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回顾历史上的革命历程，但凡参加革命、坚持革命的人，无不是思想上有着坚强的信仰、信念，他们能经住金钱关、生死关的考验，都是因为思想上的原因。接下来回顾革命历程走向衰落的过程，又无不是因为人的思想退化了，包括领导人的思想退化和机会主义化，也包括普遍的思想滑坡。
如果人的思想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了，历史就变成偶然的了，革命也就应当取消了。
但是，历史却告诉我们，人定胜天。老一辈革命者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他们凭着革命信念，虽然不能超过客观条件的限制，却在客观条件提供的舞台上，演出了惊天动地、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这足以说明人的思想信念作用之大。所以革命烈士在走向刑场时都充满自信。
而一个人世界观和人生道路的选择，都受哪些重要因素的影响或制约？有哪些内在的关键因素？有什么规律可循？
（今天我只是就这个抛砖引玉，讲得不一定都对。但是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二、影响人思想的若干因素
（一）阶级地位（外因）
1、烙印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
2、悖论
（1）于连
（2）油坊的小刘
（二）接触到的思想、思潮（外因）
1、影响的客观存在
很多老一辈革命家当初成为革命者，并不是因为自己在社会上是弱势群体，而是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
2、影响的不确定性
这种影响必须是（1）具有社会性的；（2）反复刺激的。
3、悖论
叛徒的存在：顾顺章分析
（1）工人出身；（2）在大革命高潮中参加工人运动；（3）聪明能干，适应性强，作具体工作由办法；（4）不学习政治，不重视思想改造。
（三）眼界（内因）
1、理性行为
很多老一辈革命家，年轻时背叛自己的阶级和家庭，与“油坊的小刘”形成对比，“油坊的小刘”即使参加了革命，初期也是投靠，还没有成为自觉的革命者。
2、反潮流
历来是一种潮流来了，多数人跟着跑，只有少数人顶住，另一种潮流来了，又是多数人跟着跑，只有少数人顶住。
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毛泽东
（四）摒除私字（内因）
1、不求私利
（1）电影《张思德》：不计较提干问题
（2）张国焘分析：
（A）北大毕业，见过列宁
早年求学于北京大学，思想上追随李大钊，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被推为大会主持人。此后至1927年，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内战中，张国焘先后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了辉煌的业绩，在反六路围攻的战斗过程中，他的才华充分显示出来。张国焘的前半生与中国共产党同生死，曾两次被北洋军阀逮捕。他三次去莫斯科，是中共领导人中惟一获得列宁亲自接见殊荣的人。
（B）有私心，想当山大王
2、关心他人
电影《张思德》：关心罪犯老乡、关心哑巴炊事班长、关心心理受挫的孩子、关心快要牺牲的团长
（五）思想修养：戒除教条主义（内因）
观点不等于一个人
（例如那些吃“马列饭”的狗屁理论家，如李君如、邢贲思等）
“五四”以来，那些在书本里讨生活的人，不是一批一批变成了反革命吗？——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六）思想修养：谦虚谨慎（内因）
1、王明机会主义的最致命弱点
（1）老子天下第一
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世界上别人都是阿斗，只有自己是诸葛亮
非常善于指出别人的错误，在指出别人错误时，非常有水平、非常准确，但是就是不善于看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错误，甚至不愿意设想自己还会有错误。在一些同志看来，错误只能由别人去犯，自己是不可能犯错误的。
因此，不懂得从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毛主席说，每一个革命者已开始都可能作一两件蠢事。打仗没有常胜将军，一个指挥员，打三仗，胜两仗，这个指挥员就可以继续当下去。我自己也是先打了败仗，然后才总结经验，打胜仗。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失败和挫折使我们变得更聪明起来。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一想到这些，就令人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缺点和错误不能够改正吗？
毛主席提出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其中三条是关于个人作风的。这三条，一条是说要善于团结人，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以及反对过自己并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另一条是说要作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学会民主作风，善于听取意见，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再一条是说要谦虚谨慎，富于自我批评精神，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
过去我总是觉得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中，这后三条有点多余，因为咱们共产党人需要具备的品质还有很多呢，为什么偏偏把这三条放进接班人的条件？这三条只是具体的细节而已。可是经过这些年的体验，我深深感觉到，毛主席提出的这后三条，确实是提到了人的关键之处，看来这后三条确实是经过毛主席的政治生活经验提炼出来的。
学会团结人、学会民主作风、学会自我批评，做到了这三条，就能够杜绝王明式的机会主义，就能够避免成为王明式的人物，避免既害革命、又害自己。实践这三条，要从内心深处去做、从大事去做，而不是仅仅在外包装上、或者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做秀。如果仅仅做秀、并不认真实行，那么就会变成两面派，滑向修正主义。
（2）缺乏正确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毛主席在长期革命生涯中，也在不断地摸索和创造，但是之所以不犯大错误，是因为毛主席是哲学大师，是认识论大师、辩证法大师。
据我们历来的想法，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它有利于我们也好，不利于我们也好，能够动员群众也好，不能动员也好，我们都不得不调查它，考虑它，注意它。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
一切有志于革命的青年，都有必要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
2、政策策略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照顾多数，团结各种人一道工作
不要四面出击
三、人的成长是一个过程
1、过程的曲折性
（1）多视野中的白求恩
青年白求恩大学毕业后，加入了英国海军，当了一名军医。一次大战结束时，白求恩正在驻法国的加拿大航空队服役。他和朋友们坐在巴黎的小酒馆里，那时，有些人梦想以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原则“十四点”作为新世界的指南，有人尊奉费边社会主义，有人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解释世界，有人主张在马克思的旗帜下行动起来。白求恩发觉自己成了一个彷徨歧途、没有归宿的人。他感到幻灭，这是西方知识分子在战后二、三十年代普遍感到的幻灭。白求恩２８岁了，两鬓未老先衰地生出了白发。他留起了胡子，在英国退了役。
退役后，他一面在医院做实习医生，一面到欧洲做商业旅行。他利用艺术鉴赏的本领，在法国和西班牙买进艺术品，然后在伦敦出售，赚了足够多的钱。他像贵胄子弟一样视金钱如粪土。他出手阔绰，买最好的服装、最好的食物、最好的酒，还有无数的书籍，别人借钱则有求必应。他性格直率，举止豪迈，为了内心的信念可以不计得失。每天晚上，年轻的作家、美术家和音乐家聚集在他的寓所，纵酒宴饮，听他高谈阔论他的艺术和人生观。在２０年代早期的伦敦，白求恩就这样沉浸在浮华放浪的生活中，暂且疗治他的幻灭感。
到了１９２６年，他与第一个妻子离了婚，并且得了肺结核，在纽约州的特鲁多疗养院里静养，与世隔绝，早年的经历恍如隔世，他已近中年，独自品尝着人生的苦味。他说：“我没有什么遗憾。我已经厌倦了。在这以后无论什么也都没有意思了……”
后来他和别的医生一起研究治疗肺结核的方法，并获得成功，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几座大城市医院里行医，３０年代跻身于北美最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的行列。白求恩挣很多钱，但是同早年一样总花得干干净净。那些年，他是蒙特利尔圣心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医务界薪水最高的人之一，全世界医学界都有人慕名到圣心来观摩他的工作。他是成功的外科医生、社交界的红人、有结婚条件的单身汉，上流社会追逐着他，但他与他们总是格格不入。
早年的幻灭感依然挥之不去。他总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仅仅依靠胸外科疗法并不能治愈病人——那些贫穷的病人。他们越来越多，因为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已经持续几年了。纽约股市出现波动，接着就发生了崩溃。失业、破产、贫困，银行、工厂、矿山纷纷倒闭，那些持“审慎乐观”态度的人士接二连三地从他们华尔街摩天楼办公室的窗口跳下去。他注意到世界上存在的一种悖谬：数百万人没有衣服穿，美国却把地里的棉花翻耕入土；几千万人忍饥挨饿，加拿大却把小麦烧掉；街角有人讨５分钱想买杯咖啡，巴西却把咖啡倒进大海。
这种悖谬也侵入了他的医学领域，“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康复而穷人死亡。”他说，“这很简明地说明了经济学和病理学的密切关系。”世界历史正酝酿着战争和革命，他已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其中。
在蒙特利尔街头，他目睹了一次大规模示威。一队队骑警吹响警笛冲进人群，挥舞警棍四下乱打，男男女女纷纷倒在地上，因恐惧和疼痛而呼号。他从自己的敞篷车上取出药箱，为受伤的示威者包扎。
１９３５年，他作为加拿大医学界的代表到列宁格勒，参加那里召开的国际生理学大会，他发现，建国以后１８年，尽管有近一半时间用于国内经济重建，但苏联的肺结核发病率却减少了５０％以上，这证实了他自己关于肺结核可以完全消灭的信念。在苏联，产业工人享有公费医疗的优先权，这和他熟悉的西方世界正相反。在各个诊所和疗养院，一切医疗都是免费的，这不是什么施舍，而是病人的公民权利。在这里，他一向鼓吹和设想的许多东西已经成为现实。
他心悦诚服，兴奋异常。回到加拿大后，便在全国做旅行讲演，用分娩和产痛作比喻，为俄国革命和苏联制度做辩护。他从医学专业的问题出发，却得出了社会的结论：保护健康的最好方式就是改变产生不健康的社会经济制度。接下来是合乎逻辑的一步，他加入了共产党。这位传教士的儿子坚信，假如基督再生，这也会是他的选择。
那时，西班牙内战正如火如荼，加拿大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决定派一个医疗队到马德里去，白求恩被推选为队长。他辞去了圣心医院的职务，立下了遗嘱，三个星期后动身前往西班牙。过去，肺结核是他的敌人；现在，法西斯主义是他的敌人。他组织了战地输血队，奔波于马德里、巴塞罗那、马拉加和阿尔梅里亚的前线，为伤员输血。佛朗哥的军队正步步逼近，到处都是血、断肢和尸体。经过西班牙内战，血与火把他淬炼成了一名战士。
白求恩回国了，在北美巡回演讲，为民主西班牙寻求更广泛的支持。这时，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了。国际援华委员会配合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白求恩请求率一个医疗队到中国北方，支援那里的游击队。１９３８年１月，他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医疗队的药品和器材，从温哥华乘海轮前往香港。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教授在最近又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怀念白求恩》，文中说：白求恩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不幸以身殉职，他的事迹感人至深，教育了几代中国人。而他来中国之前的故事，他从一位医生，人道主义者，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事迹更加震撼人心。
（2）杨度
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传奇人物。作为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真理的过程中，走过一条异常曲折坎坷的道路。他曾于1920年去日本留学、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学说以及留日学生革命思潮的影响，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挽救国家危亡；后来又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君主立宪主张的影响，提倡过“君宪救国论”，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他虽一向排满，但不相信中国能够实行共和，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因此，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后，他又曾是拥戴袁世凯称帝的主要人物。他在1915年组织筹安会，成为所谓“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并且向袁“劝进”，一直是保袁世凯的。他在当时发表洋洋万言的《君宪救国论》，为洪宪帝制奔走呐喊，是一个著名的君主立宪派。1916年袁世凯死后，杨度被通缉。其后随着时势的发展，杨度逐渐受革命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后，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遂向旧势力反戈一击，由反动转向革命，由著名的保皇党变成共产党的同情者。
他在事实的教训面，能够知错便改。1917年张勋短命复辟失败后他致张勋、康有为的通电指出：“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时候，他到上海去见孙中山，对自己以往拒与合作的事当面认错，承认自己过去“君宪救国”的主张不适合中国形势的要求，还表示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心愿。他经孙中山的介绍，认识了也在这时来访的李大钊。在他转向革命的过程中，深受李大钊的影响。
李大钊等同志被捕后，杨度又多方设法营救，李大钊等人牺牲后杨度又毁家抒难。杨度将自己在北京的“悦庐寓所”变卖4500银元，全部款项充作营救李大钊的经费和周济遇难者的家属。1927年秋天，蔡和森等同志来北京策动北方暴动，杨度也曾给以资助，平日积累耗费一空。
1928年杨度移居上海，以学佛和作画为掩护，继续为革命工作。他到上海后积极找党，曾经通过中央特科的关系进行试探。有关同志开头对于他的要求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周恩来得知以后，亲自做杨度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1929年由人介绍，经周恩来批准，杨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与党组织指定的同志单线联系。
杨度参加共产党后，离开家室，单身移居上海，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不向他的亲属暴露自己的身份。他一心扑在党组织交付的工作上，不仅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同时帮助中央特科同各方面建立关系。
上海滩的大流氓头子杜月笙，本是蒋介石的心腹爪牙，共产党的死对头。杜月笙附庸风雅，一心想要攀结杨度这位旷世奇才做朋友，并通过杜月笙当时的法律顾问章士钊向他致意。对于这样一个沾满革命者和人民鲜血的大流氓头子，富有正义感、爱国心的杨度自然是十分轻蔑，异常憎恶的。但从搜集情报的角度着眼，如能结交此人却也大有用处。经章士钊多次提起后，杨度跑来向党组织问怎么办？党组织鼓励他去接触杜月笙。杜月笙将其法租界薛华立路附近一座二层楼的小洋房给杨度住，每月还资助他500元。因为他住的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法租界的巡捕不敢到这种地方抓人。遇到紧急情况，他就把敌人追捕的同志留在这里“避难”。这样一来，党又可以更多了解上海流氓帮口的情况，也能得知一些有关国民党要人的情报。
杨度从敌人营垒里过来，他的大半生是在军阀、官僚和政客中度过的，因此非常熟悉旧社会官场内幕，知道许多北洋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他在晚年以自己的特殊经历，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出入龙潭虎穴，把搜集到的敌情消息贡献给党，能起别人无法代替的特殊作用。当时杨度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参加党后又于1929年12月参加了中国互济会，还捐助了一笔经费。1930年2月，鲁迅、郁达夫等51人发起成立中国自由大同盟，他也签名参加。在此期间，他还曾以社会知名人士身份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杨铨、鲁迅、邹韬奋等人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及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活动。
当时有人说，杨度参加共产党是投机，可是杨度却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杨度在病重临终前数日，曾自撰挽联，以明心迹：“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困操劳过度，不幸于1931年9月17日在上海寓所病逝。他在入党后对革命所作的重要贡献，作为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领导人的周恩来一直念念不忘。由于杨度入党较迟而去世较早，又是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所以关于他入党的事，知道的人很少。直到1975年，周恩来逝世前几个月，听说要重新出版《辞海》，就派秘书告诉有关部门说：“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恩来介绍并直接领导的。请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2、内心矛盾性
（1）以瞿秋白为例
瞿秋白同志在《多余的话》中，自我解剖说，他在人生观形成时期，虽然理智上从无政府主义转到了马克思主义，可是头脑里的绅士意识、市侩意识——颓废、脆弱、狂妄，仍然占有一定地位，而且两种意识不断斗争。秋白同志认为，自己就是这样一个“脆弱的二元人物”。但是他说，“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秋白同志说：“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但是，瞿秋白同志明确、坦诚地说：“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歧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的走，不知会跑到什么地方去”。
瞿秋白同志是真诚、坦白的，真诚坦白地承认自己内心有思想斗争的人，比那些极力掩饰自己内心活动的人，要可靠得多。
（2）以张国焘为例
张国焘早年积极参加革命，是否可以抹煞、或者认为是投机？我觉得不能，我觉得他早年参加革命应当说是真诚的。把后来变坏的人说成一贯坏、把后来变好的人说成一贯好，那是形而上学。如果承认张国焘早年的真诚，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他头脑里对旧社会的批判、对革命的认同，与他头脑里个人私利的抬头、个人私欲的膨胀，是共冶一炉的、是处于同一个统一体的。当然，这个统一体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其中矛盾双方在不断斗争着、主导方面在不断变化着，所以外在的张国焘处在变化和前后反差之中。能不能理解这样一个矛盾变化过程，标志着能否理解唯物辩证法、标志着能否理解世界观的革命。
3、游泳
（1）情感、行为、认识、意志
只有朴素的情感，不巩固；必须见之于行为，才能巩固情感。
行为：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
认识：指导行为，但认识又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因为客观形势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
意志：一种心理选择机制，处理双诱惑选择的心理机制。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意志是最高境界，囊括了对情感的肯定、对行为的认同和对一定思想认识的运用。
（2）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思想上政治上的认识
路线：即一系列思想认识组成的一个连续轨迹
4、永久奋斗
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五年，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到六十年，七十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我们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其他方面要做模范的是非常多的，例如，在政治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光有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够的，过了三年五年，就把它丢了，那还不是枉然？所以，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这样的青年，才是真正的模范青年。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
——毛泽东《永久奋斗》（1939年5月30日）
四、人的因素第一
（一）崇拜自发性和幼稚的群众观点
1、群众的觉悟有一个过程
革命并没有使群众变为圣人。
要去掉群众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还存在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者的幻想，反动统治者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就是说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
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
如果客观情况是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前进吧!如果是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暂停吧，或说：你们退却吧！据我想，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观点呢！
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否认或不了解领导权思想的阶级就不是阶级，或者还不是阶级，而是行会，或者是各种行会的总和。
2、一般群众，基本群众，骨干群众
3、干部决定一切
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派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它打倒。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一切的因素。
斯大林说干部决定一切，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尤其如此。
（二）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西方革命沉寂的原因
（1）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2）一大批百折不挠的革命英烈
（3）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英雄不能造势，只能乘势；但是英雄万全可能失势。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毛泽东
（三）四个第一
政治第一，思想工作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四）要造就一大批人
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我们死去的若干万数的党员，若干千数的干部和几十个最好的领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也就是这些东西。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惟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1937年10月23日）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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