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改革开放观
——杨帆、韩德强
2005年1月30日下午2：30，举办了春节前最后一次讲座，题为“新改革开放观”。讲座邀请到的顾问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教授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韩德强研究员。
首先由主持人范景刚先生对讲座的主题“新改革开放观”做了一个背景介绍。去年是改革开放过程中重要转折的一年，具有历史性意义。国有企业改革大讨论引起全社会的关注。“8-28事件”，使国企改革为更多人所了解。9-28，杨帆、韩德强、王小东做客新浪网，反思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权力资本化。缺少政治改革及对权力的约束而推行的改革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9-28提出要改革开放，但是旧思路有问题，需要新的思路。10-4，杨帆、韩德强在做题为“开启反腐败的新纪元”的讲座，认为纠正改革中的错误首先需要彻底反腐败，打掉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没有好的干部队伍，再好的政策和制度也没有好结果；还谈到了各类超越底线的腐败问题。此外，在04年夏，北航招生丑闻、以及其他几所高校的招生丑闻，及同时报道出来的一些悲剧事件如学生交不起学费父亲自杀母亲卖肾等等，使得社会上掀起对“教育产业化改革”的激烈批判。为此，《读书》、《中国社会科学》和网站联合举办“反思教育产业化”的研讨会。反思改革开放，我们既要看到成绩，更要看到问题。旧的改革开放观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的积极作用已经发挥殆尽，而消极作用已经十分突出，成了进一步深化改革，走向良性道路的障碍。这是我们提出新改革开放观的大背景。关于这个新改革开放观，必定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这是最根本的立场。
在讲座正式开始之前，主持人范先生先请到场的朋友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一位在美国留学做律师的女士，谈到了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怪现象，她认为这一切都源于西化论对中国的祸害。她尤其推荐了2000年人民网强国论坛上的一篇文章《五四文化传统不破，国无宁日——剐李慎之》，被海外誉为近年很是切中时弊的好文章。中国现在诸多论调，汉奸哲学、买办文化、哄抢国有资产、马立诚的“对日新思维”等等，究其根源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但胡适等人为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投降。而实际上西方并没有什么文化，本质上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动物而不是人干的，而中国文化是君子文化，教人做君子不做小人，教人向善。西方的一些著名学者也认为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方向，开始寻找孔老夫子，人类的出路在文化上是中华文明，在政治上是共产主义。而西方有什么可学的？日本学习强盗逻辑，最后自己也成了强盗，烧杀抢掠，现在也是美国的一条走狗。我们以前所宣传的很多说法都需要反思，像落后就要挨打，实际清政府比谁都强大；像说中国没有民主，实际孟夫子就说过“民为重，君为轻”，不是民主是什么？现在的西化派实际上是黄皮肤的西方免费走狗，他们对西方盲从，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认识。对外关系上认为中国的实力不够，但毛泽东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就毫不含糊地与联合国军打仗，实力怎么就够了呢？现在倒好，人家撞了我们飞机了，却把间谍当作贵宾招待。还说岳飞不是民族英雄，还有《走向共和》美化卖国贼李鸿章，下一步就该轮到汪精卫了。像马立诚这样的人在香港、台湾也会被爱国青年打，在大陆却可以升官，真是怪事！当年陈嘉庚先生说过，敌寇未出门，言和者即是汉奸。我们现在不但替汉奸翻案，还一味贬低毛泽东。毛泽东是比秦皇汉武更伟大的人物，汉武帝还有文景之治可以传承，而毛泽东却在中国将要亡国灭种之际挽救了民族。所以说，我们的意识形态需要整合，很多所谓的至理名言需要反思。大陆现在谬论横生，比如精英，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词，现在所有西化派都成了精英了，在电台、电视台叫嚷的美国走狗成了精英，一句话，垃圾成了精英。中国是常任理事国，却缺乏自信，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一句话就可以顶回去，而大陆一直在花钱买外交，一个几万人的小国家就可以跟中国讨价还价，今天跟中国大陆好，明天跟台湾好。我们的官员还跑到美国去给美国人消气，岂有此理！WTO是丧权辱国的条约，基本上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结果，我们还要削尖脑袋往里钻。现在的中国经济是卖血的经济，什么都卖，而人家就只管印美钞就行了。我们还大力宣传外汇储备超过台湾了，实际上与台湾向美国争宠。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分明是西方的话语，我们照搬，也不想想，毛泽东算是绝对的权力了吧，但他直到去世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就这样绝对的腐败？所有这些荒谬的言论都需要我们进行辨析与反思。最后她再次向大家《五四文化传统不破，国无宁日——剐李慎之》。
杨帆老师到场，开始发言。
新改革开放观的提法，其实是酝酿已久的。去年8月以来其实形势有所好转，主要是8月支持郎咸平，策划谈话，使得这场争论不仅限于国企改革内部而且是群众对“权力资本化”极度不满。首先是政府表态，停止MBO，其次中纪委要开始清查国企改革，依我之见，至少要追溯10年，对侵吞国有资产的即使不定罪也要退回。
元旦发生的“林治波事件”，就是有人在多维网上歪曲报道，意图陷害林志波，足以证明汉奸的存在，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里通外国。此外，今年是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去年一个什么诺曼底登陆，英美就庆祝了好一阵子，中国也应该这么干。今年还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也应该庆祝。还有现在播的《汉武大帝》也不错，一播这打仗的气氛就有点起来了，但是还是回避了一点，就是清腐败。其实汉武帝打仗都没有军费，光靠清腐败抄家就有了。黄老之治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这一套，汉武帝固然有继承，但主要是自己想打仗，就收不动产税6%，然后发动群众鼓励告密，这都在历史上写着。可是电视快看完了，汉武帝都快死了，还没有抄家，实际就是不敢说，还不敢刺激那帮人。其实对外要打仗，必然要对内反腐败，没有敌人就不可能反得了。
前段时间54家跨国企业联名上书，抗议中国政府取消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其实中国政府、党就最讨厌联名，他们此举叫做触犯了中国政治的大忌。就有财政部出来说，这是干涉中国的主权。好了，现在终于可以看清是什么人在真正威胁国家了。到税收优惠这一点上就不谈WTO了，就不遵循国际惯例了，超国民待遇取消不了。不过中国这么多卖国部，总算是出了财政部这个爱国部。这意味着中国的民间资本在外资的压迫下要上升为民族资本，要打破各地的分割垄断。国企私企之争是一个伪命题，其实质应该是国家战略产业的概念。
我们要提“新改革开放观”，为什么？因为改革开放的旗帜已经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了。他们抛弃了种种伪装。首先，放弃了民生主义、“以民为本”的思想。新自由主义在95年实行“权力资本化”，背弃了民生。接着，在98年美国打科索沃时，背弃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当然他们背弃马克思主义、背弃毛泽东那是更早的事了。还有提“发展是硬任务”，这也被新的领导人打破。我们提的是“科学发展观”，“绿色GDP”。有学者写过一本书，算过一笔帐，现在的环境破坏损失已经比经济的存量还大（注意，还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量），经济每年增长9%，环境每年损失300%（注意，不是3%）。我本人对国有非国有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国家控制，他也不赞成极左回潮。有最后一条既要与新自由主义也要与老左派争的是，我们是反对改革开放还是支持改革开放？我们要用强大的爱国主义打掉全球化的话语霸权，把经济增长也打掉，就剩下改革开放的口号了。这是新自由主义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这里有三点需要明确。第一，讲爱国主义必须解决与全球化的关系，不然人家就会说你是义和团，是排外。那就是我们是否用爱国主义反对改革开放？我们要解释清楚，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我们说新自由主义“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自己不能犯这一套。第二，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的说法。就是周其仁说的，要维护改革开放。那个赵晓还说现在是他最悲观的时候。废话，人家老百姓都要绝望了！原来体改委的那帮人，杨启先、高尚全他们还说要封网，责问中宣部说这帮人反改革开放啊。本来说他们已经掌握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等，现在还要封网，亏得他们喊自由民主，这封网不就是搞独裁专制、反全球化吗？这也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结果中宣部说了，人家没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所以就剩这块“遮羞布”了。第三，逻辑。我们要用他的逻辑来说他。前段时间杨小凯死了，他可是主流经济学家里面的重要人物，要得诺贝尔奖的。他在文革时候谁都知道是极左，写了一篇《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宣扬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就连江青也不能接受，于是判刑坐牢。出来后他出国了，后来就变成极右，所以现在的很多极右派都怕人家揭他的老底。就是他们所尊敬的杨小凯，在死前说了这样一句话：要分清两种资本主义，有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要的是好的资本主义。接着吴敬琏他们就开始学，说什么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那么改革开放是否有好坏呢？逻辑是从他们这儿来的，你们的杨小凯说了，我们要好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在90年代被引入歧途。首先是六四有错，断绝了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南巡讲话以后推行的实际就只有经济改革。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次被扭曲。80年代虽然在政策上也是这样，但是至少在思想上不是这样，还有讨论，要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经济改革并行。经济改革推行在先，但决不可以代替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这一点在90年代基本没有。
90年代的第二次扭曲改革开放是95年开始的“权力资本化”。在顺德、山东、苏南等地做企业改制实验，就是把一些中小型的乡镇企业和市县级国有企业私有化，送给企业的领导。这些乡镇企业名义上集体所有，平心而论，很多只是戴着红帽子，挂个集体的名字可以少收税，实际上很多确实也是那些老板们自己搞好的，送给他们即使是不公平但至少还是可以容忍的。就是一些县市的小型国有企业，因为很多也都是亏损，给了也就算了。给完后就进行了第一步的权力资本化，比如哥哥是镇长，弟弟是企业家，其实送给谁都是一样的。问题是有权力的人尝到了甜头，从此走上了以强欺弱的道路。80年代也有这些，但是违法而且也不合理，但是到90年代就认为合理。95年这是第二次扭曲，当官的是既得利益者，当然不反对。
第三次扭曲改革开放是在1999年开始的科索沃战争，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造成的重大打击。因为对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精英变质，转向对外妥协，一让再让一退再退。如果说80年代改革开放还是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少数反对的是左派的原教旨主义者），北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但是现在一讲改革开放就是张维迎的那一套，已经是臭狗屎了。如果说第二次扭曲是依靠权力不靠百姓，假设目标没错，只是依靠的力量出现了错误；那么第三次扭曲只能是对内欺压老百姓，攫取本不属于他们的那份利益，对外一味妥协，走买办化的道路。
这里就涉及了大国战略与国家安全。本来北约打科索沃，威胁俄罗斯的利益，我们应该与之结盟，但是上层吓破了胆，不但不结盟反而去美国谈WTO谈生意，给美国人消气。一个大国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谈这个？这是美国霸权的第二次升级，第一次是在老布什打海湾战争的时候。这分明是宣称人权高于主权。其实米洛舍维奇也有问题，也未必不能进行国际干预，但是要干预也要由联合国。结果江泽民访问欧洲的第二天，美国就开始轰炸，就是看你有种没有？脱离了权力系统，离开了前呼后拥的环境，怎么办？其实就该中止访问，到俄罗斯去会见叶利钦。可是却要去美国谈买卖，好像借机能捞着什么好处似的。朱镕基的拙劣表现谈了一个月，在最后一天就没签。助理国务卿再来中国谈一个月，也没成。这次是因为炸大使馆。这就是用改革开放的合法性放弃国家安全问题，只要谈成就行，可是越这样越谈不成。
美国借机扩大科索沃战争，压制俄罗斯，而中国没敢与俄罗斯结盟，结果谈买卖被人一巴掌给抽回来。后来俄罗斯让米洛舍维奇投降，但是利益有俄罗斯的一份。这时南斯拉夫已经被打服了，而中国则被排除在大国角逐之外。就这样改革开放的三次扭曲再加上急于加入WTO，忽略了国际战略大国角逐，而且签的条约有问题。在这次损失了国家安全利益以后，就有了对美软弱，就有了后来的撞机、台独、日本这些事。实际上炸馆就是试探中国的精英们有无大国的安全战略。我们说的纪念毛泽东什么的，都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具体事情的比较，就像这件事，大家就想老毛在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依我看美国打阿富汗，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应该有2万人进驻巴基斯坦，是应巴基斯坦政府之邀，不是侵略。然而穆沙拉夫要来时，我们却是婉拒。这一点斯大林和苏联就是厉害，希特勒打波兰、捷克，你占一半我也占一半，你是侵略我是为了国家安全，他们还签了互不侵犯条约。可是中国做不到。其实就应该这样，你美国不是要反恐吗？我帮你反，你交钱，中国派兵进驻巴基斯坦。我们首先稳定局势，因为美国打阿富汗，巴基斯坦就混乱。塔利班是普什图族人，而巴基斯塔的普什图族人占一半，所以政局不稳。而这时印度又来一手，导致西南边境局势失衡。就应该我派兵，你出钱，打塔利班，但是就不听。其实也不用打，我们跟美国要价1000亿美金，中国、巴基斯坦、塔利班三家一起分了，让塔利班换个地方，去欧洲练去。要是美国乱来，中国跟俄罗斯就出兵先占了阿富汗，一人一半，反正不能让美国进来。这些跟社会主义无关，是个大国就应该如此。
这种背景下谈经济竞争不合适。然而像时殷弘这帮人又发明了“帮凶理论”，即：霸主来了，与之对抗就完蛋，只能当帮凶，而且还有所谓的霸权的转移。我这人不懂造理论，谁爱造谁造去；我就喜欢讲历史。三大宗教四大文明就是讲历史。信佛教的有10亿人，我看它就是讲故事，小人书不到20页就完了。基督教的圣经有逻辑吗？有数学模型吗？都是讲故事，都是瞎编。中国的《论语》也不是什么理论著作，就是一个语录，还是孔夫子的弟子编的，孔子自己就不造什么理论。还有《二十四孝》，我记得很清楚，都是孝子的故事，我奶奶小时候给我讲，特有印象。讲大国崛起也就讲故事讲历史就够了。首先要清理新自由主义。而台湾问题上的速战速决就是先承认了新自由主义，说半个月打赢，要不然我们经济受不了。但是经济受不了可以调整，即使是打起来也可以调整。当然现在调整更好，只要调整就行，也不用打，这边一调整，那边就不独了，也就不用打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我们要先谈历史，目的、手段都要重新论述，从新自由主义那里争回话语权，至少可以说你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只是其中一个战略，不是根本战略，不是大国崛起的战略，也不是大国安全的战略。以前弄得，好像谁一提安全谁就是反改革开放。现在我就要说安全是第一线的，因为中国的老百姓虽然怕穷，但是更怕别人来烧杀抢掠，所以这一点，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观，立住这个逻辑就是要否定资本的逻辑。
接下去是韩德强老师发言，他首先从管理学上的一个案例谈起。
先也来讲一个小故事。美国的行为学家、人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梅奥曾经做过一个霍桑试验。本来他想找出生产效率随着工作场地照明度、休息时间等等环境因素的关系曲线，但是他发现不论是增加还是减少上述因素，试验组比对照组的工人效率都要高，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发现原来的工厂工头对待工人特别苛刻，而试验小组的工作人员却比较和善，工人在访谈试验中可以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思想，发泄自己的怨气，生产态度有所改变，由此就提高了效率。当然，后来也有人提出异议。经过分析，管理工人要提高效率既要有冷脸也要有热脸，要两者相结合，单靠哪个也不行。由此引出话题，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经济应该既有计划又有市场，新改革开放观既非计划万能论也非市场万能论。
旧改革观是可以允许犯错，但是不能允许不改革。新改革观是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能改的，什么是不能改的。比如，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的地位，恐怕是不能改的。在一个家庭里也一样，原来叫爸爸的还是该叫爸爸，这点不能改，这种不自由恰恰是一种亲情大锅饭，本质是一种福利制度。回顾西方的工人运动，有几点是要争取的。一个是争取计件工资变为计时工资，另一个是争取小锅饭变成大锅饭。就是通过罢工争取不能随便裁减员工，即使要裁减也要提前6个月或者1年通知，而且合同签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这期间企业不得随便开除工人。由此可见，铁饭碗是一种福利。确认铁饭碗，承认档案工资不能动，工人的基本福利不能动，这些都不能改，在此基础上再想办法发动工人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应该是这种改革的思路。
同样的，开放也有什么能开什么不能开的问题。一般的家庭，客厅是可以对客人开放的，但是卧室就不能随便进。我去芝加哥发现一个现象，芝加哥没有霓虹灯，而上海却满大街都是。后来才发现人家是贵妇人的气质，是不能随便开放的，我们是浓妆艳抹，浓妆艳抹的妓女当然是可以随便开放的。有时彻底地开放意味着失掉尊严，我想还是有些人是有所保留，不能完全开放的，比如对于一些人，良心就是不能交易的。我们还应该分清，哪些是改革带来的好处？哪些是改革前的好处？哪些是开放的好处？哪些是开放不足带来的好处？比如中国的彩电业，是开放带来的好处吗？恰恰是关税保护的结果。
另外，我们还可以探讨，哪些是可以计划的？哪些是可以市场的？公安部破案是不是可以市场，由两个专案组竞争？监狱是不是可以市场，住得不舒服就换一家？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三个政府进行竞争？因为理论上两个政府还不彻底，还可能进行合谋。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一切市场化？再引用王小强的一个例子，如果家里只有一个抽水马桶和一套下水管道，它们就对我们形成了垄断关系，我们为了获得自由，是否必须安装七八个马桶让它们来竞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种种计划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城市规划讲的就是计划，不能随便建，随便建就成了违规建筑了，要是建的人乐意大家就有了意见。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是：有计划就有权力的存在，有权力就有腐败，所以反腐败最彻底的就是去除权力，但是这样中国也就失去了现代社会的特征了。现在社会正是在复杂的计划下运行的，去除计划，只能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
市场经济说人都是自私的，这是一个极端。不可否认，社会上还存在着另外的一些无私的人。让无私者在计划领域活动，让自私者在市场上发挥它的能动性。用德治和法治的结合的办法，市场靠法治，计划靠德治。有人说德治靠不住，那法治更靠不住。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们的法律是越来越多，可是犯法的人也越来越多。
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有一种病，两个无关的神经搭在一块了，西医用的是加块夹板，把两者分开，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制度，但是没过多久，两个又“勾结”上了。社会就像一个人体，个人就是一个个细胞，如果每个细胞都个人利益最大化，那这个整体的人就完了。人恰恰是有底线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只是勇夫而已，而不是仁夫，可见像良心、道义这样的东西还是不能被交易的。
共产党自称是没有自身利益的，要解放全人类，这本身就是肯定好人的逻辑。现在如果没有把好人的因素完全排除掉，就不应该这么彻底地迷信法治和制度。所以，我们应该考虑利己与利他的结合，市场与计划的结合，政府与社会的结合，等等，不盲从迷信，不走极端。
其实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左右都有误解。左的误解是问和谐社会还有没有阶级？右的误解源于巴斯夏。他为亚当·斯密所推崇。巴斯夏认为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追大化，就能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他也称之为和谐社会。殊不知，他所看到的只是静态的和谐，实质上是动态的不和谐。杨白劳和黄世仁的契约，静止地来看，杨白劳借到了粮食可以活命，黄世仁在收获时可以得到双倍的偿还，是双赢，是一种和谐，但是秋天遭灾颗粒无收，那可是要什么东西都归黄世仁的。客观地说，喜儿也是自由契约的一部分。但是这样一个静态和谐的契约代表的是力量的不均衡，实质上是动态的不和谐。螳螂捕蝉，对螳螂来说是一种静态的和谐，但是它不知道后面还有黄雀在的等着，它不知道这可能是动态的不和谐。这实际上是一种零和博弈。再往下推演，还有可能是负和博弈，那就是一天晚上杨白劳翻进墙去，一把火把黄世仁的房子给烧了，而自己也被衙门抓住枪毙掉了。巴斯夏和亚当·斯密基本上是只看到第一步，没看到第二步，更看不到第三步。
所以，怎样能既利用市场经济调动人的积极性的这点，又能避免市场竞争对人的剥夺性压迫，这就需要国家的干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政府既靠法治，又靠道德，这样既能带来快乐，也能带来幸福。而现在基本上是有快乐无幸福的状态。所以我们追求的应该是承认道德的整体论和系统论，当然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个性的压抑，比如说在这个讲座上，如果我在说，下面就受到约束，至少讲话也只能小声嘀咕。而西方的原子论，确实可以满足个性解放的需要，但是个人一解放，别人就被压趴下了。马家爵个人情绪一解放，那几条生命就这样没了。西方倡导的就是这种个性的解放，情绪的宣泄。就像强奸犯，一时间来了情绪，就要求解放，这能行吗？
所以我们要和谐，彼此间就要有整体的系统的协调。这点就要求我们彻底反思西方的经济学、哲学、社会学上的这种孤立的静止的原子论。
杨帆：新改革开放观应该解决定义公平和效率问题，公平第一，效率第二。重新定义和平与安全的关系，安全第一。如果说我们在80年代可以牺牲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话，现在不行。
韩德强：其实应该叫公平优先，效率自在其中。现在两极分化那么严重，造成内需不足，产品卖不出去，银行形成呆坏账。如果说现在的工人农民每人的工资涨1000元，那很多东西都可以卖出去，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等，相当于原来有50%的生产能力闲置，现在都运转了还不够，还需要新建。产品卖出去了，生产可以良性循环，银行的呆坏账也消了。这就是公平优先，效率自在其中，两者是不矛盾的。但是原来的那种状况，比如说拼命的裁减人员、压缩成本，在一个企业，在微观意义上确实可以提高效率，但在宏观的整体意义上可能是效率低下的。前者是原子论，后者则是整体论。
杨帆：周其仁的观点认为公平第一是没有标准的，效率有标准。但实际上效率也没有标准。出口裤子赚一些钱，看起来有效率，但是不能造大飞机。以前的计划经济是总体效益论，可以个体亏本，总体赚钱，发展战略产业。从拉动产业这点看，宏观上确实是有效的。
韩德强：这就要求把握好计划和市场的平衡，宏观与微观、长期与短期的协调。比如说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他怎么样效率最高？短期来看，他就应该马上打工去，这个马上赚钱。但是如果上学念书，可以有更长远的发展。当然，出现了矛盾怎么办？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上学怎么办？就应该学习好的弟弟读书，学习不好的哥哥打工，哥哥先赚钱供弟弟上学，弟弟毕业工作了再“反哺”。这就是前三十年的以农补工的逻辑，也是研制大飞机和建造三峡大坝这种大工程的逻辑。前期是大量往里面投钱，后期出成果就是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出来，这样就可以有工业反哺农业。
杨帆：林毅夫有个观点，他认为计划经济是不公平的，赶超战略导致了这种不公平，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他认为赶超战略错误，现在的市场经济可以效率与公平兼得。他认为社会主义最不公平，对外不遵循经济规律（赶超），对内拉出铁饭碗、特权阶级；为了赶超压榨了农民。所以应该放弃赶超战略，否定社会主义。
韩德强：首先公平是相对而言的。如果说绝对公平是1，绝对不公平是0，那么以前的计划经济可能会是0.7。相对于0，它很公平；相对于1，它不公平。前三十年的公平比起理想状态还有不够，但是比起解放前，那是绝对的进步，同时比起西方工业化原始积累来说，也是大大的公平。右派否定社会主义有个招数，就是走极端，就是按社会主义的思路推导出一个理想模型，然后把现实与之对比，说你这社会主义不行吧？其实谁也没说社会主义是马上建成的、无缺陷的，它是需要过渡阶段的。再谈效率，林毅夫既然提到赶超，那说明他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我们的效率，赶超就是效率高的表现。不过，他也有一点说的对，如果我们外部没有威胁，确实可以放弃赶超战略，当然如果按他的说法做的话，13亿中国人的命运恐怕是和黑奴一样葬身太平洋！
观众发言。
甲：麦当劳的一个店长如果经营服装鞋袜的话，可能赢得比较多的短期利益；但是麦当劳就不可能做大做强。（韩德强：实际上他也不可能得到短期的利益，因为服装鞋袜的销售也是需要品牌的。麦当劳实际上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企业，它的店长的工作其实非常轻松，因为配方、员工培训、形象设计都不需要他操心。这就是美国的企业。我建议大家可以读钱德勒写的《看得见的手》，它里面就讲了美国大公司的发展历史，靠的全是计划。所以现在新自由主义的这帮人学的是巴斯夏、亚当·斯密的理论，而不是钱德勒的理论、《看得见的手》的理论。我们的市场经济学的也是美国18世纪的市场经济，而不是19、20世纪的现代化工业化理论。）
乙：我们国家安全观念的缺乏不仅仅是经济学家，还有很多政治家。美苏两国在冷战期间，间谍、反间谍工作很厉害，建造自己驻对方国家使馆的所有砖头建材都是自己国家运过去的，而且开会也在一个国内特殊制造好、空运过去的密室里商议。而中国领导人连这个都不懂，自己也学着搞一个空军一号，花了大概两亿美元，被人家装了无数的窃听器，即使是国家安全局的人员现场监控人家组装也没发现，因为这些窃听器不是组装时装上去的，而是制造零件时就加进去的。实在没法用，直到现在还停在南苑机场，连民航也不敢要。
丙：毛泽东实际上是为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做出贡献的。解放时，我们只有几十万产业工人，到建国后，正是因为我们发展战略产业，所以带动很多农民招工进城，提高了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水平。如果说还有城乡二元对立的话，只能说是工业化进程还没有完成，这样的话，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不够；而是工业尚未对农业进行有力的反哺。
丁：我们最关键的是重新分辨我们的目的和手段，我的理解，新改革开放观就是让改革开放重新回到手段上来，而不是目的。
本次讲座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尽管临近过年，尽管外面寒风凛冽，但是大家在却感受到了如沐春风的空前的热情，这种热情正在积蓄，总有一天它必将消融一切坚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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