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通讯员独立思索的世界）李昌平 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监利县先后就读于湖北省机电学校，华中农业大学农经学院，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1983年1月—2000年9月，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面临的突出问题，此信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10月，首次公开在国内媒体呼吁：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12月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2000年9月辞去乡党委书记职务，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记者、编辑。2002年1月，李昌平专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由光明日报社出版。现在就职于河北大学。
今天李昌平老师讲座的题目是：未来粮食危机的核心内因和外因。李老师首先讲述了农产品武器化的趋势，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粮食危机的核心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指出粮食危机对中国可能的不利影响，并提出了中国应对粮食危机和保障农产品安全的战略，同时李老师对听众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一、农产品武器化
李老师前年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论述美国的能源安全法案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以此文章为引，李老师给大家分析了美国能源法案的本质。2005年八月份，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了能源政策法案，其主要内容就是用财政资金补贴用玉米或者其他农作物转化汽油。该法案签署的时候石油的价格是四十多美元一桶，农作物转化汽油无利可图，所以很多专家认为生物能源产业化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不是眼前的事情。但从2007年开始到2008年，短短几个月时间，石油价格就从每桶四十多美元上升到一百四十多美元。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石油价格增长这么高，这样的增长出乎专家们的预料。如果石油价格维持在六十美元一桶，那么用粮食生产汽油就不需要补贴就有利可图；如果每桶石油七十美元甚至更高的价格，那么用粮食生产汽油就有很客观的利润。李老师认为，能源政策法案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把美元、汇率、期货、石油、粮食这些全部联系起来了。如此，谁控制了粮食谁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人，因为粮食不再只是粮食了，已经成为了一种武器。这个法案让粮食和石油对接之后，当用更多的土地去生产汽油的时候，那么一部小汽车烧汽油吃掉的粮食就可能占用相当于几百个或者上千个人的生存口粮。因此把粮食作为武器就很厉害，而且不仅是粮食，是所有农产品都可以成为武器。从二战以来，美国主导的粮食武器化已经发展到农产品武器化。在这样的战略指导下，美国出口任何东西都不是简单的出口，而是作为武器化战略的一个部分，先让其他国家对美国产品或技术产生依赖性，进而形成对他国的控制。这样的情况下，一旦发生矛盾乃至战争的时候，美国就可以利用这种武器来打击制裁他国，而他国因为对美国的依赖则无法给予抵制。但是在中国则不行，尽管日本农产品高达百分之六十五多依赖中国，可总是中国处于弱势，日本处于强势，无法控制日本的农产品市场，这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农产品武器化的战略。美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那么中国同样可以始终这种办法。比如让台湾、朝鲜的农产品销售或需求形成对中国市场和供给的依赖，那么就可以对台湾、朝鲜的政局和社会形成影响乃至控制。大国使用农产品武器是很厉害，而小国对大国使用则很难，这是市场量大和量小的问题。但中国一直没有这样的战略，因此出口农产品缺乏战略高度的指导，即不赚钱，又不能对他国形成制约，同时对自己国内的粮食安全又无法形成清醒的认识，不能保护自己的农业安全。
二、粮食危机不是粮食产量问题
李老师认为，要想明白未来粮食安全的核心内因和外因，就必须认清粮食安全问题的本质。现在国内谈到粮食安全问题，人们往往认为是粮食不够吃的问题，也主要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讨论。但李老师根据他的研究认为，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危机不是粮食产量的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问题，不是产量不够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和发展潜力足够养活十六亿人甚至更多的人。多少年来总说粮食不够吃，可是自建国以来，虽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短缺过粮食，但我国一直以来就是粮食的净出口国。我国人口从建国以来的四亿多人到现在的十三亿人，人口增长了两倍，粮食需求仍然有保障，每年还有剩余粮食。现在人口增长逐渐缓慢，未来最高峰也就十五亿，但是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和发展潜力仍然很大。如果按十六亿人口算，人均八百斤粮食，八亿亩吨粮田就够了，如果只是考虑口粮问题，只要保护住基本的八亿亩就够了。按现在的粮食生产水平，吨粮田八亿亩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同时，很多人提到我们现在农民素质的问题，城市占用土地的问题，沙漠化、板结话的问题，水质水利，水土流失，气候变化的问题。这些问题确实都是问题，都对粮食产量构成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甚至说，这些问题对粮食产量的影响都是百分之一或者百分之零点几的问题，都不是不可以逆转的问题。我们讨论粮食问题的时候，不应该局限于现在传统讨论的问题。我们应该跳出这个局限，真正搞清楚中国未来粮食危机的核心内因和外因是什么。只要把核心的问题抓住了，那些枝叶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抓不住核心问题，其他问题也无法根本解决。
三、未来粮食危机的核心内因
那么我国未来粮食危机的核心内因是什么？李老师认为，我国农业基本经济制度的瓦解可能是未来粮食危机的核心内因。我国的农业基本制度是什么？两句话，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为什么农业基本经济制度的瓦解会导致我国的粮食危机，这是因为我国的农业基本经济制度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巨大的作用。
从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农业基本经济制度至少有三个优点。
第一，就是有利于发挥村民集体的优势，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些靠国家是不现实的，一定要靠村庄的共同体来进行。李老师以越南土改为例进行了对照比较。越南土地改制后，把集体消灭掉了，土地可以买卖，可以抵押，可是现在越南的水利设施一塌糊涂，发生水灾后根本没人管，也管不了。因为土地都私有化了，沟渠道路都淤塞之后没法重新调整，因为要占用私人土地，调整就要花钱，可是又没人出这笔钱。而在中国，水灾一旦发生之后，村集体马上组织村子里的农民修复，这只是每家农户承包地的大小问题，所以可以很快重新调整，道路冲毁了马上恢复，因为有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基础在。在台湾，人们都以为是私有制，其实不是。李老师考察过台湾的土地制度，他发现，在台湾如果要出卖土地必须要经过农会同意，同时还要经过水利会同意。而且台湾农地的水利道路建设归水利会管，农会也不仅是提供农业技术服务，还负责农产品加工销售，这些都不是通过私人进行的，就和我们的村集体一样。所以我国农业的集体所有制对于农田的基本水利设施建设，作用是非常大。正是靠这个制度才保证我们有这么高粮食产量。
第二，这个制度有利于发挥家庭的经营优势，增加土地单位面积产出，并且保障农田生产以粮食为主。和美国大农场作比较，谁的单位面积产量高呢？很多人以为经营规模越大，单位面积产量越大。其实不是这样，所谓规模经营效应，是指一个个人经营的土地越多，收益越高，而不是指单位面积产量越高。现实是我国家庭经营的农田单位面积产量要高于美国的百分之二十五。而且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虽然很多农民打工了，但是他们都有地，这些地不论给谁耕种，七亿农民加两亿农民工总要为自己生产些口粮。只要他们生产粮食，中国的粮食安全就保证了。但是如果把地流转给了大资本家，采取公司加农户的制度，那么资本家最不愿意生产的就是粮食，因为利润低或者没利润，除非政府给高补贴，才肯生产粮食。这就是西方为什么给生产粮食的农场资本家高补贴的原因。所以正是在这个方面，这种基本经济制度保障了我国粮食生产的安全。
第三，有利于发展集体农业和合作农业，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同时在不减少农产品产量的同时，把更多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加入到工业化过程中。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劳动力不断从农村流出，而粮食和农产品产量不断增长，这说明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工业化是有利有效的。
李老师举个例子说明集集体经济的优势，在河北的东安县某村，村民成立了互助合作社，每个人出一部分资金设立互助资金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可以统一采购肥料、机械，这样就节省采购成本，同时合作社统一平整土地可以增加土地，统一经营之后还可以多季播种，即增加了土地面积又增加了产量。如果全国都学这个合作社，种田就便宜了，农产品卖的价格高了，产量高了，多供养两亿人有什么问题。这样的合作社能做成，就是因为基本经济制度还在。这个村里的人，最近两年有一百五十人离开土地，十二人办厂，三十八个人生产很小的机械，把产品推向全国。两年的时间，农业收益加非农业收益是九千多，比原来翻了一倍，同时粮食产量还没有减少。如果我们采用公司加农户的形式，大资本下乡去兼并农民的土地，资本家既不生产粮食，也不帮助农民。互助合作社还可以办厂搞投资，农民没有资金可以用自己承包的土地抵押给合作社进行贷款，合作社还可以每年有利息，能连本带息收回来，即使收不回来还可以把土地在合作社内流转。人们总认为土地没有私有化不能抵押啊，现在不用私有化不照样能抵押。即使私有化了也不一定能抵押啊，越南土地私有化了，但是土地不是越南银行的抵押品，因为越南的银行不能经营土地，无法获取利益。同样中国现在的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也不是农民的银行，因为农民的土地产权不能成为这些银行有效的抵押品。因为农民的土地产权只有在农村内部才能成为有效的抵押品。比如台湾，台湾农民的土地在农会内部的农信社抵押，台湾的农信社是农会内部办农信社。给农民提供金融贷款支持，必须符合农村的实际需求，而不是靠行政命令，靠指标去要求银行去贷款，银行无利可图自然不会去贷款，只可能消极抵抗政策要求。搞农村金融创新，必须到农村社区里搞金融创新，离开了社区，离开了农民的实际需要，就是给资本家搞创新。李老师曾经在信阳做了几个实验项目给当地的政府管理人员看，做了两个村里边的资金互助合作社。一建立起来，土地立即可以抵押，可以贷款。过去是银行信用社都不理睬农民，现在不同了，农民可以到内部资金互助社贷款了，不需要银行了。反而是反过来了，现在银行找到内部资金互助社，说可以把农民的存款放到银行里，银行给互助社批发贷款，再让互助社零售贷款给农民。因为都不愿意失去农村的这么大的市场。很多人一讨论土地问题，总是强调私有化私有化，以为私有化能解决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心情做事情。总在理论上边讨论国有化私有化集体的概念，是永远找不到出路的。可只要到实验中心一坐，你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不是理论的问题，就是个实验的问题。所以我们基本农村经济制度，如果不被摧毁，而是走合作社道路，就可以保障中国的粮食产量，而且产量还能增加，却不需要国家花钱。
但是尽管我们的农业基本经济制度保障粮食安全如此重大的作用，可是九十年代以来的农村改革的总体趋势，一个就是虚化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特别是2004年2005年的税费改革，把好事做成坏事。取消税费不是坏事，种地不收钱了，土地永久承包给农民了，这意味着集体所有制完蛋了。作为集体承包者，多承包土地多出钱，不承包土地不出钱，这是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取消税费之后，为什么还要管土地承包，怎么能要求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承包土地不收钱了。那还怎么搞双层经营体制，农村自制，怎么搞农村管理。所以这意味着集体土地所有权被否定，如此双层经营体制也逐步消亡了。实际上税费改制之后，好事没有做好，有可能导致的就是农业基本经济制度的终结。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才出现2008年的春季大旱。因为原来都是集体浇地，集体收了钱之后负责给浇地。税费改革之后，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不能收钱了，双层经营体制就没了，所以抗旱就没人管了，一家一户怎么抗旱，同样的南方一家一户怎么排涝呢？还怎么能旱涝保收呢。这是一个趋势。另一个趋势就是公司加农户，资本下乡，就是把小农的土地流转给资本家。小农处于自给自足的需要，就肯定搞粮食，只要他们搞，中国百分之七十人的粮食问题就解决了。现在把土地流转给下乡的资本家，可是资本肯定是搞非粮食的经济作物，最后才会选择粮食。甚至作为一个资本家，有了地之后，就想法把土地先变成废地，然后再搞弄地产开发。所以在很多国家，都是节制资本下乡的，比如在日本韩国台湾依然不允许资本家下乡买农民的土地。资本家去买地要交很高的税，比地价还高的税，但是农民之间买卖却是免税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资本下乡之后不一定要搞农业，而土地是干什么的，是要养活人的。而中国今天农村改革所走的道路是菲律宾的道路，公司加农户的道路。菲律宾在被美国从西班牙接管之后，美国的专家就告诉菲律宾官员和农民说，你们还搞什么农业啊，你们小农还搞什么农业呢，把土地给资本家，我们给你钱，你们进城买房买车，不愿意进城就做我们的农工，于是菲律宾农民就不种地了，资本家瓜分了土地。后来美国资本家不在菲律宾生产粮食了，而是从美国调粮，把菲律宾土地作为生产其他农业原料的基地。后果如何呢，2008粮食大涨价的时候，菲律宾是靠军队维持秩序排队买粮食，配给制。原来菲律宾是亚洲的发达国家，日本第一，菲律宾第二。朝鲜战争一结束，菲律宾工业品失去了市场，很快大量人失业，失业后农民无法返回农村，因为土地已经被资本家收购了，那么失业的人就在城市搞民主运动啊，要吃饭，要就业。全国一片混乱，最后军队跳出来，马科斯上台。菲律宾意识到土地问题之后，1965年又搞土改，可是再搞就不容易了，因为菲律宾的土地都控制在美国资本家手里，搞到现在也搞不完。台湾、香港、海湾国家百万数量的菲佣，赚些钱邮寄回家给男人带孩子，靠这些钱支持菲律宾发展，这就是菲律宾。所以我们看到的韩国台湾日本都没有粮食危机，菲律宾有，这就是粮食农业制度安排的问题，日本韩国台湾围绕粮食安全都有制度保障，菲律宾没有。日本的稻米是中国价格的十倍，生产多少，日本政府收购多少。日本政府不允许一粒米在日本稻米市场上卖，日本进口中国几乎所有农产品唯独稻米除外。日本进口美国的大米，放到仓库里，做酒精只用来作各种稻米制品，但是不允许流入稻米市场作为粮食，每年都有很多美国大米倒入大海。这就是保护国家的粮食主食稻米的自主权，不能放弃，这是食物主权安全的问题，国家安全的问题，保证自己的饭碗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交给别人。但是菲律宾就是因为没有这么做，所以无法翻身。
应对未来的粮食危机或者说农业现代化，中国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坚持农业基本经济制度，扶持小农合作起来，发展合作农业模式。这样既不减少粮食等农产品的总量，同时也可以到把农民转移到城市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如果城市遇到经济危机，还可以返回农村应对经济危机。这就是中国的道路，日本的道路也是这样。这就是发展经济或者社会转型的韧性又有弹性。经济危机每过十年就要来一次，每个国家都要应对，可菲律宾没法应对，所以他有军事政变。日本、台湾、韩国就可以应对。农产品的安全问题保障了，农民的收入也保证了，进入城市也很好，即使发生危机了，也有些退路。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亚洲人多地少的国家，就要保证转型中的稳定性。这是一种模式。中国的另一种发展农业的模式，就是菲律宾模式，就是资本下乡，就是上文描述的菲律宾的景象。既不能保证粮食安全，又不能在经济危机的时候给农民返回农村避过经济危机的一个渠道，以保障国家的稳定。
但悲哀的是，九十年年代以来，特别是税费改革以来，我们就是冲着消灭基本经济制度的方向前进，鼓吹资本下乡，搞土地流转，从农户向资本家流转。所以我认为，未来我们选择什么农业基本经济制度走什么道路是未来粮食安全的最核心的因素。其他的水土流失，沙漠化，气候变化，农田水利等都是次要的因素，这些都好解决。只要基本经济制度对了，这些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错了，其他问题都在商业化过程中得不到解决，因为没有那个商业化运作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只有在合作社内部，才会去想怎么搞水利化肥。才会综合考虑农村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会伴随自然而然解决，
四、中国未来粮食危机的核心外因
（一）全球农产品武器化趋势，这有可能是中国未来粮食危机的第一个核心外因。
中国粮食安全有问题，但不是传统问题，而是农产品武器化的问题。自古以来粮食等农产品就是商人们囤积居奇投机的天然品。因为首先农产品是人人必须的，其次农产品生产周期长，第三是粮食不耐储藏。这就是农产品的特点，这决定了它是投机品，价格是暴涨暴跌的，多不得少不得，所以适合投机。作为商人，投机的时候是为了赚钱。作为国家用农产品投机，就是武器。对于商人是投机品，作为国家，是洗劫控制别的国家的软武器。在战国时期，把种子煮了之后送给别的国家，让他种不出粮食，就把那个国家消灭掉了。现在的美国把大豆产品的打到中国来，把中国的大豆产业收购，是怕中国没有大都吃吗，不是。当发生战争的时候，这是武器。有一天需要制裁的时候，当你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大豆食用油就会兴风作浪，因为他控制着定价权。如果再加上玉米，稻米，被人控制了，国家还怎么保持社会稳定。基辛格在1970年讲了三句话，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经济，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美国的战略就是这三句话，或者说战略的要点。就这三句话来展开，到今天没有变。二战之后，西方国家以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思想为指导，制定了粮食武器化战略。在多个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一个准备就是种子革命，搞转基因种子，种子革命不仅是在中国，在全世界搞种子革命。中国搞出来杂交稻之后，就送给别的国家了，没有武器化的意识，慷慨的送给别国，中国人很善良。可是西方国家利用基因技术进行的种子革命不仅仅是为了增加产量，更是为了消灭他国的种子资源，并且永久性的占有各种农产品的种子市场。控制了你的种子，就得接受他的种子价格，用了他的种子就得用他的专用除草剂，整个环节垄断控制，如此就控制了你的国家。中国原来都注重保留种子，但是种子的消失速度很快。从八十年代开始推广杂交水稻以来到现在，几十种上百种的水稻种子基本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了杂交稻了。转基因技术本身不是危险，可是掌握在谁手上是个问题。所以种子革命，在国家在美国支持下，通过商业化手段来打到你的国家来。有的国家明白这个道理，坚决的抵制。而在中国，有的明白有的不明白，有的明白装糊涂，所以转基因才能在中国这么快的发展，可是又不给中国老百姓一个交代。如果1840年鸦片的输入的速度是快的，是可怕的，那现在转基因输入中国的速度远远快于鸦片，如果我们现在不提高警惕，脑袋里没有农产品武器化的意识，任由西方的公司来中国推广转基因种子和除草剂，这样用不了多少年，中国的种子资源就会被消灭掉。一旦消灭掉，多少钱就由他们定了，只是要钱还好。如果打仗了，他们给些做了手脚的问题，就像战国煮种子，那么中国就危险了或者说要完蛋了。科学家可能是善良的好奇的，可是商业资本家却不是商量的，科学家只是商业资本家的一个工具。不是所有的科学技术成果都可以商业化的，是应该由国家来控制科学研究进程的，谁来主导是很大的问题。
（二）那么影响到中国未来农产品安全的第二个核心外资因素是什么？那就是制定农产品贸易的规则和标准，控制市场份额和定价权。
农产品具有暴涨暴跌的特性，只要控制了一定量的农产品产量，就可以控制定价权。为什么，比如中国今年的香蕉暴跌，大蒜暴涨。有人说，是因为短缺而商业资本家炒作的缘故；有的人说因为销路不畅，品种不好，这都是鬼扯，现在的品种都是不是问题。同样例子的，山西的西瓜，浙江的橘子价格超低，是品种不好吗？不是，是多不得。水果的价格系数是零点二，五分之一。供求基本平衡之后，增产百分之一，价格下跌百分之五，增长百分之十，价格下跌百分之五十，这就是农产品的价格特点。茅于轼说中国粮食不用生产这么多，中国留下百分之十五二十的缺口，可以到外国进口。实际上，要是中国留下百分之二十的缺口，这是个很大的总量，可能是国际市场上总量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中国要是真留下百分之二十缺口，国际市场短缺百分之五十，价格就要上涨百分之一百五，要是有人囤积居奇，可能暴涨几倍。那么茅于轼有那么多钱买粮吗，中国人买不起吃什么。茅于轼肯定懂这个道理，经济学家怎么可能不懂这个道理。茅于轼肯定是懂这个道理，但是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留给大家考虑。所以说，因为农产品有这么一个特性，所以很多的有战略的国家，对其他国家出口产品的时候，他要制定出口规则，制定贸易规则，制定农产品标准。按这些规则，标准来进行贸易。制定这些规则和标准就是为了抢占市场，控制市场，控制农产品的定价权。那么不依赖他国农产品，自己多生产些可以吗，不可以。农产品少了不行，多了不行。为什么，以中国大豆为例，中国和美国WTO谈判决定把大豆市场让给美国，美国用大量低价大豆打垮中国大豆农民，让千家万户受损。可是少了也不行，你少种了之后，他就可以打到中国占住你的农产品市场。同时等你用美国转基因大豆种子种植了，他就将大豆在期货市场炒作，以各种因素炒作。中国被人忽悠的以为低价买到了期货大豆，还没从美国飞回国，期货市场价格就暴跌，企业因此严重亏随。因此就改制，企业被国外公司收购，压榨企业百分之七十因此都被美国廉价的控股了。当美国控制了中国大豆食用油压榨的时候，大豆是就该涨价了。播种的时候，价格押的很低，让你少种大豆，收获的时候，又炒作的很高。美国通过大豆和食用油的价格就可以影响中国农业生产的稳定，控制中国的产品价格波动，特别是当中国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通过操纵大豆油价格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农产品是少了有危机，多了也有危机。这是中国未来农产品危机的一个新的表现。他的手段是控制定价权和市场份额，以获取市场份额收益为目的。
（三）第三个因素，就是2005年八月，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能源法案。西方国家完成了农产品武器的部署，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上文提到这个法案，就是用财政补贴支持用玉米来生产汽油。法案出台的时候，李老师当时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用玉米生产汽油，认为可能就是个技术问题。可实质上这个法案通过后就把农产品、粮食、美元、石油、期货变成一个问题，相互打通。农产品是土地生产的，汽车可以吃粮食，那么人吃什么呢。从此，粮食武器不是一般的武器了，粮食武器的威力就倍增了。所以不仅粮食是武器，农产品都是武器。能源法案把粮食危机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农产品武器化的威力已经不是过去的威力，粮食安全已经不只是农业的问题了，已经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的问题。粮食武器可能成为国家之间的常用武器，这种形式打仗可能打的不激烈，但是隐蔽性强，影响的人多。因此要高度重视粮食主权安全，或者农产品武器化的战略研究和应用。
五、中国如何应对粮食危机
中国的老百姓很善良，科学家也很善良。不像战国时候，研究战略问题。今天的中国人，对这个不感兴趣。我们不仅不重视食物主权安全的战略研究和应用，更不重视农产品武器化进行研究和应用，甚至无视农产品武器化的趋势。并且一有人提农产品武器化，有人就说你冷战思维，阴谋论。甚至有时候想谈一点这个观点的时候，会恐惧，恐惧别人给你带帽子，什么心术不正，阴谋论，乃至不能以自己名字发表。所以几十年来，讨论粮食安全问题总是在第一个低水平的老生常谈。也是因此，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悄声瓦解。面对大众产业的美国化，我们毫无抵抗之力。这么多年除了，没人抵抗。李老师的朋友在湖南搞基因作物的危险研究，但是没人给予支持，还有人给带帽子。李老师去年发的那篇文章，关于农产品武器化和中国策略的问题，竟然在中国主流媒体上无法发表。后来李老师找通过一个渠道把这篇文章的摘要送到了有关的高层的决策部门去看这篇文章，这些人才有了农产品武器化的概念。所以方方面面现在开始搞粮食安全法的立法调查，从去年开始，一两年内草案应该可以出来。我们现在这么多年，很多主流的人以破坏粮食安全、国家转型安全、农业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改革。农村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否定集体所有制和双层经营体制。什么是改革？就是把农工业基本经济制度消灭掉就是改革，谁否定的越多，就代表农业改革前进的方向。这种局面应该改变了，不改变中国无法应对未来的粮食危机。
中国应该高度重视粮食主权安全农产品武器化战略研究和应用的，没有战略眼光就是井底之国蛙。没有战略规划和实施，就是低头只顾开车。当下，中国应以战略视角全面检讨国内的农业基本经济制度，农产品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制度，农产品战略储备和国际WTO农产品标准，包括种子，贸易规则，尤其显得紧迫。这些年来，我们开放的太多了。比方说大型的市场，大型的超市，都是国外的资本，都是不对的，不是应该开放的。我们的宗旨，不是让私人资本主导，更不是让国外资本主导。种子的研发经营都应该由国家主导，农产品的标准更不应该以全班西方的为准。要和巴西、印度、越南联合起来，制定规则，要制定WTO关于农产品的贸易规则。
改变农产品领域过度开放的情形。不应该为了纺织品、鞋帽的份额去牺牲我们农产品的份额。开放纺织品，鞋帽是不会死人的，农产品开放是可能导致死人的，有些东西是不能做交易的。我们引进日本韩国的农业资本家，开办高科技农业园，那根本不是高科技，那是利用你的土地，劳动力来生产农产品，再运回日本韩国欧洲。韩日欧市场是我们的传统市场，现在把中国农民过去拥有的市场份额让给别人，反过来给人打工。中国把国内的玉米大豆开放给别人，现在玉米，棉花受到其他国家抵制。现在美国又给换个方式，把转基因种子给中国，甚至免费提供种子，比如广西的玉米几乎百分之百是美国的转基因种子。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这是种战略的武器。东北的转基因玉米的种子百分之三十时美国的转基因种子。对于这里边的开放问题，要进行全面的检讨。
同时在国内要坚持和完善农业的基本经济制度，绝不能否定农业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要走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不是公司加农户，不是资本下乡抢农民的饭吃，而是要把农民怎么合作起来，怎么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我们要不要龙头企业，要。人家国外的龙头企业，是抢国外的市场份额。我们的龙头企业是抢我们农民的市场，赚农民的钱。人家的龙头企业是怎么和农民合作，把农产品搞到国外去。这些问题都应该调整，我们应该吸取大豆的教训，决不能出现第二个大豆现象。
在进行WTO农产品谈判的时候，从维护国民的食物主权和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决不能轻易让步，不能开放的坚持不能开发，糊里糊涂开放的一定要坚定的该过来，逐步逐步的收回来，比如大豆，玉米。如果再出现第二个大豆，比如玉米，那么相信中国只有被别人牵着鼻子往前走了，你根本没有办法，玉米涉及到的范围更加广泛，涉及的农民更多，影响更加广泛。为了这些安全，应该尽快建立农产品武器战略研究的机构和战略决策的部门。
六、现场问题解答
问题一：农村合作社、资金互助社如何推广？
李老师在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搞了很多的合作社和资金互助社的试验推广，以资金互助社带到生产发展，带动消费超市，有了资金互助社做基础，其他的就好做了。李老师他们做了很多典型，合作社不是不好做，而是缺少外部专业人员对农村的协作，农村办理一个合作社，需要外部的协作。 因为农村对于合作社已经没有记忆了，中央党校地方党校也不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学校里更是不培养，所以缺少人才来协助农民。李老师根据这几年接触的大量干部学生农民得知，大家都希望去建设合作社，但是就没有人懂。政府还是习惯下指标下命令的方式去推广，完成什么指标，完不成就一票否决，战时习惯仍然很流行。他们不能提供协作给农民，他不能进到一个农村里去，去了解农民的需求，去了解村里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弄明白，了解从哪里做起。农村需要人们帮助把各种制度做出来，给他们培训，一直到开业，还要监管。一个合作社做起来，要做上一年，成熟运转了才可以离开。以后还要派人回去检查，出现问题要帮助解决。而现在的干部怎么做呢，乡里的住县里，县里的住省里，省里的住北京。所以首先要培训干部，培训人才，让他们学习怎么做，走这么一个过程，这就是学习。想帮农村做些事情得时候，光有热情不行。农民这个群体是需要协助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利益有纷争的时候，有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等等都需要协助。所以协助者非常重要，需要千千万万个协助者，所以毛泽东说，让知识分子下乡也是这个道理。
问题二：这个政策中央支持不支持？
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关于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政策是大力发展新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是公司加农户；而去年三月份国务院总理的报告的表述，是要发展公司加农户，发展专业合作社。这是什么意思，党中央的意思是扶持农民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而国务院的报告是发展专业合作社，这不是农民合作。所以国务院的道路和中央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中央支持，国务院需要把这个政策修订过来，符合中央的决议。
问题：在全国转基因种子已经销售到什么程度了？
到底有多少份额，政府没有统计，因为目前没有政府监管。但是转基因种子扩散非常快，商业化步伐非常快。主要看将来政府以后采取什么措施。
问题：李老师所持有的观点，在高层影响怎么样？有没有人到人大去提议案？有没有人去保留中国的自有种子？
实验室肯定保留原生态的种子，但是大规模保留的没有。搞研究也需要保留原生态的种子搞实验。关于农产品安全，过去主要讲农药问题，从更深次意义上，从食物主权安全角度讲述的学者不占主流地位。但是这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李老师反对转基因，但转基因只是一种技术，如果以后都用转基因渔民生产汽油，也不是坏事。作为一个技术，每个过国家都有权开发转基因技术，问题是谁来主导，谁来控制。如果以商业资本的力量来搞，那问题很大。第二个问题是，老百姓有没有知情权。这个种子，产品是不是转基因，用了这个转基因种子之后有哪些问题，再用其他种子有没有影响，吃了转基因农产品有没有坏处，百姓有权知道。第三，就是关于转基因的研究和应用问题，人民应该有参与权，应该决策透明，人民有决策权。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国家给了大量的钱，是用别人的技术，自己做个小小的修改。这些国家不知道，消费者也不知道。有的学者一年就可以得到民间，国际NGO资助，得到一千万两千万，只要有地位有声音就给钱。如果转基因种子一斤二三十块，一亩地好几斤种子，中国多少亩地，这里边利益很大。媒体也要为了广告，为这些人说话。所以这是个慢慢发展的问题，才可能影响高层。但是有人说总比没人说好，关键还在于消费者的知情权。只有我们关心这个，在意这个，问题才可能解决。
问题：现在乡村自治的状况是怎样的？
九十年代，两千年左右，农村自治是个热点问题，现在来看，讲乡村自治的学者、媒体的声音都比较小。我们过去讲村民自治的时候都是有个前提的，在村里村民自治是个上层建筑，是有经济基础的，都是依靠集体经济和双层经济体制这个经济基础的。我们八十年代搞村民自治的时候，当时的情形是因为进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经济大发展，乡里比县里发展快，村里比乡里有钱。82年到86是乡镇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是集体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但是到了88年的时候，集体土地办乡镇企业就不行了，县里办开发区，招商引资，有优惠政策。这样乡镇企业就发展不了，但是根据财政分灶政策，乡里还要按比例递增上交税收，那就只能给农民加负担啊。给农民加负担，农民没钱，就不消费，乡镇企业就跨了；乡镇企业跨了，就再给农民加负担，于是形成恶性循环，集体经济，乡镇企业最后都跨了。农民没钱了，集体经济垮了，乡镇企业没了，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没有了，只剩下了选举了。到处的选举搞的很热闹，没钱了，选出来也不能做事。而现在税费改革不收税了，更没钱了，议了也没钱支持。所以现在的村民自治是，选一个村长，工资乡里开，村里不开了，所以村长是为乡里而不是为村里说话。有的地方村长选举很激烈， 因为可以卖地，政府开发高速电路，城市路，要征地，而村长作为中介代理卖地，可以赚钱。村民的自治基础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要建立村民自治，就需要重新构建农民的经济基础和新集体合作经济。当村集体发展很完善的时候，村民自治才能完善。当然我们的村民自治制度也很有问题，用美国选总统的方法来选村长。而我们的乡村是个熟人社会，用这种竞选方式不一定最好。不是我们不会搞民主。我们乡村原来有推选协商制，选出来的人也可以服众，即使没有警察机构强制机构，也能服众，可以办事。可是搞竞选制选举，没有强制机构保障，不投你票，就是不服从你，就不配合工作，村长有什么办法。这就是目前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个发展及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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