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安玉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校刊部，南京 210004）
摘要：不搞私有化，再一次表达了中国在改革方向上的原则立场，是中国在关键时刻作出的郑重选择。不搞私有化，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致力全体人民的共同幸福，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和特点，也是我国经济运行的需要和特点。不搞私有化，并不妨碍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不搞私有化，也不能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这一切都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由中外历史所证明了的。
关键词：私有化；贫富分化；共同富裕；保障和改善民生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1）00-0000-00
2011年“两会”期间，吴邦国委员长在他所作的全国人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五不搞”，即不搞私有化、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不搞司法独立、不搞多党制。“五不搞”鲜明表达了党中央在中国走向关键时刻的态度与决心，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五不搞”中，不搞私有化居首，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在改革开放33年的今天，在贫富分化已经相当突出的此时此刻，党中央发出的“不搞私有化”的声音，犹如警钟长鸣，可谓振聋发聩！
一、北非、中东骚乱警醒世人
2011年2月19日，人们还沉浸在新春佳节的喜庆气氛中，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讲话中提出“三个最大限度”：“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要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5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政治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为什么在前后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总书记两次强调社会管理问题？这既有外因，亦有内因。
外因就是北非、中东接连发生的骚乱！
骚乱首先是在突尼斯爆发的。突尼斯濒临地中海，风光旖旎，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人口1000万。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南部地区26岁的失业大学生布阿齐兹在街头摆摊，遭到城管野蛮殴打而自焚。局势迅速动荡，波及全国。总统本·阿里力挽狂澜：电视讲话表示改革，全面控制物价，但为时已晚。1月14日，抗议活动达到顶点：数千民众围攻内政部，警方发催泪弹，局势更乱，火车站被烧，商店被抢劫一空，超市被烧，阿里的商铺、住宅被烧，阿里女婿办的银行、汽车店被烧……军队以暴制暴，实施紧急状态法，禁止公共场所3人以上的聚会，18-6时严禁人员、车辆通行，违者杀无赦。冲突的结果是，执政了23年的阿里逃至沙特避难。 此前，突尼斯被认为是非洲、阿拉伯世界最稳定、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其全球竞争力排在非洲首位，1/3的人是大学生。骚乱几乎是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突然暴发的。
突尼斯骚乱犹如火烧连城，迅速波及到埃及。2011年1月25日，埃及骚乱，稍后，执政党集体下台，穆巴拉克辞职，权力交给军方。 2月15日，利比亚开始骚乱。班加西暴发反政府的抗议活动，“打倒腐败分子”、“打倒卡扎菲”的口号声响彻云霄。17日，人们举行全国性示威游行，遭到军方的机枪扫射，全国迅即陷入无政府状态，迄今仍然战火纷飞。 星星之火，迅速蔓延至巴林、阿尔及利亚、也门、伊朗、约旦。
席卷中东、北非的风暴，原因主要有：政治体制僵化，腐败成风；通货膨胀，埃及2009年CPI高达20%；房价飙升，开罗公寓房直追中国，为7400人民币/平方米；贫富两极分化，在埃及，20%的富人占有55%的财富；失业严重。虽然原因种种，但两极分化，民生维艰，却是最直接的原因。而之所以出现“两极分化”，马克思的《资本论》早已作了深入透彻的分析。
内因则是国内突发性群体事件急剧增多，个人极端事件层出不穷。突发性群体事件，1994年1万多起；2004年7万多起；2007年12万起；2008年24万起！应当指出，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很大，但暴露出的问题和矛盾也不少，其中之一就是决策脱离实际，不顾群众意愿，不顾群众利益，乱铺摊子，乱上项目，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在土地征用、城镇拆迁、城市管理等过程中，违规操作，粗野执法，滥用强制手段，导致群众生活无着，上访无门，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一些决策者勾结开发商强拆强征，践踏法律，巧取豪夺，严重损害群众利益，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形象。如何建立一个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决策机制，一切决策都要充分考虑群众意愿，最大限度地防止因决策不当带来损害群众利益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其中，如何防止资方过于强大，如何防止资方挟势压榨百姓，是重中之重。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防止私有化，正是防止资方过于强大、防止资方挟势压倒百姓的釜底抽薪之举。
二、极少数干部苛暴百姓激起民愤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这么一种现象：一些干部不是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而是勾结富豪与民争利；不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而是千方百计“傍大款”；不是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而是为一己之私利嫌贫爱富。他们越来越丢失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行为取向上向“暴发户”一边倒，极少数甚至沦为鱼肉百姓的帮凶，完全站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他们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强烈的民愤。
虽然这些现象并非始于今日，但值得引起高度的关注。正如1956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所尖锐指出的那样：“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 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毛泽东以一个战略家的视野高瞻远瞩：“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毛泽东不无忧心地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1957年1月，又说：“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在论及当时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时，毛泽东分析指出：“闹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 [1]
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这是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向全党发出的警示。如何防止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经济实力，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才能有力地制约苛暴百姓的失控的权力，防止损害群众利益的各种腐败。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公有制。因为一旦私有化，人民群众在资本的奴役下将迅速边缘化，其经济和政治地位将岌岌可危，也就难以有力地制约失控的权力，从而也就难以防止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三、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保障和改善民生，理应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归属。这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江苏时指出：“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必须体现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上，体现在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各项工作上，体现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上。”[2]
发展经济只是手段，改善民生才是归属。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真正搞清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连续32年年均GDP增长9.6%，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我国已经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目标。但是，我们离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还很远，广大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普遍不高：按照最新的贫困标准（年收入低于1067元），我国农村还有贫困人口3597万人，城市还有2347万最低生活保障人口；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的标准，我国至少有1亿多农村贫困人口。可见，老百姓收入与经济增长并不匹配，普通劳动者收入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让全体人民共享。由于普通劳动者收入普遍较低、社会保障未健全，这就出现了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买房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之所以出现上述状况，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误区，把经济高速增长当成了我们追求的目标，唯GDP是从，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把手段当成了目的，而改善民生这一目的却丢在一边。为了经济高速发展，不惜压低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不惜过度消耗有限的资源，不惜牺牲环境。其结果，经济是发展了，但劳动者收入并没有同步增长，有时甚至跑不过CPI，资源被过度利用，环境被严重破坏，直接威胁了子孙后代的生存。
保障和改善民生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中，消费应该第一。在发达国家，消费占GDP的比重是60-70%；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占59%、马来西亚占50%、印度尼西亚为61%，而中国只占37%！
现在消费之所以如此之低，民生问题之所以如此之重，直接原因有二：一是老百姓没有钱花。1978年，我国GDP总值为3645亿元，2009年是40507亿元。人均GDP1980年是313美元，2009年是3678美元。这些巨额增长的社会财富被极少数人占有，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据中国社科院2011年《社会蓝皮书》，基尼系数，1978年我国为0.18，2010年是0.5。由国家发改委和中国社科院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财产差距达到32倍”。目前，这一差距至少超过40倍。大量的财富为少数人占有，而普通老百姓却只占有很少的社会财富，他们想消费但没有消费能力，这样，整个社会的消费就上不去。二是社会保障不健全，老百姓不敢消费。
在没钱花、不敢花的背景下，老百姓手头的养命钱，却还要承受时时刻刻贬值的煎熬。2010年2月14日《新周刊》的最新封面是：中国有多贵？文章写到：“月收入3000元可称为白领，月收入5000元可称为中产阶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持币100万买不到三居室，身家10个亿进不了百富榜的时代，火速到来。无论工资是否跑赢了CPI，中国人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消费越来越贵，已是事实。人民币还是那个人民币，购买力不再是那个购买力。”为了应对通货膨胀，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稳定物价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周小川行长在G20财长会议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也表示：抗通胀要用所有政策工具。于是，每月一提准备金率，2个月加1次息，成为常态。
如何真正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显然，搞私有化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四、历史证明私有化救不了中国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它可以分为私有制与公有制两种。私有制与公有制又有不同的类型和实现形式。就私有制来说，经历了奴隶制私有制、封建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三大类型。此外，还有存在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个体私有制。个体私有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性质，只能从属于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不同的私有制类型在发展中又会选择不同的实现形式，比如资本主义私有制就经历了由自有自营的业主制发展到合伙制、又发展到股份制、再发展到跨国公司制等过程。同样，公有制也有不同的类型和实现形式，有原始氏族社会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又有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等具体类型或存在形式。同时，公有制可以采取不同的实现形式，如国有国营、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
回顾中国经济史，旧中国存在多种私有制经济，但并没有因此走向繁荣富强，而是饱经忧患、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流血牺牲，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挽救了中国。新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大规模工业化的基础。由于受极“左”思想影响，我们在所有制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失误，曾经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这是导致经济体制僵化、经济活力不足的一个重要根源。但历史的和国际的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搞私有化，那样只会葬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同时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分注意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如果放弃公有制，搞私有化，可以肯定，社会主义的异化与自我否定势必出现。
从世界经济史也可以看到，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实行私有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占其中的百分之十几，大部分的国家都是经济社会落后的国家。搞私有化，受益的只能是少数人，遭殃的却是大多数，而且私有化只能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贫富差距更大，最终导致两极分化，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出现社会动荡。在这方面，俄罗斯、东欧等国就是鲜活的例子。“有资料表明，乌克兰在推行私有化改革的10年中，国民经济倒退60%。”[3]
总之，不搞私有化，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致力全体人民的共同幸福，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和特点，也是我国经济运行的需要和特点。如果搞了私有化，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存在了，我们也就丧失了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走向共同富裕的基础。当然，不搞私有化，并不妨碍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不搞私有化，也不能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这一切都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1] 秦立海.毛泽东如何对待群众的激烈言行[j].党的文献,2010(5).
[2] 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求是，2005（1）.
[3] 卫兴华.中国决不能搞私有化[N].人民日报,2009-1-19.
简介：彭安玉（1962-），男，江苏江都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江苏省“333”人才工程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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