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回避生产关系了
近日，连续发生的富士康事件、本田事件等，令人震惊，令人扼腕，令人不安，上上下下都极度关注。海外媒体纷纷报道，连富士康为之代工的苹果公司等跨国企业也派出调查组。在调查的过程中，各种分析也陆续浮现：有的说是心理的原因，有的说是“80后”、“90后”弱点，有的说是管理的原因，有的说是企业文化所致，也有的说是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见仁见智。社会科学界作为社会的良知，自然也不能置之度外。学界该如何思考分析？当然要依据调查出来的真实情况，但是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十分重要。胡锦涛总书记“五一”前夕的讲话使用了这样的论断：“我国工人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这就提示我们在考察分析的时候，不该只有生产力的维度，而放弃生产关系的维度。
三十年来，我们注重经济发展，注重发展生产力，实践中也取得明显成就。但不经意中，生产关系的观念慢慢被淡化、消解。说到企业，管理学非常繁荣，讲的都是以提高效率为宗旨的管理理念、方法，企业伦理、企业文化等也都十分热闹。近来，“公平公正”的呼声非常高，但“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却十分鲜见。好像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这个概念已经不管用了。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成为主流。在他们的词典里，只有生产要素，只有效率。即使说到资本和劳动，也只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更有甚者，劳动者无论是智力的还是体力的，好像都不是独立的生产要素，只是从属于资本的“人力资本”而已。笔者前些年曾经著文提醒，对资本要作不同维度的分析，不要忘记生产关系的维度，就是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其中有雇佣和被雇佣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能把资本只看作一种生产要素，一味地强调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味地歌颂资本的功劳，更不能一味地强调发展经济只“依靠资本而不依靠劳动”，不能无视劳动者的巨大功绩。可惜应者寥寥。不仅如此，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也广为流传。好像在市场经济下，只有个体之间的动物般的生存竞争，根本没有什么生产关系问题存在。于是乎，在我们的媒体语言中，只有“强者、弱者”，“输者、赢者” ，连针对婴幼儿的早期教育也以“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赢在起点”为口号，且铺天盖地广为传播，连公共汽车上都可以听到。还有一对类似的词语叫“成功者、失败者”。我们的媒体把“成功人士”的称号仅仅奉送给大款大腕，在各行各业默默作出贡献但没有大把资财的人士则被排除在“成功人士”之外。有的官方媒体也是如此。与此相连，为“穷人说话”还是为“富人”说话，“爱富”还是“仇富”等争议十分热闹。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财富的多寡问题，而没有什么生产关系问题。
其实，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便亚当·斯密，也不喜欢抽象地讨论富人穷人。他依据劳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分配，区分了劳动、资本和地租，进而将当时英国的人群分为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大阶级。后面两个属于富人。对于地主，斯密的评价是：“他们不用劳动，不用劳心，更用不着任何计划和打算，就自然可以得到收入。安乐稳定，流于懒惰。无知，也不能动脑筋来预测和了解一切国家规章的后果”。与此对照，“劳动者在繁荣社会中不能享得地主阶级那样大的利益，在衰退的社会中却要蒙受任何阶级所经验不到的痛苦”。至于资本，斯密把拥有资本从事着四种工作的人士：农业家或矿业家、制造者、批发商人、零售商人，称之为“生产性劳动者”，尽管他并不认为资本的利润可以等同于劳动所得。对于其中，花大力气，投大资本，用于改良农田，提高工艺，改进技术，发明机器，以提高劳动生产力者，则更是赞誉有加。但是，斯密认为资本与劳动，“这双方的利害关系绝对不一致”。资本拥有支配劳动的权力。资本总是尽可能地压低工资，工人从来就得不到充足的报酬。他写道：“资本雇主少，易团结，他们的结合至少不受法律禁止。在争议中，雇主比劳动能持久。 而劳动者的结合则为法律所禁止。雇主往往结合，使工资不超过实际工资率。而且，这种结合是秘密的。劳动者往往无抵抗地屈服。劳动者有时也反抗，但是，为了迅速解决，老是狂呼呐喊，有时甚至用极可怕的暴力。这时，雇主也同样喧呼呐喊，请求官厅援助，要求严厉执行取缔个人结合的严峻法规。”因此，工人很少从那些愤激地结合的暴动中得到利益。那些结合部分因为官厅干涉，部分因为雇主较能持久，部分因为大多数劳动者为了目前生计不得不屈服，往往以为首者受到惩罚或一败涂地而告终。此外，“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是和公众利益不同”的。所以，斯密告诫当政者和立法家，对这一阶级建议的法规，要小心翼翼地考察，绝不要随意采用。“一般地说，他们的立意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强调一国当政者“对其所属各阶级的人们，应給予公正平等的待遇；仅仅为了促进一个阶级的利益，显然是违反这个原则的”。这公平的待遇包括要设法弥补由于企业内部的精细分工，劳动的过分的专门化对工人的伤害，包括精神上的伤害。因为这种分工会毁灭工人“思想的勇气……甚至会毁灭它的肉体活动”。
斯密的这些看法都是基于对生产关系的分析。至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生产关系， 当然不是离开了生产力来讨论生产关系的。我们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型政党，就应该好好学学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重视。有人会说，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不错，文件里一直是这样写的，但是不能误以为生产关系方面的矛盾，连次要矛盾都不是了，或者根本不存在了。难道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就同生产关系无关吗？包产到户、国企改革、多种所有制，今天所说的分配制度的改革不都是生产关系吗？至于说到企业管理，台湾中央社将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兵营式的生活称为“精神血汗工厂”，说的不也是生产关系吗？不从生产关系入手，怎么可能找到避免悲剧再度发生的出路？
至于如何准确地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当然是一个复杂的难题，不能简单化，需要从实际出发做细致的研究、合理的分析，不能从一些个案贸贸然地下整体性的结论。这有待学界的努力。但是，如果一味照着新自由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进路，回避生产关系问题，那么破解难题还会有指望吗？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赵修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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