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维系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依然需要宏观政策维持其扩张性；而通货膨胀压力与产能过剩，则表明需要扩张性政策的退出
从目前情况看，国内外主要机构均看好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认为GDP增速可能维持在8%～10%之间；同时，受政策调整和今年趋势等因素作用，2011年中国经济可能呈现前低后高增长态势。但人们更关心的是，2011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哪些“内忧外患”？
正确判断中国经济增长在2011年的内部环境和外部条件中的不利因素，并提前予以防范，的确比单纯关注经济增长来得重要。以下是我综合各方信息提供的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从内部环境看，中国宏观经济在2011年面临的“内忧”，主要来自于此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扩张性政策留下的“后遗症”——当然，这是中国经济过去两年历经风浪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企稳回升之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一是通货膨胀。从终极意义上看，通货膨胀始终是一种货币现象。我曾经反复以这样一句话来预期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后果：“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也就是说，为应对危机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而释放的海量流动性，最后终将沉淀在资产价格与商品价格上，所以我曾预期2010年3%的CPI目标一定会突破。又因为从扩张性货币政策传导到较高的通胀率一般需要7到9个月时间，因此，我也预言CPI将可能在今年9到10月份达到新高。结果，10月份CPI达到4.4%。从理论与经验看，即使央行采取收缩性货币政策，但要消化此前过度货币投放引发的通胀，至少还需要9个月左右时间；再考虑到国际范围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国内农副产品供给情况，预期2011年前三季度CPI仍可能在4%左右波动。
二是产能过剩。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实施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却使金融危机前本已过剩的产能进一步扩张。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产能过剩状况已经比较严重。钢铁、煤化工和水泥过剩产能分别达30%至40%；电解铝产能已占全球42.9%，利用率仅为73.2%；造船能力占全球36%，70%以上产量依靠出口解决；平板玻璃产能占全球的70%，还有新的产能在形成；粗钢产能也已占全球的70%；风电2010年装备产能将超过2000万千瓦，但每年装机规模仅为1000万千瓦左右；多晶硅2008年产能为2万吨，而按需定产仅4000吨左右，目前还尚有在建产能约8万吨。2011年，产能过剩矛盾有可能进一步突出。
从外部条件看，中国宏观经济在2011年面临的“外患”，却仍然来自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到2011年，危机的影响也仍然是“进行时”，而不是“过去时”。
一是发达经济体复苏前景仍然不明朗。从当下状况看，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个人消费仍旧疲软，房地产市场仍处谷底，失业率居高不少；欧元区经济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各国发展情况很不平衡，增长基础十分脆弱；受制于日元持续升值及美欧市场萎缩，日本经济增长前景也很不明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告诉我们，只要全球资本市场去杠杆化过程没有完全结束，不定何时还会冒出一颗随时能将世界经济二次拖底的“炸弹”。在外部经济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环境中，中国经济要想在2011年仍然保持“一枝独秀”将非常吃力。实际上，外部需求再度相对萎缩，已经拖累了近期中国商品出口增长速度。
二是世界范围内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断出台。为提振本国经济，更为刺激就业，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内的一些国家，纷纷重拾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国在2009年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商品出口国，自然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国。英国全球贸易预警处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11月G20峰会召开至今年1月，共有61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实施了共计160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另有111项贸易保护措施正计划或准备对中国实施，两项指标均列世界首位。而从近期发展势头看，各国发起的所谓“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起数仍然在不断上升。2011年我国外贸将可能更受其害。
三是针对人民币汇率的“货币战争”。借口全球经济失衡联合相关国家一起逼迫人民币升值，一直是美国近期经济外交的重点。今年9月29日，美国会众议院更是以348比79的投票结果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尽管由于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出台时机很蠢（美国人评语）”，使得不久前G20峰会上中国人民币升值问题未成为焦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币的压力得到缓解。预期2011年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能会被反复“炒热”。而当前中国外贸领域内众多企业的实际利润率在2%～5%之间。有关部门进行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出口全行业能够承受的升值幅度不到2%。如果2011年人民币持续升值，对于我国沿海部分外向型企业的打击可能并不亚于国际金融危机。
我们更应该看到，2011年中国经济“内忧”与“外患”交织，会进一步增加宏观政策选择的难度。经济增长的外部不确定性与遭遇贸易保护主义表明，如果要维系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依然需要宏观政策维持其扩张性；而通货膨胀压力与产能过剩，则表明需要扩张性政策的退出。因此，在“二难”面前政府如何进行选择，可能是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讨论的重点。
（系中国国防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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