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普通制造业工人的低福利问题，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似乎看不到很好的解决方法。现在我们不妨把注意力放在能够比较充分讨论的问题上。经济心理学，或者心理经济学，如今在西方颇有些热度。毕竟，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在经济领域内的行为。行为来自于动机。众所周知，供需关系是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杠杆。但是，这一杠杆的启动，必须通过人的动机来实现。归根结底，“市场规律”是人的动机对市场的反应。比如，为什么许多人会花更多的价钱买一件成本相对很低的产品，而不愿意花更少的钱购买成本较高的产品?为什么有些人会放弃高薪而找个低薪的工作?不研究动机，经济学对这些很普遍的经济现象就无法解释，对“市场规律”也无法准确地把握。

　　可惜，传统经济学总是把人的动机作为一个单一的假定，作为最大公约数来处理，比如价格一提高就会抑制人的购买欲望等等。那么为什么有时房价越涨，购买动机却越强?不同的文化和社会条件，塑造了消费者什么样的心理预期和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没有精细的心理分析，经济学就不可能准确。

　　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中国经济学家信奉的还是西方十九世纪的血汗市场经济。这种血汗市场经济，则是建立在那时人们对人性、人的动机粗略原始的理解之上的。这一点，被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心理学家Clark L. Hull总结得清清楚楚。他的心理学，基于简单清晰的生物学原则：生物机体身受困乏之苦。这种困乏创造了需求。需求激发出动机。动机再激发出行为。行为则是以目标为导向的。达到这种目标乃生存之必须。一句话，穷则思变。人首先要穷得不舒服、难以忍受，这样才能有工作的动力。

　　想想看，在那个时代，上流社会可以公开用侮辱的语言说“无产阶级是只会生孩子的阶级”，只有让困乏逼着他们干活，他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在战后西方国家建立福利制度时，持有这种保守主义信念的反对派的基本理由还是这一心理学原则：福利消除了困乏，没有了困乏就没有了工作的动机，只能养懒人。国内也有经济学家不停地说，“福利国家的害处不仅仅是效率低，更因为会把人们的心思引向不劳而获。福利国家会培养懒汉，整体上的生产下降，国家陷入福利陷阱。”

　　郭台铭是否读过Clark L. Hull并不重要。因为Clark L. Hull的影响早就渗透到血汗工业界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思想中了。业界流传一句话，证明他对于Clark L. Hull心理学的信奉是赤裸裸的：“郭台铭喜欢用没有退路的人。一名鸿海内部员工观察郭台铭用人的一大原则，就是看他有没有卖命的决心。而没有退路的人通常都愿意全力以赴。给已经吃饱的人一碗饭吃，不但用处不大，而且他也不会感激你，但是给饿肚子的人一碗饭吃，他不但会全力以赴，而且还会感谢你! 这也是郭台铭的用人一大法则。”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曾说过，中国的经济比美国还自由。照他们的标准，战后欧洲、日本、甚至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几乎都可以说是福利国家。但为什么反而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得最健康呢?我们不妨还是回到心理学上来。

　　1959年，另一位心理学家Robert White的一篇经典心理学论文推翻了Clark L. Hull的困乏理论。White指出，当人的基本需求被满足后，人不会像许多低级动物那样停止猎食，或像机器那样关闭停运。恰恰相反，人正是在这个时刻开始了最有创造性的工作、开始挑战自己的极限、要通过建立对世界的把握来获得生命的满足。

　　这里一个比较低端但非常清晰的例子是达尔文。他自幼对生物学的兴趣是不可抑制的，但还一直遵从父命为当医生做准备。但在大学的一天，他从与兄长的一次对话中，彻底摸清楚了家里是多么富有，他一辈子可以不劳而获了!从此以后，他并不是懒惰起来，而是忘我地投入了生物学的研究。他大学刚毕业不久就随HMS Beagle这一海军船只环游地球。这实际上是一次大冒险。该船在第一次航行中，前船长就自杀了。达尔文的父亲也极力反对。但是，达尔文坚决不改初衷，最终通过这次航行奠定了他在生物学界的地位。

　　中国自古有“衣食足然后知礼仪”之说，也体现了这种对人性的洞见。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基本需求没有满足的人，每天不得不干自己不想干的事情，经常能偷懒就偷懒。可是世界上一些最为富有、根本不需要为生存而工作的人，反而经常过劳地奋斗，甚至会为此牺牲健康。

　　Robert White以及战后发展起来的“积极心理学”，既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化，也直接影响了这些社会中的管理理论。这也是为什么如今西方国家的大企业宁愿雇佣高薪的“贵族工人”的原因之一。在后工业社会的高科技竞争中，创新经济而非血汗经济才是正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必须早早摆脱血汗经济学的束缚，以“积极心理学”为基础设计一个创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