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中国之乱”到底是经错了还是念歪了？
中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大多数国家如果搞不好，某些人物是要下台的，中国事情搞不好，老百姓还得要歌功颂德，有那么一大批“不明真相”的善良群众还要死心塌地为他们辩护，社会上经常听到这样的评价：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只是地方不执行或者变想执行；领导是爱民的，下面的官员不讲真话，欺上压下，所以中央听不到社会真实情况，诸如此类的言论不一而举。实事真是这样吗？我看不然，我不认为中国的现实问题是基层念歪了经，关键还是交给基层的那一本本的经本身就是漏洞百出的歪经，再怎么念都不会为老百姓带来福音。胡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提法很好，但没有在中央层面得到落实。
我们不妨就一些老百姓反应最为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作一分析，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第一个问题：有关“三公消费”的问题。中央政府每次在大大小小的会上都告诫全体干部要履行节约的好习惯，不能继续让“三公消费”吞噬改革成果，但是，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中每年还照例地给出了天文数字的预算经费，另外，从中央到地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也从来不向人民公布去向，实际上还是在怂恿公务人员从各种途径消费国家的经济成果，这就很有意思！一方面手握预决算大权，丝毫不想砍掉这部分拨款，另一方面又假腥腥地要求各级政府要执政为民，你中央的政策如果从财政拨款上限制了政府消费，从资金管理上约束了政府消费，“三公消费”的钱能从哪里来呢？有些人会说可以从企业中要钱，可能吗？政府敢于长期把手伸向企业吗？能要那么多吗？企业现在也未必那么老实的给钱了，中国的“三公消费”问题根子就在中央，在这一点上，中央一直不愿意与国际接轨，中国政府机关中一个科长的待遇超过了德国的副部长待遇，是中国比德国富有还是中国制度比德国优越？是德国预算太严还是中国预算太随意？这算不算政策性腐败？最近，教育部那个袁贵仁部长随意就可以组织一百所高校校长出国考察二十多天，说什么为建一流大学的需要，多么的荒唐啊！今天我不想谈这件事情的荒唐性，只想说政府部门花钱的随意性，我敢肯定地讲，教育部的中央预算安排中本就没有这个项目，为什么一个部长拍拍脑袋就可以花那么大一笔钱呢？归根到底还是财政预算的“三公消费”太多了，可以任其乱来，中国还有一个怪理：行政事业单位的财政拨款你还得必须花完，不花完还不行，世界性笑话！
第二个问题：财产申报的问题。大家不都说上面的领导是好的吗？那为什么这项制度迟迟无法在中国执行呢？1996年执定的那套《条例》怎么到现在还是一张纸呢？中国政府喜欢把自己当大国看待，我且暂时承认这个，但我有一个疑问：世界上所有大国都有《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为什么我们就没有？人家都是从最高层开始执行的，我们又是从哪里开始执行的？人家敢于把自己家庭的家底露出来，我们的高层为什么不敢？有些地方政府的官员试着搞了一下财产申报，最后还是不了了之，道理很简单，上面没动你下面动不是找死吗？谁说政策是好的，是下面念歪了经？中央给了一部什么经让下面念？谁该带头念好这部经？
第三个问题：房地产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说烂了，连三岁小孩都能讲出房价ABC，中央领导不知道吗？为什么连连调控8年不见效果呢？为什么会越调越涨呢？又怪下面吗？是不是又要说地方不执行中央调控政策呢？肯定有人会这样说，但是，我不认这个帐，我认为根子还是在中央政策上，2003年到2007年中央的政策一直强调“软着陆”，所以，明义上调控，实际上在放任，GDP的亮丽掩盖了一切矛盾，老百姓的呼声就是放屁，没有引起任何骚动，只是到了2008年才迫于压力加大了调控力度，但不凑巧的是突然来了个“经济危机”，又一次给某些人放松地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2009年世界地产调整，唯有中国风景独好，2009年末，老百姓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再度发出愤怒的声音，于是乎中央又出“重拳”了，不过，这记“重拳”还包含了很多附加条件：原则上要怎么怎么、各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怎么怎么、各商业银行可根据自身情况怎么怎么、各地区可根据经济发展情况怎么怎么。有了这么多的灵活多变的调控选项，大家想怎么调？这能怪地方政府念歪了经吗？你中央的政策患得患失的，地方政府为什么不活学活用呢？说到底就一句话：我让你们调控，没说让你们把经济减速。地方官员聪明得很，他们宁可挨百姓的骂，决不会对上面交一个经济下降的试卷。问题出在哪里不就很明白了吗？我不认为政策是好的，是地方在对抗。
第四个问题：农村问题。中国的农民大多数还处在小农意识状态，给一颗糖吃就感恩戴德的，这本是一种好的品性，懂得知恩图报，但是，又急需提高自身的思维方式，农民不是被施舍的一个群体，理当有与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思想，农业是根本，不是弱质产业，是国计民生的命门产业，凭什么把农民当作一个“被施舍”的群体？取消农业税和给予一定的农业补帖是世界惯例，不是中国的特殊优待，农民不用为此感到太过不好意思，是你们养活了人类，你们的收获之所以回报很低是工业革命的负作用的结果，你们完全有权力提高你们的生活质量和农产品回报率。现在农村出现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基层的问题呢？表面上看是的，但根本原因也不在基层，我想举几个小例子给大家听：中国政府说中国近六年来喜获丰收，并且农产品连续六年增产，而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实际上很低，按理说，粮食进口不至于出现什么波动（中国政府多次申明粮食完全能自保），但实际情况是中国连续十年以来大量增加粮食进口，小麦、大豆、稻谷、玉米等连年增加，要么是政府在中国产量上做假，要么是中国政府有意让本地农产品沦陷，这就导致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东北本地大豆完全沦陷，玉米面临沦陷危机，稻谷小麦有可能步其后尘，中国农民如果不是遭受进口作物的倾销，理当可以过得更好，有些人认为农产品上涨会导致通货膨胀，城里人吃不消，其实错了，农产品价格必须要跟得上GDP的增速，否则，农民的生活水平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改善，实际上农产品六年来一直是停滞不前的，只有棉花和少数低产量农产品价格涨幅较大。“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听起来很动听，实际执行起来也是笑话百出，一方面耕地大量荒芜，自动成湖成林了，另一方面又拿良田种树骗取国家退耕还林补助，三年前，我就是呼吁停止这项政策，然而，中央不但不停还加大补助力度，但农树就那么点田地，越加大补帖越促使地方政府做假，与这一政策相矛盾的中央政策是，中央不断地要求地方政府采取措施增加新的耕地面积，以保证中国粮食的持久安全，有些省份为了达标、为了争取新的补帖又在做假，同一块田地，今天可能迎接“退耕还林”的检查，过几天有可能又要迎接“新增耕地”的验收，政府官员两边得荣誉得实利，这要怪谁呢？怪地方政府吗？没道理，中央政策完全脱离了农村现实，谁去当地方官谁都一个德行，搞政治的人有缝还有不钻的吗？最后讲讲农村的“林权改革”，前期我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今天只略讲一下，这项政策是近几年来中央农村政策的一个最重大失误，中国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人口又多，森林覆盖率又相对较低，没有任何理由搞“取财于林”的政策，这个政策只能产生短期效应，中国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靠林业致富，除非搞破坏性砍伐，“十年植树”，农民不能靠十年富一回，农民的平均林地是很少的，靠它也富不起来，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广西、云南等地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森林灾难，中央不及时打住，十年内必将由人民来承担恶劣后果。
第五个问题：不干实事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多次要求党和政府的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干实事，然而，现实情况非常糟糕，有很多政客热衷于做秀表演，把握握手、喝喝酒看成是做实事搞调研，其实是在搞亲民秀，不是不要搞调研，但“千人维安”的调研不如不要，那样的调研是扰民，中国什么年代有现在这样的官员出驾规模？旧社会还有个微服私访，信息社会搞私访是不可能了，但是，便衣比群众还多的调研也是浪费人民币，浪费人民的感情，地方各级政府的调研规模也是依次类推的，县长的待遇至少都要比英国首相还高，比德国总理还牛，这些人能干出什么实事？有人说中国不光是做秀多，还有会议多，无数个“重要讲话”要让地方官学习，一年下来，不要说做事，能把那么多的“重要讲话”记在心里就算不易了，我是记不住的，一层一层的开会，几乎浪费了中国官员半数以上的工作时间，他们还能干出点什么实事？有些人口口声声爱民如子，却对百姓的呼声置若罔闻，“转基因”问题吵翻了，他们连理都不理一下，说是中国要为“科学进步”做试验田，不可理喻！中国官员不干实事的作风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高官饱足思淫，香烟、桥牌、女人置于国是之上，盛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此下去，中国官员只要练就一个本领导就足够——表演学。
还有很多很多的中国式问题不能一一列举，但是，问题的根子都不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劣根性在于削尖脑袋钻空子，不是问题的祸首，我从不认为根坏在地方。
中南大学孙锡良（转载须署名）2010年6月16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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