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作为一个中国经济学人，我想谈谈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的一些感受和对若干经济问题的认识。
研究经济学要不要有正确的立场
新中国建立前，我还在青年时期，在中国昆明西南联大接受了正规的西方经济学教育，同时自己研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研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以来，我又重新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冲击和影响。这两种经济学在我身上交错并存。我是怎样处理两者的关系呢？借用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讲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体”，西方经济学为“用”。现在，在中国由于多元化思潮的侵蚀与泛滥，研究经济学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说法，不太时兴了。但我总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立场，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基本观点和方法是要坚持的。但研究具体经济问题的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可以选择，为我所用，为创建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所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理的分析，有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但是部分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力求使它在中国也居于“主流”地位，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情况需要关注。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能仅靠官方权威来支持其主导地位，而要与时俱进，兼容并蓄，不断创新。
人们通常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是不错的。人们又通常讲，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就是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般地讲，这也不错。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广大人民，除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还包括部分剥削阶级。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不能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如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怀和照顾一部分剥削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合法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正当利益，以团结他们为革命和建设而努力。不能无条件地毫不动摇地毫无限制地支持剥削阶级。绝对不能为迁就或成全他们的利益而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贫富差距的扩大，两极分化趋势的形成，就是这种损害的表现。这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共产党的宗旨格格不入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一定要贯彻这个立场，处处不能忘了这个立场。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初步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那时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以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计划经济中的综合平衡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我逐渐感到中国计划经济的实践，与综合平衡原理有很大距离，其根源并不在于社会制度本身，而在于经济管理体制中的行政管理过于集中。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经济体制改革，我是较早倡导市场取向改革的。并参与了中共十四大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决策的起草工作。到本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后，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又开始关注市场经济的缺陷。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经历了计划与市场烈火与实践反复的锤炼。有人认为，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历史证明，计划经济在苏联和中国都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历史也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不能完全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是必由之路。但市场经济的缺陷很多、很多，也不能迷信。我始终坚持计划与市场的结合论，认为尽管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目标都是要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得益彰，各自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主张在坚持市场改革方向的同时，政府必须实施合理而有效的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
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这一模式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坚持市场取向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其最根本的特征有二。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为制度基础，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为制度基础根本不同。二是在运行机制上，它在资源配置中让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还在宏观调控中运用计划手段，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排除国家计划指导的“无计划性”也根本不同。
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那么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自然成为维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这个条件如果丧失，变为私有制经济为主体或完全私有化，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变质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我国现在有确一种私有化势力，蓄谋以弱化公有制经济，强化非公经济的手段，达到以私有制为主体代替公有制为主体的私有化目的；他们反对在市场经济的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说什么“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什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其用心是很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不会让这一图谋得逞。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个特征即其有计划性，也是由公有制为主体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在共同的社会生产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中，国民经济有必要和可能实行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有计划按比例”并不等于传统的行政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中国改革后，我们废除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不能无视公有制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可以有宏观调控，但无计划来指导经济发展。我国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大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运用计划工具，指导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所在。
在这一个领域，中国也存在着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严重干扰。他们只要市场，而把计划打入禁区，甚至拒绝政府对经济的必要干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同他们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息。
中国模式应对世界经济危机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次世界经济危机，是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以后最严重的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见解，它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的。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一个不同于前次的景观，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被卷进去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卷进去，我有如下的解释。我国多年来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外依存度空前提高，致使我国经济的相当大部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达国家发生了周期性危机，中国就不能不受到冲击。但这只是外部因素。多年来积聚起的内部因素才是根本原因。内部因素，主要是在经济体制方面，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比重的迅速上升和公有制的相对下降、市场化改革的突进和国家计划调控的相对削弱等，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在中国经济中起作用的范围越来越大。这样，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就很自然地不可避免地被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经济危机卷进去。
但是，中国在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中所受的冲击相对较小，复苏的速度相对较快。这与中国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也容许资本主义因素存在。简单说来，中国容许市场化、私有化的发展，但我们还有一些保留。比如，坚持公有经济为主体，在关键重要领域保持了相当强大的国有实力。又比如，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特别是保持了国家计划调控的余地，如继续编制执行年度计划，五年十年中长期规划，保留发改委这样庞大的计划机构等等。这次应对危机所采取的种种重大措施，就展示了这种出手快、出拳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调控的能力，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做到的。这些都使得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冲击的影响较少，处置的表现也较好。总之，中国的经济并没有照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如同某些“主流”经济学者所竭力主张的那样。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我们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相对出色的主要原因。
结论是什么呢？
在中国现时的社会经济中，两种社会制度的经济规律，即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都在起作用，交织着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为了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一方面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用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发展来协助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更要防范陷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作用消极后果的泥淖。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歪曲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在国家宏观计划导向下，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用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以及两极分化，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作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浊流中，高举社会主义的红旗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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