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读中华文化
时 间：2005年11月22日星期二晚6：00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
主讲人：老田先生
下面是现场速记稿，未经主讲人审阅。
主持人：
各位同学，晚上好！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双周名家的学术讲座！在大学的学生当中接触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就是文化，那么在中国大学里的学生接触的比较多的一个词自然是“中华文化”，我们怎么理解和认识中华文化，如何诠释和阐释它，其实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着，形成了很多的文化观，形成了很多次文化的论证。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田力为先生来给我们做这个问题的学术演讲，我们聆听一下，田先生如何阐释和解读中华文化的。下面我们以掌声欢迎。
田先生：
对于中华文化的解读已经有非常多的文献，我们今天来谈这个话题是我们重新审视这个话题，就是对以前各种阐释有一定的意见，一个最主要的方面我自己的专业是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因为这方面过去的研究还很少，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研究也不是最后的研究，我们只是提出问题，我们要得到很好的重视，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中华文化这个词，我们也要做一下界定，在文化这个意义上看，有人统计有两百多种概念和不同的内涵，我来用这个词做一下界定，因为我从政治和国家管理这个角度来看，我把文化看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秩序的总值在传递，还有在民间的认同，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来形成一种不同的社会秩序，用这个方面来看待这个文化，把它当成文明，作为精神遗产，这两个范围之间，我自己特别重视，文化是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管理文化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讲的主要是这些。
中华文化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多，我们采取新的角度，今天给自己放得松一点，有很多问题不做交代，做一个前提提出来，第一点我讲，中华文化它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样式有很大的变化，这个文化的内涵有非常大不同，这一点主线上怎么看待这个文化。我的基本判断中华文化是合作文化，主张是以合作为主，跟西方近代以竞争为基础，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这种文化形成区别，所以这个意义上它是中华的，而不是西方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中华文化经过很漫长的历史，特别是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现在还没有定形，他还在为我们这个国家，怎么实现工业化时代，我们这个民族在工业化时代怎么样生产，怎么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调节，这还在不停地发展之中，今天谈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太多的共识。在二十世纪我们知道，整个大的社会主流思潮有非常大的变化，在五四之前传统派占优势，五四之后西化占优势，在三十年代社会思潮星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占了优势。最近20年又发生新的变化，整个中华文化二十世纪历史非常浓，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把这些东西反回到日常生活里面，人如何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生活，我们古人的主张，在这里面阐释这个内容。
我们刚才讲中华文化从创立时代开始，经历非常不同的历史阶段。为了叙述方便，我提出一个概念，理解历史的框架，根据生产和生活的不同，人类历史可以非常鲜明地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个是前农业时代，按照原来大家比较熟悉的说法，在生产部落的生产方式。第二以农业革命为标志，那么在农业革命完成之后整个社会生产和生活基本上受农业核心产业广泛普及的影响，整个社会关系包括利益分配关系，都受这个产业的主导和改造。在这个共识性事件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中国和西方非常不同，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我们做了一点交代。从前农业时代我提供两个方面的内容，中国的农业化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二中国的政府对社会基本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利益分配关系的影响。在农业社会持续了很长时间以后，大概从1840年开始到今天，工业化在不停地进程，有时候快，有时候慢，这个过程，工业化对整个社会关系的改造，对社会关系的定位都不能说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虽然有有人认为我们到了最后关头，但是没有共识。
最近在经济学界有了争论，刘国光老先生发了论文，我们不评判他，这说明对未来社会关系怎么定位，我们国家有现在的资源和剩余分配，在学界和思想界没有解决，而且这个争论非常凶。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工业社会我们国家的自然特点，我们社会关系应该在什么地方可能定位，我们也展望一下。在这里面我们讲到，在中华文化课题下面讲，它跟传统的农业时代形成基本内容有什么大的不同，在这一点上我们特别要强调，工业社会是真正竞争的社会，而且利益高度分化，认同程度下降，跟农业时代的熟人亲戚关系组成的社区完全不一样，在这种社会里面，竞争是根本性的话题。在工业时代有没有不是西方那样的竞争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重视毛泽东的探索过程，他基本上不是西方的那种竞争模式，他怎么样提高我们自己的竞争力问题，在这方面我作为一个内容来回顾。我们刚才讲了三个阶段里面，我认为中华文化有共同的局限，合作文化，合作文化在工业化时代的代表选定为毛泽东，当然毛泽东他想做一个全人类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在工业化时代，在竞争的环境里面，他做了很多极端的手段，最后招到很多麻烦，这一项思想遗产有价值，而且这样一项思想遗产给整个人类最近200多年来，工业文化的时代的思想，完善了思想体系，有全面的对照价值。
我们从第一个历史阶段讲起，中国的农业化过程。农业化过程里面我把它定位为为了实现农业化过程，中华文化是怎么产生的，在这个时代上我们不讲道理，把它定位为从周代兴起到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代里面根本的社会问题，提给社会思想家，原来在前农业社会，在小社区时代的全面合作，被迫全面合作状态已经瓦解，新的资产竞争真正避免毁灭，所有思想家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时代有道家，墨家，法家和兵家，兵家是在战场上。法家和兵家是运用思想范围，在很多方面综合了几家的思想。这里面我认为道墨都是合作的，在那个时代新的社会应该怎么样，管理团队应该怎么样？像老子认为，新的社会关系定位必然药用新的管理权利，无论哪一种管理权利必然要走向反面。有三句话很多人都会非常熟悉，第一句话叫做不上贤不真，谁说的是真理谁是贤人。只要你把阶梯引入，把竞争带到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千百年在学术圈里面非常常见的现象，文人相侵，总认为别人的是废话。我们今天社会可能多元化发展了，原来动不动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种话现在比较少，说明宽容程度在上升。这种竞争他认为跟着上贤过来的，只要社会有思想权利，社会有选拔标准，竞价标准必然会产生这种状况，这不可能有例外。
第二种，是对利益的调整。大家将来当经理，大家不爱钱这个人没法管。
第三句话，不限可欲。八十年代报纸上宣传万人货，发财致富的人带红花，刺激利益方面的欲望，按照西方人说法是理性化管理，提高黄金白银对人的吸引力。只要你这么一用，最后的结果本来我管理是为了大家向一个方向努力，但是你把人的欲望刺激起来以后，使民不为道，有可能用非法手段来拿这些东西。本来我钱很多是亿万富翁，有一系列社会价值的内容就传送进去。我们北大的先生天天在写文章，可口可乐给我们社会带来多大财富，获得的手段变得不重要，这就是张维迎先生主张的赦免罪，这样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是为了管理社会，所以把这个东西提出来用，结果把它刺激到反面去了。在这个意义上看，老子从我们人类历史上，东西方最悲观的一个人，只要你设置各种权利，不管是经济权利，还是文化权利，还是精神权利，这些权利最终都是少数人压榨多数人，这种结果反而把社会分化，社会矛盾推向极端。在小国寡民，大家没有分工，经验差不多，在信息上平等，没有谁是先生谁是学生。在很平等的状态下，至少这方面的分化没有了。大家很容易在熟人的社区里面，很容易对权利制约。
从中国历史看老子确实很英明，今天对未来得力是没办法乐观。去年北大的先生访问91个专家，71个人认为为了社会有危机，我个人对未来比较悲观。悲观者是深刻的，不是历史退化论的问题，乐观者是肤浅的，竞争是把我的利益无限地扩张。为了管理手段的生效，我们让人们勇敢追求利益，告诉人们追求利益就是光荣。实际上我们也是走到反面上去。那么愈家在政治上面是现实主义者，反正原来的社会已经崩溃，大家生活在一个高度紧密的社群里面，脱离就没办法生存，生产也没办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依赖于这个整体，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相当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彼此相互认同，利益没有分化，在彼此高度认同的社会里面，不需要强制性的管理手段，这就是自然。自然不要强制性地管理手段，一切搞定这叫自然。自然状态和大同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区别在于不都的地方，大同指人与人彼此的利益结构完全一致，没有分化。自然就是做这种状态下，不需要强制性的管理手段，仅此而已。
在这里面发展了很多的学术，有一系列的主张，核心的主张我们经常提到内盛外亡，所有的外亡社会要有低成本的管理，要高度认同。社会高度认同的关键，社会的统治阶级掌握权利的不滥用权利，统治阶级不排斥就认为社会大部分问题能够解决。社会没有自动的合作，这种情况下在管理下实现，管理必然带来权利，有各种权利，社会分化跟着上升，也会带来后果，他们也看到后果，但是除此以外没有办法。默家很注重个人欲望的膨胀，他认为个人欲望膨胀有限度，原来人类发明新的东西的时候，本来为了满足最低的愿望，为了饱暖要穿衣服，为了出行方便所以发明了车。后来这些东西走向了极端，为了穿得好，无限地向前推进，衣服非常豪华漂亮，很多人没有饭吃。社会里面很大的原因跟个人的欲望有关，最理想的状态大家都不要走极端，不要把自己的利益向外推，不要为争夺利益用不正当的手段，用战争相互掠夺，因为他涉及到个人欲望的管理，在这个意义上看他的管理对象涉及到每一个人，最后的结果他发现没有低成本的管理手段可以用。如果没有上帝就造一个上帝出来，让鬼神帮帮忙，因为他们雇佣不用花钱，这样实行一种威慑，让大家不要走极端。默家变成同治性的团体，社会上只有少数人操作自己的欲望。人操作自己的欲望比较拉，老子有一句话，我始终摆不脱，如果我能摆脱我也不要吃饱，这句话是他悲观，绝大多数摆脱不了，还要在这方面作斗争。
儒家更加彻底一些，孟子有一段话，对内盛解释很贴近，“天降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一个人德行提高，感觉社会很像样子。孔夫子他到六十的时候，听了社会上没有什么刺耳的言论，每个人有自己的利益。到七十岁的时候，老了快要死了，什么欲望也没有的，也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欲望没有的时候他觉得境界最高了。在这个意义上看，实际上人类调控自己的欲望，他认为是外死的基础。孟子说得很清楚，他在这个意义上比墨家进一步，对统治阶级，后来梁启超把尊子翻译成少子，尊可以当控制讲，能够控制住自己的那些人，这种人不是一般的人，这种人也适合当统治阶级。如果人都有这种能耐，他去当统治阶级，他们就能做到不走阶段，这样社会比较核心，他希望经济学界有信息成本概念。只要尊子是好，统治阶级不走极端，老百姓不走阶段。别老担心老百姓谢偷东西，你悬赏他们，他们也不会干。
如果社会的统治阶级不走极端，老百姓都知道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有人帮我们关照。我们未来是可以的，我也不用走极端，多数人能在这种背景下完成自我调节，自我约束，剩下强制性管理手段只需要针对少数人就可以了。刑法是最强制的手段，一个是教化，这就是告诉老百姓应该做什么，你怎么调节自己的过程。从后来的历史经验看没有那么乐观，实际上也经常破产。我们国家有记载的历史非常漫长，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特别是秦汉以后，都发生王朝形式。政府相当于是一个小政府，老百姓不感到政府是压制性的，整个民心比较好。到王朝中期以后，矛盾积累很厉害。经济上的地主跟官僚进行勾结，由于王朝持续的年头比较多，结果是什么？在资产利益里面一切调节都不可能生效。资产会自动产生一种过滤机制，无论涉及多么好的，多么理想的那种制度，到他们的利益面前都给你转一个方向，所有的调节最后还是有利于少数人，不利益多数人。博得多人数的利益越来越膨胀，老百姓活不下去了，造反成本为零的，就不造反。个人利益无效的时候，集体主义精神就发挥出来了。只要用很低的成本贫民阶层可以走出来，低层人可以渗透到精英层。
从我们国家第一次大泽乡到毛泽东，这种情况很多。在原来反抗中间，就是锄头对镰刀，把这个拿到战场上去，这样的技术差别不利于统治阶级捍卫自己的利益。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这种形式不得到好转，这都是颠覆。到毛泽东时代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武器方面差距很大。有形势力，像经济势力，军事力量，武器这方面差别很大，这一次是大刀长毛对洋枪的差别。毛泽东写文章，我们要跟蒋介石比武器那是比不过的。所以我们在武器之外想办法。后来他讲，我们的小米加部枪比飞机加坦克还要厉害。在有形的势力以外我们有大量的无形势力，国民党方面在无形势力方面差别很大，有形方面的差距不能弥补的差别，所以天就翻了，所以革命就胜利。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老子已经说过，哀兵的两个条件实际上是平民阶层无限的势力，一是活不下去，竞争意识无限高，个人努力已经无效，这种情况要依靠一个集体。
毛泽东的位置不能再造，他选了很多接班人，但是没有办法传。毛泽东跟刘少奇，他知道他的威望跟不上自己，能不能在集体里面落下，但是还要抑制官僚走极端倾向，最后跟刘少奇分裂。他在党内怎么搞的，他让80％的干部做检讨。赵子洋死前出了一个访谈录，他说在毛泽东同志年年做检讨，不论怎么努力，如果不做检讨那是不谦虚。我们讲到这里任何行政体制里面都有这样一个困难，无论你是最上层的人是多么理想化，多么愿意推动大家向正的方向走，但是你的力量非常有限。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推动力量强一些，与80％的人作对，总是向这些人让步。特别是搞桃源经验，毛泽东认为他们是搞独立王国，叫底下的人靠边站，最后说干部分一类二类，最后看对工作什么态度，对上级什么态度，考评体系把他们丢到一边。所谓独立王国基本上大家勾结起来，你不说我坏，我不说你坏，但是政治风险比较低，是这样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广泛存在的，不管在政府里面，在企业里面也是一样。这种很严重的现实反映在理论方面非常迟缓，在西方也是一样，在美国出现大规模的企业，官僚制管理的企业，19世纪70年代开始，反映这种官僚走极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在20世纪八十年代，用一个什么样的模型，董事会作为委托人，各级经理班子是代理人，代理人对委托人有信息优势，最后要制约它，主导方向是很困难的，最后他想出什么高招。我们看在管理上有一个很大的弊端。把企业搞坏了，最后都归我多好，就算没搞坏，把它说成坏。我们这几年国企改革很厉害，各地都是这样，企业做账，把企业做亏损，那样政府就没办法了，就卖给了企业，成了这样的状态。这里面涉及到很根本的问题，我向大家推这种模型，管理需要是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不一致。你无论对个人如何让步，这个企业这个机构，还有其它的整体目标，还有其它人，这个让步走不到底。所以社会在这个中间循环也印证老子的管理壁垒，权利掌握在少数人手上操作多数人的命运，让步的结果还是没有极端，管理深没有出入，跟老子的判断一致。相信民族，相信市场，相信效率个人的幸福理念，跟我们以前的共产主义差不多，最后的结果都很糟糕。我们很清楚大概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起草之后，我们当时刚刚进学校对这个决定非常清楚。我们改革重要的问题是增强国有企业的合力这是改革的中心环节，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要强化权利。推出全面质量管理，你干什么事儿给你记账，最后出了事儿可以追查你。实际上在对工人威胁程度上集聚上升。我们知道在邓小平和四人帮之间发生争论，四人帮反对物质刺激，邓小平支持政治刺激。政治学解读，管理者把被管理者的基本生存条件作为管理手段使用，原来生产多少没有关系，管理者的权利很小，没有办法掌握。但是现在由管理者说了算。现在也是管理的两极分化，最后走到下岗分流，企业办不下去的，只要这么一搞国有企业效率就会上升，最后办不下去了。
让少数人掌握多数人的命运，能带来企业效力的好转，基本福利得到改善，整个国家的GDP都会发展，这现在不是很成立。我原来学经济学很关注这个数字。1985年开始改革，改革后果在普通人了解的效力是急剧下降。到1995年的时候，所有工业净产值下降了三分之一。在利润方面要下降更多，1985年是19.1％，是这样的一个后果，跟经济学家说的相反。管理方面不存在简单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个意义上看，我把它延伸到今天也是为了论证老子是非常高明的，所以大家要有兴趣，大家可以把老子的书找来读一读。
在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讲到今天还要讲另外一个特点，工业时代与农业时代不一样。在农业时代大家成长的时候，不一定非到这儿找食物，我们在田边在地头，我长大以后我自然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人，我能够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各种社会义务。到工业时代以后不行，我们必须从小学读到大学，读到研究生毕业就业不乐观，实际上还不太够格，我来之前我们楼下放着前程无忧招聘，出现最多的两个条件，一个是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第二要工作经验，工作经验好理解，企业不想要培训费用，你要先培训好，来了可以用。要有良好的关系，来了以后能拉来大量的资源，为企业增效力，这样一做很大问题，这两者在学校里不能顺利完成，除非像北京大学办的毕业班，这里面有大款，普通人大家都很难做这个事儿。在这个上可以提非常离谱的条件，实际上自认为有强势地位，反正你现在就业很多，没有就不答应。这次也是一种权利关系，能提这种很离谱的，就是这个原因。1990年我毕业的时候没有这种严重状况，我们班上的同学不用找工作，在学校等就能找到工作，基本上也是有白领单位，那时候没有高薪，可以等着长工龄。那时候我们的地位比现在大学生地位高。我们在武汉大学毕业的时候，有很多人来做工作，是不是到我们单位去。早几年的学姐们，好多单位都要让他们挑。工业社会有这样的特点，一个人要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个体，有很漫长的成长过程，有很高的教育成本。
在工业社会要有很强的权利，要进入到你的灵魂深处。我们在学校里，在工厂里，在日常生活中到处被人监视。在这个意义上看，在工业社会人的地位确实在堕落，而且工具化。我们刚才讲两个条件，不关心你的成长，只关心他的利益，最后他把你变成为他效力作贡献的工具。求业很多人的情况下，他有很高的选择权，有相对的优势，可以提一些不合理的条件，这是工业社会的第一个条件。
第二方面，我认为马克思的看法很有道理，生产社会化有一个严重弊端，原来养一条牛生产环境都具备了，没有大机器大工厂做依托，这样的依托要超出多数人的范围，劳动者不控制生产资料，我只是生产过程里面的小小的螺丝。还有一点我的劳动成果跟我没关系，我种田入我的谷场里面，劳动成果还是控制在我的手上。到工业社会我们没这种东西，我们出来以后孑然一身，上班以后家里什么也控制不住。在生产社会化过程实际上是权利集中化过程，跟多数人相互分离。早年马克思称为异化，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觉得自己的命运困难，我明白我的命运很困难，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这都很难。我来解释，最近二百多年社会科学聚集膨胀，在很多方面适应市场需要，我们想要控制自己的命运，想要了解自己的命运，但是确实在自己的范围里不了解，要去读书。博士毕业不一定明白，所以把问题提出来跟大家商讨。社会里面很多人讲民主，忽视基本结构性要素不可排斥，在这里面我提一下，毛泽东有非常好的设想，虽然他后果很严重，但是他的设想我认为是值得提给大家。权利跟大家分离的越厉害，我们对民主的需求就越严重。我更加迫切地需要要控制我的命运，我的命运受别人排斥的时候，民主的需要，市场需求就上升。毛主席时代有这样的想法，他认为生产社会化不能改，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多人跟生产过程相分离。另外控制权集中也不可避免，要改变权利的性质，权利必须为人民服务，不能为少数人服务，我把成为民主的下线，要让人们监督这个权利。我不知道有没有贪污，我可以贴大字报，你当官也得听着，在理论上无罪，但是实际上领导给我们穿小鞋。
我自己在企业工作很多年有管理经验，有民众参与权利的运作，我们刚才已经谈到董事会要控制集体班子都发生困难，最后要有条件让利才能实现。民众在管理信息，决策知识，包括决策时间，而且在现代工业社会还有很大问题，决策必须尽快地，适应性地快速做，这种民众的意识都没有，时间成本付不起。在这个意义上谈民主我认为是假的，在所有选择干部的手段，用票选是一种方式，不见得特别好。要群众选拔国家主席我真不明白，现在我研究很多年毛泽东，我不敢说我今天说的毛泽东就是对了，但是我认为比其它人说得对，所以敢在这儿讲。在这个意义上看，要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控制我的命运我觉得很失望，但是有一点我同意，像欧美日这些国家它的富裕发达程度很高，它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已经缓和，不需要权利来排斥普通民众的利益。这个权利显得相对友好，比我们国家的权利显得友好，对普通人的保障还是对一些。社会比较富裕的情况下，实际生存条件，失去生活条件的人比较少，这一点大家都有同意的地方。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法国制度带来的，我坚决不同意。我当过几年农民，后来当了几年工人，可分配的东西很多你得有资源，你要投入劳动，制度能解决这些问题基本上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变相版本。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在今天权利分配地位里面，我们能发展什么极限。我先说一下判断，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要实现广就业，有福利，我们13亿人，本土所有的资源能够有一份丰衣足食的生活应该没有问题，把教育体系弄得成本低，小学的时候每个学期五毛钱行不行，我觉得还是可以。我们能不能住很大的房子，像列以宁先生说的两套房，这肯定不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丰衣足食是可以的，要实现富裕和发达，跟欧美日相比是可能的。所以在整个西方社会科学成立以后，引进到我们中国，我认为有一门科学在这个上是价值比较大，经济学跟我们初中物理化学学的是一回事儿，所以我认为经济学家在骗人，普通人都不懂。工业化社会要生产得很好，搞得很富裕，多建工厂，多建矿山，把石油挖出来。工业是这样，第一产业第三产业都是这样，有资源做支撑，造一个大酒店也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看，所有的发达富裕都是以自然为基础，越发达越富裕人们消耗的资源越多。我们国家有多少资源，本土资源非常少，实现欧美日那样发达不可能。95年美国人均销售标准煤是11吨，我们国家883公斤是这样的差距。我们要实现这样的富裕发达，我们13亿人要150吨煤，全世界所有的能源完全供应中国还缺口30％。所以这样的富裕发达不可能。反过来为社会关系定位的方式，我们也不能指望，像那样的政治体制，用资本权利为核心，来主导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我认为也是不行。
在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只要我们把权利向少数人集中，在利益集团上就是很大的问题，我们多数人受排斥，我们知道20多年来首先是工人农民，我们经济学家这是改革付出的代价。比如你在北京工作，你这辈子想买房子吗？想结婚生子不大可能。这个问题很严重。社会怎么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这是绝对不行。但是在西方的早期是可以的，比如在欧洲工业革命的时候，英国为了造富人，搞圈地运动，实际农民好几百万，有很大的好处，航海发展很好，农民买不起船票。英国的历史有外部的空间把国内的矛盾转嫁过去，所以很顺利地就走过来的，在这个意义看上看，如果我们把中国农民都没有饭吃，解放军有用吗？没有用。这条路有精英阶层的优势，让文化非常有效，剩下的权利都要有用。我们就是外围，个人的判断中国每炼十吨煤，有三吨半流出去。我们很大的背头视电视在美国500美元，我们大量不可再生资源就这么流出去了，他卖给我是垄断价格，反正你全世界找别人没有，都是美国生产的，芯片主要价格由我们控制，所以爱卖多少钱多少钱，所以没有办法。中国在印度建一条生产线，或者在马来西亚，目的让中国卖不出高价，资本掌握在他的手里，你想跟我竞争我把你瓦解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二十年基本上在被动地走国际分工关系的底层，这是什么后果呢？我们有限的资源大量地流去美国，结果支撑他们的富裕发达，我们很穷。广大打工的工人二十年来，涨工资涨多少钱，涨了78元人民币，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后来的活连农民都不干，就出现了民工荒这种状况。美国的基本权利可以放在中国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办法。我在网上经常看到说，我们在美国买了多少千亿的国库券，很简单，尼克松在1971年的时候搞了美元贬值20％，6000亿剩4800亿，这都控制在别人的手上。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整个国家竞争里面，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在国际分工的底层，我们要在海外拿很多资源回来这不现实，我们今天也进了很多的石油很多煤矿，但是这是不是中华民族的福利，没有。我们经济发展所能依托的自然基础是很薄弱的。我们本土的资源有限，人口很多，我们不可能在分工里面大量地崛起，在折衷背景下我们比较空间，不能像一家一等于二算出来，大家可以估计出来有多少空间。很多人说改革，要向少数人让步，要向走走到2050年我们是中等发展国家，我感到很惊奇，这种可以用算术算出来吗？我们没学政治，一听人不讲权利就瞎说，说竞争力就是权利，包括文化权利，经济权利，别人有可以抢过来，这历史经验我们还是清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自然视野，国际竞争的视野，包括从经济上推出来都是不成立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国家在工业化时代，我们知道不用管理不可能，要把社会关系定位。
在欧洲兴起的时候马克思非常乐观，他认为资本积累很顺利，他认为最后资本改造整个世界。而且整个社会关系都被改造了，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有非常精彩和生动的描述，资本家把宗教的虔诚和小市民的伤感都淹没在滨水之中，把牧师和教师变成劳动者，把整个社会变成这样。这个过程在中国不可能实现。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卡尔布兰尼，他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的逻辑变成社会的逻辑，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大转变》，中国盗版很先进，已经在网上了。这个过程在中国不可能发生，解放前资本主义被共产党定为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按照我个人理解中国的资产阶级条件很差，剥削老百姓很困难，一方面勾结政治权利拉好处，变成的官僚资产阶级，一方面勾结国外的买办资本，就变成买办资产阶级，这样这两拨人完成积累，这些人跟多数人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我们改革后的社会，很多人提权利资本，问题是一样的，我们的资本家在正常情况下赚不到钱，最后结果结合政治权利才能捞到好处。这样的社会，中国的社会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要把多数人的剩余转移给少数人，成本很高，这在规范市场经济规则下没有办法实现，最后结果要结合政治权利不可，只要是改革，只要让资本走那就走这条路。如果其它人不理解，小平同志非常理解，在三反中有很经典的案例，小平推到中央，当时重庆有聚餐会，水准特别低，连行贿不行，最后大家都合伙行贿，周四大家合伙吃饭，当时成都铁路在修，给科长送好处，这样他们得到很大好处，这个事情在政治上有很大的问题，资本家实现自己的利益，总是用各种方式购买权利，或者让各种方式用权利为自己服务，这样他可以大量积累资本，这样的方式可行。像这样的状况在西方国家也不是没有，甚至发出管制经济学，管制经济学就讲资本家跟利益集团怎么跟政府相互勾结，帮助影响社会的自然流向，让利益集团的好处。但是在这样的社会里面不是常见的现象，社会成为主要现象这就是差别。这里面我做一个判断，让资本顺利实现不具备条件，你如果让它走这一条路必然是权利和资本做交易这样一条路。在这条路上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影响政治权利合法性的问题，不仅是资本得不到民众的认同，权利也得不到民众的认同，工业社会跟社会关系定位，跟个人的权利有两种可以起作用，资本和权利，这两种有失效的危险，就是管理破产，最后都不起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五十年代搞三大改造避免这样的问题，避免资本家本积累风险转给政府，那就成了搞革命。从这个意义上看，邓小平这个同志认识比我们先一步，国家到过了一个世纪之后，才想到这些东西，小平同志比我们高明。他这么好的理解能力，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还要走这条路。这里面我们刚才已经讲到，我们的20世纪道路选择上发生了两正两反的反复，这非常奇怪。
在这个意义上看一些具体的内幕我不知道，我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信息，但是后果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我1999年以后空闲时间比较多，经常上网，而且参加网上的论战，经常碰到破口大骂的人，破口大骂共产党，认为社会的权利对我排斥性，我在你这个体制下找不到出路，劳动力再生产没办法完成，我跟你是对抗，他不用这种语言，实际上是这个事儿。要么资本，要么权利，在这时候指望美国的体制起作用，民族、市场、效力满脑子都是。还有一个问题，他们本身就是效力的代价，还是要实现自己的未来。在这里面我认为太过于简单，我们刚才已经提到，我们的老祖宗头脑最清晰，所以他最悲观。在今天看来我的判断是，无论是政治权利还是资本，要把它从社会上排斥出去很困难。但是没有这两种社会关系和利益分配，两种都没办法实现。资本嚣张的20年来我们也感觉到很大的问题，特别是网络上论证的人，我感觉到他比我还可怜，我至少比他早毕业有一些积累，至少生存条件没有受到危险。这两种的权利使用成这样，需要我们中国人要思考，西方的逻辑，用西方的体制来给中国未来定位，我认为这是肤浅，而且也是灾难性的。跟我们推销万能的人，我总是怀疑这是不是坏人，很明显的问题在他的掩饰下，也不排除不理想，我感觉这个权利跟他有对抗性的矛盾。美国实际上也不是现实意义上的美国，实际上承担当年农民革命的，起义军脑海里的毛泽东，那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共产主义，如果美国不能在中国变成现实，我们未来怎么办？存在这样的思维逻辑。在整个条件反射的方式下思考中国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非常不乐观的。
还有一点，整个中国社会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也很值得大家思考。我个人判断我是比较悲观，比有危机的人还要悲观。因为我大概在2002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经济的问题，当时我看到经济问题还没有今天严重，但是我认为已经是一片黑暗了，走到前面去已经是万丈深渊了，当时判断国有企业的改革，整个社会资源分配和生产份额的分配还没有今天这么糟糕。
我在这里跟大家讲房地产的例子。我们国家在2004年的时候使用了全世界30％的钢和40％的水泥，具体一点比较是什么概念，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最发达的国家水泥加起来不到中国的一半，我们这个产业怎么膨胀成这样，是房地产产业，是政府的政绩工程。我们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这是市场的改革，最后我们看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资源的分配产业的布局和机器的发展，都是权利运作的方式。那么这种东西也不能说我们中国人住得很好的，这还不是暂时性的短缺，如果你不提供暴力你永远都是消费者，任志琼说我们就不是为穷人造房子。在这一点很多经济学家说，改革二十年来，他们贡献那么大，但是一上网不是那么回事儿，基本上网上一边倒，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理论困境。西方经济学再怎么不好，还是论证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规范论证。还有一个因果论效率决定一切，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从争论实践是检验标准的唯一标准这个话开始，这个话走极端成什么样子，因为我是学经济出身的，对得意的意识形态，占我们意识形态的70％的份额，他们的逻辑是怎么来的，非常简单。什么叫实践，我们赶不上后来的四小龙，这就说明中国不如他们。剩下的问题我们要找后面的因果关系，有这个原因我们找一个结果。我们刚才谈到中国和国外的交流关系，国际分工关系，自然流动关系他们从来不讨论，剩下还有一个资源，我们有多少资源也不讨论，把这两个排除以后，经济学怎么搞的，我们国家经济不发达，制度不行，经济不行，人不行，起点不行。我们未来的理论创新还有很远的路，我在这儿把问题提出来，我就讲到这儿。
主持人：
刚才田先生就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经济问题做了一个很好的演讲。我个人很有感受，田先生他讲中国文化是合作文化，我曾经思考过中国文化我认为是人文文化，可能我们的视觉不一样，有共同的东西，有一个共同的因子，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刚才田先生他讲文化是管理，文化和权利的关系，我曾经讲文化是统治术，也是权利，但是这个统治术不是贬义词是宽泛。
刚才他还讲文化和欲望的关系，人有欲望文化才能发展，这个发展是一种变化。另外田先生文化的悲观论也是一个很深刻的文化理念。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悲观色彩，悲观的理解，对人类人生有这样的理解之后，反而能够更好地平静地生活，自然地生活，活得更快乐，更幸福，是有辨证关系，所以很深刻。
我想同学们听了这场报告之后，会提出很多问题，有很多思考，我希望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和思考回去好好地读书，好好地听课，好好渡过我们的大学时代。下面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田老师。
——完——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