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经济危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斯蒂芬•雷斯尼克(Stephen Resnick)和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

孙来斌 申海龙 译

《国外理论动态》第十期
 

　　美刊《重思马克思主义》(RethinkingMarxism)2010年4月号发表了斯蒂芬•雷斯尼克(Stephen Resnick)和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题为《经济危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的文章。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从实际工资、劳动生产率和个人债务发展趋势的视角，证明当前美国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之间有内在的关联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人曾经享受过的实际工资增长现在长期停滞，取而代之的是工人背负的债务不断增长，并认为当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复活，但它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一样，都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内设计解决方案，并不能有效克服经济危机。一段时期以后，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危机黔驴技穷之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再次复活。因此强调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才有希望真正克服经济危机。文章内容如下。
　　
　　前言
　　
　　两种不同的、相互竞争的主流经济理论对20世纪资本主义经常发生的危机都作过解释。对于当今的危机，它们也毫不例外地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其中一种理论以其创立者的名字而得名，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该理论声称，无管制的私人市场必然产生价格波动，而这种波动又会反馈到企业、工人和消费者的决定中，使价格呈现螺旋状失控，从而将经济推向周期性的通胀、萧条甚至衰退。如果没有外界的干预，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可能停留在持续低迷或长期通胀状态，以至于最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构成威胁。凯恩斯主义或者当前更普遍称作的“宏观经济学”，将私有经济及其运行机制视为周期性危机发作的根源。经纪人不平等和(或)不对称的信息获得渠道，会产生过多但并无实用价值的信息。这些来自市场的不完善因素通常被归结为“动物精神”。对行政力量的敬畏，加之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的法律规范，有利于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极端不稳定性。“管制，加强管制”，是所谓凯恩斯主义“先知们”的口号。
　　另外一种主流经济理论是与亚当•斯密相联系的。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斯密第一个提出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市场加私人财产)是唯一能够使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经济形式的观点。这种观点在以后的演进形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被通称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或者当前更普遍地称作的“微观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继续不停地证明，为什么私有资本主义经济意味着自由与发展，为什么市场竞争能够产生以及如何产生最优经济效益。当然，非最佳效益偶尔也会出现，但这很有可能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善”所致。换用新古典主义的话来讲，这可能是本意甚好但根本上失误的国家干预使然。因此，最佳的解决方案是让私人市场和私有企业通过内部机制进行自我医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通常谴责凯恩斯主义倡导的国家干预。矛头直指由于多重市场规则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监管失误、政治力量对市场的操纵以及由此产生的低效率，包括通胀、停滞和滞胀等。他们认为，政府不能代替市场机制，而只能让其自寻出路；市场机制本身可以适应无限不同的需求和供给，在信息沟通方面要胜过任何政府。市场机制在这一过程中会刺激、引导买方与卖方，并纠正出现的任何过激行为。因此，“放松管制，解除管制”，便成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口号。
　　正如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所显示，在经历30余载的边缘化状态之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正在走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已经在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运动中有效地遏制并逆转了国家经济干预。对于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余波中走向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及其宏观经济学，他们一直予以极力反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总是攻击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张和罗斯福新政，因为在他们看来，二者严重限制并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并由此加剧了社会冲突(有时也被称为“阶级斗争”)。在此境遇下，他们希冀在斯密的资本主义繁荣增长的愿景中去寻求出路，即依靠私人市场和竞争市场来提升劳方与资方的实际收益，由此避免与经济增长不足相随而生的“阶级矛盾”。
　　在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风靡全球。放松市场管制和推行私有化，似乎成为企业界、政界、新闻界和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原则。正如大萧条之前那样，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再次成为主流现代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因为此前对社会经济何以“真正”运行的错误解读，而被作为历史文物束之高阁。事实上，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主导地位逐渐催生出“新”一代凯恩斯主义者，这些人将自己的理论范式重新解释为对新古典主义的拓展与运用。但顽固的凯恩斯主义者拒绝成为“新”的一代，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的专业发展受阻、职业生涯结束。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理论领域、学术原则和职业生涯方面的极端分歧和互不相让，并没有妨碍它们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联合打压。
　　从20世纪70年代起，市场管制逐渐被放宽，并在最初出现了新古典主义者所承诺的激励机制、市场价格和经济增长等景象。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出现另一种情形，即市场波动、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均衡，以及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经济泡沫。而这些都曾经被凯恩斯主义批评家所预言。随后，新千年伊始就遭遇了股市崩盘，几年之后又是房地产崩溃和资金流动性危机，而现在则是经济的严重衰退以及由此而来的大范围的危机。在此背景下，新古典主义全线撤退，而凯恩斯主义逐渐摆脱困境，得以重振雄风。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后者在前者即市场体系的坚定维护者中找到了一些盟友(即那些意外地依靠政府慷慨援助而得以生存的商界精英)。
　　凯恩斯主义的要旨始终在于：国家要拯救资本主义就必须从其自身着手。在当今，这句话再次成为名言。面对目前的危机，少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仍在鼓吹昔日的论调：无需国家干预，市场本身可以带来繁荣和增长，也可以解决其他任何问题。
　　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古典经济学终有一天将再次复出，并重弹其解除市场管制的老调。我们的这种信心在于，资本主义自我恢复的力量是建立在其持续不断的发展上的，而这又会导致未来的经济问题和经济危机。这句话对于目前正在实施的凯恩斯主义同样也是适用的，它无疑也会产生很多经济问题。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旨在克服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及其随后的经济低迷；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又以克服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局限的面貌而出现。一旦凯恩斯主义对当前经济危机无计可施，新古典主义就会再次复活。
　　事实上，从最基本的角度来看，这两种理论之间的摇摆及其相关政策处方，显示出两者的许多共性。它们大多认同，市场机制是公认的、最好的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有时它们还会补充强调，市场也会公平地配置资源。它们都认为，充分竞争的市场有助于财富的创造，并且获得财富的多少是与为创造财富所做贡献的大小成正比的。它们的分歧在于，究竟应该如何对待那些针对市场机制的批判运动。这些批判运动一般源于那些饱受经济周期性衰退和通货膨胀之苦的市民。针对这些批判运动，新古典主义认为，“应该让市场自己去寻求一种崭新的、高效的和公正的解决方案”；凯恩斯主义则说，“不，不能这样，我们需要国家干预来引导市场找到这种崭新的、高效的和公正的解决方案”。对于双方来说，就财富创造和社会福利而论，以私有企业和自由市场为鲜明特色的资本主义，仍然是最优制度。
　　因此，尽管两者在国家干预的必要性问题上抱持截然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对于资本主义的态度上两者都显示出深厚的保守主义传统。两者之间的某些理论摇摆，是服务于这种共同的保守主义传统的。即当这个制度本身受到质疑的时候，它可以防止资本主义内部的危机演变为整个资本主义的危机，法宝就在于通过双方的辩论来控制由危机所引起的社会不满舆论。当严重的危机危及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时，双方辩论的焦点就在于是加强管制还是让市场机制自我调整；当严重的危机危及加强管制的资本主义时，双方又开始辩论是否应该解除管制或者变换管制的方式。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把公共舆论控制在两种相互替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解决方案之内，即这种改变仅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内，而不会超出它的范围。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除了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有自己的解释和解决方案，并与前两者存在明显区别。凯恩斯主义强调，经济的不稳定性是由于追逐私利的个体消费者、生产者、商人、银行家及其面临的内在的经济不确定性或者由于对市场信息获取的不对称性造成的。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市场的不确定性是由于私人力量的参与和国家力量的介入而引起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却致力于探寻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其独特的阶级结构(特别是资本家占有和分配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特殊结构)的内在关联。我们将在下文揭示这种关联。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得出了有别于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结论。简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由一个阶级结构过渡到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阶级结构，是有效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无论是加强管制还是放松管制，只要资本主义根本制度不改变，它的阶级结构都会系统地、周期性地加剧资本主义的危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赞成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对待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传统的原因所在。
　　
　　剥削与美国历史
　　
　　毫不奇怪，我们马克思主义对当前美国的资本主义危机的解读，是将之同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结构相关联的。美国资本主义在2008年9月所遭受的失败有着长达120年的深厚阶级根源。从19世纪90年代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工业领域出现了两种主要趋势。一方面，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每年增长了约1.8％，另一方面，制造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在不断提高，每年达到约2.3％。如果按照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对这两种趋势进行分析，依据每个产业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率和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变化，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美国剩余价值率已经稳步上升了近90年。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描述，这个世纪见证了美国资本家所获剩余价值的增长速度超过美国工人实际工资增长速度的历史。尽管工人们受到了比过去更严重的剥削(劳动力创造的新价值远远超过了出卖劳动力所得到的价值)，但是他们也得到比过去高一些的报酬。我们不禁要对这种资本主义制度提出质疑，为何这种剥削会持续如此之久?为何它能吸引数以千万计的移民飘洋过海，并由此铸就其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
　　这个世纪是美国资本主义获得持续成功的世纪。资本家稳步增加的剩余价值为其进一步有效扩大和加强阶级剥削创造了条件。这种利益格局有利于资本家利用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实现美国的全球霸权。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分配的多样性，显示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变迁。数量庞大的剩余价值促进了资本积累，并被用于购置机器、兴建工厂和基础设施等，这样就直接增加了工人劳动的产出量，也就生产了更多的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扩张和新技术的运用，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消费品单位价值的降低，因此也就提高了剥削程度。一部分剩余价值被用来支付研发费用，这样就会促成新的产业浪潮，而新的产品又会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一部分剩余价值被用来寻求官商勾结和政府庇护(这是在管理上“无形资产”的投资)，以便资本家能够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产业资本家还将一部分剩余价值以商品销售折扣的形式分配给销售商，这与他自己组织销售从而不得不支付给本企业销售人员报酬相比，更有利于降低开销、节省资金。因此，为了有效降低销售环节的成本，需要构建一个批发和零售的交易网络，以便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产业资本家还会以利息的形式给银行分配部分剩余价值，以便从银行获得用于增加生产投资、研发费用以及扩大和改善与官僚机构的关系所需要的资金。同样，产业资本家还会以股息的形式将一部分剩余价值分配给股东，以便其公司通过向公众出让部分股权从而拓宽融资渠道。最后，产业资本家还会以税赋的形式向各级政府分配一部分剩余价值，并促使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法律、道路、教育、卫生服务、军队、科研及其新产品新技术研发等)，从而降低资本家的运营成本，促进剩余价值生产。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天才们认为，实际工资的上涨、剩余价值的更快增加与剩余价值的分配是统一的，三者相辅相成，彼此促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从三者的矛盾关系角度论述过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在《资本论》第l卷中，马克思界定并分析了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他们的雇主即资本家所占有的事实。在第2卷和第3卷中，马克思详细阐述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瓜分，以及资本家如何以这种方式来维护他们在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统治地位。虽然多次受到经济危机的干扰，但是美国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前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史证明：在占有足够的剩余价值(正如《资本论》第1卷所论)、进行有效的剩余价值分配(正如《资本论》第2、3卷所论)的前提下，资本主义仍然具有自我扩张的能力。
　　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会强调各种社会制度中的矛盾，但是它更重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矛盾。这种矛盾，无疑也可以从美国历史中得到证明，正如它的成功与失败总是如影相随一样。工人实际工资上涨的另一层含义，就是遭受剥削的进一步加深。一些民族主义者在为他们所谓的民主与公平欢欣鼓舞，而这种形式上的民主与公平的背后则掩藏着日益加深的社会分裂，即一方是遭受剥削的工人队伍的不断扩大，另一方是跨国资本寡头及其周围形形色色“食客”的不断聚集。
　　
　　剥削程度的加剧与实际工资的增长
　　
　　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促进了他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在此期间，工人能够消费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这件事情，被强烈地赋予了新的意蕴。在工人自己和绝大多数人看来，个人消费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他们生活是否成功的标准。更高质量、更多数量的消费，意味着更多的快乐。职业的选择和家庭的建立，往往承载着提高未来消费能力的希望。人们是否有资格做父母，往往需要根据他们能否让子女拥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并因此过上更好的生活来评价。良好的教育程度意味着较高的收入和较高的消费水平。一个人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反映了他的社会地位。
　　有些人巧妙地通过购买和使用仿冒奢侈品来迷惑别人，借以抬高个人身价。面对社会普遍接受的以消费水平作为个人成功与否的主要评判标准的做法，持反对意见的宗教领袖、政治家、作家和其他人士纷纷予以谴责，并将其称为“物质主义”。这种消费潮流，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存在于特殊的社会关系之中，它的流行表明了美国工人缺乏对阶级剥削的清醒认识。消费主义把工资和消费水平的上涨视为对工人薪酬劳动的充分和恰当的补偿。消费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已经意识到并采取行动给予了工人恰当的甚至是慷慨的补偿。通过这种强调，消费主义有效地置换了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事实上，“受剥削”这个概念被其做了重新界定，意指少数工人暂时地、或许是不公平地没有得到由资本主义向所有工人正常提供的工资和消费水准(在它看来，工人如果得到了正常的、公平的工资，就没有受剥削)。消费主义断言，不断增长的消费水平证明了以下两点：(1)资本主义不但可以而且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品；(2)日益增长的个人消费水平反映了资本主义相对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然，单靠消费主义本身还不能压制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的相关解释，政府、被资本雇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专家、宗教界还有其他团体也陆续加入到打压队伍之中。他们声称私有企业、自由市场能够保证绝对的个人自由，而社会主义因为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而妨碍个人自由。然而，这种消费主义在美国却发挥了杠杆作用，帮助美国资本主义实现了从1890年到1970年间的显著增长。社会大众尽管极不情愿但却无法回避阶级剥削、它的社会代价或者它在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中的根源。对此，马克思主义者也有相关的探讨。
　　
　　剥削程度的加剧与实际工资的停滞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停止了增长。从此前90年的记录来看，这是一场深刻的变化。尽管制造业的生产率在不断地提高(从1978年至2007年，年递增率为3.26％)，然而实际支付的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几乎没有多大变化，有时甚至还有所下降(从1978年至2007年，每年下降的速度大约是0.37％)。基于一些数据，我们可用图表1对这两种趋势进行分析。从表中可以看出。资本家从每个工人那里不断获得越来越多的产出，但工人得到的实际工资却并未相应增加。换言之，工人并没有分享到由生产率提高而带来的成果，生产率的提高给资本家带来了比以前增加更快的剩余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此间的剥削率(即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比率)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并可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生产者和产品占有者之间的社会分化的鸿沟也在不断加深。最为重要的是，实际工资上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然，应该客观分析而不能过于夸大这种状况对美国的影响，但是，这种曾经通过提高工人工资来增进消费并借以表白、歌颂、维护自己的资本主义，现在再也不能那么做了。最为值得指出的是，公共舆论对于这种已经变化的意义和可能的影响，还未给予必要的关注；工人亲身经历了这种变化，但还只是把它作为个人问题而非广泛的社会问题去对待。
　　20世纪70年代以来，剩余价值生产的激增态势改变了美国资本主义。随着剩余价值的增加和工人实际工资的萎缩，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入资本家的腰包。由于大部分的美国资本主义企业是公司制企业，结果造成公司的财富、权力和影响统治着整个社会。公司董事会的头头们将大部分剩余价值装入自己的口袋(以剧增的高层管理薪酬、股票期权和奖金等形式)，将一部分剩余价值分给下级管理人员(以报酬和管理经费的形式)、银行(以利息及手续费的形式)、经销商(以批发和零售差价折扣的形式)、股东(以股息的形式)、土地和技术所有者(以租金、转让金的形式)等。正如我们下面所要揭示的，这些受益群体弹冠相庆、皆大欢喜，而广大工人群众的生活却步履维艰、每况愈下。

 
　　
　　为什么实际工资会停止增长?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资本家不得不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他们获得了比以前更大份额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对于分割剩余价值的新要求也层出不穷。一些公司的经理要求获得更大份额的剩余价值，用以进行资本积累和技术升级，从而能够更有效地与国外企业竞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特殊时期，美国资本家没有遇到强劲的竞争对手，但这一时期很快就结束了。西欧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得以重建，并且对于美国人的世界经济主导地位虎视眈眈。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也要求以增加税收的形式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份额，因为要维持美国在战后的统治地位，实施旨在安抚日渐动荡的部分穷人的一揽子社会工程，都需要大笔的资金。工会继续使用他们的合法权力，为工人争取分配到更多的剩余价值，用以提高工人的工资、医疗待遇和养老金等。资本主义企业率先制定了相应的策略，用来处理剩余价值的分配与各方的要求相脱节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结束，美国新当选的总统(里根)认为工会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该集团一定程度上会威胁到这个国家和所有的美国人。通过政府立法、掌控公众舆论、降低公司税和针对富人的个税、放松国家的经济管制等举措，总统发起了对工会的攻击。里根的新政策与新古典主义的战略具有一定的一致性，这就是避免社会权力过度集中，并借此消除有碍市场机制平稳运行的因素。但是，随着国家税收的减少，政府在促进就业等方面日益无能为力，并且越来越依靠于政府债券和证券的购买者(主要是公司和富人)；工会丧失了国家一度赋予它的法律和道德支持。工会同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日趋削弱，实际上也降低了为工人赢得增加工资和改善福利待遇的机率。实际工资增长的停滞、企业税的降低和市场管制的放松等因素的结合，为资本家解决剩余价值问题上的紧迫压力提供了“方案”。新古典主义理论将这些政策视为灵丹妙药。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里根的政策使资本家能够做到以下两点：(1)在无需增加工人工资的情况下，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并提高生产率；(2)支付较低的公司税就确保得到国家提供的服务。这实际上意味着，生产的剩余价值越多，得到的免税优惠就越多(通过降低公司税负)。这些剩余价值又转而用于满足扩大资本积累、研发预算以及美国境外生产设施换代升级(那里的工资和其他成本远低于美国境内)的需要。大量妇女源源不断地进入劳动力市场，既是妇女长期斗争的结果，她们希望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也是出于贴补家用的需要。这样就更加大了实际工资下降的压力。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风行全美的办公自动化，实际上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也进一步损害了工人的实际工资。此外，大规模的移民涌向美国，寻求工作机会和他们的“美国梦”。这又助长了大量雇主非法用工现象，并因此破坏了实际工资增加的可能。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美国资本家在日趋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中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但是，这种受到资本家青睐的方案，却给美国工人和政府带来了新的问题。资本家为自己的收益欢欣鼓舞，工人和政府为自己的损失闷闷不乐。所有这一切最终交汇到一起，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危机。
　　
　　工人对实际工资停止增长的反应
　　
　　实际工资的停止增长使工人家庭面临深刻的危机。难道让他们由于实际工资停止增长而放弃消费的增长吗?由于增长消费的观念和消费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异口同声的“不”。对于美国人而言，消费的增长是实现个人梦想和社会成功的标志，是对教育的回报，也是父母要兑现的对孩子的承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于实际工资停止增长的现象(由于工会和社会运动受到严重削弱，缺少有组织的社会反应)。工人和他们的家人的反应是个体的、分散的。
　　首先，他们应对实际小时工资停滞的做法，就是派出更多的家庭成员，去做更长时间的工作。丈夫除了花费更长的时间去做好第一份工作以外，还要兼做第二份甚至第三份工作；青少年在课余也要参加工作；已经退休的也要争取返聘做些兼职或全职工作；最为重要的是，数百万家庭主妇也进入劳动力市场。毫无疑问，这些做法有助于提高家庭收入，但劳动力供应的增加进一步削弱了实际工资增长的可能性，同时也造成了家庭劳动力的外流。
　　用更多的家庭成员去挣更多的工资，这给个人和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代价。越来越多的妇女同时要做两份全职工作，一份是家庭之内的，一份是家庭之外的。从事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仍然是妇女的基本义务，即便她们还要外出做全职工作。妇女所面对的这种双重压力，改变和扭曲了家庭关系。离婚率的不断攀升，就是家庭关系异化(药物成瘾和家庭暴力)的标记。妇女的劳动成本也在增加(主要表现在儿童保育、工作服装、交通费、饮食费、清洁费、药费和咨询服务费等方面)，并使妇女劳动的净收益大大缩水，从而也抑制了消费增长的势头。因此，为了消费增长这一目的而产生的另一个资金方面的问题，又摆到工人面前。
　　这个问题就是家庭债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975年统计的家庭债务总额为7340亿美元。到2006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至128170亿美元。这30年间家庭债务的激增，多半源于抵押贷款(而工人们能拿什么作抵押呢?如果有的话，也就是住宅)。大部分的工人基本没有什么储蓄，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所承担的债务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合理的承受预期。无论是美国本土出生的人还是外来的移民，似乎都下定决心要为实现他们的“美国梦”放手一搏，而将风险和代价置之度外。而美国历史也似乎为此做好了准备。到了新千年来临之际，美国工人已经被长期的超负荷劳动搞得筋疲力尽，被家庭的解体搞得烦躁不安，被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搞得焦头烂额。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实际工资的长期停滞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上升，意味着工人劳动力价值的下降。由工人创造的产品总价值在不断增加，却被资本家以剩余价值的形式据为己有。广大的工人得到的越来越少，而少数的资本家得到的越来越多；资本家所得到的，正是工人们所失去的。
　　
　　资本家的反应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美国工人一再被压榨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资本主义处于持续扩张状态。在过去的30年中，剥削率的增长是空前的。正如前文图表所示，工人的实际工资与生产率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事实上，美国近几十年的收入分配格局一直是有利于最高收入者的，这一点可以从剥削率的不断攀升中得到反映。资本家们开始将财富存放在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中，差不多要被快速增长的收益所淹没。通过这些机构，公司董事会头头们以惊人的涨幅分配净收益(即补充了投入耗费和支付了“非管理层”雇员工资之后的收益)。
　　他们通过增加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预算、薪酬和奖金，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镀金”时代。他们对个人财富的炫耀，使其成为媒体阿谀吹捧的目标，并引来大众的羡慕。其实，约翰•洛克菲勒等人早在19世纪末就干过这种事情。现在这些人又如法炮制，故伎重演。两个时代的一个区别就是，在那时，洛克菲勒等人被有些人称为“实业寡头”，但也被许多人叫作“强盗大王”；在今天，这些人的称呼好听多了，“新生公司超级富豪”一词似乎颇为流行。我们现在毕竟生活在一个所谓的后意识形态时代。
　　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司董事会的头头们还不惜斥巨资用于计算机化、产品研发以及生产设施海外化，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地位。0他们在一些政客身上大把地花钱去疏通关系，以便为收入激增创造更多的条件。同样地，这些手段也会用到其他人身上，诸如增加股东的股息、地主和技术所有者的租金、销售商的费用、银行的利息，以及支付给专家和顾问(如律师、广告策划师、公关公司等)的高额花销等。实际上，这些做法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激增的财富日益集中在相当少的人手中，促进了管理型企业的飞速发展，用以专业化管理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对财富的管理也悄悄地变成一种投机行为，正如以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悄悄地临近时一样。因此，金融企业对于争取存款的竞争日益激烈，都期望从资本家那里获得更多份额的剩余价值。这样竞争的结果就是，金融企业“发现”并经常开辟更多的业务项目(如“特殊投资工具”、“担保债券凭证”、“信贷违约调期”等)，以期获得更多的回报。他们并不满足于此，甚至走得更远——超越地理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吸收存款，在全球范围内投资；超越法律限制，绕过金融条例并扩大无管制的金融活动；超越谨慎原则，使投资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高风险。只要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涌进金融部门，该部门就会比美国任何其他经济部门获得更迅速的增长。金融业因为负责这些洪水般的资金流动的管理和运行而抽取了巨额的手续费和佣金，并快速膨胀。大批高校毕业生为了快速致富而舍弃其他职业，纷纷投身于华尔街或其他地方的金融业。
　　
　　矛盾与危机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关注矛盾问题，因此，它理所当然地要将目光聚焦于当前资本主义的矛盾关系。一方面，工人由于实际工资增长的停滞而备受压榨，另一方面，资本家却以激增的剩余价值不断提升社会地位。使两者发生联系的就是债务。美国金融业发明和增生出一些必要的机制。这些机制使资本家有时也可能将剩余价值的相当一部分借给工人。而工人之所以借钱，主要是因为在实际工资停止增长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其他办法来实现他们的“美国梦”；其次是因为其中有无数的再保险可以担保这种借贷是安全的、适度的，并且借贷也是非常美国化的行为。在过去的30年中，工人对信贷需求的日益扩大无形中也加深了他们所受的剥削，而银行家则从中获利匪浅。当然，随着银行间竞争的加剧，他们也在寻求更新的、更有利可图的放款渠道。早在几个世纪之前，银行家放贷给有需要的封建领主和国王，而现在则放贷给实际工资停止上涨的工人以及税收减少的政府。去指责借贷的工人是多么的愚蠢或不负责任，去指责银行或者其他出借人是多么的狡诈和贪婪，这是用道德谴责取代社会分析。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不在于道德谴责，而在于去阐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包括各种道德败坏)条件，何以造成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矛盾发展，而这一发展为什么会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在75年内出现第二次全球性崩溃。
　　解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债务关系的答案就在于债务的证券化。因为工人能够提供的抵押品只有他们的住宅，因此，抵押贷款数额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幅上升，随之而来的就是抵押支持证券份额的上升。全国各地银行、银行代理(“抵押经纪人”)迅速将抵押打包转售给证券商，然后再经证券商转售给“投资者”(包括那些得到巨额剩余价值的人)。最初的经纪人确实赚取了一些酬金，并且还能立刻将抵押卖出，因此，他们大受鼓舞，而对借贷家庭是否有能力偿还债务并不关心。由于金融业的激烈竞争，腐败行为不可避免地与日俱增。当负债率或违约率超过一定比例时，抵押支持证券的价值就会大大缩水，最终引发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当然，一旦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崩溃，危机就会很快蔓延到为其提供抵押支持的证券市场和信贷市场，从那里扩展到所有其他相互关联的市场。由于资本主义市场之间是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的，局部的变化会引起其他部分乃至整个系统的变动，这样就产生了目前的危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家们为这个制度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财富而欢呼雀跃。资本主义的幻想差不多就要变成现实了。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此前工人曾经享受过的实际工资增长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工人背负债务的不断增长。资本家们一直深信，私有制和自由市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正是这种机制造就了他们的巨额财富和美好前景，并且“人人受益”。由此可见，私有化和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市场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然而，属于资本家的美好时光终究会流逝，这让政界、新闻界、学术界对资本主义信仰的肯定显得过于急切。实际工资停滞的残酷现实，让人人发财的魔术穿帮。资本家的受益即是工人的受损，这些观点资本家难以接受也不愿理会。只有当工人群众这一边债务缠身、精疲力竭、不堪重负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崩溃之时，处于欢欣鼓舞“那一边”的资本家们才会手忙脚乱。对于这种矛盾及其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很早就进行了揭示，并且进行了详尽的说明。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
　　
　　如果像我们所讨论的那样，剥削率的不断攀升使工人首先陷入债务危机，接着导致违约，那么，一种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或者部分解决方案)显示如下：消除阶级剥削。遵循这种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主张就既有别于今日的凯恩斯主义也有别于昔日的新古典主义。我们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方案，目标不在于通过增加或者减少国家的经济干预、放松或加强信贷和其他市场的管制等措施去改良资本主义。进而言之，我们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首先是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阶级结构。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重要改变，也只有在这个目标实现后，才能辅之以人民愿意接受的或多或少的国家干预或管制。
　　我们倡导的这一改变，将会让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在企业里处于首先获得剩余价值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地位也赋予工人首先分配剩余价值的权利。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将会成立自己的企业董事会并当家作主，取代传统由大股东选举并对其负责的董事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消灭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涵义，这就是我们在社会经济和每个富有生产效率的企业中迈向新型阶级民主的第一步。除这一举措之外，各企业所有的员工在决定生产什么、在哪里生产、如何生产以及如何分配剩余价值等问题上，将被赋予平等的地位。随后的步骤就是把与企业相互依存的社区也包含进来，以进一步扩大经济民主的范围。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等问题上，工人和社区居民将共享民主权力。
　　阶级结构的这种变化，并不能彻底消除一种社会经济中的各种矛盾乃至经济危机。但是，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危机是一种不同的危机，将会得到不同的理解，也将会受到不同的应对。当然，这些都是另外的话题。首先，像当前这样由于剩余价值率不断上升而导致的危机，在后资本主义时代发生的可能性极小。这是因为，工人自己掌握了企业董事会，他们不可能允许出现这样不断上升的剩余价值率。即使发生危机，人们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将是富于人道主义和公平之心的，因为在消除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过程中已经诞生了一种新型的阶级民主，这种民主所倡导的公平与共享原则，已经深深植入后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结构之中。但是，面对今天的危机，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荒唐现象——丧失抵押赎回权和失业的数百万工人痛苦不堪，而其他人却安然无恙；某些遭受损失的资本主义企业得到巨额的政府援助，而其他企业却被抛向破产的境地；一些市、州能够继续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而其他市、州却无能为力。这些荒唐现象基本不可能出现在以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为基础的社会。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考虑在内。罗斯福新政对资本主义实施了大量经济管制措施，其明确的目的在于结束大萧条，并防止类似的萧条在未来再度发生。新政通过征税和其他措施，约束了资本家追求自己目标的某些手段和方法。然而，它一直没能改变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这些管制措施仍然留有很大的余地，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处在公司董事会头头们的掌控之中。这些头头们只对股东和他们自己的利益负责，而对于新政的管制措施则力图躲避、削弱或敷衍。此外，资本家在企业内部处于首先获得剩余价值的地位，这样也为他们躲避、削弱或敷衍新政提供了便利。正如我们从美国历史中所知，美国企业总是受利益驱动，而会利用各种资源去敷衍新政。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时期，情况更是如此。在我们前面大致描述的后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结构中，这些情况不可能发生。对于工人董事会而言，他们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实施有损于未来反危机改革的类似手段。
　　
　　一个结论性寓言
　　
　　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个相似的寓言结束本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当美国南部奴隶制内部发生危机并给奴隶们带来巨大苦难时，许多人要求政府干预以减轻这种苦难。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或大或小地调整一下奴隶制。但是经历多次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这种局限于奴隶制内部所做的或大或小的调整，并不能有效防止危机的发生。于是乎，他们开始站到另外的立场上，即基于道德、伦理和其他理由去反对奴隶制。换言之，他们开始把废除奴隶制本身作为解决奴隶制反复发生危机的最佳方案。今天，在经历了政府的强化管制、放松管制、再次强化管制的循环之后，资本主义危机仍然反复发生。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受害者而言，基于道德、伦理和其他理由而去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刻也许已经来临，探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不是消除资本主义危机最佳方案的时刻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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