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走出新自由主义影响误区
新自由主义
关注度 ★★★★★★★★☆
关注理由:20世纪末以来,新自由主义对世界各国思潮的影响日益凸显,其政策主张在国际经济的实践中被广泛运用。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一些学者对国家改革发展的政策建议也具有某些新自由主义政策特点。弄清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发展与演变,有利于我国改革的推进。
主要观点:新自由主义是指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以来出现的复兴传统自由主义的思想。该思想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倡导市场自由的竞争和个人主义、主张经济、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与私有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演变历程:古典自由主义发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它的核心思想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其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然而,仍有经济学家同凯恩斯主义对抗,主张回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就形成于这个时期。在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适应这一需要,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重新抬头。为与原来的古典自由主义相区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
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开始从理论、学术转变为国家政治的体现和意识形态的思潮,成为美英等国在世界上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出台的“华盛顿共识”。在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主流经济意识形态。
金融危机及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成为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以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国不断输出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必然产物
国际金融危机的思想基础——新自由主义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它泛指经济学中的市场自由主义思想。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和主要内容是:市场是充分的自由竞争,因而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利己的,因而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利己崇拜;市场的调节是“看不见的手”作用,私人活动取代公共行为;市场经济倡导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等等。国内外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及其内涵一直看法各异,但是其基本思想与核心内容应是有共识的。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秉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特别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走向极端。归纳起来,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大致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即全球经济美国化”。
早期的新自由主义只是作为一种理论思想而存在。20世纪末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政策层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国际经济的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最近20年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延伸,新自由主义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向全球传散,使各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滞胀”,导致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活、变异与盛行;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从理论思想嬗变为全球垄断资本的经济政策与行为范式,并首先在美国和英国以及一些拉美国家推行;20世纪90年代到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新自由主义以“华盛顿共识”政策而被大多数转型国家所采纳。这一波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曾在美国的里根时期和英国的撒切尔时期达到高潮,美国和英国政府不仅仅使本国政策偏向自由放任,同时也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向世界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并输出其政策。
新自由主义从一种思想演变为“华盛顿共识”政策并传散到各国,是它最大的危害。在最近的20年里,被视为新自由主义思想典型代表的“华盛顿共识”政策,从美英国家蔓延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它不仅是美英国家大资本阶层的利益体现,其本身也反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政治主张。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一句格言便是:除了通往全球化资本主义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从俄罗斯转型初期推行的“休克疗法”,到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在全球的蔓延,其深刻的国内政策和国际背景,都与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华盛顿共识”政策的施行分不开。甚至可以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正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政策多年影响和推行的一个必然结果。按照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塔布(WilliamK.Tabb)的说法:“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它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稳定。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盛行的这些年代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实践表明,无论是拉丁美洲国家、俄罗斯和亚洲一些国家与地区,“华盛顿共识”政策的推行都没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受到各国各方的谴责与抨击。我国很多学者对此也有认同。
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理论政策对中国改革有影响吗?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样的背景下,鉴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与反思的必要性,以及中国经济社会中诸多问题与矛盾的显露,人们开始关注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华盛顿共识”政策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在中外一些人士看来,中国是这些国家在实行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政策方面的唯一例外,中国一些学者认为其理论政策对于中国没有产生影响。中国是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政策的例外吗?对此,我们看看国内的一些主要论点。
第一,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对中国改革理论产生影响。更多的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主要学说被引入中国20多年来,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参照,以西方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改革主流语境中的词语、概念、定义、方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其核心理念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等的输入,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理论产生较大影响。例如,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产权理论指导中国产权改革;自由化思想使中国一度放松管制,特别是中国金融监管失利。在我国,也有少数宣扬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带给中国的影响是正面的,因而把中国改革成就归功于“华盛顿共识”。
第二,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对中国改革政策产生影响。一些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曾是中国学界的主流话语,因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给资本和市场留下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把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推至极端,从而影响中国经济政策,使中国一些政策具有新自由主义的特征与性质。特征之一是主张效率就是一切,资本和利润是达到最大效率的唯一工具与标志;特征之二是动用政权力量为资本开路,为资本提供方便条件使其利益最大化;特征之三是忽视普通人的权利。当前我国存在的诸多矛盾,比如贫富分化、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方面的问题等等,恐怕都与前期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不无联系。这是把资本的利益推至极端的必然结果。更有甚者,一旦资本和权力相结合,则会产生极端的腐败。
第三,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对中国改革的正反面影响。对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也有学者从其正反两方面加以评价。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之所以能够误导很多国家的经济实践,在于这一理论包含有合理的成分。正是由于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合理一面,才掩盖了其不不合理的另一面,从而被广为传播。它们对于中国改革的积极作用被认为是在中国经济转型初期,中国政治环境迫使改革者不得不强调经济自由、市场与资本的力量和充分竞争的精神。对中国改革来说,新自由主义理念中包含着建立现代国家所必须的某些合理制度,诸如个人自由、私人产权、市场制度等等,而这样的制度在中国尚未确立。对中国来说,市场监管的对象本身还远不够完整,中国需要强化监管,更需要构造市场本身;另一方面,如同其他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一样,新自由主义在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使中国出现财富两极分化,社会严重不公、公民权利损失、社会矛盾激增、伦理道德丧失等问题。
中国怎么办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思考新自由主义及其政策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因为它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和思潮的弊端与缺陷;金融危机及其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成为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以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国不断输出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必然产物。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在总结国际金融危机教训的同时,反思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对中国改革理论与政策的影响,特别需要关注“国进民退”、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等问题,加强政府在教育、卫生、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的责任,在继续推进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改革的过程中,遏制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各种不利影响。 (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本文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0年资助项目)
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
反对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 改革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中国模式”走自己的路,应对国际 经济危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决策层的理论贡献与创新
特邀嘉宾
卫兴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林德山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危机理论不灵了吗
人民论坛记者:近年来,围绕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相应的政策应对,作为西方国家主流思潮的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林德山:金融危机以来,受打击最大的是过去几十年在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政策意义在于基于古典经济学的市场驱动理论,反对凯恩斯主义方式,寻求把经济的控制权力从公共部门转向私有部门,私有化、放松控制、压缩公共福利开支、贸易自由化等是其主要的政策表示。虽说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方式主要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和里根时代的美国,但面对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和各国传统福利国家体制的危机,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或社团主义传统较为突出的欧洲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新自由主义政治方式作出妥协,表现为在经济、劳动关系和社会政策方面强调经济竞争的需要和弱化传统的社会团结政策。同时,以“华盛顿共识”为标识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也在向转型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蔓延。
金融危机爆发后,鼓吹放松控制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众矢之的,尤其是左翼力量宣称它正在失去其合法性。不过,新自由主义并非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失去了其存在空间,因为导致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兴盛”的土壤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主要是指全球化的竞争环境和欧美发达国家传统福利制度的问题。尽管加强金融控制的呼声和努力不断,但迄今为止,包括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其他更为激进的左翼力量未能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替代性方案。因此,新自由主义方式的主导地位虽然动摇,但其在经济政策领域的影响依然突出。
卫兴华: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危机理论不灵了”的声浪在国内外高调传播。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以来时隔70多年的又一次大危机,它引起了国内外人们的历史回顾和反思。这次危机的突然爆发,蔓延的范围又是空前的,促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危机理论再学习、再研究。
新自由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华盛顿共识”。它的核心思想是由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所概括的三句话:“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进一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证明我国学者开展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正确性和必然性。这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相联系的。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市场万能),反对在微观领域和宏观层次政府对经济的调控。
批判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否定改革
人民论坛记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了中国模式上。这与国内很多学者推崇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强烈反差。您如何看待这种中外思潮的差异?
卫兴华: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鉴于新自由主义在导致苏联瓦解、东欧剧变中的推波助澜作用,鉴于拉丁美洲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酿造的苦果,也鉴于国外许多有识之士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的积极意义,多年来在报刊上也进行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明确了我国的改革与发展不能以新自由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个别学者曾反对批判新自由主义,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是批判改革。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这次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爆发,再次用铁的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失败。证明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需要政府的有效调控。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危机中的有效性和优越性。中国率先走出国际经济危机的漩涡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国外不少媒体在评论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如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在2010年11月16日的文章评论中国模式时说:中国崛起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以至于现在受到的考验不是北京的体制,而是我们的体制。中国模式成为强有力的替代模式或一种挑战,甚至让西方国家以及我们有关民主自由怡然自得的想法相形见绌。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原因何在?主要因为西方主要经济体美国、日本和欧洲仍然不景气,而中国却很兴隆。高盛公司的顾问拉马用汉字“淡”来解释中国模式。正如“淡”字融合了水和火一样,中国式的发展试图完美地实现“效率”与“公平”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反对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影响,以“中国模式”走自己的路,并有效应对国际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决策层的理论贡献与创新。
“中国模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在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论证的。由于当代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出现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完全相同的情况,如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与发展,虚拟经济的膨胀及其与实体经济新的关系,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与发展等等。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在研究与应对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中,既着眼于新旧危机的一般规律性,又着眼于这次危机的特殊规律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我国决策层出手快、力度大、及时采取了一整套应对危机的有效措施,获得了成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做出了贡献。
新自由主义何以在中国风行一时
新自由主义图解许多人往往把完全的自发性等同于市场经济的优势,其手法也有一个偷换概念的小技巧,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装,先去掉“社会主义”之睛,再冠以“自由”之帽,魔术般地改变了事物的性质。其公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自由市场制度”
新自由是金融大鳄的自由
新自由主义实质上代表西方大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一种意识形态,其核心是金融自由化,完全适应了超级金融资本操纵市场大肆投机的需要,与泡沫经济互为表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强势经济,谁拥有更多的资本谁就拥有话语权,谁就更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自由发财的经济,要求追逐利益最大化,没有钱怎么去自由地争取利益最大化呢?新自由主义说是都要在自由市场中发财,实际上只有大资本拥有者,特别是金融资本垄断者,才能自由地赚大钱,美国华尔街的大资本家就是自由地赚全世界的钱。当年反对封建制度时,资本主义刚刚兴起,古典自由主义确有进步意义,到了社会财富集中在大资本垄断集团手里时,这种新自由主义表面上看一切人在市场中自由,骨子里只能代表他们少数金融大鳄的利益。
在上世纪70—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流行,与凯恩斯主义失灵、资本主义国家“滞胀”症发作有关。西方大资本的实力越来越雄厚,自由度非常之大的金融资本、虚拟资本需要这种自由体制和意识,美国等强国利用手中极其雄厚的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由出入也需要这种“便利”,所以撒切尔夫人、里根上台,为新自由主义长达近30年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开拓了道路。这次大的金融危机宣告了它的失败,不得不更多地利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手段。不过这还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最后终结,将来有一天经济形势一旦变暖,它还会东山再起。只要有大垄断资本集团存在,特别是大金融资本存在,社会经济领域就有新自由主义之类的理论观点泛滥。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风行于一时的三大原因
第一,国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经济实力雄厚,在世界市场中占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成为他们的主流经济学。我国搞市场经济没有经验,要借鉴他们一些成功的东西,就很容易不加分析地兼收并蓄,崇拜西方;而西方各国又用各种舆论工具对他国进行宣传、渗透。正如邓小平所说,打开窗子,新鲜的空气进来了,而苍蝇蚊子也进来了。加上苏东剧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垮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也使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信念动摇了,转而接受新自由主义的东西。
第二,国内有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几年,非公有经济特别是私有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并产生了暴富阶层。他们希望在市场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争取更大规模的利益最大化。反映在学术形态上,新自由主义更适合他们的要求。
第三,认识上的片面性。人的认识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我们改革计划经济体制过程中,强调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作用及其优越性,一些人也很容易把市场的自发性加以片面夸大,认为市场可以自我调节,盲目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及市场万能论,否定宏观调控。从认识论上来说,是一种有缺陷的推导。这种片面性就使得一些人否定“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相结合的必要,以致否定市场经济的社会属性,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混淆起来。正是因为这样,新自由主义迷惑了很多人。应该意识到,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是西方国家诱导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理论武器。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在我国经济学界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果失去警惕,听任新自由主义泛滥下去,就会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会被削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警惕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
我们立足于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可以在西方的经济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对比中深化对真理的认识,进一步清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驾驭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有很大的难度,一是市场经济具有多元性、多变性、周期性、国际性,二是经济体制还有许多障碍,三是我们缺乏经验,四是西化影响的冲击。即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尤其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一些缺陷也难以完全避免,它的主要矛盾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突出“以人为本”,还是演变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突出“以钱为本”,造成和加剧两极分化。我国的经验也表明,削弱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性质,放松了“有形的手”,就会出大问题,“三鹿奶粉”事件和房地产出现泡沫就是鲜明的例证。现在出现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要求我们增强忧患意识。在理论认识上,经常有两种倾向交错干扰:或者主张控制过死,捆死市场;或者推崇完全放任,纯靠自发。目前看来,西化的影响不可小觑,那种把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对立起来,继而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分割开来的思潮日益突出,不时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许多人往往把完全的自发性等同于市场经济的优势,这是一种误解和陷阱,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澄清。除了他们反映的一些利益集团的意愿之外,单从思想方法上说是盲目崇拜西方,唯西方“主流经济学”马首是瞻。其手法也有一个偷换概念的小技巧,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装,先去掉“社会主义”之睛,再冠以“自由”之帽,魔术般地改变了事物的性质。其公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自由市场制度”。这样便完成了一种嬗变:把本来作为手段的市场经济变为社会基本制度的根基,把运行的形式变为追随西方制度的内容,抹杀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为私有化、自由化大开绿灯。因此,我们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认真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澄清“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之类观点的误导。
这里应当专门谈一谈科学地发展与利用金融工具和虚拟经济问题。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讲话中提到相互联系的“三个形成”,其中提到“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这对我们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谛是一个重要提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我国现在金融体系滞后,需要加快发展,但决不可效法美国的模式。我们应当从国情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道路、管理体制与运行方式。比如,如何利用好虚拟经济,它需要占多大份额,应当使它在什么范围内起作用,怎样正确进行金融创新,包括人们热衷的股市在内,也要研究它的边际效用。现实中应当提倡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但一定要正确引导,“人人炒股”、“人人投机”是有很大消极作用的,甚至会造成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要制止过度投机兴风作浪,一定要防范各类经济泡沫膨胀为泡沫经济,一定要保持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杨承训 为经济学家,教授、博导,国家社科基金评委)
「 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