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将缓期

　　原定于年内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仍将缓期，什么时候出台，仍待国务院统一部署，曾参与该方案草案讨论的学者、国家发改委社会学所所长杨宜勇介绍。

　　在最终方案定夺前，国务院仍从各个层面征集意见。一些先行国家的经验也受到关注。12月2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研究机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特别举行远程视频会议，多位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专家参加，并联线了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伊藤正直。

　　最近，伊藤教授受委托，完成了对该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资料91卷本的整理。

　　会议讨论环节，中国学者认为，日本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出台前的方案论证模式乃至过程中的评估等细致手段；以提高受教育年限作为破解劳动力市场供给难题的办法等等，都是我们可以吸取的经验。同时亦要在打破垄断、限制政府支出方面，下更大功夫。

　　另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介绍，相关讨论将梳理后报决策层参考。

　　调总量还是调结构？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不久前明确提出，中国急需将收入分配改革作为约束性指标，争取“十二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低于8%，劳动者报酬年均增长不低于10%。

　　“按此测算，大概在10年内中国劳动者收入会翻一番，如果改革收入分配政策，五年就会翻一番，类似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迟福林说。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一直反复呼吁借鉴日本经验，推出我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若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

　　一些地方开始先行试点。今年9月，广东省发改委《关于我省实施扩大内需情况的报告》指出，未来将积极探索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提醒，“国民收入总量的增长不等于老百姓收入的增长。我们更需要去调整国民收入内部结构，消除不同群体、不同单位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

　　实践层面，由于一直以来各地政府已习惯GDP和财政收入的经济指标，专家担心，笼统提国民收入倍增，会让地方政府追求总量增长，而非具体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

　　事实上，最近各地公布的“十二五”规划草案也确有此迹象，最近广西、黑龙江、贵州等多省规划主要指标仍落脚在经济，诸如“力争到2015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财政收入翻一番以上”，对具体人群收入指标鲜有涉及。

　　而在日本当年的倍增计划中，对诸如GDP、国民收入总量，乃至具体人群的工资倍增等等指标都有涉及。

　　财政部科研所研究员刘微则担心，单纯提收入倍增计划后，绕进指标里出不来。

　　“与其围绕该计划，提出一些指标，不如直面我们在初次分配领域的核心问题”，她认为，政府最该做的是减少对市场机制的干预和扭曲。

　　日本方案如何制定

　　按照伊藤介绍，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构思到编制阶段，曾颇费心血和人力。

　　在1959年，日本内阁向日本经济恳谈会提出收入倍增计划课题，由综合部会具体负责，下设两个小委员会，敲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基本框架。

　　在委员会下再设立政策小研究会，具体研究设定经济或社会发展指标。而一旦GNP等基本目标明确，再据此由综合政策研究会，政府公共部门研究会、民间部门研究会和计量部门研究会四个部门负责推进。

　　其中政府部门研究会和民间部门研究会为两大核心，下分设17个小委员会，诸如投资分配、交通、住房政策、水利、能源、科技、教育培训、社保委员会等等。

　　这些委员会并不负责项目审批，而只分别提出分领域措施方案，确定如何分配投资，最后汇总确定总体方案。

　　在政策实施后，又有后续力量跟进。伊藤介绍，当时的决策层及研究者发现，原定国民收入计划目标跟实际情况有偏差，经济增长率太高，担心由此带来日本经济失衡，当即决定修改政策来取得各方平衡。

　　具体办法是在经济审议会建立诸多分会，诸如物价、劳动、产业结构、社会资本、国民经济、财政金融等科会，具体研究计划和实际情况的差异，进而调整政策。

　　魏加宁指出，这样分门别类的论证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比单纯的“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更有实效；同时，负责政策制定论证部门，并不具体负责项目审批，他们所发出的呼吁，也相对更超脱。

　　教育发力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曾把“提高人的能力”作为重点之一，该重点关乎高素质劳动力的持续输送，以及义务教育的持续配合。

　　作为措施，伊藤介绍，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每个府县大学增设了工学部，帮助学生学习新设备新技术；在各个企业设立研究所，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在教育方面，则将高中入学人数持续扩充，一些五年制高中也培养骨干技术人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赵晋平根据其研究发现， “日本高中阶段的义务教育，使得劳动力进入市场暂缓了三四年；在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方面，也并无户籍限制，由此带来各类就业者的起点公平，从而确保了工资待遇等相应水准的公平”。

　　伊藤的一番话也给予了佐证。他介绍，当年日本在新兴的各个产业领域吸收了大量工人，并且，升学率急速升高，20世纪70年代以后高中毕业达到100%，4年制大学达到25%。

　　产业的发展，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带来了工人收入差距的缩小。伊藤介绍，1955年中等企业员工工资是大企业工资的一半；到1975年中小企业工人工资开始和大企业接近，相当于后者的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