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韩德强
时间：2004年8月8日下午3：00
地点：书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门外对面）
记录整理：书吧，并经韩德强先生本人修订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题目。泰勒制是一种工业管理方法，民主是一种政治理念和制度。两者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我们大家都听说过泰勒制可以使作业标准化、规范化，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泰勒制也叫科学管理。但是，泰勒制为什么产生？实际应用中遇到过哪些阻力？有什么社会意义？即使很多研究泰勒制的人也并不清楚。
为了说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先从泰勒本人谈起。
一、泰勒其人
泰勒出生于1856年，高中毕业时曾考入过哈佛大学。但是泰勒颇有一些反抗精神，他不满于父亲的安排，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背叛富有的父亲，进了费城的一家水压工厂当学徒。那时候当学徒很苦。泰勒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工作，最后落不到自己的兜里钱没几个，都让老板赚去了。这样，泰勒就慢慢从语言和感情上都摆脱了家庭，成为一名普通工人，和工人一起发誓合伙对抗老板。泰勒当然也懂得了怎样磨洋工。技术工磨洋工，看上去干活很认真的，但干活速度太慢，而实际上速度是可以加快的。非技术工磨洋工，监工来了加快工作，监工一走，赶紧歇着。问题是，学徒期满后，泰勒转到费城的米德维尔钢铁厂当工人，6年之内是连升6级，从一个普通工人升为职员，又升为机工，机工班长，车间工长，总技师，一直到总工程师。地位发生变化，薪水、待遇、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工作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泰勒的立场也就发生了变化。他从单纯的劳资对立观点，走向了劳资调和观点，希望找到一种既满足老板的委托，对得起老板的提拔和信任，又能让工人受益的管理方法。
二、泰勒制的产生
关键的变化在泰勒当上工长以后。现在，泰勒的主要任务是让工人提高生产效率，让工人“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成本效益比最佳化。当时有很多种办法管理工人，最常见的一种就是计件制，多劳多得。这样，谁磨洋工谁吃亏。问题上，泰勒知道，计件制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单件价格，或者说确定标准件数。超过标准件数，有一定的奖励，否则有一定的惩罚。泰勒追问的是，这生产定额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6件而不是5件或7件？能不能提高到9件、10件？泰勒懂得，定额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比如定为6件，超过1件奖1块钱，过一段时间，所有的工人都轻轻松松的超过6件，到了 9件，然后老板就把这个标准提高到9件了。经过几次反复之后，工人就知道了，不能多干，干得越多定额就越高。要确保工人的利益，就必须磨洋工。怎样打破工人的这种防范心理呢？怎样压缩工人的讨价还价能力呢？怎样让工人乖乖地积极劳动呢？
泰勒研究了米德维尔钢铁厂搬运部门的工作。当时没有铲车，没有自卸车，钢铁厂的搬运工作量很大，主要靠手工铲运。泰勒想，小铲轻，速度快，但每次铲运量小；大铲重，速度慢，但铲运量大；综合起来一定有一个恰当大小的铲，使速度和铲运量达到最佳组合。还有，钢渣重，煤渣轻，钢铲和煤铲也应该大小不一样。再有，握铲的位置也很重要，左手在铲柄的什么位置，右手在什么位置，腰该弯到什么程度，这都影响铲运的效率。为此，泰勒找来了一些膀大腰圆、铲得又快又多的工人做实验，确定最佳铲斗面积，最佳握柄位置，动作标准，以及每天的工作定额。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培训，泰勒最后将一个400多人搬运工裁减到130多人，却可以完成同样的工作任务。
泰勒感到很高兴，用工量大幅度减少了，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实现了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双赢。所以，他宣称可以调和劳资矛盾，实现科学管理。
几乎与泰勒同时，吉尔布雷斯在建筑行业也独立地发现了泰勒制的奥秘。他把砌砖工作给标准化了。大家知道，砌砖需要把砖头从地上拿起来放到墙上去。吉尔布雷斯发现，一个人砌砖时做了很多冗余动作，有很多停顿，但有些动作是可以撤消的，可以从18个动作减少到4个动作，工人每天的砌砖数量可以从1000块提高到2700块。其要害在于，吉尔布雷斯设计了脚手架。他发现，砌砖工的体能大量消耗在自身的升降上了。每次从地上拿一块4磅的砖头，都得弯下180磅的身体再站起来。如果人体可以不升降，让放砖块的脚手架升降，无用功就可以不做了，砌砖的速度就提高了。
泰勒和吉尔布雷斯都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的研究可以缓和劳资矛盾。但是，工人却强烈抵制这种双赢。原因很值得深思。泰勒制虽然提高了在业工人的工资，但是却造成了大量工人的失业。大量的失业工人在工厂门外等着就业，对在业工人的工资构成极大的威胁。泰勒制实行之初，在业工人的工资上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失业率上升，工资又会被压下去。工人更深层的感受是，原来他们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技巧，可以靠经验和技巧争取较高的工资。泰勒制总是把研究这些最好的经验，把一个需要多年实践锻炼的综合工作，分解成若干个只需要标准化、短时间训练的简单工作，严重地削弱了工人的讨价还价能力。第三，由于工作简单化、标准化，工人操作的自由度大大降低，越来越像一个机器人，整天千百遍地重复同样的工作，极大地降低了工作的内在乐趣。所以，工人就强烈抵制泰勒制。191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禁止工厂里使用秒表。用秒表就是要掐时间，就是要计算工时。不但工厂里不准用，而且其它工作场所也不能用。这主要针对把泰勒制搬进政府机关的工作。什么时候美国工厂才准许用秒表？一直到了1949年。
事实上，除了工人反对之外，甚至工头也反对泰勒制。传统的工长是这样工作的，到处走走看看，发现哪个干活不积极，上去不是骂就是打。但是，泰勒却要求有研究型的工头，要学很多东西，还要想办法培训工人，工作细分化、标准化，工具也得细分化、标准化，这一切都使工头的工作难度大大增加。当然，工头们的反对既不能改善公平，也不能提高效率，完全是消极的。
泰勒制还有一个问题。泰勒制实际上是把最优秀工人的动作，把他们积累的操作技艺，给集中起来，给普及化了。这意味着侵犯了熟练工人的知识产权。当然，这也可以叫推广，例如，50年代初期新中国推广纺织女工郝建秀的工作法。问题是，泰勒制的推广法把收益都给了老板，而严重损害了熟练工人的利益。事实上，庞大而复杂的现代工业，离开了无数熟练工人、技术工人的点点滴滴的技术创业、诀窍和知识产权，单靠科学家、工程师、专利发明人，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的。
三、泰勒制的推广
在工人和工头们的联合反对下，泰勒制的推广并不快。一直到20世纪的20年代，泰勒制才得到较快推进。原因非常复杂，跟美国的政治有关系。1900年到1921年期间基本上都是民主党在执政。1900年到1909年是西奥多·罗斯福，1909年——1913年是威廉·塔夫脱，1913年到1921年是伍得罗·威尔逊。民主党代表的票源主要是中小老板、白领阶层。而共和党则得到大老板的支持。民主党执政期间，其政策是对工会相对宽容一些，工会的一些措施得到了实现。比如说设立最低的工资标准，缩短工时，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而不利于工人的泰勒制难以推行。从1921年起，先后连续执政的三任总统都是共和党的，哈定、柯立芝和胡佛。共和党一方面镇压和瓦解工人自己的工会，另一方面则成立公司工会，即所谓“黄色工会”。在黄色工会的帮助下，泰勒制才得到迅速推广。同样道理，由于欧洲的工会活动比美国强烈，泰勒制就进不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则是推广泰勒制的沃土。战前的日本没有工会，工人被迫没日没夜地干活，缺乏反抗意识。所以，泰勒制得以顺利推进。日本电影《望乡》就透露出那个工业化时期日本人的悲惨生活。其实，一直到1970年以后，日本工人的生活水准才有比较大幅度的改善。
从这个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泰勒制、科学管理实际是意味着企业管理的高度分工和高度集权，意味着企业主的专制深入到工人的每一个动作，意味着工人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彻底消失。
四、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
有人可能会想，民主不是一种政治制度吗？不是意味着投票、选举吗？不是意味着三权分立吗？怎么和企业管理挂起钩来了？
其实，民主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望文生义，人民可以作主。任何一个团体，小到两个人，中到家庭、企业，大到国家，联合国，凡是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发言权、表决权、执政权，能够制定团体的决策，使整体行为有利于每一个个体，则该团体就在实质上是民主的。
然而，要使每个成员的权利能够得到切实的体现，成员间的力量对比差距就不能太大，成员之间交往的游戏规则就不能是弱肉强食、市场竞争。否则，平等的政治权利就可能被不平等的经济权利所侵害，使民主机制只是形式上是民主的，在实质上是专制的。
泰勒制典型地说明了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关系。工人与老板签订契约，接受雇用，双方在形式上是平等的。进入工厂后，工人掌握技艺，老板掌握资金、市场、组织等，工人与老板的力量不对称，工人吃亏，受剥削，但是仍然可以用磨洋工的方式与老板讨价还价，在工资问题上还有较低程度的实质民主。泰勒制则极大地削弱了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了老板的实质专制能力。有了泰勒制，老板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雇工人，可以随时找到替代者，工人的任何动作细节则必须服从老板的意志。懂得这个规律就可以知道，如果今后要到企业里头去工作，你要千方百计掌握一种别人没有掌握的技术，掌握别人不掌握的信息，别人不掌握的诀窍，这样，老板就不容易解雇你，工资还可能比较高。人们为什么要读硕士、读博士啊？实际上就是想掌握某种独门技术，增强讨价还价的能力，获得高工资。管理人员虽然没有技术，但掌握企业的大量信息，人事的、设备的、市场的、供货商的、社会关系的，所以工资也比较高。到总经理位置时，可替代性就极大地减少了，非要替代，就必须取得现任总经理的配合，或者雇主要准备承受重大的损失。这是老板为什么愿意给高级管理人员付付高薪的原因。
可见，实质民主要求双方力量对称。凡是一种社会趋势削弱力量对比的平衡性，这种趋势就是专制化的趋势；凡是一种趋势是增强力量对比平衡性的，这种趋势客观上就是一种民主化的趋势。即使政治机制是集权独裁的，只要政治力量对比相对平衡的，客观上其决策就有实质民主。反之，即使政治机制是分权制衡的，只要政治力量对比悬殊过大，就不可能有实质上的民主。差距大到什么程度？读书人有时候都想象不到，所以，才会高估自己的力量。站在比尔·盖茨的角度来看，几个穷小子要平等？门都没有。我们手里从来没有数以亿计的财富，没有感受过世界各国政府怎样拜倒在财富的脚下，也就不知道亿万富翁们是如何看待别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实际上在有钱人眼里，穷人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像灰尘一样，狗屁不值。别说报纸、电视，就是军队、警察、法院，都在他们掌心里。穷人听到的，是富人希望穷人听到的；穷人看到，是富人希望穷人看到的，甚至穷人想到的，都是富人希望穷人想到的。怎么可能是平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掩盖金钱面前人人不平等的假象。
懂得这个道理之后，我就可以说什么社会最民主，最有实质民主，就是原始社会。原始社会为什么最民主？原始社会并没有一套复杂的分权制衡、投票普选的政治机制，而是元老议事与首领禅让相结合。但是，原始社会没有常备军，没有警察，也没有报纸、电台，更没有知识分子。元老、首领所拥有的力量，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武器都是石头和弓箭，住地都是山洞，没有城墙防护保卫，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传遍整个部落。这样，如果首领的决策违背大家的共识和利益，如果首领试图形成一个统治集团来压迫其他占多数人口的人民，这样的首领必然会被推翻。更进一步，如果某个首领武艺不强，冲锋不勇敢，还贪图享受，甚至出卖部落利益，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被整个部落所抛弃。越往后，人口越众多，社会越复杂，各种政治力量间的强弱对比越悬殊，实质民主就衰落。到现在，一小部分人掌握着巨额资产，掌握着庞大的组织网络，拥有电视台、广播、报纸，控制着武装到原子弹、飞机、大炮的军队，而绝大多数人则是分散的、互不联系的、一无所有的。即使有普选机制，这种普选机制也只是帮助政权取得合法性，让一无所有的人在若干个代表不同富人集团的候选人中挑选。即使有分权制衡，也只是在不同富人利益集团间相互制衡，而绝大多数的穷人则只能干瞪眼，无法形成穷人对富人的制衡。
国际关系也是如此。名义上国际社会有联合国，有安理会，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由于美国一家拥有超强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实际上是由美国在进行国际专制。伊拉克不服气，结果就被美国修理了。苏联消失后，国际政治力量失去平衡，而伊拉克却还多多少少停留在美苏对抗制衡时代。美国为什么要防止核武器扩散？其实就是要加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专制。如果各国都有核武器，如果各国的核武器数量与美国相当，那么美国就不可能对各国指手划脚，而就只能讨价还价，实现国际政治的实质民主化。现在，美国主张核武器不扩散，有核国家核武数量就地冻结，实际上就是维持国际军事力量对比的现状，使美国可以拥有绝对军事优势，让各国在美国面前下跪。这一手其实并不新鲜。当年秦始皇收天下兵器，熔铸为十二金人，就是要削弱老百姓的军事反抗能力，维持秦始皇的专制统治。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老子早就看穿了这一历史进程。“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原始社会是充满着仁义，充满着民主，所以不需要仁义，不需要民主。随着原始社会的消失，人类社会成为弱肉强食的社会，才会有仁义的需要，有民主的需要。怎么办呢？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绝智弃圣，结绳而治，使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回复均衡，找回民主。为什么要结绳记事？为什么要老死不相往来？在人多数人自利的前提下，大国众民必然交往复杂，形成弱肉强食的社会结构。
在自利前提下，只有小国寡民才能有民主。这种思想，西方有没有？西方也有。卢梭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知道，卢梭对西方民主制度有重大理论贡献，至少我个人认为，他最重要的奠基人。他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社会契约论》中都表达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民主愿望。然而，卢梭心目当中的国家是一个什么国家呢？日内瓦共和国。卢梭出生欧洲小国日内瓦共和国，公共权力属于一个25人的元老院。他小时候生活在日内瓦，感受不到日内瓦社会的矛盾，长大以后就把日内瓦的共和国制度理想化了，当作民主的典范。卢梭认识到，所谓文明的进步，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起源，是罪恶的起源。问题在于，我们已经远离原始社会了，已经罪恶深重了，能不能有民主呢？卢梭提出了《社会契约论》。他认为，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是人民选举出来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应该受人民约束。那怎么防止政府背叛人民呢？就是要三权分立。实际上，卢梭对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力量对比悬殊过大的事实缺乏足够的认识。结果，选举政治、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落到现实层面，不是约束了政府，而是使政府成为有钱人的工具。
显然，老子洞悉历史，是真正彻底的民主派。而卢梭则比较幼稚，客观上为现实社会的日益深刻的压迫和剥削缝制了一件民主的外衣。
五、形式民主与消极自由
照此说来，难道人类社会的实质民主程度在一直下降吗？如果说投票普选、三权分立、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是形式民主，难道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竟然可以南辕北辙？难道实质与形式竟可以如此背离？难道普通人的民主感受增强竟然是错觉？
我个人的直观感受也是民主程度增强了。我是知识分子，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受益者。这些年来，我切身感受到言论空间的增大。尽管现在还不能自由办报、办杂志、办电视台，尽管有隔三差五有种种宣传禁令，但是，禁令只能禁止直白的表达，禁止不了学术化的曲折表达。在日常个人交往中，更可以任意发表评论。至于举止、穿着、兴趣、爱好，谁爱怎么办都行。我相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大多数白领都能有这种直观感受。正是这种直观感受，使我们认为社会的民主程度增强了。
然而，这种直观感受恰恰只是形式民主，而不是实质民主的增强。我们可以任意对事件、人物、政策发表评论，但是如果所有这些评论都不能够影响政策制定，都不能够影响实际社会生活，那么言论自由又有何价值？我记得互联网上曾有一位网友讽刺，上了杀猪场的猪有充分的嚎叫自由，但是改变不了被屠杀的命运，那么有没有自由嚎叫的权利又有什么意义？
这种嚎叫或不嚎叫的自由，又叫消极自由，即决定不了命运的自由，在当代社会的确是极大地增强了。现代，再也没有人管我们穿什么、吃什么，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再也不需要注意别人的议论，只要不触动社会强势利益集团，只要不犯法，什么都行。但是，拥有这些消极自由的代价恰恰是放弃积极自由。由于拥有消极自由，可以在个人生活领域为所欲为，这就使人们不愿意关心公共事务，不愿意关心涉及自身命运的大事务，而将精力和时间都投向非常细小的事务，例如不同款式、面料的服装，手机的铃声，单眼皮还是双眼皮，胳膊上的肌肉群是否发达等等。当然，严格说来，即使在这些细小事务上，普通人也是跟着潮流走，被来自巴黎或纽约的声音所主导。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消极自由的享受与积极自由的运用是矛盾的。消极自由与形式民主相联系，积极自由与实质民主相联系。但是，我们普通人常常想当然地把消极自由等于同积极自由，也想当然地把形式民主等于同实质民主。这是民主错觉之一。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由于人们日益沉迷于消极自由，沉迷于个人生活，人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感知和判断能力极大地下降了，民主能力极大地下降了。我们现在懂得了数学、物理，学习了机械、电子、材料力学，看上去掌握了很多知识，实际上都是技术性知识，而不是社会性知识。现代工程师的社会地位相当于古代的工匠，只是精通某一技艺，却不懂得复杂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在为人处世上甚至可能比古代工匠更差。既搞不懂社会，就容易上当受骗，受形形色色的政治潮流或骗子、政客所骗，受自身利益的迷惑。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技术创造了一个使每个人更加感性化的社会环境。电视机的清晰度越来越高，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复杂，打印机的色彩越来越鲜艳逼真，商场里的宣传越来越铺天盖地。声色犬马、吃喝玩乐占据了我们极大部分兴趣和精力，我们怎么能够搞得清楚日益复杂的社会？这个道理就是老子说的“大象希形，大音希声”。用心理学语言说，叫注意力守恒定律。报纸天天登的是哪个地方发现无名女尸了，哪个地方车撞死人了，哪个婴儿生下来三条腿了，这一切都在迷惑、分散人们的精力，降低人们对社会理解和做主的能力。
仅就人们的民主能力而言，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恐怕更强。他们从小学习的是《史记》、《春秋》、《论语》等著作，懂得了种种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较量的复杂性，懂得了人性与社会腐败的关系，懂得了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学习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套道理，能够透过社会现象看到社会本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他始终在思考这个社会的整体发展变化，因此他的做主能力比较强。尽管他可能选择享受、权力，也可能选择俭朴、奉献，社会可能腐败，也可能清明，但无论如何变化，士大夫阶层都是有能力理解的。现在，中国的官员或者是技术出身，完全靠自身经验来理解社会；或者是学习过西方细分化倾向极其严重的社会科学，同样缺乏对社会整体的判断和把握。其结果是相似的，找不到历史方位感，随波逐流。这是格外令人担忧的。
其次，知识分子只是众多社会群体之一，知识分子的感受既不能代替资本家的感受，也不能代替工人的感受。资本家不但感受到了形式民主，甚至还感受到了实质民主。到处是招商引资，到处是“投资者是上帝，引资者是功臣”，到处是税收减免、土地优惠、手续简便、笑脸相迎。在资本家们看来，这个世界就是他们的。相应地，工人不但没感受到实质民主，甚至没感受到形式民主。投资者成了上帝，工人就下了地狱。过去，工人可以随随便便到各级领导的办公室和家里去，敢和领导对骂，而领导却只有解释、劝告、教育的权力，没有开除工人的权力。有人可能认为，这将造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其实，只有在极少数企业出现过短暂的无政府状态。在绝大多数企业的绝大多数时候，是工人在相当程度上行驶了主人翁的民主权利，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现在，不但顶撞领导要被开除，甚至善意的提意见都会丢掉饭碗。在许多私有企业，工人完全被当成牛马一样使用，被关在高墙大院中，用狼狗看守，没收身份征，不许写信。出了工伤事故，老板不是抢救工人，而是推诿责任，解雇了事。工人们想集体谈判，就会被当作闹事分子，破坏稳定的分子，抓起来、关进去。
事实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并非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感受，不关心社会其他群体的感受，所以他们把自己的直觉当成了社会的整体真实。幸运的是，知识分子有能力把自己的感受写到报纸上，发表到电视上，把自己的直觉感受强加给工人、农民，客观上当了资本家的代言人，帮助资本实现了社会专制。这是民主错觉之二。这个错觉是根本性的。
我过去曾经设想，只要有了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就可以有积极自由，有实质民主。我曾经想不通，为什么美国社会具备所有这些条件，但工人却始终不能表达他们自身的利益和意志？现在懂了。比如说出版自由。《新京报》64版或80版，只卖1元钱，连纸张和印刷成本都赚不回来。它为什么能够生存下去，壮大起来呢？是因为有巨额的广告收入。广告收入主要来自房地产、汽车、手机、医药、家电等产业。这些广告给谁看？给富人看。如果报纸的倾向对富人不利，对穷人有利，富人读者就会抛弃《新京报》，紧接着广告商就会抛弃《新京报》，报纸就只有死路一条。在现实生活中，广告大客户都是巨富，他们对报纸的倾向远比一般富人读者敏感，他们会警告报纸不要刊登某种对富人不利的观点、消息或新闻。更进一步，如果报纸要办得好，主编们不但要及时倾听广告大客户的警告，而且要善于揣摸大客户的心理，千方百计加以迎合。正是这种新闻竞争的机制，使报纸越办越厚，广告越登越多，使富人对舆论的控制更加灵敏有效。也是这种机制，使那些小报只能局限于小圈子，而不能走向大众，影响公共舆论和决策。这就印证了前面的观点，在一个日益复杂、分化的社会中，形式民主完全可以与实质专制相结合。
六、从形式民主通向实质民主
既然形式民主可能被实质专制利用，甚至成为实质专制的遮羞布，那么，我们还要不要形式民主？我认为要，而且是没办法，只能在形式民主的框架内寻找通向实质民主的道路。
为什么要有形式民主呢？因为形式民主在形式上赋予每个人以主人资格，向我们每一个人送上了一份政治礼物。形式民主对普通的公众有巨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固然与这么多年来对形式民主的迷信有关，但在深层次上，则与每一个人内心的独立自主倾向有关。尽管这种倾向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最深层动力。在一个日益复杂了的社会里，一部分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完成可能成为另一部分人实现集权专制的工具。我们已经远离了原始社会，已经没有一个简单的、完美的解决办法了，但是绝大多数人可能还设想着有一种简单的政治解决方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礼物的诱惑是无法抵御的。即使形式民主会犯错误，那错误也是人民自己犯的错误。即使人民会被实质专制力量所利用，那也是人民还比较幼稚、自私。任何希望改变社会结构，使之真正服务于人民的人，如果忽视人民对于形式民主的渴望、幻想，希望越过形式民主追求实质民主，最终都不会被人民所理解、所接受。在人民的多数还比较自利，还比较狭隘的时候，少数人无法包办代替，将一个美好社会带到现实中。过去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从形式民主走向实质民主的道路的确曲折艰难。二战结束后，欧洲特别是北欧国家曾一度由工党或社会民主党执政，征收了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等，建立了福利国家，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实质民主。但是，在全球化潮流的席卷之下，北欧各国又纷纷削减福利，大资本的统治卷土重来。在拉美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有的已经通过普选产生了服务于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权，但是这些政权几乎都被美国和本国内部的大资本集团联合力量武装扼杀了，例如，1965年的苏哈托政变，1971年的皮诺切特政变。
在1970年代以来的全球反人民、反民主潮流中，委内瑞拉似乎给我们以希望。1999年，在几乎所有的电视台、报纸都不支持的情况下，查韦斯靠着人民群众口口相传的力量，打破了舆论封锁，当选为总统，而且成功地粉碎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委内瑞拉大资本的政变阴谋，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国内外大资本家们制造的停工、停产、停水、停电的危机，给苦难深重的委内瑞拉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希望。当然，委内瑞拉的故事刚刚开始，还没有经受中国和苏联曾经经受的考验，说走稳了实质民主的道路还为时尚早。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无论是瑞典还是挪威，无论是智利还是委内瑞拉，全社会都曾萌生过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相结合、相一致的希望。在希望萌生和滋长的地方，都有着一大批理想主义者在努力奋斗。只是这种人数量还不多，质量还不高。所以，局部的、短期的成功不是扩大和巩固了理想主义者的队伍，而是腐蚀了理想主义的力量，中断了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相结合的希望。如果理想主义者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并且仍然能够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则我们就有可能从形式民主走到实质民主。换一个更加广泛的概念，如果改变人人自利的前提，产生一大批德才兼备的理想主义者，那么大国众民是有可能实现实质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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