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路爱国译）
媒体告诉我们，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世界经济再次回到了它那正常的增长和赢利模式。12月30日，《世界报》以其惯用的绝妙标题概括了这种情绪：“美国愿意相信经济已经好转。”没错，他们“愿意相信”，而这还不仅是美国人。但情况是否如此？
首先，正如我一直反复说的，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场衰退，而是一次萧条。大多数经济学家常常采用这些术语的正式定义，即主要基于股市的价格上涨。他们用这些标准来表示增长和赢利。而在位的政客则乐于利用这种胡说八道。但无论增长还是赢利都不是适当的衡量标准。
总有一些人赚钱，即使最艰难的时候也是这样。但问题在于多少人、哪些人？在“美好”时代，大多数人看到自己的物质状况得到改善，即使经济阶梯上下层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正如俗话所说，水涨船高，或至少大多数船高了。
但是，当世界经济变得停滞不前，如同世界经济自1970年代以来那样，几种情况就出现了。那些不能获得足够报酬、从而只拿最低限度谋生收入的就业者人数显著增加。而正因为如此，国家就试图相互出口失业。此外，政客们往往试图剥夺老龄退休人员和不足就业年龄的年轻人的收入，以安抚他们那些在常规就业年龄内的选民。
这就是为什么，在评价不同国家局势的时候，总有一些国家的情况比大部分其他国家看似更好。但哪些国家看来更好则往往变化相当迅速，就如过去40年那样。
此外，由于停滞在继续，消极面越来越大，这就是媒体开始谈论“危机”和政客寻求权宜应急的时候。他们呼吁“紧缩”，这意味着更进一步削减养老金、教育经费和儿童保育费。如果办得到，他们就紧缩本国通货，以便以其他某些国家的就业率为代价，暂时降低本国的失业率。
以政府养老金问题为例。阿拉巴马州有一个小镇在2009年耗尽了其养老基金。它宣布破产，并停止支付其养老金，从而违反了要求其支付养老金的该州法律。正如《纽约时报》指出的，“养老基金枯竭后，受害的不只是养老金领取者。假如一个城市试图遵守法律，用自己年度预算的钱来支付其养老金领取者，那它很可能不得不大幅度增税，或大力削减服务，以获得这笔钱。目前在职的城市工人能够发现，他们为之付钱的养老金计划在他们自己退休的时候将不复存在。”
但是，这是美国各州都面临的隐患，而根据法律，它们都必须平衡预算，这就意味着它们不能诉诸借贷来满足当前的预算需求。欧元区各国也都面临类似问题，它们不能紧缩其通货以满足自己的预算需求，这意味着他们的借贷能力导致过高的成本以至不可持续。
但是，你可能会问，那些据说经济呈现“繁荣”的国家情况如何，如德国以及尤其是德国国内那个被有些人称为“快乐星球”的巴伐利亚州。假定如此，那为什么巴伐利亚人“感到不适”，并似乎“有些压抑，还对本国的经济状况心中无数”？《纽约时报》指出，“德国的好运…（在巴伐利亚州）被广泛视为以牺牲工人为代价，过去十年来工人牺牲了工资和福利，使他们的雇主更有竞争力…事实上，一部分繁荣来自那些得不到其应有社会保障的人们。”
那么，至少还有“新兴经济体”样板，它们在过去几年呈现了持续增长--特别是所谓“金砖四国”。再好好看一下。中国政府十分担心中国银行的宽松放贷做法，这似乎是一个泡沫，导致通货膨胀风险。一个结果就是，在一个失业人员安全网似乎已消失的国家内裁员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巴西新总统迪尔玛·罗塞芙据说对被“高估”的巴西货币感到不安，这是在她认为美国和中国货币都在紧缩时发生的，两者相加，正威胁着巴西的出口竞争力。俄罗斯、印度和南非政府都面临来自其大部分人口的各种不满，他们似乎已置身于所谓经济增长的好处之外。
最后，以及尤其重要的是，能源、食品和水的价格大幅上涨。这是世界人口增长和要求分享的人口比例增加两者相加的结果。这预示着为获得这些基本商品的斗争即将到来，这一斗争有可能变得你死我活。可能出现两个结果。一个是，很大一部分人将降低他们的需求水平—这极不可能。第二个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导致世界人口减少，从而减少短缺—这是一个最令人不快的马尔萨斯解决方案。
我们进入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似乎不太可能的是，到2020年我们会把这十年看作其“危机”被扫入历史记忆的十年。 “愿意相信”一个看似渺茫的前景没有多少助益。它无助于解决我们应就此做些什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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