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劳动者自治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对立面则是资本主义。至少毛泽东和他当年的战友是这样理解的。即使到现在，每到“五一”，当局定会搞一些歌颂、表彰劳动者的大型活动，以彰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劳动者起来打碎旧世界而建立的工农政权走到今天，也只有像“五一”，“国庆”这样的庆典让人恍惚感觉到它的连惯性。为什么呢？因为太多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在奔小康的过程中，“劳动”创造价值的能力早已让位给了“资本”。
用钱来赚钱比用劳力来赚钱显得更有效、更轻松、更有档次和更加尊严，在这个有着明显等级的社群中，已是一个普通的常识。也因此，靠劳力挣钱的人比靠钱挣钱的人有更多的无奈。同样，靠密集劳力生存的经济实体比靠运作资本摄取财富的集团面临更多的困扰。老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当社会发育出财富与尊严挂钩的等级结构时、当资本无所不能时，人群对资本的“趋之若鹜”就不可避免。于是贫富差距逐渐加大，尊卑立见分明。
让我们看看房地产业。房地产老板出手的是资本，不管是国有的、自有的，还是贷来的或是骗来的，总之都叫资本运作。立项后，通常建筑商会以极低的报酬换取竞争的胜出，来为房地产老板打工。而建筑企业则是普通劳动者就业的场所，是最能体现劳动价值的行业之一。
只要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利润极大化。在资本-建筑商-劳动者利益分配的链条中就必然会有两次利润极大化的过程。因为对于资本而言，建筑商的收益就是成本，成本越高，利润越低。同样，对于建筑商来说，劳动者的收益也是成本，成本高，利润也会降低。就这样，劳动者的收益被两次压缩，劳动的价值也就在这一过程中被市场经济、被资本无情的嘲弄着。
大家都知道，建筑业无工人。只有老总、项目经理、管理人员。干活的是包工头带领的农民。农民不种田，却在城里干建筑工人的活。于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诞生了，它叫农民工。农民工现象在几十年里已经遍布民间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我们都知道，工业文明是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全世界所有的工人或市民都来自农村，并不只有我们才会遇到这个问题。但是农民工现象的确是中国特色。原因是几十年来，城市不接纳进城工作的农民。中国的语言非常有等级特色，城里人就业叫安排工作。乡下人进城叫打工。
为什么我们的城市不接纳这些价值创造者和城市建设者呢？有人把它归结于僵硬的户口制度，其实不然。只要有资本的利润极大化，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就会延续。因为资本的利润极大化，一方面会提高农民进城的门槛，如高房价，另一方面会压低农民工的收入。而政府方面也不用为城市人口的增加付出更多的城市管理、教育、医疗等成本。农民工在当今社会中的状态用领导人的话就能说得很明白：弱势群体。社会能为他们做的就是极力保障他们的最低收入，而不是改变分配模式。为的是稳定的维持现状。
再来说说那些与劳动者密切相关的企业即实体经济型企业。这些企业的基本特点就是将劳动转化为产品（工业企业）再将产品转化为商品（商业企业），最终完成剩余价值的积累即原始资本的形成。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剩余价值不见得都能转换成资本，原因是这类企业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铁的规律：土地成本、能源成本、技术改造成本、原材料成本、社会成本不断上升，以及商品竞争价格不断下降。某个企业或许会在单位时间内处于盈利状态，但谁也不能保证时间不会吞噬掉它的全部资产。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企业的社会成本。
1：劳动力成本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实体经济企业，尤其是民间的企业必然会处在劳资关系的风口浪尖上。原因很简单：这类企业以他占社会总资产不到一半的份额承担着全社会85%的就业人口。而拥有社会总资产一半以上的国企却只解决了不到9%的就业人口。这个利润空间极为有限的企业群体却被迫承担着国家社会稳定的重任。无论是就业人员还是政府，都会极力压迫企业尽此责任，而且动不动就上升到道德的高度。这方面的压力还来自政府对官员、公务员、的提薪所造成的社会生活成本的上升。因为按政府占有的资产与员工就业比来说，提薪自然是不成问题的。这得归功于朱镕基阴险的减员增效政策。为此买单的却是民营企业和与民企息息相关的就业员工。多数人看不到问题的实质，于是背负重任的民营企业家很容易成为仇富的对象。社会形象一塌糊涂。
2：质量安全成本
质量安全关系最大的是交通工程、采矿业、建筑施工、运输、食品生产行业。这些行业几乎全是民营企业，即是在大型建局或集团公司、矿（水电、交通、铁路、）内，相关责任也被彻底分解到了民间承包商手里。于是分包与竞标，使资本方彻底摆脱了质量安全责任。而质量安全成本，几乎是唯一能砍的软指标。拿柔性防护系统来说，由于部颁标准存在巨大缺陷，那些钢板用得越薄、工字钢下差愈大、钢丝绳用得越便宜，施工手段越简陋，质量管理体系越残缺的竞标者越会胜出。而资本方根据标准是根本无法实施验证的。本来人命关天的领域，越来越成为造假的场所。（相关标准既无法对防护系统整体实施验证，又无法对原材料、结构件的特性实施真实有效的监控）。这致使早期专业实力雄厚的正规企业倍感纠结：企业越是在质量安全方面认真的展开管理体系，越容易被资本的利润极大化排挤出局。
3：道义外成本
企业对社会承担的道义或者叫义务，就是向政府部门缴纳税收。企业税收的集合加央企的利润（不知收上来没有？）就是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其中当然包括了各项为企业服务的办公费用。可是企业真到有点事时，一对一的费用一样也少不了。这些办事机构、事业单位实行的双轨制，绝不仅仅是小金库的腐败问题，根子上是政府掌控资本的利益极大化。
最近听说某地一村主任及其子先后到企业索要过节费，被忍无可忍的工人师傅揍了一顿。可怜他一个小小村官，没有政府的权威，却要盲目效法之。说实在的，一般情况下，村官、地方官、工商、税务、外线电工、邻近村民、技术监督、安全监察，你都得小心伺候着。这些额外的成本，每到年节时便哗哗的往外流。别老说月饼过度包装，问题的结症却在这里。
不再累述各种闹剧般并被上升到太空高度的捐赠了。希望小学是什么？政府不拿钱来办教育，向社会摊派费用而已。国库的富足已使不少发达国家表示不再向中国捐助了。真是无奈。好在以上情况已在极慢的改变着。
4：信用成本
我们都知道，法律是信用的基本保障。但是在资本或与资本挂钩的资源强势面前，法律往往是羞涩的小女人。让我们看看以资本做后盾的强势是怎样掠夺弱势的。
2008年，某局换领导后突然单方面撕毁了正在施工的多份协议。并利用其掌握的巨大资源优势，强迫相关施工企业重新竞价，致使相关企业损失惨重。对于该局来说是一次极成功的利润极大化。对于相关企业来说，是不得不付出的额外成本。这种超越法制的现象在发达国家是不可思意的。为什么这几加施工企业没有与该局对簿公堂呢？首先是该局的高度垄断性。其次是另有几十家没饭吃的企业惟恐天下不乱。为了将来的一丝希望，为了保住已经投入的资金，忍是唯一的选择。
最近有媒体披露，某极度贫困县的县领导，为了积攒升迁的资本，招来一批建筑商，竞标县城的道路与政府大楼项目。通过明面与暗箱操作，有一批倒霉的企业入围。毫不知情的企业主一定会对县领导感激涕零。一番倾囊相助后，才发觉县财政根本没钱。工人拿不到工钱，找包工头，包工头好心叫来老乡们挣点钱，没想到结果是自己不得不是亡命天涯。法院当然是维护政府的：企业主必须自己掏腰包付工钱以维护稳定。一个极度贫困县，没钱，法院又能怎样？就算欠你的，十年、二十年还你就是，不能算利息哈。县城漂亮了，领导升迁了。施工企业不死也只有打点滴的份。宰你，不就是宰个资本家吗？没人同情你，让你欲哭无泪。
还有一招,就是整体预算，不变价格。不干就换人。等到图纸姗姗来迟，才发现总造价超出预算2、3倍。就是要先埋你半截免得你逃脱，再把你全埋了。
企业面临的信用成本已不再仅仅是资本的强势了，个中意味自己品吧。
我相信，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业主们，一旦有机会，他们的资本会转移到房产、股票、以致于像大蒜这样的可投机项目中去。这样以来，他们的辛苦程度会减少多少？他们的社会责任会减轻多少？他们的心理状态会健康多少？向资本靠拢，用钱去挣钱，巨大的诱惑啊！前提是能游上岸。但那些没有任何资本的农民工有这样的机会吗？
85%的劳动者在这样的企业里生存，他们的劳动价值能获得多少上升的空间？难怪不得，我们的制造业要仰仗美帝国主义那区区两亿多人的消费。而指望不上8个亿的农民工。是谁在制造内需不足？
五一年年过，即时都能在媒体上看到那些被戴着红花的人。但更多日子里看到的，是那些在灰尘中蹲在路边，往嘴里刨着小摊食物的建筑工人。
这一切是历史的沿革？还是被某种不可抗力所设计？
毛泽东去了，带着他那神秘的思想。留给我们一行模糊的大字：
为 人 民 服 务 ？ 或是 为 资 本 服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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