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明讲座：对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规律的思考

2004年9月12日星期日下午3：00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的李延明老师应邀到书吧发表题为《探讨无产阶级执政规律——纪念毛主席逝世28周年》的演讲。今年是毛主席逝世的第28个年头，举办此次讲座算是一种纪念。这次讲座是纯粹的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和组织，也不代表的观点，也跟中共中央即将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无关。为了让没能参加活动的朋友了解这次讲座的内容，现将李老师的演讲稿公布如下：

对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规律的思考

今天讲一讲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规律问题。

在这里先要区分两个概念：无产阶级政党与共产主义政党。

与此相关：无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去实现。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观点。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国仿效俄国，也建立了同样的制度。

为什么说列宁建立的只是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因为列宁明确指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种专政却不是由包括全体产业工人的组织来实现的。…无产阶级的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1] 1923年，俄共第12次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的专政只有采取它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专政形式，才能得到保证”[2]。列宁明确地宣称：“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3]。

在共产党内部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我在《民主集中制剖析》[4]一文中已经指出，在这种制度中，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纵向的集中处于支配的地位，而少数服从多数的横向的集中则处于从属的地位。因此，虽然民主集中制不同于纯粹的集中制，但是它的实质却是集中制。这是一种其主导机制同君主制相近而同民主制相悖的制度。在武装夺取政权，需要党像军队一样行动的斗争中，这种组织原则非常有效。

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党内，虽然存在着选举，但是选举对权力的形成和转移并不起决定作用，党的各级委员会的权力实际上是自上而下地授予的。在选举之外，事实上存在着一个自上而下的逐级授权的权力形成路径。党的各级组织既然是从上到下建立起来的，下级组织的权力既然是上级授予的，那么下级组织自然要服从上级组织。

因为无产阶级专政采取的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形式，所以共产党的委员会事实上就成为国家政权的核心部分。

本来，由部分公民组成的各个政党在内部实行什么样的组织原则，是各个政党自己的私事，与党外公民无关，不影响国家管理形式，即政治体制。然而，如果国家实行一党专政，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条件下，执政党内部的组织原则在实际上就成了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并且是核心的一部分。执政党内部的集中制就使得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也成了集中制。一党专政同集中制这两个环节扣到一起，按照宪法规定全体选民所共同拥有的主权就在实际上被取消了。

在实行自上而下的逐级授权制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并不能真正决定国家权力机关上层人员的命运。国家上层人员的命运是自我决定的。他们作为一种统治集团实体，已经具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实际上是自我产生的[5]，又通过培养和指定接班人的方式自我延续，自我传宗接代。国家上层人员是否忠于全体公民，能否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主要地取决于他们个人的觉悟、品质和能力等个别情况，而不是取决于使这些人升到国家机关上层的政治制度的选择机制。这样，就难免在实际上形成一个不受选举形式约束的、全体公民无法监督也无法影响其命运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才真正拥有主权。

在这种制度中，上级支配下级，如肩之使臂，臂之使手，下级除了服从，别无它法，因而处在权力顶峰的中央可以为所欲为。

在经济上实行公有制的背景下，这种政治制度使得一个人所享有的物质利益基本上取决于他的等级地位。国家财产虽然是公有的，但是公民并不能平等地享有，或者按劳取酬地享有，处于上级的人比处于下级的人享有较多的各种物质利益，“社会公仆”比“社会主人”享有较多的各种物质利益。处在最高等级的人如果不自律，甚至可以对属于全民的财产取用无度。在这种制度结构中，大多数人仍然处于受支配、受压迫[6]的境地，与私有制社会所不同的,只是官僚体系中的“上级”代替了私有经济体中的雇主。一个人要想获得较多的利益，享受更多的社会资源，或者想对社会和国家多起一些作用，除了在等级的阶梯上向上爬以外别无它途，并且这种制度使得向上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依靠对上级的人身依附来实现。

在这种制度中，执政党的中央像家长一样代替全体公民行使主权，公民则像未成年人一样，不但没有决定国家机关和国家事务的权利，而且没有结社和表达与执政党中央不同的政治见解的权利。这样的政治制度同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在这种制度中，共产主义者能够聊以自慰的，仅仅是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能够保持工人阶级的立场，注意维护下层工农群众的利益而已[7]。

这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极权制度。下层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下层党员在党内，均处于无权地位。不仅如此，这种制度还在实际上认定下层公民和下层党员没有上级的“领导”就不知道该怎么活着，一切都要由“领导者”安排，经过“领导者”批准，“听领导的”被“领导者们”培养成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不论通过什么路子，一个人只要当上了“上级领导”，这种制度就认定他比其下级党员或公民高明，有能力对下级进行“领导”。

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要想对别人实施专政，必须首先自己享有政治权利。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的人充其量只能充当某种专政的工具，而不能成为专政的主体，不能对别人进行专政。无产阶级全体享受政治权利和实施统治的方式只能是民主制。无产阶级只能以民主的方式实施专政。如果连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都没有了，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在极权制度的约制下，20世纪曾经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官僚特权阶层专政，事实上已经成了规律。

按照同样的道理，没有共产党内部的民主，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一党专政”(即全党专政)也是不确实的，至少这个提法是不确切的。所以，不但无产阶级专政是“号称”的，“一党专政”也是“号称”的。而官僚特权阶层专政却不是号称的，不但不“号称”，而且讳莫如深，然而它却是实实在在的。

为什么会出现“一党专政”？这与党取得政权的途径有关。

用暴力取得政权同经过竞选取得政权是不同的。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后者的权力是别人给的，赋予权力的别人即全体选民不可能赋予主权，也没有赋予主权，而仅仅赋予了治权即管理权，而前者的权力是没有经过其他人的同意自己夺取来的，所夺取的是整个国家权力系统，既包括治权，又包括主权。在夺权时无法把治权同主权加以区分，只能把国家权力系统囫囵地[8]夺到自己手里。因此，通过这种途径建立的国家在共和制即人民主权制已经成为世界普遍制度的条件下，虽然在宪法中把主权赋予了全体选民，载有关于选举产生国家权力机关的条文，但是夺权成功的政党却按照“打天下者坐天下”的中世纪惯例，通过种种办法使选举徒具形式，使选民对选举毫无兴趣，通过自己对国家机关的控制实际上既掌握着国家治权，又掌握着国家主权，从而成为一党专政。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对执政党这个概念做一个辩析。严格地说，实施一党专政的党并不是执政党，而是专政党。执政党只掌握治权不掌握主权，而专政党既掌握治权又掌握主权。这就是它们二者的区别。

全体选民不掌握国家主权，不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所有制自然就不是全民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就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公有制。因此，极权制度使全民所有制无法实现，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

没有民主，计划经济就变成官营经济。不但行使治权即掌握政权的官员组成了独立于全体公民之外的特殊利益集团，全体公民很难防止他们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而且其对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也是集中制的，即官僚制的，离开了长官的意志，没有了 “上级”的“领导”，经济便不能运行。

结果是，相当多的公民不把这个政权看成自己的政权，而看成当权者们的政权；相当多的党员也不把这个党看成自己的党，而看成党内当权者们的党；它稳固与否，倾覆与否，与已无关。因此，当共产党的对立面起来推翻共产党政权时，绝大多数公民都袖手旁观；当苏联共产党解散时，绝大多数党员的反应竟然不像是自己的党被解散，而像是别人的党被解散一样。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苏联式共产主义制度的一大悲剧，它充分暴露了这种现实共产主义制度最大的弊端。

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逝世28周年，下面说一说毛泽东对这种政治体制的态度。

在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经过几年实践，毛泽东已经觉察到了这种集中制的弊端。然而，他只认识到，如果最高权力掌握在劳动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手中，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这种制度可以起好作用。如果最高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手中，这种制度就可以起坏作用，勿需改造，就可以直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不是民主式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独栽式的资产阶级专政。这种制度本身并不能阻止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针对这种弊端，毛泽东的思路不是另辟蹊径，改变这种制度，而是怎样防止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利用这种制度，怎样阻止党内敌对势力即他所说的“修正主义”上台，以及一旦“修正主义上台”了怎么办。对于“修正主义上台”，毛泽东想出的办法是造反。他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下面的党员和广大群众应该起来造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为此，他以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进行了一次试验或演习。在这场演习中，广大群众张贴了无数份大字报，建立了许许多多群众组织，出版了许多报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多党[9]制都基本上实现了。应该承认，这些做法确实对集中制有所限制，对其弊端有所框正，因而对集中制有所补益。但是，尽管当时在宪法中增加了公民有大鸣大放贴大字报进行大辩论的权利，这种民主却仅限于基层单位，全党全国的最高权力仍然集中在毛泽东本人手里，基层单位的民主不过是毛泽东“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就是从属于集中的民主，在全局范围内仍然是集中制。毛泽东最终没有突破集中制，也不想突破集中制，他所希望的仅仅是这种制度不被党内敌对势力即他所说的“修正主义者”利用而已。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他的试验没有成功。

在集中制的条件下，因为最高掌权者集团实际上是自我产生，自我传宗接代的，所以下层群众要想撤换中央领导人员，把皇帝拉下马，只能采取造反的办法。一旦没有把皇帝拉下马，就要被剐，风险非常大。要想造反成功，需要建立组织，进行一系列斗争，难度也较大。因此，非不得已，人们轻易不会使用，使用了也不一定成功。经验证明，在不改变集中制的前提下，通过革命造反来推翻不好的掌权者不是个好办法。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改变思路，探索出使更换最高掌权者几乎成为例行公事，没有任何风险的制度。为此，就必须突破集中制，实行民主制，亦即人民主权制。在这种制度中，拥有主权的全体选民更换掌握治权的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包括更换最高掌权者，是主人更换仆人。主人换仆人，当然不存在风险。

综上所述，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规律是：暴力革命——一党专政——官僚特权阶层专政。循着这条道路是不可能走到共产主义的。这条道路至多使原来受剥削、受压迫的下层劳动者变成新的统治者和富豪，如同元末朱元璋起义军骨干力量的命运一样，也就是改朝换代。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呢？

出路就是从已有的历史成果出发，通过持久不懈的努力，争取实现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主权，实现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把一党专政制改变为多党竞争制。总之，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国家的民主化。

毛泽东在世时，经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剥削阶级实体曾经消灭，当时无产阶级占有绝对优势，那时候，如果建立多党竞选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多党制，可惜，我们当时没有实行多党竞选制，错过了实现人民主权制的最有利时机。现在，经过经济体制改革，恢复了私有经济成分，剥削阶级已经重新产生，并在实际上不再被作为专政对象。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允许多党竞选，资产阶级有可能比无产阶级更快建党，势力更大，形势远不如经济体制改革前对无产阶级有利。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许多仍然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共产党员担心在多党竞选中，无产阶级政党竞争不过资产阶级政党，因而反对实行多党竞选制，要求坚持既有的一党专政制。在他们看来，现在的共产党不论怎样不如人意，毕竟拥有毛泽东所缔造的那个党的纯正血统，一旦在竞选中失败，无论是感情上，还是实际利害上，都是不能接受的。而维持共产党的专政地位，除了拒绝多党竞选制，不许人们建立新党外别无他法。这表明，他们对于共产党能否得到人民拥护，实际上已经没有信心，因而不敢让这个党通过竞选让人民去决定其是否执政。其中有些人甚至认为即使这个党的领导人员“傍大款”了，不再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了，把私营企业主拉到党内作为同马克思主义者斗争的战友了，也应该维持它的专政地位和独存状态。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与立党为公的宗旨背道而驰的。即便共产党在选举中有落选的可能，我们也没有理由拒绝人民主权制。为了保住现在这个党的专政地位，就剥夺人民的主权，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假社会主义。既然在形势对无产阶级有利时我们没有落实人民主权制，那么我们就只好在当前条件下实行人民主权制。既然没有吃敬酒，那就只好吃罚酒。即使这条道路是痛苦的，我们也非走不可。这既是全人类的必由之路，也是共产主义者的必由之路。

2004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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