪肯斯（Andre Dickens）为首的城市官员和市议会还是强行通过了该计划。去年，停止警察之城联盟的组织者收集了116,000个签名，要求就该项目进行全民投票，但城市官员却诉诸法律挑战公投的合法性，并强行推进该项目。
“我们永远无法弥补城市决定压制116,000人投票所造成的损失，”巴灵顿-沃德周六说道，“我认为‘停止警察之城’运动触及到了一个公共安全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民主问题。”
公投运动的影响以及该市随后为颠覆民主进程所做的努力远远超出了单一的市议会选举。批评者认为，在选举中，每一票都很重要，当地民主党人决定破坏116,000名选民的善意可能会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市的行动实际上边缘化了无数志愿者，如果公投在选票上，他们本可以帮助投票。
“全民公投本可以成为自由派和左派之间的‘橄榄枝’，让我们所有人赢得胜利，并创造一个我们都能成为同一战队的局面，”停止警察之城全民公投运动发言人保罗·格莱兹（Paul Glaze）说道，“但我不能空手回去见我的选民。”
受挫的直接民主
2023年夏天，组织者在炎热的亚特兰大高温下花费了无数时间，挨家挨户敲门收集签名，以争取在选票上加入公投，让选民对警察之城的发展发表意见。该项目的批评者提出了一系列担忧，从环境影响到建设所需的约3000万美元公共资金——他们认为这笔钱最好用于其他许多方面，包括解决城市巨大的种族贫富差距。
最终，组织者收集了超过116,000个签名。从这一点来看，这比37,000多人的投票人数还要多，比2020年民主党在该州赢得的选票数还要多出100,000人。
尽管已经达到了必要的门槛，但市政府官员声称，组织者不仅错过了截止日期（该截止日期由联邦法院延长，但市政府对此提出上诉），而且投票倡议也不能推翻城市条例。 立即有“停止警察之城”的倡导者提出抗议，认为这是对民主和成千上万城市居民权利的直接攻击。
关于公投的诉讼仍在审理中，但该市仍在继续推进该项目，许多人认为这是试图耗尽选民的发言权。
格莱兹说，为“警察之城”公投挨家挨户做宣传的组织者与在2020年种族正义起义后帮助选举民主党人的组织者之间存在重叠。格莱兹说：“我们在2020年赢得佐治亚州的原因在于，起义后，它激活了一大批留下来投票的新选民。然后‘种族正义清算’（racial reckoning）【译者注：指承认过去的种族不平等造成的伤害。道歉、寻求原谅，并建立问责，确保这些行为、行动和政策不再发生。】议程使大量捐款涌入这个联盟中的所有组织。”
他认为，如果公投得以进行，“我们就会有一个真正的成功故事，可以称之为支持民主。它符合亚特兰大民权环境；是加强这座城市公民基础设施的绝佳机会。”
工薪家庭党（Working Families Party）东南地区负责人、反警察之城联盟成员布兰妮·惠利（Britney Whaley）表示，由于没有将公投纳入选票，民主党在今年的选举中失去了一个“内置的投票机器”。
“警察之城”公投运动最美好的地方在于人们出于多种原因参与其中。惠利说：“我们有些人每周六都在家里举办会议，拉票、逛农贸市场、举办社区聚会。我们组织支持哈里斯。这有点像内置的投票机器。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把它放在选票上，就能激发他们的热情。”
虚伪和冷漠
除了失去潜在的投票志愿者外，惠利还担心居民们会厌倦当地民主党人，因为他们抱怨共和党人的反民主策略，自己却在实施同样的策略。
“当你想到参与并签署请愿书的人……他们也对我们的两党制感到厌倦，”惠利说，“有些人态度冷漠。是的，有些人会说，‘我真的不喜欢民主党人在亚特兰大摇摆不定。’”【译者注：民主党籍的亚特兰大市长和由民主党主导的市议会在2023年与共和党执政的州政府一起推进“警察之城”的计划。】
惠利一直在鼓励人们去投票，她表示理解这些人的沮丧情绪。
“我们身处亚特兰大，人们会想到民权运动。就像亚特兰大的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和C.T.维维安（C.T. Vivian），他们捍卫投票权，捍卫我们参与民主、发出声音的能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还有黑人市长和市议会，他们就像……‘我们希望你们在方便的时候能够参与民主。’”她说。
“伪善不会不被人察觉，”“停止警察之城”的另一位组织者汉娜·莱利（Hannah Riley）说道。她说：“在市议会会议上，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证词陈述和行动，去年夏天，我们为全民投票收集签名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真诚地参与民主进程，却遭遇了真正的阻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佐治亚州在全国范围内帮助拜登当选之后；亚特兰大市政府就像在金钱洪流中游泳一样。”
市长和市议会的行为“堪称压制选举能量、扼杀投票热情的典范，”莱利说。
莱利继续说道，这种冷漠情绪蔓延到了整个市议会选举中。“在国家层面，人们感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等大问题上被忽视，而在地方层面，人们又感到来自城市的奇怪打压……我认为人们觉得他们的精力最好花在其他地方。”
竞争激烈的选举
此次普选市议会席位是选民们对警察之城进行投票的最近机会。
今年早些时候，凯莎·肖恩·韦茨（Keisha Sean Waites）辞去了市议会席位，转而竞选富尔顿县书记，但未能成功。韦茨是市议会最坚定的反警察之城投票者之一，因此，接替她的竞选可以被视为对这一问题本身未来的投票。
市议会选举通常在非选举年举行，此时参政热情往往较低。而总统选举年期间难得出现的空缺吸引了众多候选人。当地活动家巴灵顿-沃德将与以下候选人展开角逐：企业主安伯·希金斯·康纳（Amber Higgins-Connor）、商业顾问杜文·罗宾逊（Duvwon Robinson）、民权律师、亚特兰大公立学校董事会前主席埃什·柯林斯（Eshé Collins）以及另一位企业主妮可·埃文·琼斯（Nicole Evan Jones）。
在《Capital B》的候选人问卷调查中，巴灵顿-沃德是唯一一位对是否支持继续开发警察之城回答“反对”的候选人。
“停止警察之城”公投运动正在密切关注这场竞选。公投运动的发言人格莱兹说：“我们不能失去这个席位。从宣传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相信，如果他失去了这个席位，那么[市长]安德烈·迪肯斯和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将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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