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蔡定创、王建等先生则提出了不同于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即不可紧缩货币，否则会对经济造成经济硬着陆，造成大量民营企业破产和大量失业，反而会抑制内需，让中国的经济更依赖于外需，更多的向外输出财富，造成国民财富的更大损失。蔡定创先生更是创新性的指出，要通过宽松货币政策，股市财富效应和印钱消费来拉动内需，实现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平衡。美元等外汇储备是我国的资产而非负债，美元不是真正的财富，人民币需要升值以抵御输入性通胀和国民财富廉价输出。
我要提出的是只有“对内宽松货币政策+四次分配改革，以提高内需；对外提高人民币汇率+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改变高进低出的财富输出现状”才是中国宏观经济改革发展的正路。这是向蔡定创先生、王占阳先生、何新先生等思想学习的结果。
首先，要认识当代经济的本质特征。我认为，当代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已经是进入“双轮驱动经济”、“信用货币经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时代，这是当代经济与以往各时代的不同之处。“双轮驱动经济”是指当前经济已有实体经济驱动，变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共同驱动的经济形式，存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作用和替代的规律。同时，当代经济的血液——货币，已从20世纪前的商品货币，进化到当代的信用货币阶段，各国、各地区货币无不是信用货币，并随电子交易的扩展而迅速发展。（具体见蔡定创先生的《货币迷局——当代信用货币论》）此外，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是由二战前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时代，发展到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时代（特别是在冷战这一第三次世界大战以美英资本主义国家获胜之后），这就使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转向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在世界范围重新实现新的殖民化，或所谓的建立世界新秩序，将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纳入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控制之下，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目标。（见何新先生关于共济会等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组织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是在这三个条件下去解决，寻找对中国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有利的途径。
其次，要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后，已很大的融入世界经济，大量外资引入，已使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国有企业还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但很多重要产业已被外资所把控。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和一些部门，已向权贵官僚资本转变，他们与买办资本、国际垄断资本，已成为阻碍中国进步、共同发展富裕的重要阻碍，正在形成新的三座大山。为了满足他们的私利和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包括部分非法所得），他们已在大量输出中国利益和转移财富，制造大量国内矛盾。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内需不足，严重依赖投资与出口，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农民、工人、中产阶级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市场化改革和通货膨胀等压力下，已失去太多，甚至已不堪重负。而国内财政收入虽然高速增长，但用于民生的部分很少。以分配改革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民主监督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亟需进行。中国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再者，要认识当前国内通货膨胀（人民币内部贬值）与人民币对外升值的本质特征。在当下，通货膨胀到底是货币增发引起的，还是主要因为输入性通胀和结构性供给不足、以及部分领域的资产化改革引起的？我认为是后者，而且不是靠紧缩性货币政策能解决的，这就与80-90年代中国刚市场化改革时的价格双轨制向单轨制转化一样，是体制性、结构性因素导致的价格上升，而非简单的通货膨胀。当时只有更多的货币投放和工资提高，才能解决价格体制并轨的引起的价格上涨问题，紧缩货币解决不了当时的问题。同样当前的国内通货膨胀问题，必须采用宽松货币政策、加强供给、加快改革来解决，短期的阵痛再所难免。紧缩货币政策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人民币升值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在90年代汇改时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定在8.8：1实在是太低了，需要回归到正常的3：1，特别是在美元不断贬值以重置美元债务的时候，不可再捆绑美元，与他一起贬值。也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对外的财富输出，不再被美国印钱消费。
由此，我们提出“对内宽松货币政策+四次分配改革，以提高内需；对外提高人民币汇率+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改变高进低出的财富输出现状”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
提高内需，是我国举国上下都已认可的方向。但怎样提高内需呢？我国提高内需的关键就是分配体制改革，不单是存量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改革，要倾向与普通大众，更要通过三次分配、四次分配的增量改革，提高消费内需。一次分配的改革是强调工资薪酬福利的集体协商制度，二次分配改革是要强化公共财政，将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民生，并通过财政收支公开，接受民众、人大监督。三次分配改革是强化股市的财富效应，而不仅是把股市作为融资渠道，更要作为提高全民财产性收入和分享微观经济主体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要对多年不分红和较少分红的上市企业做出惩罚，杜绝铁公鸡。四次分配是要通过财政印钱消费，向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服务民生部门投入资金，为社会多余的投资和产能提供消费实现的途径，并释放大众的消费力量，平衡投资资金过剩而消费资金不足的经济矛盾，这与二次分配一样是社会主义按需分配的需求和体现。（见蔡定创先生《货币迷局——当代信用货币论》和《印钱消费》） 需要强调的是：一次分配、二次分配是存量分配，三次分配、四次分配是增量分配。一次分配、三次分配是对微观主体的分配，二次分配、四次分配是对宏观经济的再分配。这些分配改革都需要政治民主改革相配合（见王占阳先生《民主是民生的政治基础》），也都需要实施宏观宽松货币政策，在资金量上给予保证。这些改革也是需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主体保持国有资本，在资本上可以做到保证。
对外改变对外资的依赖，提高人民币汇率和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而这是中国解决严重依赖外需，殖民地化所必须的。引入外资在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初期，资本、技术不足的条件下，是有正面作用的，在国内需求不足的发展初期，海外市场也是调动我国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因素。（见何新先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 但从90年代起，随着人民币汇改和大规模引进外资的政策铺开，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已经极大损害了我国国民经济和自主产业利益，在当前大量外来资本已成为来我国渔利的热钱。需要改革将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改为同国民待遇，取消出口退税，并增加国内消费退税。要改变出口，挣美元等外汇才是财富的观念。在信用货币时代下，美国等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可以通过贬值本币、国债和炒作大宗商品，转移国际社会的财富，从而实现他们印钱消费，免费获取社会财富的目的。尽管我国已开始二次汇改之路，但人民币汇率低估还没能改变，财富输出效应还很大，成为托举美国等债务经济不倒的基础；而外汇占款却成了内部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人民币的发行权部分被转移到美元等发行国身上。因此，不可将外需和外汇作为发展的根本，而需要将本已严重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快速回归到其本来位置，这样才不会继续对外输送财富。同时，需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通过双边货币互换，与更多国际贸易伙伴一起绕过美元等国际货币，可以有效避免汇率变化带来的风险损失。
以上，就是我对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初步设想,是分别从内和外，量和质去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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